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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下)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6-10-15] 浏览:

二、古代阿拉伯的“世界观念”


 

在中国皇帝与阿拉伯人瓦哈卜的对话中提到的有关世界五王划分等次的类似内容,还见于《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其他部分。其中有一段讲到: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依次为阿拉伯人国王、中国国王、罗马人国王、印度国王。这段内容比瓦哈卜的叙述还要早。

在这段话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没有提到“猛兽之王”突厥王,前述五王就只有四王了。其二是对阿拉伯王的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词,不过与前述借中国皇帝之口所强调的“领土最广、世界中心、诸国围绕”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此主要赞美的是其“伟大、富有、豪华”以及“无与伦比的宗教之主”,也即伊斯兰的代表,所以哈里发对其臣民来说是超越其他一切君主之上的“万王之王”;此外,对其他诸王则基本都没有予以评价。其三是罗马国王位于印度王之前。关于印度王,作者把他描写成是“穿耳孔人的国王巴拉哈-拉雅(Ballaha-raya)”,他说:“这个巴拉哈-拉雅,所有印度人都承认他尊贵,其他国王能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承认这一点:巴拉哈-拉雅的使臣来时,必须受到他们的祝福,以表示对其主人的崇敬。” 由此可见,这位国王其实就是指印度王。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黄金草原》有关“国王们的尊号”的记载:中国中原、突厥、印度、室利佛逝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国王都承认巴比伦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是世界上的第一君王。他在他们之间占有的位置就如同月亮在诸星辰中一般,因为由他统治的气候带是所有气候带中最为崇高的一个,他本人也是最为富裕和品质最为卓著的一个王子,他也是其政府中最为坚强和最谨慎的人。大家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一个“王中王”的尊号。有人把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作心脏在人体中的地位,或者是比作主要珍珠在项链中的位置。第二是印度国王或智慧国王、大象国王。第三是中国中原地区的国王。第四是突厥国王,又被称为“野兽国王”和“马匹国王”。第五是拜占庭皇帝,他也被尊奉为人类的国王,因为没有任何一位王子能统治比别国更为漂亮的人。天下的其他国王都处于同等地位,或彼此之间基本平等。

在这段描述中所说的巴比伦国王,实际上应该就是指阿拉伯国王。称其为“世界上第一君王”“世界的中心”“王中王”等,这在古代两河流域兴起的诸王朝中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如阿卡德王国的创立者萨尔贡(约公元前2371—前2316年)自称为“世界四方之王”;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自称为“王中之王”。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约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在一份文书中宣称:“我是居鲁士,宇宙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世界四方之王。”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用三种文字刻写道:“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后来的阿拉伯帝国只不过是继承了这一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所以,在这段话中抬高巴比伦国王的地位,其实是为了突出继承了两河流域诸王朝遗产的阿拉伯帝国的地位。

在这段描述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将印度的地位排在了中国和其他诸国之前,这在同时期其他阿拉伯古文献中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它大概反映了10世纪时,阿拉伯与印度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空前密切,甚至超过了与其他诸国之间的来往,从而导致了阿拉伯人在对世界认识上的变化。

在这段记载中,另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将突厥国王描述成“占据着高昌(kūshān)城,统治着九姓乌古斯”,“享有‘回鹘汗(uyghurkhān)’的尊号”,这样的表述更符合10世纪时西域的国际政治新格局。突厥汗国早在8世纪中叶就已经败亡,继之而起的是回纥(后改称回鹘)。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在辽、宋史籍中称其王为阿萨兰汗[或作阿思懒,一作阿厮兰汉(汗)],意为师(狮)子王。在阿拉伯文献中称其为“猛兽之王”或“狮子之王”,倒也是符合其实际情况。九姓乌古斯,又作九姓乌护,是存在于唐末五代宋辽时期中国西北部的乌古斯人回鹘部落联盟。在古突厥语里,“乌古斯”有“部落”“姓”“联盟”“箭”之意。中古时期,有“九姓回纥”“九姓铁勒”等部众,他们是在反突厥阿史那氏时形成的联盟。据法国汉学家哈密顿(James Hamilton)研究,九姓乌古斯(Toquz—θruz)联盟是由蒙古高原和中国突厥斯坦的铁勒部族所组成,其时间可能为7世纪初年。在8世纪末9世纪初,在回鹘人领导下大举扩张,其中有一部分到达中亚咸海一带定居下来,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又被伊斯兰化,所以被称为乌古斯。




