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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腾:流亡的犹太历史学家:因《国王的两个身体》而不朽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3-31] 浏览:

[摘要]恩斯特·哈特维·坎托罗维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之一,专研中古时代的政治、思想史。虽然一生著作不多,却因学识渊博与富于洞见而广受推崇。

流亡的犹太历史学家:因《国王的两个身体》而不朽

1930年的坎托罗维奇

恩斯特·哈特维·坎托罗维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 1895-1963)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之一,专研中古时代的政治、思想史。他出身犹太富商家庭,一战时曾为德军服役,转战东方。战后彻底弃商从文,游学于德国各大学之间,深受德国当时的右翼思想团体影响。纳粹上台后,身为犹太人的坎托罗维奇失去教职,并于1938年流亡到英国。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夕,他又由牛津浮海转赴北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安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一生著作不多,却因学识渊博与富于洞见而广受推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阅读,还是能感受到这位德裔犹太流亡学者的博大精深。

坎托罗维奇1925年与珀西·恩斯特·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1894-1970,专研中古德意志王室、政治史、权力符号)在海德堡相遇后终身保持着友谊。1931年,两人分别担任了哥廷根和法兰克福大学的中世纪史教席。随着德国形势日益恶化,坎托罗维奇在1938年被迫流亡英国,后于1939年抵达加州伯克利。当时已经成为纳粹上尉的施拉姆,冒着极大风险为这位犹太好友写了一封推崇备至的推荐信;二战结束后,施拉姆因曾在纳粹国防部任职而被软禁,坎托罗维奇亦为老友重获自由而四处奔走,表示绝对相信老朋友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和纳粹站在一起。诚可谓患难之中,互见真情。

 

流亡的犹太历史学家:因《国王的两个身体》而不朽

 

无注释版的《腓特烈二世》

坎托罗维奇早年思想偏向保守主义,1928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腓特烈二世的著作(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因其预设读者为所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通篇一条脚注都没有。此书出版两年内,总计售出十万册,根据当时德国的标准,绝对算是一部畅销书。这部著作深深打动过戈培尔,后者认为它在“赞扬德意志英雄主义”。当然,随着纳粹反犹运动的升级,他的作品也被刻意遗忘了。

1930年,学院派中坚代表阿尔伯特·布莱克曼(Albert Brackmann)撰文批评坎托罗维奇的作品只是通俗演义,因为它缺乏“史实细节研究”(Kleinarbeit),难以被视为严谨的学术著作。随后,坎托罗维奇不慌不忙地抛出一部长达三百页的附录,将相关材料按照学术标准条分缕析地罗列出来,顿时令批评者无言以对。在附录中,坎托罗维奇向学术界展现了他令人惊叹的语言能力和高屋建瓴的分析视角,法兰克福大学迅即向其提供教职,并盛赞坎托罗维奇“基于科学研究的高超的叙述艺术”,从而使这部原为大众所写的书成为他正式进入学术界的投名状。

 

流亡的犹太历史学家:因《国王的两个身体》而不朽

 

坎托罗维奇逝世后所出的《腓特烈二世》纪念版,左册为原书,右册为坎托诺维奇所出之增补附录。

由于反犹活动的升级,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些亲纳粹学生开始组织罢课,抵制拥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坎托罗维奇显然难逃一劫,最后寓居柏林。直到晚年,他还时常怀念1933年他在法兰克福组织研讨班的幸福生活。1938年夏,旧友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自牛津远道而来,劝其迅速离开德国,并允诺为他在牛津找一个教席。在博拉的催促下,几天后坎托罗维奇便匆匆收拾了随身物件(主要是出席重大宴会时所用的行头),留下了几乎全部私人藏书,跟随博拉秘密逃出柏林,去往不列颠岛。出走之后,他的教授薪资被停,家庭财产也被纳粹全部没收,仅依靠朋友接济和零星的学术资助生活。

