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考研指南]  [研究动态]  [佳篇共赏]  [资料汇编]  [学人风采]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概况] 
[共享资源]  [资源链接]  [学术焦点]  [新书评介]  [史学理论]  [资料大家译]  [雁过留声] 
当前位置: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 佳篇共赏 - 李隆国丨“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与发展(四)

李隆国丨“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与发展(四)
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10-15] 浏览:

要: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有其自身的演变史。本文以德国史学史为主,梳理该术语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民族大迁徙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用来解释罗马帝国晚期北方族群逐渐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定居,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的历史进程。此后,逐渐形成了自东向西迁徙” 自北向南迁徙两大理论解释框架。二战以后,族群迁徙理论逐渐让位于族群生成(凝聚)理论。近年来,族群认同研究取而代之,将中古早期的族群问题从人种志学领域解放出来,而以政治文化研究为主。目前,如何看待中古早期史中族群研究的必要性,学术界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关键词:民族大迁徙 族群生成 族群认同 自东向西迁徙理论 自北向南迁徙理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标志着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四、族群生成论:现代欧洲诸民族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了德国和欧洲。在战后出版的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深刻地反思了民族国家史学。在书中,斯宾格勒指责了欧洲中心论,通过比较,阐述了所有文明都要经历的兴衰周期。在他看来,罗马帝国的建立便标志着衰落,古典文明进入秋天,民族大迁徙则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文明周期。正是在加洛林时代,新文明的基本成员——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突然形成。所谓民族并非是种族性的,亦非语言性的,而是来自于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共同的精神和生活体验,这种(共同生活的)感情愈深刻,民族的生命力就愈旺盛。种族并不迁徙,迁徙的是人们,而且是强悍的”“一小撮人,利用帝国承平日久的松懈和平民的牺牲而获得胜利。斯宾格勒虽然没有集中论述民族大迁徙,但他关于民族概念的新诠和古代文明衰亡导致历史断裂的基本假定,对民族大迁徙史的研究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下面先介绍民族学领域对民族学的新理解。


从长时段来看,一战后苏联历史民族学或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十月革命的成功,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性地继承旧民族理论,推陈出新。其中对民族大迁徙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强调民族适应环境而自我变迁的能力,并发展出族群生成理论。俄罗斯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在调查中国北方的满族和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的时候发现,尽管通古斯民族自认为一切礼仪制度纯粹来自于祖先,但其实不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地自我调适。为此他提出了民族复合的概念,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系统阐发。


强调民族与时俱进,成为苏联民族学的理论特色。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用直接观察、科学记述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不同的族在人种和民族特征上,在他们的变迁发展上的文化的、生活的特点,从而解决各族的起源问题,使他们的迁移史和分布史得以复现。”“因此要从民族文化的运动中去研究每一族的文化。1930年代,苏联开展移风易俗,以便创建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发展经济,积极引导民族变迁。十分清楚,凡是谈到和经济文化类型相一致的文化,绝不是假定以共同族系或者共同语言为前提的。即便是历史民族区相一致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常常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我们这里所处理的是起源上有血统关系和语言上相近似的群体或者是语言不同的、由于长期历史接触的结果而在自己的文化上产生了共同特点的群体。


在二战前后,苏联的历史人类学家(历史民族学家)提出了族群生成(Ethnogenez的概念。过去半个世纪苏联民族学的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似乎可以被称为世界民族的历史人种志学。涉及族群生成到现在的社会文化上的和民族化的进程……民族史的问题, 首先是族群生成问题,在历史人种志学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调查这些问题意义重大。相关研究表明所有现在的民族都是从不同的族群因素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复合的构成,因此,拒绝任何种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种族纯洁性始祖特殊民族的理论。几十年来,苏联人种志学家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协作,研究了族群生成问题。从前族群生成问题主要限于语言学的证据,也局限于语言的历史之中,包括语言的起源和传播,尤其关注民族的迁徙。后来在尼古拉斯·马尔(N. Ya. Marr1865—1934年)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关于民族起源的原始迁徙理论受到修正。现在翻案了:迁徙的作用被彻底否定。1950年对语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消除各种误解。而且使用人类学的证据有助于质疑传统的迁徙理论:迁徙过程就是毁灭或者驱逐土著民族。因此,族群生成研究根本就不是简单的方法。在单个民族起源的具体研究中,二战后综合的方法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我们今天对苏联诸民族起源的了解无疑远较二三十年前要更符合历史真实。