另一部古代阿拉伯文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的《道里邦国志》中,也有关于“古代地球上的诸国君主及其王国”的记载:伊夫里宗(Ifridhūn)曾经将大地分赐给他的三个儿子。一块给了塞赖姆(Salam),塞赖姆就是统治西方的舍莱姆(Sharam),他是罗马(Al-Rūm)诸王和粟特(Al-Sughd)诸王的祖先;另一块地给了突什(Tush),突什就是统治东方的突吉(Tūj),他是突厥(Al-urk)诸王和中国诸王的祖先;第三块地给了伊朗(Iran),伊朗就是伊朗舍赫尔(Iranshahr)的统治者伊莱吉(Iraj)。伊朗舍赫尔就是伊拉克(Irāq),伊朗就是伊拉克诸王——库思老(Kasrā)的祖先。在“各地诸王的称号”中:伊拉克王的通行称号是库思老,也就是沙罕沙赫(Shāhānshāh,意为“王中之王”)。罗马的国王,通称作恺撒(Qaysar),也就是巴西勒(Bāsil)。突厥、吐蕃、可萨突厥诸国的君主均被叫作罕甘(Khāqān,即可汗)。中国的君主叫白鹤布尔(Baghbur,即天子)。以上诸王都是艾夫里宗(Afridhun)的子嗣。大印度的国王叫白勒海拉(Balhara),即众王之王。

在这段史料中,关于世界诸王的划分,实际上提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伊夫里宗将世界分给了三个儿子,分别是罗马诸王和粟特诸王的祖先、突厥诸王和中国诸王的祖先、伊朗和伊拉克诸王库思老的祖先。按照这种说法,世界划分为三个系统,即罗马—拜占庭系、突厥和中国系、伊拉克阿拉伯系。在这个系统中,突厥和中国合为一个系统,而印度则没有被提到。另一种是“王中之王”伊拉克王、罗马国王、突厥和吐蕃可汗、中国天子,他们都是艾夫里宗的子孙,而大印度国王白勒海拉虽然还是同样不在其列,但却特意强调其为印度的“众王之王”;另外还提到了东非诸王、东印度洋诸王、南海诸王及斯拉夫国王。这个系统的描述比较全面,并且已经具有了前述“五王”或“四主”说的雏形。所谓伊夫里宗或艾夫里宗应为同一意思。据宋岘先生解释:“波斯语人名,源自伊朗第一个统治阶级——菲什达德(Fishdād)的某位君主的名字——夫里宗(Fridhūn)。传说他即是《圣经》中的诺亚,也有传说他是双角王——希腊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亚历山大。” 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曾经提到。《圣经》中说:诺亚夫妇有三个儿子,上帝在大洪水毁灭世界之前,选中了诺亚一家,作为新一代人类的种子保存下来;而“双角王”的传说则出现在《古兰经》故事中:“双角王这个远征的开拓者挺进到了马格里布。一路上,他的队伍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所以如此,是真主在支持他,向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使他常胜不败。”关于“双角王”类型的故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流传,其原型是关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亚历山大大帝通过大规模的远征,建立起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他死后,帝国迅速分裂为托勒密、塞琉古和马其顿三个王国。前述两种说法明显是受到了这两种传说的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波斯、阿拉伯文化融合与吸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痕迹。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世界的描述还见于伊本·法基赫(Ibn Al-Faklh)的著述中引录阿卜杜勒(Abdallah bin’Amr al-As bin Wāil as-Sahamī)的记载:大地(世界)状似一只鸟,分为头、两翅、胸、尾等五部分。其头部乃中国,其右翅乃印度,其左翅乃(黑海的)可萨突厥人(Khazar);其胸部是麦加(Mekke)、汉志(Hidjāz)、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其尾乃从扎特-胡马姆(Dzāt al-Humām,指埃及的边界地区)到马格里布的整个地区,该地区是鸟体最次要的部分。

