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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述评”笔谈(四) 孙一萍 |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4-8] 浏览: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述评”笔谈*



编者按

        2015年8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无疑是世界历史学家的盛会。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15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与会代表围绕“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未来”的大会主旨,就“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世界史中的革命”“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四个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为向国内学界展示此次大会的成果,本刊特邀请五位学者围绕大会主旨和四个主题撰写会议述评,从中可以窥见国际史学研究的最新趋向。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

孙一萍

 


        2015年8月23—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国际法国大革命史委员会组织了大会的第三场主题会议“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本主题会议分别以“大西洋世界的革命”“20世纪欧洲的革命”“现代欧洲与中东的革命”“现代东亚的革命”为题设立四个专场会议,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12位学者发言。同时,国际法国大革命史委员会还组织了“法国大革命史”专门会议,分别以“跨国影响与跨国联系”“法国大革命史的新研究”“革命政治与意识形态”“国别史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与“比较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为题举办五次专场会议,有17位学者发言。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已经过去25年,本次大会某种程度上是对近年来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世界性总结。本文尝试择其要者进行简要的评述。

 

一、 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

        与会学者除重视传统的比较史外,还在全球史、国际史与跨国史领域表现了更多的方法自觉。最为典型的是墨尔本大学皮特•麦克菲教授的《姐妹共和国?美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文章认为,近年来,革命逐渐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地域更加宽广的、相互联系的全球化现象。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只能从国际角度甚至全球视野才能获得解释。作者建议把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视为全球性帝国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机视野下的两场“姐妹革命”。

        皮特•麦克菲从全球史与跨国史角度,分析了美、法革命的相似性。首先,两场革命的巩固都以巨大的人员伤亡为代价。其次,尽管方式不同,美国与法国革命后都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后出售没收或占领的土地而扩大了农场主土地占有面积,这一点在两国是一样的,但美国伴随着西进运动而掀起了一股农业商业化浪潮,而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主要是由于摆脱了领主压榨与什一税的限制。最后,革命后新成立的两个共和国在政治文化上有着根本的相似性,这一点超越了两国在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等方面的相似性,两国革命者都表现出对美德的热爱与对平等的追求。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发生在第一次全球帝国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领土与追逐商业利益,各大帝国间爆发了严重冲突——特别是英国、法国与西班牙,也包括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各个帝国竞相壮大军事力量以维护自身利益。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全球性帝国危机的存在。法国革命时期加勒比海地区奴隶制度的废除、重新启用及1804年海地国家的建立,使美国南部的种植业得到极大发展,以满足欧洲的巨大市场需求。此外,美、法两国革命都显示出革命与战争的密切关联,两国革命催生了强大的军队,对此后的世界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军队与民族、国家融为一体,大规模的民众死亡是以捍卫国家的名义而进行的,这使战争的性质发生改变,而技术的革新又使1792—1794年的战争形态演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化规模的杀戮。

        当然,笔者认同林•亨特等人的观点,在倡导以全球史、跨国史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不可偏废国内因素。法国革命既是一场法国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也是应对世界变化做出的反应。从革命起源于全球竞争与启蒙思想的跨国传播,到革命起源于一套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把高度的理想主义与领土扩张的野心合二为一,并将追求人权与多种形式的排外融合为一体。这两种革命起源的解释之间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法国大革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只有在法国,革命完全实现了彻底废除领主制、奴隶制。只有法国能够动员军队在欧洲联军意图摧毁革命时奋起抵抗。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人心目中“革命的年代”首要是指法国大革命。

        在提交给大会的会议论文中,有近一半涉及全球史、跨国史研究,可见全球史、跨国史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引领各国的革命史学研究。意大利巴西利卡塔大学安东尼奥•莱哈教授(Antonio Lerra)在《法国与意大利的革命宪法》一文中指出,虽然拿破仑入侵之后,《那不勒斯宪法草案》接受了法国宪法的总体原则,但它根据王国情况进行了适当修改。他的研究揭示了外来思想观念在跨国传播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甚至“再造”现象,对这些“跨国”思想观念进行研究,特别是研究其本土化过程,能够同时深化对观念传播“源起国”与“对象国”的认识。此外,阿姆斯特丹大学安妮•汝尔当教授(Annie Jourdan)的《18世纪欧洲小国的革命》、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费洛斯•罗宾逊(Fergus Robson)教授的《作为旅行者、游客与传播者的革命战士:在意大利和埃及文化遗址上的遭遇战》以及意大利泰拉莫大学弗朗西斯科•贝尼尼奥(Francesco Benigno)教授的《纵览破碎的过去:西方革命经历的历史重演》都是本次会议有关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范例。

 

二、情感史“转向”?

