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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毅: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齐世荣教授学术成就评介(上)
来源: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5-12-3] 浏览:

今年是我國著名世界史學家齊世榮先生八十華誕。先生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既注重基礎理論的研究與探討,又注意對國內外最新學術動態的追蹤和把握;既注重對歷史的宏觀概括,又不放過對重要史料的細心考證。對年輕一代本科生、研究生和史學工作者的培養,一向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在約六十年治學、從教的經歷中,先生為推動我國世界史、特別是世界現代史的研究與教學做出了突出貢獻,成績斐然。在此,借慶祝先生華誕之機,總結他的學術成就,以供中青年史學工作者從中獲得有益的教益和啟迪。
一、走向成熟的歷程
齊世榮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蘇省連云港市,很小的時候來到北京。他成長的青少年時期,正是祖國處在災難深重的危急關頭。先生當時因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不愿當亡國奴而由北京冒險到了四川。高中時就讀于重慶清華中學。這是一所教學質量很高、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的學校,從而給他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學歷史系,1947年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49年畢業。先生在燕京和清華大學讀書時,曾受教于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齊思和、翁獨健、周一良等先生。這些先生功底深厚,學問淵博,各有專精的研究,又有學貫中西、視野開闊的共同特點。這些先生學術研究的特點,加上清華大學歷史系一貫強調中西貫通的學風,給齊先生以很深的影響,也是他以后在教學和科研中時刻用以自勉的。
如果說,齊先生在學習階段打下了扎實的業務基礎,那么,在進入工作階段之后,他又進一步拓展了業務領域,提高了理論水平和見識力,從而使他在學術研究的領域里日益成熟。
先生的教學生涯是從中學開始的。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育英中學(今第25中學),教高三年級的世界史和政治課,不久担任教務主任并于1953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段經歷對他的人生有著深刻影響,使他切實地接觸到普通中學的教學實際,并在廣闊范圍內學習和鉆研世界史問題。和今天有些青年輕視中學教學不同,先生十分珍視并懷念這段時光。事實上,中外史學家中有許多人都曾有過中學教學的可貴經歷,并以能直接面向青少年學生而感到自豪。
1954年,齊先生調入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干就是50多年。這期間,先生主要從事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系史和史學方法幾門課程的教學,同時在整個世界史研究方面不斷開拓并做出新的貢獻。
從1954年至今50多年時間,齊先生的學術和政治生涯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從1954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是第一階段。齊先生是一位優秀的教師,他的教學效果一直很好,深受學生歡迎,聽過他講課的老學生至今猶稱道不已。齊先生一面教學,一面担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是“雙肩挑”的干部。在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的情況下,他基本做到了“兩不誤”,甚至抓緊時間學會了俄語,在1958年—1959年翻譯了《蒙古近現代史綱》一書。今天看來,他的這種作為值得稱道,但在當時卻屬于走“白專道路”的性質。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高等學校也是一派熱火朝天。齊先生在歷史系總支書記的崗位上,堅決抵制了只講去工廠農村勞動、不要課堂教學的錯誤傾向,對成天忙于“人人做詩”、“大搞衛生”等一系列嚴重破壞學校教學秩序的運動表示強烈不滿,結果作為學校反對大躍進的重點人物而遭到批判。這一方面說明先生際遇坎坷,另一方面也說明他見識的敏銳以及作為一位學者和政治工作者光明磊落的態度。1959年受處分以后,齊先生并未意志消沉,仍與戚國淦教授等5人合譯了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沒落》一書,實屬難能可貴。
1976年“文革”結束之后,齊先生開始了自己學術生涯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30年,是先生煥發學術青春的30年,是大展宏圖的30年。先生的見識和才華在這可貴的30年里得到充分發揮,他對世界史學科的卓越貢獻有目共睹。
1978年,我國即將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先生此時從講師直升為正教授,這在當時是少有的。不久,先生担任了歷史系主任工作,并于上世紀80年代末被任命為首都師范大學校長,從而使他有機會把自己的學識和教育理念實際應用于行政管理工作。不過,即使在百忙之中,先生仍抓緊時間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除了招收一批又一批碩士生和博士生,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他還堅持給本科生上課。在我印象之中,先生最初研究工作的重點放在原始資料的收集、翻譯和編撰上,經過多年努力,從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代部分》第一、二冊。它是我國第一部關于世界現代史的原始資料匯編,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是內容最為豐富的。先生如此注重史料,與他的史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一再強調要有嚴謹的學風,必須既掌握理論,又占有史料,二者的結合才能有真正的研究。我們看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對理論的鉆研和對史料、特別是新材料的搜尋是如此的執著,實在是他在最近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先生先后担任了若干社會兼職,除前面提到的系主任、校長等行政職務,還担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等職。先生運用自己的學識,也利用他担任的各種職務,為推動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以及人才的培養,盡職盡力地工作,直到今天,還在發揮著作為開拓者和帶頭人的重要作用。
二、堅持唯物史觀,求實而辯證地對待歷史問題
