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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上)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10-15] 浏览:


“五王”与“四天子”说:

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

 

王永平

 

内容提要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段关于阿拉伯商人与中国皇帝的对话,其中提到了关于世界诸王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许多问题。这类记载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还有许多,大都是以伊拉克王为中心,包括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在内的“五王说”,它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的世界观念。在古代印度、中亚及中国也流传着类似的“四天子说”。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在印度,它认为世界是由人主、马主、宝主和象主四位天子所统治,分别对应着中国、突厥、拂菻(拜占庭)和印度,而印度则是世界的中心,它反映了古代印度佛教的世界地理观。在中亚地区和中国也流行着类似的说法,大都是受其影响。从阿拉伯的“五王说”与印度的“四天子说”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诸王朝与古代印度在有关世界认知观念中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流动的历史。

关键词  阿拉伯商人 中国皇帝 “五王说” “四天子说” 世界观念



 

古代阿拉伯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它与古代印度、中国、拜占庭之间的接触与往来异常频繁,这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物种与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并且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碰撞与交锋,对于加深各文明之间的互动与认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世界诸王的记载与评价,其中有一段阿拉伯人与一位中国皇帝之间的对话特别引人注目,学者们历来对其持怀疑态度。但是通过对这段对话及其相关内容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了解阿拉伯甚至印度有关世界认知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传及其影响。




 

一、一位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皇帝的“世界观”


 

在阿拉伯古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留下了一段来自巴士拉城的阿拉伯人伊本·瓦哈卜(Ibn Wahab)与一位中国皇帝的对话。这位中国皇帝一般被认为是唐朝末年的僖宗皇帝(874—888年在位)。由于这段对话涉及对当时世界(指亚欧大陆)上主要五大帝王(国)的评述以及对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等宗教的描述,因此历来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在这段对话中,中国皇帝对瓦哈卜提到,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五大帝王分别是伊拉克王、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其中,最令中国皇帝赞赏的是统治伊拉克的阿拉伯王,他不但打败了强大的萨珊王朝时的波斯帝国,而且还因为他所统治的区域最为广大,处于世界的中心,其余的王国都围绕着它,所以被称为“诸王之王”;其次是中国皇帝,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善于治理国家的帝王,而且君臣关系相处得最为密切,臣民对他也最为忠诚,所以被称为“人类之王”;再次是与中国相邻的突厥王,因为他建立起来了一个横跨中亚与北亚广袤草原地带的游牧帝国,经常对中国和波斯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被称为“猛兽之王”;再其次是印度王,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大象是最受推崇的动物,是智慧、学识与财富的象征,甚至是这个国家形象的标志,所以又被称为“象之王”或“智慧之王”;最后,还有拜占庭王,据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男子是世界上长相最为出众和英俊的,所以又被称为“美男之王”。这位中国皇帝因此认为,这五个国家的帝王是世界上所有帝王之中的佼佼者,其余诸王都不如他们。

这段对话还提到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几种主要宗教。例如瓦哈卜在回答中国皇帝关于波斯帝国是如何被阿拉伯帝国消灭时,认为那是因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信仰不同所致。阿拉伯信仰伊斯兰教,受到真主的庇佑,所以取得了胜利;而波斯人亵渎了真主,他们只知道崇拜火,向着太阳和月亮下跪叩头,所以失败了。而拜火和向往光明正是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之为祆教、火祆教或拜火教)的主要宗教特征。

中国皇帝还让人拿出一个匣子,从里面取出一束束画卷,给瓦哈卜展示了皇家收藏的先知们的画像。皇帝对他们的事迹似乎也都很熟知,他指着一幅表现诺亚方舟故事的画像对瓦哈卜说:“关于诺亚,这个名字你确实说对了,至于洪水淹了整个大地,我们却不知道。洪水只在大地的部分区域泛滥,没有淹到我们的土地,也没有淹到印度。”他又指着摩西拄杖带领着以色列民众的像说:“听说摩西所在之国十分狭小,他的百姓又总跟他捣乱。”对耶稣骑驴和追随他的弟子们的画像说:“他传教时间不长,这事(传教)他最多不过做了三十个月多一点。”当看到表现先知穆罕默德和簇拥着他的信徒们都骑着骆驼,脚上穿着阿拉伯式的靴子,腰上牢牢地挂着一根很长的剔牙枝,皇帝对瓦哈卜说:“他和他的臣民统一了一个最大的国家,可是他没能亲眼看到统一后的盛世。他的后继人倒是看见了。”皇帝还给瓦哈卜观赏了许多其他先知的画像,“其中一个,用右手指着什么,拇指与食指合拢起来,那神态俨然揭示真理一般;另一个是手指苍穹,伫立不动。此外,还有各种不同形貌的先知。”其中用手指着什么、拇指与食指合拢起来的显然是佛陀;手指苍穹者大概是老子。此外,大概还有孔子、孟子等诸子像。所以翻译才对瓦哈卜说这些“先知”是他们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先知”。

