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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 研究动态 - 唐运冠 | 西欧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兴衰

唐运冠 | 西欧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兴衰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4-8] 浏览:

内容提要      骑士比武于11世纪前后在西欧流行开来,其深层原因是权力下移加剧封建割据以及新的财产继承制度迫使青年骑士在比武场上谋求出路。因此,早期的骑士比武呈现出混乱、粗暴等封建林立时代的典型特征,骑士贵族则以公开的暴力作为确定和维持等级关系的基本交际纽带。在13世纪,以马上单挑的流行和比武规则的明晰化为契机,骑士比武开始变成一种“文明”的游戏。这一演变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结果:一是骑士的私人暴力被纳入民族国家建构的轨道上来;二是骑士阶层由封建时代的私人武装变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的公共武装。骑士比武由此丧失了原有的活力,新兴的统一王权更将它变成了宣扬神授权力的盛装表演。盛极一时的骑士比武最终在17世纪走向衰落。

关键词      骑士比武    封建社会    社会转型    民族国家    西欧中世纪


        在中世纪的西欧,骑士的一个重要天职就是打仗。但除了打仗之外,骑士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常活动,那就是举行比武。中世纪的骑士比武是一个十分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综合体:它既是以战争为职业的骑士贵族进行军事训练的游戏,又像战争一样充斥着血腥、暴力乃至死亡;它既是骑士贵族公开展示身份特权以及寻求名声、财富和爱情的社交舞台,又将他们简单、粗暴、不“文明”的行为方式暴露无遗;它在教会和国家的联合压制之下长盛不衰,却又在这种双重压力消失之后走向衰落。总之,通过剖析骑士比武的诸多面相,我们可以穿透看似简单的表象,近距离地观察中世纪西欧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了解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骑士阶层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进而发现它的发展演变与西欧中世纪晚期的社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骑士比武历来是西方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除了在许多探讨中世纪贵族和宫廷文化的著作中有专章进行讨论之外,近几十年还出现了不少研究骑士比武的专著。在这当中,既有理查德·巴伯、朱丽叶·巴克和戴维·克劳奇等对西欧骑士比武整体情况的探讨,也有朱丽叶·巴克、埃弗利娜·范登内斯特等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比武活动的研究,还有吕西安·克莱尔等对特定比武类型的讨论。所有这些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国内方面,阎照祥、朱伟奇、倪世光等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其中倪世光的《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梳理了西欧骑士比武的流变,成就最为显著。总体上说,国内外学界对骑士比武本身的研究已经十分翔实,但这些论著大都只关注骑士比武本身,而在骑士比武的兴衰与整体社会文化演变之间的关系上,仍留有较大的深入发掘的空间。



一、封建制度与骑士比武的兴起

        “骑士比武”(tournoi)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包含多种不同的具体形式。按是否骑马划分,骑士比武可以分为马上比武和马下比武两种。按比武人数划分,则可以分为群体比武(同样称作tournoi)、一对一单挑(joute)和单人冲靶(quintaine)等。按比武的组织方式划分,则先后有圆桌比武(table ronde)、攻关比武(pas d'armes)、骑士游行竞技表演(carousel)等。

        在起源上,尽管目前尚不清楚骑士比武确切的诞生时间,但作为专属于骑士贵族阶层的活动,它的诞生必定是以骑士登上西欧军事舞台作为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最先出现在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地区。马克·布洛赫也指出,类似于骑士比武的记录在公元9世纪就已经存在。不过,真正明确的骑士比武记录要等到11世纪下半叶才出现。至12世纪初,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比较详细的骑士比武的记录。在12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两名英国贵族订立了这样一份封建契约:一名贵族将一幅土地赐给他的附庸,作为条件,“我(指领主——本文注)到海外参加比武时,将带他同去并带他回来,费用全部由我承担”。这表明跟随领主去参加比武已经成为附庸的一项重要的封建义务。同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元帅William Marshal,一般译作威廉·马歇尔。但根据其后人在13世纪使用法语编撰的传记《威廉元帅传》在法国北部漫游时,他每两周就参加一次比武,则说明骑士比武已经成为“界定骑士生活的重要元素”。