苏联的新历史民族学理论,在二战后迅速传播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现在所见使用族群生成这一术语和理论的早期德语作品几乎都是来自东德和东欧国家。二战后的十多年里,东西德国还经常在一起召开历史学学术会议,东西德的历史学家们可以有充分交流的机会。研究德意志民族形成问题的著名中古史家瓦尔特·希勒森革(Walter Schlesinger)原本在东德工作,1952年申请到马堡大学工作,直接影响到在那里求学的、后来在民族大迁徙研究中成功运用族群生成理论的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 1916—2002年)。开始与瓦尔特·希勒森革进行的思想交流激励他(文斯库斯)在早期和中期中古史研究中进行非常富有原创性的开拓。


与苏联民族学新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希特勒非常强调种族的血统纯洁性,也重视文化宣传对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大意义。希特勒的主张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支持。如科希纳的日耳曼史前理论,有一大批学者追随,而批评与反对者的声音无人倾听。” 但也要看到,纳粹时期的学术具有是非糅杂的鲜明特征。例如著名的日耳曼学家、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托·霍夫勒(Otto Höfler1901—1987年) 通过研究民间文化,发现了日耳曼文化史的奥秘,即青年男性日耳曼人之间的秘密组织和尚武精神。他认为,日耳曼人就是通过这种组织和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建立国家。这个理论与纳粹的政治需要相一致。但是,霍夫勒也不再静态地看待所谓日耳曼人和文化的特征,而是认为其根本特征不变的前提下,依据时代和各地的不同环境而变化,从而为文斯库斯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又如这一时期兴起的法兰克王国的聚落、语言和人口结构问题,旨在探索在法兰克人手中形成的欧洲统一性当时主要是为德国征服法国配合的学术工作,但也为后来法德和解作了准备。


而且,拥护希特勒的人并不能消灭学术界的不同声音。关于民族问题的不同意见一直还处在争鸣之中。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通过调查德语中外来词汇的数量和意义,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开放性。他们认为,从地理上看,德国处于欧洲之中,所以不得不在历史上广泛借鉴周边各种文化,如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法国的启蒙文化等等。在此基础之上,德国人进行综合创新,锻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当时,他们认为德国的反面典型就是中国,我们要避免像中国那样完全自我满足从而陷入僵化的命运之中


纳粹时期的历史学术史还有待进一步的总结。让我们暂时先回到一战之后,考察古代文明与中古文明之间的延续和断裂问题。阿尔方索·道普什(Alfons Dopsch1868—1953年)的《欧洲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几乎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同时面市,但他采取了与斯宾格勒根本不同的立场、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道普什认为,蛮族入侵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现象,罗马社会被入侵者破坏的说法也类似于神话,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偏见所构筑起来的。因为他们偏爱希腊罗马而痛恨中古;另一方面,关于条顿民族自由的神话,则是源自于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和解放农奴的运动。