        美国大革命史家蒂莫西•塔克特(Timothy Tackett)的《情感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塔克特认为革命年代不同于正常时期,革命点燃了人们的激情,而由激情宣泄所导致的威胁与不确定性能够引发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情感并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史学家不应无视这种现象。情感史(emotional history)研究的史料主要包括国大革命期间人们的通信与日记,书信与日记反映出他们的怀疑与不确定、疑惑与误解等情感。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信件与日记,塔克特认为应尽可能多地了解作者,尽量选取那些具有连续性的史料。

        塔克特的情感史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反思人们真实的欣悦、爱、恐惧、愤怒与憎恨等情感;第二,思考不同社会群体的情感;第三,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据资料所见,大部分法国人在革命初期对革命的新价值观表达了欣悦之情,认为革命将催生一个新时代。爱,这种私人化的情感在当时被称为“博爱”。大革命初期,人们热切希望所有阶层包括贵族在“博爱”名义下团结一致。然而,这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博爱思想迅即遭到社会上层的谴责,革命者那短暂的欣悦感被击碎。革命初期的欣悦与热情,还夹杂着恐惧与焦虑:害怕欧洲其他君主国的武力干涉,害怕那些位高权重者的报复。而某些贵族的反革命言行又使革命者们很快意识到这种恐怖并非纯然出于想象。恐惧还来源于人们对巨大权力真空的感受,最终由谁来接替行使这一权力?这滋生与助长了法国社会的巨大恐惧与焦虑。塔克特研究了对阴谋的恐惧,发现法国大革命头四年里国民公会议员们在通信与演讲中所使用的语言中,有17个与“阴谋”同义的词经常出现。分析情感转化为行为的过程,必须考虑其他更具攻击性的情感:愤怒与憎恨,而这两种情感又经常与恐惧密切相关,通过认定可憎的他者的邪恶与凶残的本性,以使自身强烈的情感合理化与合法化。

        探讨这些具体情感之后,塔克特借助芭芭拉•罗森纹(Barbara Rosenwein)的“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模式,分析革命时期不同阶层的情感。巴黎无套裤汉比中产精英更易受到谣言的影响,谣言引发恐怖并最终形成憎恨,而中产阶级通常拒斥谣言,然而,两种泾渭分明的“情感共同体”在特殊条件下也可合二为一。关于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塔克特认为,首先,很明显存在工人阶层促动中产精英实施行动的力量,因为工人更易于以暴力方式将情感付诸行动。其次,不应低估精英个人的作用。再次,必须认识从情感到行为这一过程中恐慌所扮演的角色。强烈的焦虑与恐慌导致人们做出反应,恐怖统治更多的是这一反应的结果。而吊诡的是,人们在恐慌时做出的许多反应大多是可控的与理性的,尽管有时是仓促之间做出的反应。最后,塔克特呼吁未来的情感史研究必须采纳比较研究方法,只能通过比较俄国、中国或古巴革命中的情感,才能从也许是革命进程本身的固有特征中,区分出那些为18世纪法国所特有的情感类型。

        塔克特的发言,引发了与会各国史学家有关“心态史”与“情感史”的热烈讨论。皮特•麦克菲盛赞塔克特的情感史研究是“在共和二年研究这个旧瓶子里刚刚酝酿成熟的一坛沁人心脾的美酒”。此外,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情感史研究中心艾米•米尔卡(Amy Milka)教授的《感受联盟:情感、节日与1790年代早期要求统一的语言》也是情感史研究的佳作。然而,在笔者看来,情感史研究能够佐证但却无法引领某些研究。情感瞬息万变,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不易寻得可以持续观察情感变化的史料。正如罗杰•夏蒂埃的书籍史所遭遇的困境一样,人们读什么书,不一定按书里写的去行动,那么,人们说什么话,难道就一定会按说的去行动?不过,就目前而言,情感史的确令人眼前一亮,为法国大革命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必定会大大丰富法国大革命研究。

 

三、 国别史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

        来自俄罗斯、意大利、韩国的几位学者介绍了自200周年纪念后本国革命史学的研究状况,各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呈现明显的国别特点。俄罗斯科学院的亚历山大•乔迪诺夫教授(Alexander Tchoudinov)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为《“新俄罗斯学派”与他者的“形象”》,文章介绍了从19世纪60年代末的“俄罗斯学派”到20世纪初的“苏维埃学派”,再到近年来“新俄罗斯学派”的兴起。200周年纪念后,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大多持“自上而下的右派”立场,较多关注贵族、国王、上层精英、旺代叛乱、路易十八等。目前,“新俄罗斯学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革命不同时期法国公众舆论中的俄罗斯“形象”,同时研究俄罗斯集体想象中的“敌人形象”,因此,这一学派的研究旨趣可以概括为“他者形象”研究。本次会议另外两位俄罗斯学者尼古拉•普罗米斯洛夫(Nikolay Promyslov)和斯塔特赛娃•普鲁斯卡娅(Evgeniya Prusskaya)提交的论文题目为《大革命与帝国时期法国报纸中的俄罗斯形象》,他们的发言反映了目前俄罗斯革命学界的研究趋势。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崔柯顺教授(CHOI Kab Soo)的发言题目为《韩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前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史对韩国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韩国向西方开放的一个窗口,西方史可说是韩国现代化的一面镜子。然而,200周年纪念后,韩国的新一代研究者更愿意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相比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他们更加关注本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但总体来看,韩国学术界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依然保留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解释。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韩国保守派掌控政坛,有关民主原则的研究重回人们的视野,革命研究开始复兴。