        许多证据表明,骑士比武首先是在法国发展成熟,随后才传播到西欧其他地区。例如,在整个中世纪,主导骑士比武专门用语的语言始终是法语。在英国,去法国参加比武则长期被视作青年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关于骑士比武的早期记录也都集中在佛兰德斯、皮卡第、布拉班(Brabant)、埃诺(Hainaut)等法国北部地区。西方学者对此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理查德·巴伯认为它是受到11世纪首先在法国北部出现的重装骑兵集体冲锋战术的影响,戴维·克劳奇则提出它是当时教会和王公贵族在法国北部推进“和平运动”的意外的副产品。本文认为,这些影响固然重要,但骑士比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训练的范围,因此其流行的深层原因还需要进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

        早期的骑士比武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大贵族带领麾下的骑士队伍前去参加,二是骑士以个人身份进行冒险。这种状况实际上与当时法国封建制度的发展有着深层的联系。在《骑士社会》一书中,乔治·杜比非常翔实地剖析了西欧(特别是法国)社会从10世纪末期开始发生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随着中央王朝的崩溃,法国的权力重心逐渐下移,它先是从国王转移到王公贵族手中,进而又转移到封建城堡堡主和个别骑士手里;二是财产继承制度的变化,它包括加强父系权威、确立长子继承制度、限制幼子婚姻等诸多相互关联的方面。

        在上述制度性变迁的影响下,封建主必须借助私人武装应对来自领地内外的威胁,并设法扩充自身的实力。参加和举办骑士比武,既能加强封建主的骑士队伍的凝聚力和锻炼他们的战斗力,提高封建主自身的声誉并招揽更多的优秀骑士加入其阵营,还能起到发展和巩固贵族联盟的作用。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早期英国王室在骑士比武的问题上似乎自相矛盾的立场:他们反复颁令禁止比武活动,以防止贵族借机发展个人势力;但他们同时又亲自组织并参加许多比武活动,以吸引广大骑士向王室效忠。相比之下,在国内威望低得多的法国国王在早期因为无力禁止贵族的比武,就只能选择不参与其中;等到国王权力逐渐增强之后,他们才敢于颁布比武的禁令,进而又自己组织和参加比武。奥地利大公也曾多次干预甚至直接取缔传奇骑士乌尔里希·冯·利希滕施泰因(Ulrich von Liechtenstein)的比武安排,以防止后者利用这些活动形成与他相抗衡的力量。从上述角度来说,骑士比武在中央权力相对强大的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被压制,而首先在封建制度最为典型的法国发展起来,确实有其必然的因素。

        就骑士个人来说,因为继承制度的变化而无望在家族中谋得财富和婚姻的众多青年贵族,不得不在外面自谋出路。而在那个时代,以单身为根本标志的“青年”时期漫长得令人绝望:它通常以授封为骑士开始,一直持续到结婚或成为父亲为止。威廉元帅的青年时代延续了25年,另一位著名的骑士阿尔努·德·阿德尔(Arnould d'Ardres)则长达30年。在这种情况下,骑士比武对于这些青年具有多重的重要意义,因此令他们趋之若鹜。13世纪早期的德语长诗《帕西瓦尔》所虚构的一个情节,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些青年骑士寄托于骑士比武的两个最核心的理想:瓦莱斯(Waleis)女王宣布在坎沃莱斯(Kanvoleis)举行比武,最高奖品是两个王国和她本人。这里仅举一例以资说明。大约创作于1230年的《拉玛基内传奇》在描绘一名骑士的出色表现时,它通过观众之口评论说:“他正是那种理想的借贷对象,因为他知道怎样收获回报。”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许多穷困的骑士不惜借贷去参加比武,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综合以上原因,骑士比武得以在十一二世纪的法国北部地区盛行开来,进而辐射到整个西欧,形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骑士比武文化。



二、 11—13世纪的骑士比武及其文化表征

        同所有的事物一样,西欧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始终处在缓慢而持续的演进之中,这使得早期和晚期的比武呈现非常不同的面貌。通过对骑士比武的研究,我们发现,早期骑士的举止与我们熟悉的那种优雅克制、彬彬有礼的骑士风度相去甚远。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概括早期骑士比武的典型特征,那么“开放”和“粗暴”或可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