在道普什看来,入侵时代没有带来任何历史的断裂,罗马和蛮族制度共同为中古文明播下了种子。他否定了关于条顿人无政治组织,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的传统观点,指出,这种状况早在凯撒时代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蛮族人分批进入帝国境内,定居下来,被分配土地,有几百年的历史。移民逐渐熟悉罗马,使得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起来并非什么难事。庄园制度的要素很早就萌芽起来了,这里面既有移植的成分,也包括对罗马制度的全面吸收。在政治变化上,封建主义的兴起,渊源古老而延续有序。墨洛温时期就存在封土,并不断发展。所以,地主的政治权利来源于罗马和日耳曼两个方面的综合演变。在工业和贸易领域,中古早期与罗马的断裂也并非突然且彻底。尽管经济生活上较罗马帝国盛期更加地方化,也更加自给自足,但是货币并没有退出流通领域,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也广泛存在,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只不过是对此前长期存在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化的结果而已。通过解读文书而非法典条文,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道普什找到了经济生活从古代向中古的历史延续性。从方法论意义上,道普什也被认为是改变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史学家。他将德国历史学的史料批判方法引入到经济史研究,通过对史料的考辨、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使得经济社会史能够顺利地为大学所接纳。


道普什的作品一经发表,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褒奖者有之,批判者更不乏其人,例如路德维希·施密特批评他在运用材料上具有片面性。历史学家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1885—1969年)也认为道普什以偏概全,用莱茵兰地区的资料来概括全部日耳曼人的迁徙地区。他认为,各地区的日耳曼人人数和定居时间各不相同,导致日耳曼人对罗马文化的影响呈现不同的状况。在有些地区日耳曼人很早就定居了,影响大,但有些地方则很少留存什么日耳曼人的痕迹。为此他划分了三个地带。中间地带从苏格兰边境穿过盎格鲁萨克逊不列颠、尼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莱茵河左岸、多瑙河右岸的阿尔卑斯山山脚地区、巴伐利亚地区,直抵蒂罗尔南部地区。这个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征服者与罗马人互相融合的地区。这个地带以北,是日耳曼因素占据主导的地区,这个地带以南,则是罗马因素占据主导的地区。


但是,总体而言,《欧洲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1968年,围绕道普什的这部名著,研究之路丛书特地编辑了一册《从古代向中古的文化断裂与延续》,编者将道普什的理论与斯宾格勒进行比较,认为道普什的书不仅在历史证据方面远胜斯宾格勒,而且也在理论上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性地将日耳曼人入侵所带来的古代与中古之间的断裂模式转化为延续性模式。


吸纳道普什的观点,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更推而广之,发展出所谓的皮朗命题。皮朗认为日耳曼人入侵并没有带来古代世界的终结,真正终结古代世界,使得中古世界诞生的,是阿拉伯人的入侵。即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也深受道普什的启发,不过他将古代世界向中古世界的过渡视为封建社会的开始,并划定在“9世纪中叶,即在日耳曼人、阿拉伯人、维金人、匈牙利入侵之后。到入侵结束时,西欧也如在世界其他部分一样,已经塑造了历史的主要框架。


道普什的成功,在德语学界引发了另外的问题,即如果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文明,古代与中古之间不再是断裂了,而以延续为主。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古代日耳曼世界与中古日耳曼世界之间出现了断裂。奥托·霍夫勒基于这一假定对道普什进行了批评。他以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象征——标枪(历代皇帝加冕时手持之物)为例,说明日耳曼政治文化来自于古代日耳曼文化而非罗马文化。他认为个中关键在于方法论,即如何利用古代日耳曼时代的古物和习俗,因为那个时候日耳曼人还没有真正的文献写作活动。他坚持认为,日耳曼人是纯粹的族群,其习俗和古物代代相传,自我意识更是一脉相承。与科希纳一样,他是非常日耳曼文化本位主义的,强调日耳曼文化的延续性。


将日耳曼民族形成问题引向新视角的文斯库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马堡大学学习。1961年,他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族群生成和法制:中古早期的族群形成》。在作品的开篇,文斯库斯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他说,在中古早期,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同时存在着蛮族迁徙以及建国的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儒家文化十分强大,最终通过隋而建立了大一统的唐帝国,诸蛮族被融合进去。他问:为什么西部不是这样的呢?诸多蛮族不将自己融入到罗马国家和文化之中呢?也就是说, 最终形成的是蛮族王国,它们一直延续演化为近代民族国家。这是为什么?


