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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 研究动态 - 刘景华丨欧洲城乡史研究方法三题

刘景华丨欧洲城乡史研究方法三题
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4-19] 浏览:

摘 要研究欧洲城市史和乡村史,要尽可能多地运用各种第一手文献资料,包括档案文献、法律法令、契约章程、教堂婚礼洗礼记录、税费登记、时人作品等文字资料,也包括实物材料和图像资料等。除此之外,还应结合已有知识和研究对象,利用甚至创造条件多进行实地考察并思索。所得实景材料有利于深化和理解已有知识,也可能改变某些既有结论,或促使做新的思考、获得研究启示。研究城市史和乡村史过程中还应注重把握细节,以增强论述的说服力。

关键词:欧洲 城市 乡村 第一手资料 实景材

在中国研究世界史,总是会碰到研究资料较少,感官认识较少,难以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容易跟随欧美学者亦步亦趋的问题。学界对国内的世界史研究也有微词,认为史料多来自二手论著。实际上,国内高校及社科院已引进了不少类似于《王国法令》这样的原始文献资料集,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弥补这缺憾。在研究欧洲城市史和乡村史时,笔者有些亲身的经历或体会,感到通过各种努力,是可以丰富研究世界史的史料和方法、增强研究可信度的。

努力发掘、正确运用第一手材料

对欧洲城市史和乡村史进行研究,若能运用第一手资料,当然是最好的了。那么,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呢?大致包括所研究时代的档案记载、法律法令、章程契约、婚礼洗礼、税费登记等原始文献材料,以及实物材料和图像资料等。这些材料,有的是未经人加工整理、真正意义上“原始”的,如档案;有的是经人选编后出版的,譬如“文献选辑”“资料选辑”之类,“文献”虽然是原始的,但“选”的标准、过程多少渗透着选编者的主观指向和选择,若是译文,则还隐含着译者的对原文的理解能力和选材的主观意愿。研究和评论某历史人物的思想时,该人物的著作及言论当然也属于第一手资料。

通过当时人的作品或言论来分析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现象,这些作品或言论也属第一手资料,关键在于如何发掘和运用。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早期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描写佛罗伦萨发生了黑死病大瘟疫(1348 年)后,该城十个男女青年跑到郊外农村躲避瘟疫,在十天时间里每人讲一个故事来打发时光。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故事中的许多情节、情境却是当时社会的一定反映。例如马克思曾说,在14 和15 世纪的地中海某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萌芽,《十日谈》中的有关描写就能印证这一点。如第三天第三个故事里有羊毛商与女工争论所纺毛纱质量的好坏,说明羊毛商让女工为他纺毛纱。第四天第七个故事说,佛罗伦萨姑娘西蒙娜,“靠双手织羊毛来挣钱度日”,爱上了“受雇于一位羊毛商人,四处走动, 送羊毛给各家纺织”的小伙子巴斯基诺;巴斯基诺还“对主人的羊毛特别关心”,常跑到女纺工那里检查羊毛是否织得满意。显然,巴斯基诺是受雇于羊毛商人(即商人资本家)向各家发放羊毛,并检查工作质量的人。这些都能说明资本主义分散工场制(发放制,putting-out system,是西方学者对这一制度的称谓之一)在薄伽丘时代肯定存在,否则他不可能杜撰出来。第一天第二个故事里,还提到了巴黎有位叫杰哈诺·德·切维尼的大富商,“经营着纺织业,生意兴隆”。既然富商经营的是纺织业(而不是纺织品),显然他就是介入手工业的商人资本家,说明14 世纪中叶的法国城市(或是薄伽丘所在的意大利城市)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用第一手资料做研究,有两种基本范式。一是通过翻阅和考证档案文献、原始材料而获得研究选题,或在实地考察中获得启示,然后主要依据这些材料进行论证,从而得出结论或观点。这是最纯粹的学术型的历史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不足,即研究主题容易游移不定,难以把关注点始终集中在某个领域,研究工作是被动式的。但也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譬如可以《王国法令》为主要资料来研究英国历代国王特别是一些重要国王如爱德华三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或转折时期的国王如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查理二世的经济政策;或可以《王国法令》为主要线索,研究历代国王政府在某一方面政策的变化及原因和影响,如工商政策、对乡村工业的态度、财政政策等。

《王国法令》

二是先有选题预设、框架预设甚至观点预设,然后去搜寻、阅读原始材料或档案文献来支持、印证观点,或搭构论述框架。在这种模式中,对第一手资料的使用其实也有个程度问题:有的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进行论证;有的则是用第一手资料来点缀,以增强其观点之可信性、权威性和说服力。