坎托罗维奇在牛津的经历并不美好。许多人觉得这个德国犹太人的口音非常怪异,说起话来就像唱歌一样,往往他一开口,整个学院客厅中就笑成一团。(另一位在剑桥流亡的德国学者乌尔曼,境遇更差。因为他不会英文,只能靠拉丁文与英国学者交流。)牛津大学有教员同享下午茶的传统,大家基本上都是便装出席,聚在一起随便聊聊天。而坎托罗维奇每次都穿得像是去公爵家赴宴。由于索森等英国学者的嫌弃,坎托罗维奇未能在牛津找到稳定的教职。当年冬天,坎托罗维奇平生第一次为钱的问题发愁,而博拉来探望时也表明自己实在爱莫能助,希望坎托罗维奇去大西洋对岸碰碰运气。于是,这位头顶高礼帽、穿及膝毛呢大衣、拄着文明棍的顶尖学者,读《泰晤士报》上的招聘启事就成了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门必修课。

坎托罗维奇在《泰晤士报》上看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在招聘一位研究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的副教授,虽然他自己对这个领域几乎一无所知,还是迅即回信申请,并一再保证他会立马着手研究相关问题,赴美后可以直接投入教学。7月底,坎托罗维奇收到回信,要求他在9月初抵达美国并开始教学。安顿好船票事务之后,坎托罗维奇直奔牛津布劳德街的布洛克威尔书店,用他那歌剧咏叹调般的英语对店员说:“我想要一本最好的英国宪政史著作。”有点诡异的是,店员并没有给他斯塔布斯(Stubbs)的《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这是当时牛津最流行的案头书。相反,店员为这位颇有贵族气质的老绅士抱来了一套波洛克(Pollock)和梅特兰(Maitland)撰写的两卷本《英国法律史》(History of English Law)。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坎托罗维奇每日研读此书,大为叹服,并借此开拓了自身研究的新高度。

在海气雾霭中望见自由女神像的时候,坎托罗维奇自信能够教好中世纪英国法律史了。到美国一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这位口音怪异、服饰复古华丽、举止优雅的德国犹太学者虽然在不列颠岛上备受奚落,却激起了美国学生们的极大兴趣。坎托罗维奇令人惊叹的思考深度和语言能力,以及他在讲授课程时的风度,使他在伯克利声誉鹊起。到1940年夏天,当他的老朋友施拉姆坐在希特勒身边担任最高国防秘密会议记录员时,坎托罗维奇则在伯克利海边的小别墅里喝着红酒,周边围坐着一堆对他奉若神明的青年学生。

坎托罗维奇继承了博学时代的教育传统。每周三或周四的晚上,从事中世纪研究的博士生和部分教员都会来到坎托罗维奇家里,由他带领大家逐字逐句地讨论中古拉丁文本。据曾经躬逢盛事的学者回忆,坎托罗维奇就坐在高大舒适的沙发里,一只手扶着书本,另一只手不断地做出指挥家一样的手势。他常能将一个词的用法从文艺复兴时期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代,条分缕析地讲解这个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含义,以及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由于坎托罗维奇早年曾经专门做过东方研究,他知识所及的地理范围横跨高加索山和黑海以西。坎托罗维奇与陈寅恪几乎属于一代人,都深受德国人文研究传统的影响,在博学之泛滥无涯上也诚可并举。但丁的《君主论》(De Monarchia)不过120页,他却用了一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讲解。常常是学生们还沉浸在他刚刚描绘的13世纪君士坦丁堡下水道规划与罗马时代的异同时,坎托罗维奇又转到了描绘理想政体时但丁所采用的形容词词源分析上。

生活方面,坎托罗维奇一直秉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精神,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我的烹饪技术,这才是我唯一一个可以称为专家的领域。”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参加学术会议时,他给朋友写信抱怨:“他们提供的食物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不得不自己去法国市场买肉酱馅饼。”临行时,他还专门去买了许多法式酱牛肉(fricandeau)想带回去慢慢享用,却在路上被同行的人给偷吃光了,使他“愤恨不已”。

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坎托罗维奇拒绝宣誓弃绝共产主义。他对于麦卡锡运动的反对态度在伯克利引发轩然大波,最终被迫辞职。在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帮助下,坎托罗维奇应奥本海默的邀请,进入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在普林斯顿,多数学者都对他早年的极右立场讳莫如深,唯独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约瑟夫·斯特瑞耶(Joseph Strayer)对坎托罗维奇颇为冷淡。有人询问坎托罗维奇对斯特瑞耶特别冷待他的感受时,他回答说:“经历过1939年在牛津的日子,什么样的嘲讽还能使我感到不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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