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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述评”笔谈(三) 乌尔特•弗雷弗特 | 书写情感的历史
来源:世纪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4-8] 浏览: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述评”笔谈* 

 

 



编者按

        2015年8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无疑是世界历史学家的盛会。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15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与会代表围绕“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未来”的大会主旨,就“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世界史中的革命”“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四个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为向国内学界展示此次大会的成果,本刊特邀请五位学者围绕大会主旨和四个主题撰写会议述评,从中可以窥见国际史学研究的最新趋向。



书写情感的历史


乌尔特•弗雷弗特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选择“书写情感的历史”作为大会的主题会议,在很多方面值得关注。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获得了日趋广泛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对其研究重点、研究方法论、研究目标及它与历史学家的相关性的强烈兴趣。这一选择必将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情感历史研究的吸引力。

 

一、 情感的转向

        近年来学术界对情感史的研究兴趣日趋高涨。不同形式和涵盖诸多范围的研究中心已经成立,旨在聚焦这一新兴并快速发展的领域;重要的历史学杂志早已就它的潜在影响和愿景展开辩论。出版商也盼望在出版计划和系列丛书中加入相关的情感文献,这也必将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历史学并非是唯一聚焦情感研究的学科。毫无疑问,哲学已占据领头羊的位置。古代哲学家们早就开始尝试描述并解释感情和情感,并探讨这两者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此外,从心理学方面讨论“情感的转向”毫无意义,因为自19世纪晚期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后,一直以来它真正的兴趣在于研究情感和情感调节。然而,神经科学的出现以及神经影像技术的进步,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对情感以及情感与各种认知模式相互影响的研究。

        人文学科、文学和戏剧研究的学者们早已加入到日益壮大的情感研究人员团体 中。这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他们主要的“材料”与情感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应该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以便通过净化最终重建情感的平衡。18世纪晚期,舞台被认为是传授道德价值并提升公众水平最好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植入“美好的”并去除“糟糕的”情感。文学作品,首先是新的(书信体)小说,总是围绕(或多或少炽热的)情感。并非只有“感伤主义时代”在读者中激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感伤主义浪潮和令人涕泪交织的情感自我反省。1869年,在小说《情感教育》中,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着手创作“我这一代人的道德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他们情感的历史”。当时一种广为流传的假设认为,小说无论好坏皆与拥有、追随、发现、隐藏、抑制及回避强烈情感的人们有关。因此,文学领域的学者自然会研究情感并分析它们的意义、功能及表达方式。

        文学语言也与历史学家相关。他们对情感诗学意兴阑珊,但更关注的是通过创作和阅读有关情感的作品,对情感是如何产生、被人们体验并被付诸实践兴趣盎然。在这方面,罗伯特•达尔顿研究了读者对让•雅克•卢梭1761年的畅销小说《新爱洛伊斯》的反应,当时的书信中许多证据表明,无论男性读者还是女性读者都被女主人公不幸命运感动而潸然泪下。林恩•亨特认为,阅读感伤小说实际上可以起到移情作用,让人们产生共鸣,并信奉关于人权的新福音。

        达尔顿和亨特均不会视自己为情感历史学家中的一员。然而,他们的作品却谈论某些人在某一特定时刻是如何感知某些事情,而新媒体又是如何支持甚至故意引出这些情感。亨特甚至不遗余力地捍卫她的观点:“虚构的共鸣”乃人权的基础。而且,她严厉批评她所从事的“历史学科长久以来对任何形式的心理学争论熟视无睹”。但是,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作为一般的历史书写体裁,无论是通过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传记总是在使用“心理学”的推理。为了解释伟人们的行为,史学家们经常借助大众心理学;为了阐释主人公的动机,常常要参照他们开心或不开心的童年经历及那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情感瞬间。有些史学家甚至尝试引入“精神分析”的概念。但是,新的“心理历史学”信条深受过量的弗洛伊德学说教条的戕害,因此无法赢得更多人的青睐。