        在13世纪以前,最受骑士钟爱的比武形式并非后人最为熟悉的马上单挑,而是称作“混战”(melée)的群体比武。这些群体比武的开放程度远超现代人的想象。首先,它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没有关于人数对等的任何要求。青年威廉元帅在茹瓦尼(Joigny)参加一次比武时,他们知道对方人数要多出许多,就选择在城堡外面就地等待。而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Baldwin V)于1175年参加的一次比武中,对方则一直待在布赖讷(Braisne)城堡里不出来,直到夜幕降临,伯爵的队伍准备撤退时,他们才追出来攻击。因此,尽管比武会预先发出通告并指定举行比武的时间和地点,但事实上,比武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包括出其不意的突袭和遭遇战。而随着比武的进行,我们还经常能看到相互追逐的骑士们穿过田野、山丘、庄园、农舍,进入城镇的街道。无论是从游戏还是竞技的角度来说,这种开放性都与14世纪以后的骑士比武以及现代的游戏观念大相径庭。

        由于上述原因,骑士随时都可以加入比武,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批准或确认的程序。最离谱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威廉元帅和他的伙伴在饭馆里吃饭,一名参加比武的骑士刚好在饭馆前摔断了腿,无法起身。威廉元帅立刻把这名骑士俘虏了,交给同伴去换取赎金。我们从许多材料中看到,类似的举止在当时的比武中十分常见。这典型地反映了早期比武者与观众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的状态——观众随时都可以改变身份,加入比武中。在12世纪末著名的“骑士之花”、佛兰德斯的菲利浦伯爵那里,这种身份的转换甚至还是一种值得夸耀的战术。伯爵的一个拿手好戏就是假装不参加比武,等到场上的骑士筋疲力尽时再去抢夺胜利果实。英国的“青年国王”亨利曾因此多次吃亏,但他很快也学会了这种手法,并反过来突袭伯爵的人。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亨利后来又多次故伎重演。129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在一则法令中专门禁止“来观看比武的人”携带任何武器,包括剑、棍棒、铁棒、石头和投石器,并禁止骑士的随从和仆役携带兵器。这可证明上述现象一直到13世纪末都还普遍存在。

        早期骑士比武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是它极为血腥和粗暴。我们之所以得知11世纪有骑士比武存在,便是由于有高级贵族在比武中丧生,使事件被记录下来。骑士在比武中死亡是家常便饭。如果不考虑鲍德温五世明显夸张的传记,那么最惨烈的或许是1240年在科隆附近的诺伊斯(Neuss)举行的一次比武,总共导致约六十名骑士死亡。1273年发生在沙隆伯爵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之间的沙隆的小战役(la petite batailles de Chalons)同样造成众多死伤。骑士比武的这种暴力性固然与其开放性有关,但主要还是特殊的历史观念使然。许多证据表明,当时人们对于骑士比武与真实战争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游戏的开放性,以及缺乏清晰的基于公平性考虑的规则,便与这种观念密切相关。这个时期的骑士们在比武中使用的也都是平时打仗用的武器和装备,专门用于比武的武器装备(特别是钝武器)要到14世纪之后才得到普及。在鲍德温五世的传记中,比武与战争之间的这种模糊界限表现得尤其突出。即便只是参加比武,鲍德温五世也得随时提防仇家趁隙展开攻击,因此他每次都要带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更重要的是,传记所记录的伤亡数字高得吓人。1170年8月,鲍德温五世与仇家戈弗雷公爵(Duke Godfrey of Louvain)在比武场上相遇,“公爵的军队约有两千人被杀,约六千人被俘。”1175年8月的比武中,“对方有许多骑士和步兵在城门口被杀死,许多人被淹死,还有一些人被俘。”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固然值得怀疑,但这种叙述所反映的观念却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在传记作者的意识中,骑士比武与真实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考虑到作者吉尔贝·德·蒙斯是鲍德温五世同时代的人,并且在其宫廷任职多年,是许多事件的亲历者,这种叙事方式的意义就更非同一般。