        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教授是大会发言的唯一一位中国法国大革命史学者。她以《在中国塑造罗兰夫人:法国革命女杰的跨国想象》为题,分析了中国散文、小说和历史书籍中对罗兰夫人形象的再塑造,这一形象的构建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重要性的认识。虽然罗兰夫人形象的革命性被夸大,但对中国女性的自我认知不无意义,对比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英雄形象,女性在勾勒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野方面,随着罗兰夫人形象的构建而展现出来。庞冠群的会议论文被大会召集人列为国别史主题,可见她的发言不但是中国学人进行跨国史研究的有益尝试,还体现了中国学界革命史研究的国别特点。

 

四、有关革命恐怖与书籍史的新研究

        皮特•麦克菲提交给大会的另一篇论文是《新瓶装旧酒?理解共和二年的恐怖》,文章介绍了近年来有关恐怖统治的三种新观点。第一,米歇尔•比亚尔(Michel Biard)等左派学者重新提出“环境决定论”,认为是国王逃跑、国外武装干涉等外在环境的威胁导致一系列恐怖措施的出台。他们强调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恐怖统治”只是一些临时性严厉措施的拼凑,远非一种有意构建的统治方式。其次,雅各宾集团内部的分歧远大于统一,罗伯斯庇尔并不占据专断与独裁的主导地位。最后,恐怖时期外省情况的资料,与学界之前有关恐怖统治的表述并不吻合。第二,让-克莱蒙•马丹的暴力研究。马丹认为,传统进步史学和修正派史学都将大革命“意识形态化”,他试图以暴力这一中性因素为突破口来认识大革命。暴力自古以来就在法国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暴力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把革命推向恐怖。对于马丹的暴力研究,北京大学高毅教授早有关注,并对马丹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革命研究提出质疑。第三种观点,即上述塔克特的情感史研究。

           美国巴特勒大学的保罗•汉森教授(Paul Hanson) 的发言以《雅各宾派与红卫兵:比较视野中的革命恐怖》为题,对雅各宾派与中国的红卫兵进行比较研究,对两国革命期间有关国家对暴力的使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革命者对美德的看法,革命者对“新”与“旧”的看法及导致这种不同看法的原因进行分析,使与会学者深受启迪。

        西澳大学西蒙•布罗斯教授(Simon Burrows)的发言题目是《被遗忘的法国革命前的畅销书》。布罗斯利用数字化研究方法,对著名书籍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结论提出质疑。达恩顿认为,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阅读的宗教类书籍大为减少。然而,布罗斯指出,大量资料说明当时的宗教类书籍并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少。纳纱泰尔出版公司仅是一家盗版图书公司,它并不具有典型性,无法代表当时法国整个出版界的情况。布罗斯研究了大量遗嘱、通过官方的简单版权、默许版权以及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特许出版权而出版的书籍,以证明达恩顿仅依据纳纱泰尔一家公司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孤证”之嫌。布罗斯的研究本身是历史学数字化研究的尝试。最后,他向与会者介绍了西澳大学正在筹建的书籍史数据库的情况,希望不久可以为世界各国的革命史家共享。

        除法国大革命史外,在“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主题会议上,其他学者的发言如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法国巴黎一大阿尼可•朗伯里埃尔教授(Annick Lempérière)的《墨西哥革命(1910—1917):拉丁美洲人民如何为自身的现代性而抗争》、东京大学池田嘉郞教授的《俄国革命对建立共和国的追求》以及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维多利娅•曲拉弗勒娃教授(Victoria Zhuravleva)的《接受革命的限度:美国表述中的俄国第一次革命》等,都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正如国际法国大革命史委员会主席艾伦•福雷斯特在主持主题会议时所说,上一次以“革命”作为主题是1975年召开的旧金山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门设立“革命”主题,意味着革命研究重回人们的视野,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引起各国学人的高度重视,革命不再是与现代世界无关的主题。本次大会的会议论文反映了各国革命史研究的趋势,社会史、性别史、性史、文化与语言学转向等新方法都在革命研究中有所体现。眼下正大行其道的全球史、环境史也备受革命史家的关注。革命研究正在拓展自己的范围,情感史研究就是很好的证明。暴力史、帝国史、跨国史在革命研究中已呈大显身手之势。当然,比较研究仍是最基本的史学方法,比较既有时间维度上的古今比较,更有空间范畴的不同地域间的比较。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革命的原因与结果。

 

作者孙一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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