文斯库斯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日耳曼人在蛮族大迁徙的时候,已经不是原始状态的民族了,借鉴人类学的术语,他们不再属于自然民族日耳曼人不仅业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族群,而且在迁徙的过程中,各种族群不断相遇,历经分合。在这个时候,依靠共同的祖先记忆使得新的更大规模的族群得以建立。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源自于共同起源的共同归属感的认知。他将自己的考察范围限定在这种族群认知上,具体而言,就是在这种族群生成的过程中,法律制度上的族群如何与该族的自我认同之间进行互动,为此调查中古早期的各种日耳曼法律文本中篇首的谱系与其后面的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


文斯库斯关于族群生成的研究在德语学界迅速引起反响。尽管文斯库斯使用了自己的术语族群生成Stammbildung),而非从俄罗斯传过来、在东德流行、也是目前流行的专用术语“Ethnogenesis”(在他的成名作中,后一词汇只出现过一次),但在今天的德语学界,族群生成被誉为日耳曼问题研究的第一关键词。而第二关键词则是族群Gens)。文斯库斯的族群生成理论,将族群的形成看成是一种民族社会学现象。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日耳曼人的起源问题,模糊难明,但是,正是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建立王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族群认同,奠定了现代欧洲诸民族的直接前身。换言之,现代欧洲诸民族正是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之中形成的。文斯库斯的研究,使得民族的生成取代民族的起源,成为民族大迁徙研究的新主题。


文斯库斯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并没有立即在非德语世界引起轰动。在英语世界, 学者们更是无动于衷。用哈佛大学教授霍曼斯的话来说:这部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将来自不同领域的信息合理地综合了,没有以论带史的不良意图。但是读者必须警觉!将诸日耳曼族群当作一个整体的德意志人进行研究,具有特别的民族含义,几乎是德语学界的专利。因此,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评论者,基本上就是个局外人。我可能不熟悉相关文献,也无法判断作者的结论是否有权威性,例如日耳曼学者所致力的所谓部落问题(Chauken-frage但他相信这是一部好的学术作品。与此同时,他也同样相信,我们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对它提出的诸多问题做出完满的答复。


真正使得文斯库斯的研究成果在英语世界闻名的功臣是维也纳大学教授沃尔弗拉姆(Herwig Wolfram1934—)。如同维也纳大学的诸多中古早期史前辈一样,沃尔弗拉姆也是以整理加洛林文书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与文斯库斯一样,他也深受霍夫勒的影响,非常关心日耳曼人的起源问题,尤其是神圣王权问题。1968年因此被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讲学。在那个时候,沃尔弗拉姆还是执着于科学地考辨、拼合史料,在此基础上对日耳曼人独特的神圣王权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侧重于哥特人)。从1967年开始,他整理出版了十分重要的史料汇编:《王侯名衔》(Intitulatio),收录至800年的君王和贵族的拉丁文头衔。在整理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和乔丹于6世纪创作的哥特史时,沃尔弗拉姆发现其中的哥特人王族谱系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利用好友文斯库斯的族群生成方法,他明白,这就是哥特王族在围绕自己的谱系建构共同的祖先记忆,即所谓核心传统,反映了统治集团型塑族群认同的努力。依据这些族群各自的王表(谱系),沃尔弗拉姆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族群生成类型学。


第一类:作为压缩王表的结果,旧王国包括古老的族名一起丧失,从大量罗马帝国时代的著名旧族名中创建一个新族名。这些新族名的含义从辞源上都存在着争议,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认同性称呼。凡王国消失,其王族最终失去作用,古老的王族也随之消失,不再延续。相应的核心传统也会丧失,导致族群记忆中断,为新的谱系所取代。这一类型主要指定居于帝国边境地区的族群,以法兰克人最为典型。第二种类型则是旧王国没有或者没有完全消失,如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和伦巴第王国。第三种类型处在第一和第二类型之间,表达了没有前途的衰亡。第四类与第一类略有不同,专指斯拉夫人、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些族群,因为它们并未直接受到古代基督教话语的影响。