        亨特对历史学科的批评不乏证据支持,尤其是当人们用“情感的”来取代“心理的”的情况下。创立于19世纪的学术史学,过去并不热衷于把情感作为一个严肃研究领域。尽管诸多史书(尤其是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时期撰写的史书)充满了激昂的语言,但作者们几乎没有反思过他们所使用的情感词汇和图像。他们也没有系统地寻找情感的来源并从功能、模式和原因方面进行分析。当时,唯有对文化历史着迷或正在探寻历史理解机制的人们才对“心理结构语境”、“情感与痛苦”或民族情感发展状况产生兴趣。然而,这些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仍游离在历史专业的边缘。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敦促他的同行们多关注感觉并提议对人类情感开展大范围的调查,但并没有人听从他的建议。直到21世纪初期,史学家们才对这一提议产生兴趣,并投身“情感转向”研究,最初的研究只是单个学者孤军奋战,后来添加了较多的协作和组织化色彩。

        20081月,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在德国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揭幕。前瞻性的预设认为,情感对人类发展及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一预设引导下,一队历史学家着手探索情感的方式、时间及缘由。伦敦的玛丽女王情感史研究中心及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情感史卓越中心也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揭幕。自此,重要的历史学杂志也围绕这一方法的潜在影响和愿景发起论辩。出版商们也在出版目录中增加了有关的书籍和系列丛书。会议组织的速度和频率证明并且滋养了对这一领域日益增长的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项目委员会把“书写情感的历史”作为20158月在济南举行的史学大会四个主题会议之一。

 

二、 为何情感极为重要?

        研究情感的历史有多种途径,把情感作为历史研究领域之一的原因颇多。有些历史学家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情感产生兴趣,人类历史学主要研究人体和与生命周期(分娩及童年、健康与疾病、家庭关系、死亡等等)有关的实践。正如这些实践都有历史并且随着历史而改变一样,情感同样可以充当历史变量。由于情感被认为与身体新陈代谢过程有联系,随着时空的变化,情感必然受到身体样貌和功能改变的影响。同时,方向性和评价性的认知要素把情感、社会情境和历史变迁中的物质环境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书写情感的历史意味着需要分析在社会影响、经济力量、政治干预和宗教仪式的影响下,情感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譬如,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对他人或动物遭遇的怜悯之心,这些都不应该被看作人类生命永恒的或普遍的特征。情感和情感的实践有赖于某些机构环境和激励措施,它们两者的缺失才会导致其他情感的或非情感的实践无法得以流行开来。

        人类学研究在凸显情感的文化可塑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也警示人们,学者们应该避免使用自己的情感知识来诠释他人的情感。人们感觉的方式遵循文化上的特定轨迹,这些轨迹能避免长久以来的泛化问题。情感知识和情感实践嵌入多层文化意义之中。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也要小心翼翼地剖析这些层面,并且朝情感的语境化概念靠拢,情感的语境化概念要求把临时的、空间的和社会的差异都考虑在内。

        在历史人类学宽广的疆域内外,情感历史学家们对主观的社会建构产生了浓厚兴趣。正如“自我”这一概念自近代早期以来历经多次修订,作为“自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资产,情感也多少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研究第一人称叙述材料(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可以把这些情感置于聚光灯下,将其作为激励人们在某些历史时刻采取社会行动的因素加以考察。

        同时,情感并非个人独有的财产。因为人类依靠情感来交流,人们必须识别并解释这些情感。一言以蔽之,情感的语言必须要成为一种共同语言——至少在个体所属的社会环境内是共同的。不管它的主要内容是宗教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不管是在说和写中,还是在身体姿势和模仿上,情感语言都具有特殊形式并且满足不同的功能。这要求历史学家关注社会团体,而且当下要关注社会机构。社会团体与机构如何定义情感类型,必定影响其成员感受、表达情感的方式以及类型。例如,和一名工厂工人或一名女服务员相比,一名士兵会有不同的情感压力和期望。而一名应召入伍的士兵,与雇佣兵或职业军队中的一员相比,要具备不同的情感素质。同样对于那些在职业的或在志愿军中担任护士的女性而言,不管她们参加战役是为了民族荣誉,还是为了地方的军阀利益,其道理都是一样的。