        综上所述,西欧11—13世纪的骑士比武所展现的文化特征与一般理解的“骑士精神”有很大的差别。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骑士贵族毫无顾忌地公开展现他们粗暴、不文明的行为举止,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强调全方位的优雅控制。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早期的骑士比武文化?根据彼得·伯克的说法,在近代早期的西欧,由上层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精英阶层既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大传统,同时也参与大众阶层的小传统。这种观点也可以借用来解释上述现象。一方面,骑士比武是贵族阶层所特有的文化。另一方面,贵族在骑士比武中的行为举止所呈现的文化特征,却与普通大众的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换言之,就骑士比武的简单、粗暴、不文明等方面而言,骑士阶层与大众实际上共享同一种文化,那种以克制、优雅、文明为特征,并以此刻意与大众阶层区别开来的骑士文化还未形成。但彼得·伯克的解释中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即他认为上层社会参与大众文化仅仅是出于游戏心理。这种说法即使放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也不是十分恰当,在中世纪更是如此。从前面的研究可以看出,骑士阶层并非刻意地去参与大众的文化,更不是把它当作游戏。相反,他们的行为举止完全是自发的,这种文化原本就是他们文化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骑士阶层具有双重的身份特征:他们在身份上既是区别于普通大众的贵族阶层,但在文化模式上又是普通大众的一分子。这是因为尽管当时西欧城市已开始复兴,但乡村文化模式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当贵族还普遍选择居住在其乡间封地上的时候,贵族也和当地居民一样,都是本地乡村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分享着同样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这种状况也或多或少地延续到了贵族普遍移居城市之后的前几个世纪。这时的骑士贵族尚未形成通过文明化的举止来展示身份差别的观念,因而他们不仅未表现出更加文明的行为举止,也不惮于在普通人面前把它们公开展现出来。

        中世纪的骑士习惯于在比武中公开展现他们的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以及为骑士提供获取名声和财富的机会,骑士比武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公共仪式的功能。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盛大的比武通常是在某些具有宗教意味的重要日子或其前后举行,并构成这些节日的宗教活动的一部分。与节庆狂欢的喧嚣一样,骑士比武的暴力也是人们在重大节庆中祈求宗教保护和驱逐内心恐惧的手段。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十六七世纪骑士比武最终衰落为止。其次,骑士比武还是更新和确认社会关系的公共仪式。对暴力史有专门研究的法国学者罗贝尔·米桑布莱德(Robert Muchembled)提出,暴力在中世纪远非禁忌,事实上,它们“往往构成人际关系和各个人群特有的交际方式的日常经纬线”,是维持等级关系和调节物质及符号交换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骑士比武的暴力乃是封建割据林立中一种基本的交际手段。一方面,当个别大贵族带领麾下的骑士队伍参加比武时,比武活动就成为这些大贵族彰显个人实力和培植个人势力的重要舞台,这种经由暴力进行的实力展示本身就是各大贵族之间的一种交际方式。同样,骑士们也通过比武确认了各自在骑士群体当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此外,个别骑士在比武中所效忠的对象显然是这些贵族而非国王,骑士比武的暴力也因此成为骑士贵族强调其相对于君主的自治权的手段。国王、教宗以及骑士贵族之间在骑士比武问题上的冲突,则是他们争夺统治权的具体反映。另一方面,骑士比武也是骑士阶层公开展示其对普通民众的统治权的日常仪式。十二三世纪的一位法国教士曾经历数骑士比武的七宗罪,其中之一是“践踏或掠夺田地里的庄稼,给穷人和农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和不幸”。但从暴力的交际性来说,这种看似毫无必要的对农民财产的践踏,实际上是确认双方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



三、骑士比武的文明化与骑士阶层的国家化

        在13世纪,以暴力的减退和游戏规则的明晰化为核心,骑士比武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可以称为比武的“文明化”。它对于西欧文明的转型具有关键的意义。