法基赫约为9世纪末10世纪初人,著有《各国志》(al-Buldan,又译作《列国志》),约成书于902年。阿卜杜勒约卒于675年,他关于世界的描述应该是古代阿拉伯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资料了。在这段描述中,虽然还没有出现关于世界诸国(王)的排序,但从阿拉伯地处胸部心脏地位、中国为头部、突厥和印度分别为两翼、西方为尾部最次要部分来看,已经有了后来阿拉伯古文献中关于世界诸王排序的萌芽。




 

三、印度、中国和中亚流传的“四天子说”

 

 

在前引《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无论是借中国皇帝之口所说的“五王说”,还是宣称印度和中国人都一致认为的“四主”说,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都来源于古代印度的“四天子说”。

“四天子说”反映了佛教僧人的“世界”地理观,它最早见于东晋时从天竺来的僧人迦留陀迦(Kalodaka)译的《十二游经》:“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域,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

该经译于392年。“阎浮提”是梵文Jambudvipa的音译,又译作“赡部洲”“剡浮洲”。古代印度人认为,大地中央有赡部树(Jambu),所以把人类居住的大地称为赡部洲。印度佛教徒根据他们的了解,把赡部洲看成是四天子所统治。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派遣朱应、康泰等出使扶南(今柬埔寨一带),就听说了类似的传闻。据康泰等人返国后撰写的见闻录《外国传》(或称《吴时外国传》)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

这里的“外国”不外乎是他所出使的扶南或其他南海诸国。当时从印度到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非常频繁,包括扶南在内的南海诸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源自印度的这种“四天子说”自然也会传入这些地区。朱应、康泰等人在出使扶南时,恰逢天竺回访扶南的使者“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扶南王范)旃”,因具问天竺土俗,“以为在天地之中也”。所以,康泰等人听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的“外国”,大概是指自称“在天地之中”的这两位印度使者所说。换言之,加上印度,正好应该符合“四天子说”。

东晋时赴印度求法的僧人智猛也听说过“四天子说”。据《高僧传·智猛传》载:“到罽宾国……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咨问方士,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所谓“猛传”,大约是指智猛回国后撰写的《游行外国传》一书,该书记载了他在印度的游历经过,其中应该就有他在罽宾国听到的关于“四天子”的说法。可惜该书早已亡佚,仅见于隋唐《经籍志》著录。

到唐代,玄奘在西游印度回国后,撰成《大唐西域记》,展现了他所了解到的当时世界。他在序言中写道:“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

玄奘所说的世界是由人、马、宝、象四主所统治,但法师并未明言这四主究竟是指哪些地区或国家。一般来说,人主是指中国,象主是指印度,马主是指当时北方的突厥,宝主是指拂菻,也即东罗马帝国, 这样就和《十二游经》和《外国传》中的记载较相契合。但在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却又提到:“彼土常传,赡部一洲,四王所治。东谓脂那,主人王也;西谓波斯,主宝王也;南谓印度,主象王也;北谓猃狁,主马王也。皆谓四国,藉斯以治,即因为言。”

这里的“脂那”是指中国,“猃狁”对应的应该是突厥,宝主却明言是波斯。道宣曾参与过玄奘的译经工作,故伯希和推测他的记载当本诸玄奘亲口所传。道宣在另一部著作《释迦方志·中边篇》里也提到:“言赡部者,中梵天音,唐言译为轮王居处。言四轮王通局乃殊,住必南方也。……又此一洲,四主所统。雪山以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湿,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国。俗风躁烈,笃学异术,是为印度国。……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贤,是为胡国。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人主也。地唯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迁,是至那国,即古所谓振旦国也。”在这里,作者提到的“宝主”仅说是“胡国”,而没有具体指哪个国家,根据前述推测,这个“胡国”应该是指波斯。

总而言之,从魏晋时期的“四天子说”到玄奘、道宣笔下的“四天子说”,尽管内容大体一致,但是不同时代的叙述者所要传达出来的意思却不太一样。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地理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十二游经》和《外国传》中的“四天子”或“三天子”的指向都很明确,而到唐代玄奘和道宣的叙述中则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现象。