        很显然,一个机构或社会团体的情感类型和其成员的情感两者之间并没有自然的联系。正如我们不应该低估社会及其机构对个人情感的约束,同样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其功效。对动态变化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或许在探究其发散过程和影响时面临挑战。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因其具有强烈的政治凝聚力和历史终极目标,青年组织、学生协会、工会组织等一直努力使他们成员的情感构成与执政党设定的目标相吻合。尽管这些组织囊括了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但它们最终也无法豪取掠夺他们的情感。一旦国家的情感诉求失去公信力,并与个体的失望和期望发生大规模的、公然的的冲突,则几十年以来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为了洞察这些情感历史研究方法,“书写情感的历史”主题会议的组织者尤特•弗雷弗特(德国柏林)和菲利帕•马登(澳大利亚珀斯)提议设立四场会议,会议遵循两个主要原则:首先,每一场次应该有论文和讨论,应涵盖第二个千年期间较长的历史时期,即从前现代至现代时期。其次,所有场次应围绕西方和非西方间不同的情感历史视角进行讨论,重点要突出,两者无高低之别。基于这一设想,我们安排了四场相关讨论。

        第一场讨论:情感、资本主义和市场。这一场围绕在生产和消费层次上,探讨市场交换所导致的情感的产生、失言、输送及刺激的方式。情感、赚钱和消费,市场活动中的道德和情感重要性之间的联系一直以来就是激烈讨论的话题。这一话题的讨论源自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把贪婪视为七宗罪之一,并尝试区分可接受与否的市场惯例和情感投资之时起。自卡尔•马克思发表对工业资本主义如何影响情感结构的评论以来,人们做出了诸多努力来分析资本主义与情感的双重关系,其中影响深远的是阿尔伯特•O. 赫希曼的研究。他主要研究了在商品社会早期观念中情感是如何转变为利益的。有些问题涉及资本主义以及它的各种变体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激发新的情感类型。例如,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出售某些货物以增进双方的感情或热情?它是否强调某些情感,如妒忌凌驾于其他的情感如移情之上?它有没有改变人类思考和处理情感的方式?另一些问题涉及某种特定的情感和道德秉性如何产生资本主义的观念、实践及看待经济行为的模式。在这一语境中,将其合理化的理论尚存争议,经济人这一概念也概莫能外。最近,糅合了文化和经济研究领域的道德经济概念正在复兴,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接受现代社会的检验,这与它在前现代社会接受的检验并无二致。每一场会议都要触及这些问题和其他的理论难题,并能运用实证研究,从而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导致不同社会情感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场讨论:情感和“他者”的塑造。历史记录中经常会碰到一种类型的“情绪工作”,但从长时段的视角对它的研究尚不充分,这便是在群体内外中,运用情感的力量创造边缘化文化及各式的“他者”。这一过程可能会呈现多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共有的情感,如爱、依恋、同情心和信任,都是产生归属感及同一群体认同的手段。同时,有权力的群体为了隔离其他人,也会在群体中有意识地培养反感与不信任的情绪。在其他时代和地区,共同的情感似乎都是由草根民众团体创造并巩固,正如在20世纪同性恋圈子中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宣传自己的情感规则,以此标示出他们与情感主流之间的距离。不管何种情况,情感团体要么与其他以等级、宗教、种族和性别划分的群体相交,要么与之相平行。情感团体当然也包括在不同地区之间拥有共同身份的群体。在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上,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就充当造成“他者”与“同一性”概念产生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人的情绪化和某些动物的拟人论似乎在质疑这些差异。我们要求讨论小组探讨情感在创造“他者”时的作用,并在提供详尽的情感案例分析和创造“他者”的过程中,解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些过程和它们产生的历史影响的问题。

        第三场讨论:身体和空间中的情感。尽管当代学者就何为情感尚未达成最终一致,大多数定义的确在强调情感与身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后者在生成、表现和抑制情感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只有医学科学与实践指出情感的生理基础,不同的宗教也把信徒的身体看作虔诚和宗教狂热的媒介,并把虔诚的身体表现上升至灵魂发展的一种直接辅助手段。艺术(包括雕塑和绘画)倚重身体唤醒及表现特殊情绪。政治运动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们有意依靠游行、仪式化的行军、集会当中人体的大规模集聚形式,来激发并表达政治情感。现代的大众理论已经关注女性和()男性身体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安排和组织形式,并进而影响不同的情感感受及表现方式。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着重强调空间独特的物质性和它们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建筑物、林荫大道、城镇广场及花园的建筑选择与设计总是会考虑由特殊空间诱发的情感。主题会议至少涉及了由于情感、身体和空间排列的长期变化过程而引发的类似问题与话题。