        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群体比武逐渐衰落,并为马上单挑所取代。马上单挑是在13世纪上半叶随着圆桌比武的兴起而流行开来的。圆桌比武则是一种在骑士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特殊比武形式。“圆桌”一词最早于12世纪中叶出现在罗伯特·韦斯(Robert Wace)为英国国王亨利二世撰写的亚瑟王传奇《布吕特传奇》(Roman de Brut)当中,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成员之间相互平等的骑士团的概念,与王权的直接联系则使它成为骑士最高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并因此成为骑士竞相追逐的对象。另一方面,从某些高级贵族开始,权力阶层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个新兴的概念推进骑士界的亚瑟王崇拜,从而吸引骑士效忠并加强自身的势力。两者相作用之下,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概念便在整个西欧骑士世界广为流传开来。

        综合13世纪记述圆桌比武的诸多文献圆桌比武大体分成攻守双方,采用马上单挑的形式进行比武,以选出若干最优秀的骑士。同时,每名参赛骑士还要为一位贵妇的荣誉而战。14世纪上半叶,圆桌比武还成为骑士进入西欧各国新出现的国王骑士团的主要通道。这些安排极有效地放大了骑士所能获得的荣誉。此外,在骑士文学的影响下,圆桌比武还开启了骑士比武戏剧化的先河,并为后来的攻关比武所继承和发展。这些比武所采用的攻防设计,使人们极方便地在其中加入戏剧的元素。最常见的做法是围绕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等传奇主题设定比武的主题“剧情”,并由参加比武的骑士和他们的贵妇扮演相应的角色。这种戏剧化将对骑士伦理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13世纪开始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比武规则的明晰化。随着圆桌比武和马上单挑的流行,早期比武的混乱状况开始改变。长枪成为马上单挑最主要的武器。判断胜负的标准不再是俘虏对手,而是把对方挑落马下,或是在对方身上折断的长枪的数量,因此马上单挑也经常以“击折长枪(rompre les lances)”来指代。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钝枪头的普遍应用。根据英国本笃会修士马修·帕里斯的记载,1252年在沃尔登举行的一场圆桌比武中,一名骑士并未“像理应做到的那样”使用钝枪头,而是用了锋利的枪头,结果导致另一名骑士当场死亡。这则记录还称,这种钝枪头一般称作“vomerulus”,法国人称之为“soket”。这足以表明,钝枪头在13世纪中叶前后已经成为西欧比武场上的常规装备。就骑士比武的发展演变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它是骑士比武作为一种游戏、并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战争)明确区别开来的观念被凝固下来的标志。

        另一方面,群体比武的混乱状况日益招致人们的不满。除了教会一贯的批评之外,骑士阶层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3世纪中叶法国诗人亨利·德·拉翁(Henry de Laon)的抗议代表了中下层骑士的感受:“骑士道已经堕落……现在的贵族身边围满了扈从,以致一位穷困的骑士根本无法靠近他们……”在一首德语诗歌中,一位“国王”则宣称要把敢在比武中冒犯贵族的低等人的手砍掉。必须指出,亨利·德·拉翁所描述的现象在20世纪的高级贵族那里早已存在,它并不是所谓骑士道堕落导致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骑士阶层自身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使得之前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变得不可忍受。这些不满导致了群体比武规则的改变,比如,许多地方开始把比武的范围限定在贵族的圈子之内,甚至要求比武者提供贵族出身的证明。这是骑士贵族的身份意识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13世纪末的英国。129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颁布了一项普适性的法令,就群体比武的诸多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最令我们关注的规定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骑士无论多富有,每人最多只能携带三名扈从上场;其次,无论骑士还是扈从都不允许携带锋利的刀剑或钝头锤(mace);最后,观众和步骑仆从一概不许携带武器。上述法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在人数对等、游戏与战争的区别、观众与游戏者的分隔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这可以看作王权控制骑士私人暴力的一种努力。尽管如此,传统形式的群体比武仍日受挤压,并于14世纪消失。群体比武虽然在随后兴起的攻关比武中继续存在,但它已经受到各种具体规则的约束,比如15世纪的安茹公爵勒内(René d'Anjou)制定的比武规则详细到剑必须有4指宽,剑刃要一指厚,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地保留下来的比武通告还规定不能攻击落马、受伤、没有武器或掉了头盔的骑士。从群体比武到马上单挑的过渡以及比武的文明化,标志着骑士比武一步步地偏离了战争训练的宗旨,而日益变成纯粹的贵族游戏。骑士比武作为西欧中世纪骑士贵族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演变对于贵族阶层文化心理的嬗变和西欧社会的转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明化与去暴力化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骑士比武文明化的进程也是骑士的暴力不断受到约束的过程。这种去暴力化既是国家控制力加强的结果,也是骑士个人在社会风尚的影响下自觉追求使然。特别是在马上单挑中,骑士个人的一举一动全部暴露在观众的目光之下,这对骑士的行为举止构成了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新的比武环境使得骑士比武日益变成上流社会的社交聚会,加上骑士文学对13世纪以后的骑士比武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比武的戏剧化为表征),骑士文学所鼓吹的骑士价值很容易传播开来,并成为骑士阶层共同倡导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慷慨、正义、忠诚、荣誉等价值观逐渐获得了清晰的界定,在骑士比武中通过各种不公平的手段掠夺财富(甚至是追求财富本身)则变成了一种可耻的行为。