不论是什么样的第一手材料,它都要能说明问题:要么具有全局性意义,要么具有统计学意义,要么能说明某种现象的出现。关键是要善于挖掘第一手材料本身的内涵,或它所可能体现的意义。理解原始材料的含义是第一位的,理解了才能运用得当。对于文字资料,不能只取字面意思,更要考辨这一文献资料的作者、时代、环境等背景,以及文献所体现的文字风格等,否则就有可能误读误用。举一个选择题做例子:

为正确选项。因为,16世纪后期肯定出现了工场,不然歌谣作者写不出具体场景,但16世纪前期就不一定了;工人1 000 多人肯定是夸大,是一种渲染而已,但工人数量肯定很多。故而齐思和先生对这一材料的译注是:关于这个工场的描写,虽不免夸大,但也可以看出它的组织。”(工场)这就是严谨的治学,表述非常精准,毫无纰漏。

这个歌谣肯定可算16 世纪后期的原始资料,但不一定能说明16 世纪前期也是这种现象,所以不能看作是适用于16 世纪前期的原始材料,理解不准就可能误用。某历史考卷中曾有根据这条材料编写的一道试题,说16 世纪英国某毛纺工场有1000多工人。这显然不是正确理解,因为这种歌谣中人数成整数显然是一种文学夸张。如果能加上传说”“传闻字样,模糊化,反倒符合实际了。所以,对许多所谓第一手材料要在正确理解、充分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运用。

重视考察,获得实景材料

实物史料包括可移动文物和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比文字史料更珍贵、更有价值, 可通过参观博物馆,或阅读考古发掘报告,或参观历史遗址、考古场地而接触到。另一种实物史料,很少有人提,可称之为实景(landscape)材料,这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可得到。结合已知史实对实景进行分析,可得出一些新认识、新结论。

最近十几年,因研究需要,笔者访问过欧洲十几个国家,包括英、法、德、意、西、葡、荷、比、卢、奥、捷、瑞士以及斯洛伐克等,走马观花考察了大约一百多个城镇和许多村庄农场。这种实景体验能使自己得出不少对欧洲城市和乡村的新认识,或改变了不少传统看法,或获得了不少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新启示、新思路,这些从书本上很难得到。举些例子。

某年8 月中旬在莎士比亚故乡爱汶河上斯特拉福游览时,望见郊外有一片熟黄色,好奇,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大块麦田,小麦已熟透,但未收割。再结合英国的气候条件,对比中国冬小麦多从5 月底就开始收割,由南而北,6 月下旬全部收割完毕的不同情况,得出英国冬小麦生长期比中国要长的特点。这对思考中世纪英国农业问题大有裨益。因为在生长期长的情况下,很难再使庄稼一年有两熟。其实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英国,所谓三圃制是指三年中有两年种庄稼,但一共只有两茬庄稼。

成熟的麦田

某次从牛津坐长途车(coach)返回住地,途经白金汉城。这个中世纪的名城之一,现在居然就是那么一条长而弯曲的街道,而且房子低矮,在惊讶的同时也感到中世纪时代有辉煌历史的城市,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若不同现代工业化相联系,就不会有大的发展。从这时起笔者也萌生了英国崛起时期特别是18 世纪以后经济发展有板块划分问题,有个很明显的两端(东南伦敦和西北工业区)凸起、中间地带坍塌的现象,并且一直是后来两百年英国经济发展的地理格局。

对英国西南地区和东盎格利亚地区农村的考察,更坚定了笔者对英格兰经济三大板块的认识。在西南地区(West Country)、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我们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牧场,很少见到密集的工厂和城镇住宅。这两个16、17 世纪英国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zation)地区,当时最著名的乡村毛纺业区,后来并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锋,也没有成长为工业化地区,最终只是成了商品化农牧产品生产基地。

在剑桥郡北部、诺福克郡西北部,可看到大片大片沼泽地排干后的肥沃的黑土地,以及沼泽地的排水渠道。这正是16、17 世纪英国沼泽大排水工程的成果。在诺里奇正北方20 多英里处的沃斯特德村(Worstead,绒线呢worsted 的发源地),在两公里外的火车站就看到了该村巨大的教堂。但走进该村后,却见大教堂下只有两三条简陋的街道,村庄不超过百户人家。这反映了什么?一方面,修建于17 世纪的巨大教堂,是当时诺福克郡乡村“新呢绒”工业繁荣、财富聚集、人丁兴旺的象征;另一方面,几条破旧街道则是后来当地呢绒工业衰落了,人员外迁、城镇破败、返贫为村庄的结果。