        第四场讨论:书写情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情感的历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它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仍然处在一个发展的不稳定阶段。与我们研究主题相关的最基本问题如下:个体的内部情感;情感的外在和公有的表达,包括它们表现出的“情绪工作”;情感的旧理论和概念;情感的社会规范和规则。

        当前把情感设想为社会实践的做法已经成功地打破此前情感的内外之别。同样地,历史学家们已经利用早期研究方法以强调情感的外在显示如何影响“内部的”感觉。与传统的主观性观念受到挑战一样,把情感仅分为内部情感和外部情感的二分法也受到了质疑,这些质疑不仅仅来自阐明身体、物体与空间三者之间有着复杂排列关系的情感研究。在这一背景下,跨学科的讨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学家们如何充分利用来自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或者医学史的真知灼见?我们如何在总体层面上衡量作为驱动历史变迁的情感影响?指出情感的历史性及它们如何受变化中的制度、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影响是一回事,认为情感自身塑造历史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能不能够,应不应该有情感史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叙事会与那些(例如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叙事)尤为关注情感的欧洲历史的叙事有何区别?最后,这场专注情感史理论和方法论的会议在先前会议讨论基础上,全面重新认识这些基本问题。

 

三、 “情感史”的全球化:机遇与限制

        大会的征稿启事吸引了主要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学者。这并不奇怪,它反映了欧洲和澳大利亚学者强烈的学术兴趣,但这也表明激发其他地区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并打破“西方”科学樊篱的必要性。这些樊篱到底是什么呢?一方面,全世界的史学家理应对过去以及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真正地感兴趣。情感研究涵盖各个领域,从人类学到政治学,从宗教到艺术,从社会结构到经济体系。因此如同贸易路线,经济增长周期,或等级、性别以及种族冲突一样,情感也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确追随国家或地区轨迹和焦点。不同的社会导向、政治合法性,或文化自证会对应不同的兴趣和相关知识。这样看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社会显然道路不同。对具有公民参与的议会和民主模式的先进市场社会而言重要的,未必对拥有迥异传统、结构和面临挑战的社会也重要。

        简而言之,当前历史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包括行为经济学、情感计算和神经科学中情感研究的勃兴,反映了同一时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情感政治的广泛存在。这是由管理体系的完全转向引起的,我们可以从欧洲、北美洲和澳洲管窥这一转向。因为目前管理体系更强调以自我为目标并且强化对自我优化和自我管理的追求,故而情感作为主要的激励因子和转换机制,可以用来刺激人们的有为和无为。同时,情感仿佛是最后一块隐藏的大陆:情感知识匮乏,而与此同时,政治学、商业、管理、健康产业、人际关系方面对情感知识的需求则呈几何级增长。

        在当代拥有先进资本主义和民主治理的“西方”世界,私人领域和公共场合中情感的地位颇高。在私人生活中,情感发挥着关键作用,常被认为是具有彻头彻尾的主观性。据说人们的情感完全属于自己。情感属于他们的内在自我,唯有情感让他们充满活力并且保持真实。当“自我”概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登上谋求霸权的多重力量的舞台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自我首先是情感的自我。情感因此崭露头角并被尊为个性的首要标记。

        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按照感觉去表达情感。有些情景中,人们乐于隐藏情感并伪装。他们或许摆出一副样子,看上去很酷,他们并没有忘记这只是假象而已。同时,人们也期盼别人能尊重他们的真实情感。伤害某个人的情感后果很严重。一些自助手册提出了不同的策略。它们传递的信息是:除非你容许,没人能伤害你的情感。你就是自己情感的主人并且可以自由地掌控它。