齊世榮先生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作用,他認為從事歷史研究沒有理論修養是不行的,治史者必須首先打好這個重要的基礎。理論水平越高,駕馭史料的能力就越強,才會寫出真正有創見的文章。他指出,現在有些青年對理論重視不夠,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逆反心理。由于“四人幫”歪曲歷史,也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糟蹋了,名聲弄壞了,所以“文革”后有些青年人就錯誤地認為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才是最新最好的。其實,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學問能超過它。馬克思主義理論仍然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一種基本功。齊先生指出,這不僅是我們的看法,西方一些真正有見識的史學家也是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歷史研究的貢獻的。他舉例說,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一書中說:“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所以日益增長,原因就在于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類歷史復雜事件的使人滿意的唯一基礎。”[1](p.27) 美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家伊格爾斯也說:“馬克思主義史學明顯地影響了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把他們的視線引到歷史中的經濟因素,引導他們研究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2](pp.14—15)
齊先生要求學生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并指定四本書讓學生精讀,即:(1)《共產黨宣言》,這是科學共產主義偉大的綱領性文件;(2)《〈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這篇文章對唯物主義歷史觀作了精辟的論述;(3)《反杜林論》;(4)《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關于后兩本, 恩格斯曾說:“我在這兩部書里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為詳盡的闡述。”對于攻讀世界現代史博士和碩士學位的研究生,齊先生要求他們再精讀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便學習經典作家是如何撰寫現代史的。
齊先生不僅重視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導師創立的學說,同時強調重視對其他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觀點的研究。他曾提到對盧森堡的評價問題。盧森堡與列寧發生過幾次分歧與爭執,但總的說來,列寧認為盧森堡是“世界無產階級國際的優秀人物”;然而到斯大林時期,蘇聯對盧森堡的評價發生了突變,這是因為盧森堡一貫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化,反對權力過于集中,主張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這些實際上是對30年代蘇聯出現的對斯大林“造神運動”的否定。齊先生指出:“蘇聯解體后,我們總結蘇聯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時,回過頭來再看盧森堡的理論學說,對其中的合理內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3](“漫談學風問題和學術批評問題”,pp.432—433)
齊先生一貫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發展的學說,并主張參與這種發展。他說:“馬克思主義是在不斷發展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都是它各個階段的發展,同樣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指南。馬克思主義今后仍然需要繼續發展,這不僅是政治家的事,各門科學的專家包括歷史學家,都有責任參加這項偉大的工作。”[3](“漫談學風問題和學術批評問題”,p.434) 與此同時,他批駁了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他說:“今天有些青年好騖新奇,看到一種新學說、新理論,就以為舊學說、舊理論一文不值,可以拋棄了;有人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世紀,已經過時了。這種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厭舊’是十分錯誤的。”[3](“〈經濟社會史研究叢書〉總序”,p.453)
齊先生認為,應當全面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方法。他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又反作用于經濟的基本原理,認為“糾正傳統史學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偏頗,并不等于說政治史就不重要”;“重視經濟基礎的研究,決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政治以及其他上層建筑的研究”[3](“〈經濟社會史研究叢書〉總序”,p.453)。他引證恩格斯在1890年10月一封信中的精彩表述:如果“認為我們否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對這個運動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簡直是跟風車作斗爭了……再說,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4](第4卷,pp.704—705) 他又著重強調研究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的關系的重要性,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定的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但是意識形態一經產生,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意識形態的影響,有時比政治的影響還要持久得多。某些政治條約舉世矚目,當時看起來似乎作用很大,但不久便‘灰飛煙滅’了”。例如1938年9月30日簽訂的《慕尼黑協定》,英國首相張伯倫吹噓它將帶來一代人的和平,但是轉過年來的3月15日便被希特勒撕毀了。“因此,對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意識形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種研究相當困難,意識形態不像政治、經濟事實那樣具體,它對人們的影響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確實存在,但又不易捉摸,更難用量化的材料來說明。這就要求我們付出艱巨的努力。”[3](“〈20世紀文化〉序”,pp.448—449) 總之,齊先生認為,研究歷史時應當把經濟、社會因素同政治、文化等因素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否則就會把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簡單化。齊先生自己在研究綏靖政策產生的原因時,既注意政治因素,也把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因素一并予以考察;在研究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時,既分析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也分析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更著眼于蘇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壞。