经济社会史家诺尔曼·庞兹曾专门说到中世纪城市街道狭窄,中间低、两侧高, 这与平常我们心目中的街道印象是相反的。在欧洲考察时,若仔细留意,就会发现这种情况。许多城市还留有中世纪时代街道的痕迹,如诺里奇的“诺里奇巷”(Norwich Lanes)20 多条小街,今天仍是商铺林立,虽然房屋建筑有很大变化,但街巷布局还是原样,那种两边高、中间低、下水道在街中央的状态依然存在。葡萄牙南部濒临大西洋的小城奥劳(Alhao)也是这样。

考察中,有些实景令人印象深刻,如英国许多中世纪城市选址在山包上,像北安普顿、诺丁汉、林肯、勒德洛等。这种实景肯定隐含着当时建城所考虑的某些因素,每个城市也许不大一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但在这种具体之中,或许就隐含着当时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教堂、城堡占据高地,似乎更能显示其高大威严,如林肯大教堂、伊利大教堂、诺丁汉城堡,城市靠近它们而建,自然就在山包上了;也许在山上建城是为了少占平原耕地;也许有城市是为了在山上就地取建筑材料(如石料), 诺丁汉就有这个因素。问题是,城市建在山上,取水问题等是怎么解决的,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分析,而这类问题及其解决恰恰又可形成新的探究课题。

有的城市选址出乎平常想象。例如海岸港口城市,一般认为这些港口后方肯定有较大腹地,而且联系方便。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去西班牙巴塞罗那、法国马赛这两个著名港口考察,发现它们所处的地形完全出乎意料。两个城市都是被高山包围,三面是山,一面是海,陆路只有沿着海岸延伸出去。货物登陆后要运往后方内地,或从内地来到港口,都必须翻山,极不方便,在古代条件下简直是极端困难,在现代,公路和铁路都修建了隧道穿山而过。从这一实景,可以这样分析,城市三面为高山,可能主要是出于防卫需要,抵御来自内陆的攻击,高山是自然的防守屏障。而城市的商贸功能则不一定直接为山后面的内地服务。而且巴塞罗那背后的内地土地很贫瘠,农业不发达,人口不多,古代不太可能是它的服务或辐射的区域。它最早作为希腊人殖民点出现时,可能是希腊人迁徙过程中的一个憩息地,并且它具有很好的泊船条件(有海湾、有高山,可挡风),货物到这里后先上岸,再装上别的船只,沿海运往伊比利亚半岛沿岸各地。而马赛的选址,希腊人也应是两重考虑,一是三面环山,安全;二是罗讷河口在它西边30 多公里处,它的货物可以从海上进入罗讷河,再溯河而上直到里昂,法国东南部都是它的腹地。之所以不选择平敞的罗讷河入海口建城,恐怕主要担心的是安全与防卫问题。从巴塞罗那去马赛的沿地中海高速路上,经过法国西南部兰格多克地区,大巴车摇摆起伏并发出阵阵响声,司机说这是海风狂吹所致。再看看窗外萧疏贫瘠的滩地景观,可见其农业生产条件不是太好,于是一下就唤起了记忆中年鉴学派史家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的描述,和1702 年朗格多克塞文山区农民揭竿而起的情景。

为了获得对欧洲农村城镇化状况的实际感受,笔者在欧洲多国农村进行了实地考察,有一些非实景体验难以获得的感受。譬如,想象中西欧农村应该具有与城镇完全一样的生活条件,应该有非常多的公共产品,有十分完善的商业和服务设施。实地考察则完全出乎意料。如在德国,一般的村庄恰恰就很少商业服务设施。原因是,德国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好,马路通到村庄各家住户门前,居民们家家都有至少一辆私家小车。平时各家从附近城镇超市把日用品和食品购回家、放进冰箱就行了,村庄中不再需要商业服务设施。然而,若外人来到村庄,如果不自带饮食,也就无处解决饥渴问题。有了一两次教训,我每次下乡时必然备足当天的干粮和饮用水。这一情况说明,西欧农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已完全与城镇绑接在一起了,而不只是简单地仿效城市生活方式。而村庄小区的住户中其实很少有农民,农民们反倒多住在附近的家庭农场里,独立性强,家庭农场包括住宅、仓库、车库、农机库、饲料房、牲畜棚等,一应俱全。有的还有小型的农牧产品加工厂房。西欧农村的城镇化水平比我国已高出一至三个阶段。我国东部个别省份(如浙江)许多村庄生活已经类城镇化,中西部不少农村也正在引进城镇生活方式,个别偏远农村还停留在与城市生活几乎隔绝的状态。

