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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国学困境三题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4-8-15] 浏览:

  “国学”现在是充斥媒体的名词,“国学热”是街谈巷议的话题。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重镇先后成立“国学院”,民间如火如荼的“儿童读经热”,半民间、半官方的大规模的“祭孔潮”,以及国外不断出现的“孔子学院”遥相呼应,互为奥援,似乎有力地预示着“国学热”的美好前景。在许多人心目中,“国学复兴”、“国学重振”的局面指日可待。不过,在我看来,“国学”和“国学热”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一、国学与旧政治伦理如何剥离

  与上世纪末的“传统文化热”主要限于学术圈不同,新世纪以来的“读经热”、“国学热”,从民间到学术界,呈现出立体规模。百余年来“国学”受到的压抑以及它在人们的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似乎一扫而空;过去被认为糟粕多于精华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成为“国学”的代名词,正面形象空前未有地普遍确立起来。在许多中小学生中,《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成为大力提倡的读物。据报道,有的地方向儿童大量赠送《弟子规》等,甚至出现赠方校长跪拜即将赠出的五千本《弟子规》的奇观。全国各地从小学到大学的“读经”活动表现出的虔诚笃信,展现的是一股浓浓的复古氛围。可以预料,在这种日渐浓厚的复古氛围中,这些传统典籍所承载的旧政治伦理重新复活,卷土重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杞人忧天。

  我们知道,“国学”一词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所促生的概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人“国学”概念中的“国”实际上就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之意,正是早已成为民族国家的西方列强的入侵,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国”的意义;其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异质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固有传统之“学”——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学术传统等——与他族的不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命题中的“中学”,实际上主要指中国固有文教典章制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政治伦理,而西学则主要指西方“坚船利炮”所体现的科学技术成就,正如梁启超所指出,“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以伦理之改造为最高目标的,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攻击,主要在以儒家为代表与农本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伦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背后其实不乏清醒的认识,陈独秀指出:“儒教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所坚持的“国学”,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学问,因为“国故”中不仅有“国粹”,而且有“国渣”、“有鬼”,所以“国学”研究不但要提炼“国粹”,更要“以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清理“国渣”与“打鬼”。这一时期“国学”研究的目标,是将传统政治伦理与学术研究剥离开来,服务于建立“民主”和“科学”新国民伦理的社会改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主题即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即现代性改造。在经济层面,这个改造表现为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即农本经济向市场运作方式的转变;在政治制度方面,表现为由封闭(垄断)的权力制度(即皇权专制)向开放的政治制度的转变,即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思想文化层面,表现为由封闭文化思维向开放文化思维的转变,即传统思维的科学化。新文化运动所致力完成的,是后两个层面的改造,即政治的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的科学化。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性改造道路走得实在太过曲折,内忧外患,加上执政者的错误认识,三个层次上的改造均难得正鹄。改革开放30年来,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的中枢——乃历史的必然,于是聚全民族共识,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了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使中国社会经济层面的改造初见曙光。与经济层面的改造相比,政治和思想两个层面的改造则正在路上,距离完成的目标还很远。在新的政治伦理完全而牢固地确立之前,“读经热”与“祭孔潮”带来的旧传统政治伦理的死灰复燃,必然都对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的实现形成巨大的阻力。

  作为国学研究对象,传统典籍不仅包含“国粹”,而且包含“国渣”,更重要的是,与国粹并存的“国渣”似乎还不太容易失去其毒性,即使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学者也未必能够完全拒其腐蚀。更重要的是,在弘扬传统的旗帜下,对国学研究活动的误解和片面宣传,正在给予方兴未艾的“儿童读经热”以强力推动,由此造成的旧政治伦理的沉渣泛起,对于心神幼稚、毫无批判能力的青少年,其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与皇权专制互为里表的儒家政治伦理被当做社会公德加以推行,其于中国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所形成的阻力和造成的危害,不可视而不见。更何况,有些人乃至一些学者,以“振兴国学”为号召,将风水、算命、相面,甚至推背图之类传统糟粕也视为“国学”弘扬的目标,其对社会的危害就更不能低估了。

  二、博通与专精如何统具

  中国传统上的所谓国学,主要是“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博通;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所谓“国学”,是以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和理念对中国固有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落实点是作为分科之学的各学科,其特点是专精。传统国学的博通,其优点在于看重联系性,缺点是笼统与模糊,而分科之学更容易使人看清研究对象的局部面目,弱点是见树木多于见森林。博通与专精作为研究方法,其优劣各具,实为不言自明。

