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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再探——以产生时间和原因为中心(上)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10-15] 浏览:

·欧洲史·


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再探

——以产生时间和原因为中心


徐浩


内容提要 新人口论认为中世纪中期工资劳动市场的快速扩张来自人口过剩,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中世纪晚期工资劳动市场的形成归结为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兴起。尽管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都不能从整体上解释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的存在。中世纪不同时期,领主庄园、农民家庭和工商业者作坊或商店对工资劳动市场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因而需求拉动是中世纪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资劳动者比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家庭劳动力和领主庄园的农奴劳役的重要补充,而并非一种异己力量,只有当条件适合时才会转变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市场。

关键词  中世纪 西欧 工资劳动市场




工资劳动市场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简单说就是雇主和雇工之间存在劳动的买卖关系。雇主为得到劳动而支付工资,雇工为获得收入而出卖自己的劳动。中世纪西欧典型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包括领主庄园、农民家庭以及工商业者家庭作坊或商店等,而罗杰斯、多普施、布洛赫、麦克法兰和戴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他们不独依靠维兰劳役地租或家庭劳动力,还程度不同地雇用仆人(servant)和雇工(labourer),由此工资劳动市场应运而生。不过,对于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产生的时间和原因,国外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在产生时间上,多普施和布洛赫主张中世纪早期起源说,维诺格拉多夫和戴尔主张11世纪起源说,以及罗杰斯主张13世纪起源说;在产生原因上,道布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其归结为中世纪晚期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起源(资本主义雇用劳动模式),以波斯坦为代表的新人口论则主张中世纪中期人口过剩导致小持有者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小持有者为生模式”)。不过,上述观点仍无法对整个中世纪工资劳动市场做出合理解释。13世纪起源说无法解释何以在他们所提出的时间之前存在如此多的仆人和雇工,“小持有者为生模式”无法解释何以有的国家在中世纪中期人口增加时小持有者数量和工资劳动市场出现下降?或者在中世纪早期和晚期土地充裕时小持有者仍保持较高数量或比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模式无法解释何以中世纪晚期前大量存在非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产生的时间、中世纪中期工资劳动市场快速扩张的真正原因,以及中世纪晚期工资劳动市场何以继续保持稳定等问题,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 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产生的时间


20世纪前半期,西方学者对中世纪早期欧洲大陆的工资劳动市场进行过开创性研究。奥地利史学家多普施是一位古罗马文明连续论者。他认为,进入中世纪后,罗马城市没有被悉数摧毁,日耳曼人也绝非拒绝城市文明的野蛮人,因此,从中世纪早期之初开始幸存下来的罗马城市便存在着王室、教会、贵族、自由人、非自由人、军人和工商业者等各个阶层。在他看来,贸易与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中世纪早期欧洲大陆城市中雇佣个人阶层的形成,“这些人很普遍地出现在当时的各种资料里,他们中,既有自由人也有非自由人。在《西哥特法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工人与贸易及商业之间的联系。该法律规定:海外来的商人与贸易者被禁止为了他们的生意,去雇用那些来自哥特定居点的劳工。这部法律尤其还禁止犹太人将那些自由或不自由的基督徒置于其保护之下或供其驱使,或者将他们作为工人加以雇用。”多普施主张,贫困人口构成中世纪早期城市工资劳动市场的蓄水池。“在此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一段文字。文字描述了585年商人们源于一次饥荒的种种收益。这次饥荒中,商人们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大幅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粮食与酒)的价格;这样做导致的结果,就是那些贫困的人们只得将其自身受雇于他人来换取食物。7世纪时,西哥特人的一项法规反映出,在该国中也出现了由于经济需求而导致类似的出卖劳力来换取食物的情形。”他还对城市贫民雇工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在1941年和1966年出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版(由克拉潘和鲍尔主编)和第2版(波斯坦主编,但多普施撰写的章节与第1版内容没有变化)中,他提出,中世纪早期西欧城市雇工多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后者甚至吸引了大地产的依附佃农,“这一点在《庄园法》中得到特别证实。许多幸存的‘释奴汇编’中证明,大量奴隶被释放,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迁徙到城镇的缘故 ”。