        上述演变对于骑士贵族身份心理的影响是微妙而深刻的:他们逐渐把自身看作拥有文明和修养这一特殊的高贵秉性的人,而不只是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特权者。这在十六七世纪发展成宫廷贵族对于优雅举止的极致追求。17世纪初,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马术教师普吕维内尔对此做了最具有代表性的总结,他竭力强调马上单挑中优雅举止(bonne grace)的重要性:“启动时……切忌缓慢地放下枪头,而应在距离对方20步的时候就让它完全对准目标,以便调整并刺中理想的部位,这样就最优雅了……长枪折断后,应当优雅地做收束动作,方法是举起手中的断枪,把它扔到场外的地上。但如果长枪在把手的位置折断,为了让收束动作做得优雅,这时就要把手抬高,晃一晃手套,让观众知道你并没有因为受到撞击而惊慌失措。”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从容不迫的优雅身体控制的要求,已经贯穿了比武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在另外一些关于宫廷礼仪的著作中,这种游戏中的优雅控制更被看作是“以理性驯服自然本性深处的冲动和粗野”的标志,一名贵族不能掌握这些控制技巧,“不仅是严重的缺点,还是令人难为情的无知的表现,因为这是界定其身份的基本要素”。

        一个文明化的骑士贵族阶层的形成,其最大的受益者是在中世纪晚期逐渐崛起君主集权势力。这是因为文明化不仅意味着原本恣肆放纵的私人和集团暴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还使骑士贵族在文化模式等方面日益远离地方社群并向集权势力靠拢。法国文化史学家米桑布莱德曾借用福柯的术语“肉体的政治技术学”来解释“社会对肉体的控制”与集权国家构建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一理论,当人们改变恣肆放纵的游戏习惯,进而按照统一的模式严格控制自身的游戏举止的时候,这一转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一方面,骑士贵族对统一模式的服从,体现了他们对于某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另一方面,君主(或大贵族)也借此宣扬集权的意识形态(如亚瑟王崇拜和民族国家意识)。15世纪60年代,安茹公爵勒内在《论游戏式比武的形式和规则》一书中宣称:“举行比武盛会的只能是王公贵族,或至少是拥有爵位之人。”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基本一致,即除了零散的比武之外,在十四五世纪,较大规模的比武活动已经集中到少数大贵族和国王手中,或是必须经过他们批准。我们还必须注意从13世纪开始的骑士比武戏剧化的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斯特朗所说,骑士比武的戏剧化,反映了它对于贵族廷臣化和骑士国家化这两种新形势的适应。从这个角度来说,骑士比武的戏剧化可以看作骑士阶层文人化或文臣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演变的最终结果,是骑士阶层由封建时代的私人武装变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的公共武装。这是西欧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关键环节。



四、集权国家的构建与骑士比武的衰落

        上述演变在使骑士比武变成一种文明有序的高贵的游戏的同时,也导致它丧失了活力,并使它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西欧各国王权的进一步加强,骑士比武在十六七世纪逐渐走向了衰落。