在对哥特族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沃尔弗拉姆后来对中古早期的族群建国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具体说来,一群蛮族精英通过军事胜利,吸引其他人群,同时依据自己的核心传统,进行文化宣传,使得依附者认同于他们所宣称的这种文化传统,生成庞大的种族,结为酋邦(部落联盟),即族群生成。所谓核心传统则是围绕列王或者部族首领的谱系,通过口头传唱的方式,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最终通过建国之后的那些史书而凝固下来。但是,与文斯库斯不同,沃尔弗拉姆强调了罗马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力,认为这种核心传统的构建,就是蛮族将士在为罗马帝国提供雇佣兵和盟军的过程中,对罗马管理和文化的模仿。也就是说,通过罗马化得以实现种族认同,建立国家。他们或者通过罗马政府,或者通过罗马基督教,与罗马文化联系起来。他赞同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格里的总结:日耳曼世界可能是罗马政治和军事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也最持久的创造物。


真正使得族群生成理论在整个中古早期史学术界知名的,则是先后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大学者瓦尔特·郭法特(Walter Goffart1934—)。郭法特将族群生成理论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余孽,因此决心将蛮族史从16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祸害中解放出来,因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以各种伪装延续到今天。早在1972年,我就想写作一部远离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迁徙时代史1988年,郭法特发表影响深远的作品——《蛮族史的叙事者》,将中古早期有代表性的蛮族史家:乔丹、都尔的主教格雷戈里、比德以及主祭保罗的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并得出结论:所有这些蛮族叙事的奠基者都并非简单的天真汉,而是写作技巧高明,别怀写作动机,构造历史故事的高手。


郭法特将涉及日耳曼族群迁徙及其在罗马境内建立国家之前历史的文献论述全部视为迎合写作之时的现实需要的构造,因此是靠不住的。对此,德语学者不能接受,有学者为此专门草拟长篇论文,与他商榷,认为郭法特将所有这些史家视为文学创作者,讲故事的人(Narrator),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2000年美国卡拉马佐的国际中古史大会上,郭法特率领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对族群生成理论发动了总攻。在会上,郭法特引证口述史学和人类学家的证言,认为口传记忆的可靠性,从时间上不超过三代人。如果有关蛮族起源的传说缺乏其他可靠史料的佐证,则多是上述蛮族史家有意识地构建出来的。布拉特则利用考古学证据,来考察阿拉曼尼人的族群生成过程,他得出的结论是:“34世纪至7世纪,在物质文化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历史变化,足以表明阿拉曼尼人有过族群生成过程。有激进的学者甚至提出,族群生成模式是中古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霸王条款。


处在直接攻击火力之下的沃尔弗拉姆和他的学生瓦尔特·波尔,则从两个方面展开回应。一方面,他们对郭法特及多伦多派予以坚决的回击。他们指出郭法特是在打死老虎”“战风车。波尔评论郭法特专门攻击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蛮族潮》时说:奇怪的是, 作者不是针对当下的争论,而是沉浸在二战后他做学生的时代,以近似于传教士的语气在呐喊。他本来可以从许多论述这一话题的新近著述中获得帮助,但却只是靠误读来汲汲于证明他们全错了……不论这些学者的具体观点如何,他们都通通被视为日耳曼派的卫道士。通过将他们附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陈旧引文之后,暗示他们也持类似观点。如果郭法特针对当下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而不是对基本上属于虚构的日耳曼派扩张恼羞成怒地进行攻击,他肯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日耳曼人东迁

下一篇:李隆国丨“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与发展(三)上一篇:李隆国丨“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与发展(五)
评论留言交流 (仅限注册用户,请先注册或登录)

 
  【注意】 发表评论必需遵守以下条例:
 1.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2.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3.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4.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5.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最新用户评论留言
点此查看更多评论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