西欧封建化没有消灭工资劳动者,相反他们在中世纪早期成为继劳役佃农、奴隶之外大地产上最重要的劳动者,这在有史料可循的法兰克王国的领主庄园体现得尤为明显。布洛克认为,对领主制的任何研究都要以中世纪前期为起点,而公元八九世纪存在着契据、法律文件和庄园财产清单等相对丰富的史料,在历史上首次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概貌,更早的时代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中世纪早期法兰克高卢的土地被为数众多的领主庄园所分割,而庄园的土地又被分成领主自营地和佃农份地两部分。据估计,“占总面积1/41/2的耕地为国王、高级贵族、大教会地主占有,并且他们的地块面积往往十分大,有几百公顷(1公顷约为2.5英亩——引者注)。这就是庄园土地的景象。”布洛赫发现,中世纪早期领主庄园的劳动力主要包括奴隶、劳役佃农和雇工,因而自营地的耕种并不全部委诸所有奴(即取得小块土地并承担劳役和实物地租的劳役佃农)。实际上,“更为通常的情况是,‘所有奴’在自营地上的工作由雇佣劳动力和真正的家内奴隶(这还绝没有消失)来补充。”应当说,加洛林时期雇工和仆人已构成领主庄园自营地中工资劳动者的主体,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如他指出,中世纪早期领主庄园自营地的雇工又分为季节性和相对自由的雇工和住在主人家中的仆人两种类型。前者获得货币或实物报酬,后者由主人提供食物甚至衣物,此外也许还有一小笔工钱。“尽管研究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中世纪早期确实存在这两种报酬方式并在领主产业中实行。被科尔比修道院雇用的人就是真正的雇工,他们在教士的花园里劳动,秋天松土翻地,春天种上庄稼,夏天则铲锄杂草。他们的报酬为一定数量的面包、几桶啤酒、一点蔬菜及几枚钱币——不过,在大领主的领地,这种雇工只起例外的、暂时的补充劳力作用。”相比之下,仆人的身份和工作则多种多样,“这种雇工存在于整个中世纪期,特别是在法兰克高卢。不过,他们中只有自由人才称得上是工资劳动者,奴隶尽管也由主人负责供应膳食,但所处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在庄园中领取领主禄粮的各式人等中,除奴隶、自由手工业者、士兵、仆从外,还有雇用劳动者,他们来去自由。不过这些人不足以耕种颇大面积的土地。”应该说,晚近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布洛赫的上述结论。

盎格鲁-撒克逊时英国存在仆人,但名称不一。例如,肯特王国《埃塞尔伯特的法律》第85—88款都提到“埃斯尼”(esne)的仆人,其他肯特王国和威塞克斯王国《伊尼的法律》(第29款)也这样称呼。他们在法律上是非自由雇工,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浮动。威塞克斯王国《阿尔弗雷德法律》提到“埃斯尼怀坦”(esnewyrhtan)的非自由雇工。规定他们的休假天数不同于自由人,与奴隶相同。他们在完成主人和自己的劳动外,还在邻居家打工赚钱,贴补家用。除了国王颁布的几部法律外,盎格鲁-撒克逊早中期没有地产档案幸存下来,致使该时期农业经营的真实情况扑朔迷离。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肯特王国的仆人(laet)属于半自由人,但在威塞克斯王国却几乎消失。当时的雇工多为奴隶工匠,尽管他们已经佃农化,但尚未转变为农奴。有鉴于此,中世纪学者通常认为英国工资劳动市场产生于11世纪及其以后。例如,坎宁安对比《末日审判书》时期和现代的劳动力的差异后认为,前者中的雇工缺少流动性,因此,“作为依赖雇主为其提供劳动机会和手段的雇工,在11世纪好像几乎不为人知”。相反,维诺格拉多夫则认为中世纪英国雇工像庄园一样在诺曼征服前已经存在。他通过一份诺曼征服前庄园管事的地产管理文献发现,除了存在庄园管理人员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自营地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生活在庄园农场或者依附于小块土地上的雇工,他们形成自营地耕作的核心”。戴尔也持有类似观点,如他所言:“为了突出工资劳动的久远历史或至少是为了获得某些物质报酬而不必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劳动体系的谱系,我们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日审判书》里对自营地的描述暗示了一个隐藏的仆人群体的存在,正如我们得知在很多自营地上存在奴隶犁把式,每张犁两个人。但是,这些描述里并不包括其他专业工资劳动者,如羊倌和猪倌。我们知道这些专业人员普遍存在,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职责已出现在11世纪的其他文献中。”