        骑士比武走向衰落的第一个表征,是它最终丧失了军事训练的功能,而变成了纯粹的宫廷娱乐。这在前面已有探讨。不过其演变过程的最终完成,则以马下障碍比武(combat à la barrière)和冲靶游戏取代马上单挑作为标志。这两种比武形式尽管在15世纪之前已经存在,但它们的地位并不高,像冲靶游戏主要是作为见习骑士训练的手段。15世纪下半叶,它们开始成为大型比武的项目。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西欧关于冲靶游戏的记录达到高峰,并取代了真人马上比武的地位。与真人比武相比,冲靶游戏的对抗性大为减弱,但更强调技巧和身体控制,因而更符合宫廷社会对优雅举止的追求。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变化,是骑士比武在十六七世纪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被边缘化的过程。这既是比武自身的上述变化使然,也是勃艮第宫廷的比武模式传播到西欧各国的结果。15世纪中叶,勃艮第宫廷将贵族入城式、节庆狂欢和骑士比武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普天同庆的盛大庆典,以彰显权力的威仪,并宣扬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勃艮第的模式在16世纪被西欧各国宫廷普遍采纳,但它们不约而同地把表现的重心由宣扬整体权力的合法性转向了突出君主个人的神性。英国的亨利八世曾在比武中把自己呈现为“第十杰”骑士,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比武则结合《圣经》故事突出对“童贞女王”的崇拜,法国和匈牙利的比武盛会则把国王或王位继承人设计为神圣预言的兑现者。这种意识形态目的使得宫廷更加看重作为背景剧情的盛装表演,而不是比武活动本身。另一方面,由于16世纪以后的比武在空间上日趋封闭,而不再对大众开放,使得骑士比武公开展示统治权力的功能被作为比武前奏的盛装游行所取代。同时,盛装游行则开始使用机械手段来加强表演的效果,狂欢、神话和异域元素也成功地帮助它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盛装仪式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骑士比武反而变成了盛装仪式的工具。这一发展的结果是,大约在17世纪形成了一种称作“骑士游行竞技表演”(carousel)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盛装游行与比武活动的地位已经完全颠倒过来。表现路易十三1612年和路易十四1662年的若干木刻画都把比武活动放在了极边缘的位置。而一本题为《1627年2月14日在洛林宫廷举行的马下障碍比武》的小册子则用全部篇幅流水账式地详细记述了各个贵族队列入场的情形,真正表现比武场面的只有最后一张插画。这与两个世纪前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

        至此,骑士比武本身已形同摆设。对于贵族阶层来说,主要的荣耀不再是在比武中取胜,而是参与活动的资格本身。17世纪初,一位年轻的法国廷臣的自我表白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脚:“1605年狂欢日,德·内韦尔公爵(Duc de Nevers)……举行了一次马下障碍比武……我原本一个子儿都没有,但依靠朋友们的帮助和商人的贷款,我得以体面地参加。它花了我400埃居。这次小雅集给我增添了一些勇气,因为参与者都是最高贵的宫廷成员……”翌年的狂欢日又有这样的比武机会,他再次借钱参加:“尽管我的比武技艺非常糟糕……但我认为,一个年轻的宫廷成员错过这样的雅集是可耻的,即使接下来几个月得勒紧裤带也值得。”参与上层社交已经成为参加比武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宫廷也乐意花钱举办这种盛会,以便把贵族阶层紧紧笼络在自己周围,同时通过财富和权势的炫耀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在1662年的游行竞技表演中,路易十四率领的骑士队伍装扮成古罗马人,表示国王的权力与古罗马帝国一脉相承;另外四个大贵族的队伍则分别是波斯、土耳其、印度、美洲的军团,以象征四海臣服。

        在这种情况下,骑士比武已经变得必须依赖于宫廷才能勉强维持存在。而一旦宫廷也失去了兴趣,它最后的消失也就不可避免了。这在法国发生于17世纪晚期,在西欧其他一些地方则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作者唐运冠,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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