  目下国学研究的倡导者主张将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无疑是基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造成的弊端。然而,近代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之所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无疑应归功于学术的分科体系。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学者几乎清一色地全是“通才”,其研究毫无例外地都是综合性的“通学”。古希腊学术体系被认为是“分析式”的,其实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仍然是“无所不包”的整体学问。近代学术日新月异,知识成几何级数增长,即使不世出的天才穷其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博通几个学科。换言之,近代学术所要求的“博通”只具有相对意义,分科之学的建立乃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漫无际涯的博通听来气势恢宏,其实不可能做到。

  人们都承认国学范围广博,道家、儒学、佛学、天文、地理、文学、史学、农工、技术、医学、兵学,诗文书画、音乐、舞蹈、棋类等都在其列。自然科学研究中,从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并取得成绩,都可称为“科学家”,同理,从事“国学”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学科研究的学者都可以称为“国学家”。既然人们不可能指望一位“科学家”的研究覆盖自然科学的几个领域并有精到的研究,何能指望一位“国学家”在“国学”的几个乃至所有领域都有精到的研究?即以新式“国学”创立之初,其学问被誉为“泛滥无涯”的王国维、陈寅恪而论,一生学问虽多有变化,但“根据地”仍是史学;被人们称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其专精主要在印度学和中印关系史研究。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宗教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人们以其中之一域或几域为研究目标取得成就,都值得称道,而通行的做法,则往往是坚守一域而旁涉他域,而漫无边际的涉猎往往貌似渊博,其结果可能是所获甚少,乃至一无所成。

  时下人们谈到国学的辉煌,往往津津乐道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成就,其实,“国学”的繁盛乃是彼一特殊时代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彼一时代的特殊性在于,以中国传统典籍的诵习为主要传授内容的旧式私塾教育虽然风雨飘摇,但仍在延续,由此决定了民国初年众多学者的淹博,无不缘于家学渊源,其旧学积累在青少年时代——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中学阶段——已经完成。近代教育确立以后,传统典籍内容所占的比重已大为降低,而现代自然科学各学科等已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当今教育体系中,以传统典籍为主要内容的国学充其量不过是众多教育元素中的一个元素;对于现代社会以公民教育为目标的公共教育而言,不可能以国学教育取代其他教育元素如自然科学、美育等主要教育元素,而成为唯一或主要元素。换言之,“国学”所要求的传统典籍知识的积累,已经不可能获得清末民初的外部条件,国学知识的积累将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再现。时与势移,“国学”所需之“博通”与分科之学所需之“专精”终为一对不可化解的矛盾。

  三、国学与西学如何贯通

  如上所述,国学是作为西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目下的学术界人们仍然这样划分。在我看来,这样的划分其实并无必要。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以现代西方学术建立的学术体系,换言之,就学术研究方法和手段而言,近代的国学与西学并无本质差别。所不同者只是研究对象有所不同而已,人文社会领域的“西学”以西方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国学则以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不惟如此,西方从事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研究的汉学家,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家”,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也越来越趋同;中国本土从事西方人文学术研究的“西学家”与西方本土的“西学家”,也越来越接近。在学理层面上,并无所谓西学与国学之别。“学无中西”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从接触西学研究方法和理念之初,就有着明确的认识。被誉为现代学术奠基者的王国维,早在1911年就明确指出:“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所异者广狭疏密耳。”表面上,这是基于学科分类一致性所做的论断,实际上却是立足于学科研究方法一致性的认识,所以他强调“中学”与“西学”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这样的真知灼见,即使在今日的学术界也未必人人能透辟地心领神会。

  近代国学创立之初,王国维对于康德、叔本华的接纳,以及他后来创立的治史“双重证据法”,都印证了他对“学无中西”观念的理解和态度。同样,梁启超对于日本学术借鉴西洋学术带来的变化的敏锐观察,陈寅恪对于乾嘉学派和德国与欧洲汉学传统的兼收并蓄,赵元任对于欧美语言学的融会贯通,其程度之深,都达到时代所允许的极限。在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西学分科学问带给这些传统旧学的饱学之士的冲击,远非当今学者所能想象,原因是目下学者已经视分科学术体系为当然之物,对其产生的刺激反而趋于迟钝。

  “学兼中西,贯通古今”历来是学者治学的最高境界和奋斗目标,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谈何容易!现在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充其量肯在“贯通古今”上下功夫,而对于西学,则往往认为那是治西学的学者的任务。这种想法,一方面是缘于当今学科体制的划分——将“中国”和“世界”(实际是“外国”)分为两个方向,这种体制下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视铁路警察式的“各管一段”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从事国学研究的有些学者,没有意识到“学兼中西”的必要性,主观地认为国学乃是与西学完全不同的学科,不仅内容不同,研究手段也自成一系,因而本能地加以拒绝。当然,人生有涯,学海无边,以有限逐无限在客观上产生的绝望感,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故国学与西学之难以兼顾的矛盾始终存在。问题既然存在,回避是不可能的。

   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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