戴尔所说的“其他文献”当数《管事的职责》(Gerefa)和《全体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两者可以视为中世纪早期英国庄园自营地存在工资劳动者的直接证据。在11世纪左右,英国西部的地产管理文献《管事的职责》第6款规定:“他(管事——引者注,下同)应该永远用他们领主的警告激励他的仆人,并且按照他们的贡献支付报酬。”第7款规定:“他永远不要让他的仆人占上风,而是要使用领主的权力和习惯法管理他们中每个人。如果他受制于自己管理的仆人,他最好辞职而不是继续留任,这样对领主不利。”此外,第16款还规定他要为庄园的熟练工人提供各种工具。后者则详细阐述了11世纪各个阶层的权利与义务。该时期领主自营地的农田劳役由自由人茅舍农(cotter)和吉布尔(gebur)承担,并交纳规定的税收,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从地产主那里获得数量不等的持有地、牲畜和农具等。除此之外,庄园还存在专业的仆人队伍,庄园蜜蜂和各种牲畜的饲养,奶酪的制作,仓库、森林和篱笆等的看管,以及小吏(beadle)等都由仆人承担。他们来自奴隶(serf,此时英国尚无农奴)和奴仆(esne)等非自由人或依附者,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在主人家食宿。除此之外,主人还给他们实物、金钱或土地甚至用牲畜帮助他们犁地等作为报酬。这些专业的劳动者毫无疑问就是《末日审判书》中庄园仆人的先驱。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充当非自由雇工的奴隶在诺曼征服后逐渐转变为农奴。波斯坦曾对诺曼征服后庄园自营地庄仆(famulus)的起源做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奴隶曾经构成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更早时在那个社会中承担的功能,仅能进行猜测;但在1066年他们的角色则是毋庸置疑的,那时他们是庄园仆人,具体说就是自营地的犁把式。在《末日审判书》中,自营地的犁把式仍主要由奴隶担任,但在奴隶数量不足时则由来自小持有者阶层的博瓦瑞[bovarii,通常称作“保达”(bordarii)或边地农,后融入茅舍农阶层]加以补充。12世纪随着奴隶的消亡,博瓦瑞取代奴隶成为自营地的犁把式,其身份变成农奴,他们在以后几个世纪被称为“仆人”。除此以外,贫困自由人和小持有者也会被迫进入工资劳动市场。维诺格拉多夫认为,11世纪时,雇工一般来源于奴隶。例如,在古英语的特许状中提及地产设施时总是将奴隶和拉犁的公牛和播种工具相提并论,有的时候他们人数众多。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自由人也成为庄园的雇工。此外,随着人口增加,大量不能继承土地的诸子及其后代在邻居的土地上寻找安身之处和工作机会。

除庄园自营地的庄仆外,仆人也受雇于富裕农民、市民和贵族家庭,主要从事农业、工商业和家务劳动。此外,还有大量小土地持有者短期受雇于人,由此,到11世纪末,英国的工资劳动者已经初具规模。正如戴尔总结的那样:“对1086年仆人人数进行粗略估计,包括自营地和较大的农民份地上的农业仆人以及城市和贵族家庭中的仆人,总计可达15万人。加上10万户小持有地的农民家庭——这些人可能为其他人兼职工作——被雇用人数在250万的总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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