这段对话还见于另一部古代阿拉伯文献,即马苏第(Al-Masūdi,又译作麦斯欧迪)著的《黄金草原》,该书稍晚于《中国印度见闻录》,一般认为其资料来源有些就出自该书。

关于这段对话的真伪历来就有所争议,主要问题出在一位中国皇帝怎么可能承认阿拉伯为世界第一而自认为第二这句话上。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中原王朝屈尊于其他政权之下,甚至向对方称臣的情况,如南北朝后期突厥强大时,北周、北齐政权竞相称臣纳贡,五代时后晋称臣于契丹,南宋称臣于金等,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唐朝,也曾称臣于突厥。但在这段对话中,突出强调的是阿拉伯的“世界中心”地位,同时将中国、突厥、印度与拜占庭与之并列为“世界五强”。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同时期的其他阿拉伯文献中,显然它反映的是阿拉伯人的一种“世界观”。

这段对话提到阿拉伯灭亡波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里的波斯是指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Ⅰ,226—240年)推翻安息王朝后建立起来的萨珊王朝(Sassanidae,226—650年),在中国文献中称为“波斯”。约在隋末唐初,阿拉伯帝国兴起,向东扩展,波斯首当其冲。在阿拉伯人的侵逼下,萨珊王朝的波斯末王伊嗣俟(伊斯德吉勒三世,632—651年)曾三次向唐太宗求援,唐朝由于立国不久,加之路途遥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予以支持。637年,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Taysifun,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的底格里斯河畔)被攻陷。651年,波斯帝国灭亡,伊嗣俟的儿子卑路斯携其子泥涅斯流亡唐朝。707年泥涅斯在长安病逝。到唐僖宗接见瓦哈卜时,波斯亡国已经有两百多年。

关于皇家收藏的先知们的画像,瓦哈卜这样描述:“每幅先知的画像上,都写着一行行汉字。他推想,内中记载的可能是先知们的名字、他们所在国的位置、预言的内容,等等。”这倒颇为符合中国画的特征。至于诺亚、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先知的事迹,唐人应该早已有所耳闻。诺亚、摩西、耶稣为基督教的圣人,而基督教的波斯教会在唐初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大秦教或大秦景教。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到中国长安,在唐朝受到礼遇,“帝(唐太宗)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并准许其在长安建寺传教。638年,还下诏赞扬该教“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并允许在全国传教。唐高宗时下令在各州建景教寺院,并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于是出现了“法流十道,国富玄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唐玄宗时,令宁王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并命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画像)于大秦寺供奉。744年,大秦国(东罗马帝国)传教士佶和来到唐朝,玄宗又诏与罗含、普论等17名传教士,于兴庆宫修功德,并御赐寺额。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宠任传教士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唐代宗每于圣诞日“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唐德宗也很尊重该教,于781年在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敦煌文书中曾发现过几种景教写经,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其中《尊经》就提到摩西(Moses),译作“牟世”。此外,还有《序听迷诗所经》,“此经标题原为三字《移—鼠迷—诗经》(Book of I-shuMi-shih-he)[即《耶稣弥赛亚经》(Book of Jesus Messiah)]。”此经前一部分阐释教义,后一部分叙述耶稣行传。其中提到圣母玛利亚,译作“童贞女末艳(Mo-yen)”;耶稣圣诞之事,译作“末艳怀孕后生一男孩名为移鼠(I-shu)”;耶稣弥赛亚(Jesus Missiah),译作“移—鼠—弥—师—诃”(I-shu-Mi-shih-he)。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地还发现过叙利亚文景教祈祷书的断片,其中有圣母玛利亚及耶稣基督等赞美词。2006年,在洛阳发现了一方立于814年(唐宪宗元和九年)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石经幢。以此观之,唐代皇帝对基督教诸圣事迹有所了解,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再者,诺亚、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也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先知,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伊斯兰教的东传,他们的传说和事迹自然也会传到唐朝。

阿拉伯帝国兴起之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唐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史籍称其为大食。虽然中阿之间曾于公元751年爆发过著名的怛逻斯(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之战,但双方的友好往来却始终不断。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有一句名言鼓励他的门徒说:“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所以阿拉伯帝国派往中国唐朝的使节多达41次,至于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更是络绎不绝。甚至当唐王朝发生安史之乱时,阿拉伯帝国还曾派出军队施以援手,帮助唐朝从叛军手中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京。

瓦哈卜到达中国,约在唐末大动乱爆发之前。当时阿拉伯帝国正处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黄金时代,中国史书上称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了新都城巴格达。当时有许多中国的工商业者生活在那里,出生在巴士拉的阿拉伯著名学者查希兹(Al-Jahiz,775—868年)在《书信集》中曾说:“中国人擅长手工艺,什么锻造、熔炼、花样翻新的印染、旋工、雕刻、绘画、织布,无一不精。” 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工匠曾经参与了新都巴格达城的建设,因此巴格达又有“中国国王的礼物”之称。

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密切,阿拉伯人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认识以及相关地理知识也纷纷传入中国,而伊斯兰教先知的传说和事迹自然也会传到唐朝,为唐人所了解和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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