齊先生在論述唯物史觀的重要性時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能夠十分嫻熟地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主張和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加以思考。例如,他一方面談到“對歷史中經濟、社會因素的重視,首先應歸功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但緊接著就指出,中國“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學家相當重視經濟和社會因素在歷史上的作用,這在其他國家的史學史上是很罕見的”。他指出,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包含有“試圖用經濟現象說明社會問題和社會意識問題,并把經濟發展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聯系起來的卓越見識”;同時還指出,在班固所著《漢書》和杜佑所著《通典》中同樣包含著重要的經濟思想[3](“〈經濟社會史研究叢書〉總序”,pp.452—453)。
齊先生既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也重視歷史材料的扎實可靠。歷史無法再現,只能通過史料來研究,因此必須從史料的搜集、鑒別和分析著手。在中國研究外國史,搜集材料有很大困難。上世紀80年代初,“文革”剛剛結束,那時外文資料還很缺乏,但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齊先生所寫的幾篇有關國際關系史的論文也有材料豐富的優點。當時齊先生遍尋北京各大圖書館,搜集有關資料,仍感不足時就想方設法托人在國外復印。有了豐富的材料,還需作進一步的鑒別、歸納、分析等工作,為此考據是治史者不可缺少的一種基本功。齊先生有感于解放后幾十年來時而重理論、輕考據,時而重考據、輕理論,特別是“文革”后一些青年學者的文章時有“硬傷”的缺點,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討論理論與考據的關系[3](“楊妃入道之年考讀后——兼論考據在史學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pp.377—393)。他以陳寅恪、陳垣兩位史學大師身居南北兩地,考楊妃入道之年同一問題,得出同一正確結論為例,說明如果方法正確,運用得當,考據是有科學性的。齊先生說,我們應當向馬克思學習,把觀點與材料融為一體,達到高度的統一。《資本論》在當時是最新最革命的學說,但又是以最扎實、準確的材料為基礎寫成的。馬克思說:“我的《資本論》一書引起了特別大的憤恨,因為書中引用了許多官方材料來評述資本主義制度,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從這些材料中找到一個錯誤。”[5](p.165)
三、世界現代史和現代國際關系史學科的開拓者和帶頭人
在齊先生的學術活動中,世界現代史和現代國際關系史是他從事教學和研究活動的主要領域,在這個領域取得的成就也最為突出。
世界現代史是古老的歷史學科中一個年輕的分支。從世界范圍看,這一學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才逐漸建立起來的。從我國看,解放前各大學極少有人研究世界現代史,也很少有人開這門課程。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各高校先后設立了世界現代史課程。齊先生從50年代至今一直從事這門課程的教學和研究,主編了若干套有影響的通史、教材和資料文獻集,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和專著,為世界現代史學科的奠基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與此同時,在現代國際關系史領域也作了一系列開拓性工作。限于篇幅,此處著重介紹以下四個方面。
(一)對世界現代史學科的特征和重大意義作深入探討
首先,明確界定了世界現代史學科的基本特征。世界現代史大體上相當于20世紀的世界歷史,對于這一點達成共識較早。但20世紀世界歷史的特點是什么?吳于廑教授1984年在我國第一次提出,應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歷史怎樣“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這個看法對世界現代史研究很有啟發性。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著重論述世界現代史的特點,指出世界現代史的“研究對象是從20世紀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體化的過程”。他在與吳于廑先生共同主編的、1994年出版的《世界史·現代史編》的“前言”中指出:“世界歷史雖然從近代已經開始,但到20世紀世界才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聯系成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世界史就是現代史。反過來看,現代史又只有用世界一體化的眼光才能認清它的實質和各種問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現代史就是世界史。”[6](上卷,p.1)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編寫世界通史(包括世界現代史在內)是不可能的,《新編劍橋近代史》的主編克拉克就曾說過,按照其編寫宗旨,《劍橋近代史》新版不過“是許多符合事實而又前后一致的評價的匯編”。這套書第12卷(相當于現代部分)的主編莫瓦特也同意這種看法,他說:“今天幾乎沒有歷史學家……認為我們還能寫出世界通史或終結性的世界史。”① 針對此點,齊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說:“終結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任何一代人,無論晚到什么時候,都不可能窮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斷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都是完全能夠寫出來的,而且能夠寫得越來越接近客觀真實。”他還說:“作者要想把充滿矛盾運動的全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和概貌勾畫出一幅清晰的圖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滿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專題論文和國別史或國別史的匯集堆在讀者面前嗎?如果只是這樣做,他們關于現代史的局部的、具體的知識雖然會增加很多,但將永遠不會知道‘世界’現代史是個什么樣子。人類發展到20世紀,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發達的科學技術可以極大地造福人類,但也達到了可以毀滅人類的地步。世界現代史學家有責任用清醒的、深刻的歷史認識去啟發人們,使人們變得更加理智、更有遠見。但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只有微觀的歷史研究,而無宏觀的歷史研究。‘細節’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義上‘總畫面’更需要讓人們清楚。研究世界現代史的學者應當不怕困難,勇敢地承担起貫通、綜合、概括的工作。”[7] 齊先生的論述得到許多世界現代史同行的贊同,一批綜合性的世界現代史著作、教材在我國陸續出版,這些著作力求使20世紀發生的紛紜復雜的各種事件統一于世界歷史整體發展進程之中,在揭示世界現代歷史本質運動上做了進一步有益的探索。