“四天子说”在中亚一带也有流传。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人建立的城邦国家,在这里就有相关的说法。据《新唐书·西域下·康国传》载:“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 蔡鸿生先生认为,城楼壁画上的列王图,使人联想起著名的“四天子”传说。何国城楼上的壁画,是供国王从南面朝拜的,故画面不可能四方展开,只能作左、中、右配置,以致“四主”方位与传说有异,但其基本内容却是一致的。许序雅先生则认为,蔡说忽略了城楼的方位。何国城楼位于都城之南(“城左”),楼南墙为外墙,不便何王礼拜。所以,城楼仅有东、西、北三墙分别绘画。何国位于康国和安国之间,被誉为“粟特的心脏”,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图像化了的“四天子说”。

中亚粟特古城片治肯特遗址(又译作喷赤干,在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处,位于撒马尔罕以东约七十公里),即为唐代米国都城钵息德城。在这里发现的一所宅院遗址里,也有关于掌管世界的四个(或更多)国王题材的绘画。这类图像很明显源于萨珊波斯(见下表):


 

《法斯纳玛》(6世纪)

西:拜占庭人 北:嚈哒人 东:中国人 南:波斯人

《卡纳玛·吉·阿达希尔》(8世纪)

西:拜占庭人 北:突厥人 东:印度人(喀布尔)南:波斯人

粟特文的摩尼教残片(6—7世纪早期)

西:波斯人           东:印度人 南:撒马尔

何国亭子(7世纪早期)

西:波斯人+拜占庭人 北:中国人东:突厥人+印度人南:何国君主


 

从上表可以看出,最早的已知材料是波斯政论书《法斯纳玛》(Farsnama),其中有关于萨珊国王库思老·阿努希尔宛(KhosrowAnoshiravan,531—579年在位)的记载。据称萨珊国王在一定的公众场合,会陈设几个宝座,在他左边的那个宝座是留给中国皇帝的,他身后的那个给嚈哒国王(在其他时代就换作可萨/Khazars国王);第三个在他的右边,属于罗马的恺撒(即拜占庭皇帝)。由此可见,粟特人关于世界诸王的模式是直接从萨珊王朝时波斯的皇家宣传那里借用来的。

“四天子说”还与佛教艺术相结合,出现在高昌回鹘时代(866—1283年)的壁画中。位于吐鲁番东北的伯孜克里克石窟是高昌时期的代表性石窟。据德国学者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考察,其中第9窟右壁很可能描绘了南方增长天王和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的肩部铠甲上刻画着象头,西方广目天王的右手举着一颗宝石,表现了“象主”与“宝主”观念的不断扩展。而在同一时期的高昌佛幡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形象也同突厥马主联系起来。 这些都说明“四天子”观念对佛教艺术的渗透。




余论


 

在古代两河流域兴起的诸王朝中一直都有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传统。波斯萨珊帝国衰败以后,阿拉伯大食帝国迅速崛起,它们根据欧亚大陆上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并结合两河流域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有关世界诸王等次的划分。这种“世界观念”与古代印度流传的“四天子说”有颇多类似之处,如印度作为“象之王(象主)”和中国作为“人类之王(人主)”,在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世界观中有着惊人的一致。至于月支、突厥、吐蕃、回鹘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被赋予“猛兽之王”(狮子王)或“马主”的称呼,也属于比较相近的观念。而对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称其为“美男之王”或“人类之王”,在印度和中国人的观念中则认为其是“宝主”之国。这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各地认知观念上的差异。至于阿拉伯人自称为“王中王”,而印度人则认为自己“在天地之中”,这和古代中国自认为是“天下之中”一样,都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的表现。这种意识绝不是某种文明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在古代世界几乎所有古老的文明体系,如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区中都曾出现过的类似认识。无论是阿拉伯人的“五王说”,还是印度的“四天子说”,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上流动的历史,从中也可以看出阿拉伯、印度、中国,甚至拜占庭等多元文明互动与认知的影响。

 


本文作者王永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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