作为传承治疗时代衣钵的当代人,需愉快地接受上述信息并努力使自己能掌控自己的情感,使其免于外界的干预或侵犯。他们学会了“倾听”自己的情感(认为情感告诉他们如何举止端正,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学会了要对自己“好一点”(培养正面情绪和总体幸福感)。多亏丹尼尔•戈尔曼所著与“情商”有关的畅销书,很多人已经能运用所谓的“天生的”同感力来很好地理解自己的和他人的情感。戈尔曼的论点建立在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之上。20世纪70年代晚期,两位美国心理学家就测量过人们的“感知情感、整合情感以促进思考,理解情感并调节情感来促进个人成长”的能力。这项研究已刊登在某些科学杂志上,它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推广普及,变成说教式的建议,人们对它的兴趣急剧飙升。戈尔曼的书被译成40种语言,卖出了五百万本。这一成功促使他成立咨询机构和训练实验室,并使之成为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企业。自此,情商被吸收进管理策略,在很多国家的人力资源员工中广泛使用。

        情商还被用于商业,首先是广告业。作为快速增长的消费社会的一部分,广告业自20世纪初期便不断壮大,蓬勃发展。广告业从一开始就与心理研究联系密切。销售商品的同时也在销售情感:这一魔咒支配了广告狂人唐•德雷伯及其独出心裁的追随者的世界。有些广告宣传,如贝纳通公司,用不同寻常的、令人惊讶的方式去“入侵”大众的情感领域。有时广告宣传攻势采用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比如对于那些贴上“情感”标签的商品(例如汽车、沙拉、化妆品或猫粮)。现今人们凭借情感因素的分析采用更加复杂且影响更为深远的方法。网络媒体公司如网飞、亚马逊已经通过密切监测消费者个人选择和喜好来评定实时的消费者情绪,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它的分支机构的目标则是让计算机来识别人类情感。这些新科技不仅要提高“科技加人类情感体验”,而且还打算赋予电脑以情商,开辟人类情感研究的新道路,使情感能够用于商业目的。

        除了在线交易外,更多的机构打算应用情感或者视情感为工具。甚至政治——长久以来被看作具有很高的理性——也越来越多地应用情感:政客的哀伤、彼此的拥抱,热情的讲话,都会引发自豪或蔑视的情感。通过阅读或观察,有时是面对面的,但经常是通过电视或优兔视频网站(YouTube), 公民成为政客的见证人和目标。然而,媒体不仅仅是调解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调解本身也充满了情感内容。个人的兴趣爱好故事充斥着报纸和电视节目。2005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新闻主播安德森•库珀对卡特里娜飓风充满激情的播报,成为“情感新闻工作”的代言人,此后他一直保持这一新闻播报风格。“情感新闻工作”设法唤起并吸引观众的情感,正如它让自己的情感直面他人的情感,并挖掘他们的同情心。根据民意调查和销售报告的结果,公众似乎对这一做法喜闻乐见。

        “私人”情感因此被转化为公共情感:公开地“感受”并表达,用一种公共约定的,可识别并且可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感。社会媒体发挥强有力的调解作用:个人用户公开展示他们的情感并且邀请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见证、分享情感。自1982年起,添加到个人邮件和即时通信中所谓的情感符号或笑脸符号,便已开始使用共同的情感语言,这一语言高度地形式化而且应用广泛。

        甚至像爱情这样的个体情感也越发地用一种共同的和公共协商的习语表现出来。文化社会学家认为“情感资本”自20世纪兴起后,通过把情感和用情感包裹的商品等同起来,强行控制并重塑人们的内部情感。因此,爱情与带有情感化和感情色彩的物品(如鲜花、珠宝)和实践(如去电影院或餐馆约会)联系在一起。同理,个人情感和情感背景被用于出售“非情感的”商品,如石油或天然气。

        情感的发展离不开上文所论情感研究勃兴这一背景。它在众多科学领域,无论是应用领域还是理论领域,都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历史是知识产生的一部分,因为它通过如何定义现在、现在与过去的期望和经历,来迎合了人们的需要。回溯今天情感政治的浪潮,意味着要重视情感的特性并考察导致这些趋势的情境力量。然而,历史学家们不仅只是善于运用历时分析方法的专家,他们还精通比较研究的视野。情感政治目前貌似只在“西方”而不是在其他地区繁荣昌盛的现状或许可以质疑情感政治存在潜在束缚或结构障碍的问题。因此,我们应把注意力转向各种史学记录:去感知情感,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为情感分得一席之地,并且重视某些情感实践。济南国际史学大会力图让情感历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全球推广,这必将超越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特殊的情感模式的疆域。

 

作者乌尔特•弗雷弗特,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教授。

译者田庆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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