其次,高度評價了世界現代史的社會功能。齊先生認為,研究世界現代史有重大意義。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要立足世界,都不能閉關自守,都必須了解世界,既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過去,特別是距今最近的20世紀的歷史,即世界現代史。面向世界的中國,在同外國交往時,在向外國借鑒時,必須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洋為中用”。例如,我們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了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現狀,還必須深入了解它們現代化的全部歷史,研究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要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有必要研究當年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與教訓。不能因為今天蘇聯解體了,就說它沒有成功的地方。當然,它的解體,說明有很大的失誤。對于這些失誤,我們應當怎樣避免?這些都需要研究世界現代史。第二,研究世界現代史,可以為研究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提供鑰匙。馬克思有段名言是大家熟悉的,他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4](第2卷,p.23) 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布洛赫也說:“歷史感的培養并非總是局限于歷史本身,有關當今的知識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為直接地幫助我們了解過去。”齊先生指出,現在有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對人類前途喪失了信心,但是,“我們如果通過現在對人類的過去有一個貫穿古今的了解,就會發現:無論如何,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從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系的整體,從原始社會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人類畢竟是在前進的,雖然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時看來似乎是停頓的、甚至是倒退的。”“研究歷史,就可以提高人們的覺悟程度,增強人們對世界前景的信心。”[3](“漫談世界史和世界現代史”,p.340)
第三,辯證地分析研究世界現代史的不利條件和有利條件。齊先生認為,研究現代史,包括世界現代史,確實有很多困難,但也有有利條件,看不到有利條件也是不對的。他著重指出以下三點:
其一,研究世界現代史,有一生看不完的大量史料,這既是有利條件,也是不利條件。過去人們總以為研究現代史看不到原始資料,這其實是一種誤解。首先,今天有檔案可以利用。許多國家的檔案保密期限都趨向于縮短。英、美、法、加拿大等國的檔案30年后就解密。此外還出版了大量的文件匯編以及個人回憶錄、日記、書信等等。總之,世界現代史的原始資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史學家望而生畏的地步。僅同盟國在1945年擄獲的德國外交部1880~1936年檔案就有400噸之重!面對如此豐富的史料,史學家即使選擇一個范圍相當狹窄的題目,要把有關這個題目的史料看完也是辦不到的。這不像研究古代史,在材料上可以做到“竭澤而漁”。那么出路何在呢?關鍵在于史學家應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具有從史料庫中選擇最有價值部分的能力。
其二,由于作者與所論述的問題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涉及國家、民族、階級、集團或個人的榮辱利害,難以做到公正客觀。這是撰寫現代史的不利條件。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是優勢。現代史作者對時代精神、風俗習慣、社會心理、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的實際操作和運轉等等有親身體會,有直接的感性認識,寫出的東西可能更符合歷史真相。許多偉大的歷史著作都屬于現代史的范疇。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都是當時的現代史。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布洛赫在二次大戰爆發后任軍事參謀,寫了《奇怪的失敗》一書,至今被認為是對法國的失敗做了最令人信服的分析。我國的《春秋》、《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其中一部分寫的也是當時的現代史。
其三,現代史所涉及的事件正在演變,尚未結束,或結束不久,史家距論述的時代太近,因而對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義都難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恩格斯特別指出,現代史學家對經濟狀況(所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的種種變化不可能在當時就得到充分的材料,從而不可避免地包含產生錯誤的根源。但恩格斯又說:“這并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眼前的事件。”他以馬克思所著《1848年到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為例,說明由于馬克思運用了他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而且精通法國歷史,所以“對當時的事變作出的敘述,對其內在聯系的揭示達到至今還無人達到的程度”[4](第4卷,pp.506—507)。齊先生引用恩格斯關于現代史的精辟論述,目的在于希望研究現代史的人要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學習,運用唯物史觀并掌握大量史料,這樣就能克服困難,不因有不利條件而縮手縮腳。先生認為,其實研究任何一段歷史都有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歷史學家如果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反倒更能寫出接近客觀實際的歷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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