实景考察还能加深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理解。如登上了法国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尔高地,就会理解该高地往往是巴黎的革命或战争中必须首先占据的制高点。坐渡轮航行至多佛尔海峡中央,天空晴朗时南可看到法国加来海港、北能遥见英国多佛尔海岸石壁,那时你就能深刻理解该海峡对欧洲的军事及贸易之重要性。印象中,教科书都说威尔士贫瘠落后,不适合于农牧业生产,所以中世纪里是不列颠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若只看地图,对这一说法会产生怀疑,因为威尔士山区海拔并不高,如南威尔士最高的布勒肯(Brecon)山区,目前是国家公园,其海拔平均不过600 米,主峰顶为886 米,实在不算高,与我国东南丘陵的普通山区差不多;作为海岛,降雨量也在700 毫米以上,超过华北的北京天津。按这两个条件,威尔士的山峦上应该是郁郁葱葱的。然而事实是,这里的地质岩层较为久远,岩石难以风化,所以地表的土层稀薄,无法种粮食,几乎无乔木类树,牧草也不茂盛,只有一种红藤石南草漫山遍野,远远望去一遍深红色,它恰恰又是牛羊不愿吃也不能吃的。翻过布勒肯山坳时,有英国同行打趣说,这像不像你们的青藏高原?我比较了一下,地貌的植被景观至少不如我国青海湖一带(海拔3000 米以上)。所以实地考察后,中世纪威尔士为什么落后也就好理解了。而工业革命时代由于南威尔士地区盛产煤炭,与此相关又发展了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加的夫(Cardiff)、纽波特(Newport)、梅塞泰德菲尔(Merthyr Tydfil,紧靠布勒肯山区)等城镇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工业中心,威尔士的落后面貌随之改变。游走在这些地方,明显有这样的感受。

难以充分地使用第一手资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短板。但若能更多地进行实地考察,就会得到更多的实景材料,这种实景材料作为有形的第一手材料,就能起到补短板的作用。因此,世界史学者赴国外留学访学时,不一定局限于只在大学图书馆、公共档案馆搜寻第一手材料,也应重视对历史场景的实地考察。

把握细节,增强说服力

细节往往决定研究的成败,有细节的描述、论述才会有说服力。要掌握细节,必须对所研究的对象有深入了解,甚至亲身实践。如果不顾及细节,只是一些空泛议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么研究结论就会打折扣。举几个欧洲农业史研究中的真实例子。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论文报告者主要依据18 世纪的英国农业书籍来判断当时农业革命所体现的先进性,特别说到了农业进步的表现之一有撒播改为条播。有人发问,为什么撒播改条播一定就是进步呢?你得说出几条来啊!报告人是名博士生,说18 世纪英国农业书籍上就是这么说的,他完全来自原始材料。提问者说,是进步没错,来自原始资料当然好,但作为研究者,应该了解它为什么是进步,在知其然时更要知其所以然,说出个子丑寅卯。于是发问者说了四点:其一,撒播时,种子暴露在地面上,很容易被飞鸟啄掉一部分,这样既浪费部分种子,又会使被啄去种子的地段庄稼稀薄,作物生长不整齐,哪怕是发现后再补齐,那片地庄稼也要差些。而条播时种子撒在坑里,再用土覆盖,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二,撒播时,种子露在地面,发芽后还要将根往土里扎,根茎不易稳定,也不利于吸收土壤深层的养分,而条播时种子覆盖了土,种子芽从地里冒出来,其根已扎在土壤深处,大大有利于庄稼生长。其三,撒播后庄稼满地都长,而条播的庄稼成行成弄,便于人们下到地里进行中耕、施肥等田间管理工作。其四,条播有利于庄稼合理密植,撒播明显不具备这一点。做出这些细节分析,说条播是进步就有说服力了。那是在传统农业阶段,而现代农业技术又倒过来了,条播又变回了撒播,也是科学进步的结果:水稻有抛秧技术,抛即撒也,不再是繁重的插秧作业;小麦播种也非条播,而是机播(但覆盖了土)。这里的前提是现代技术可喷洒化肥、除草剂,中耕和追肥不必劳动者亲身下田。

有研究者喜做中国和英国传统农业比较。若是做农业劳作方式和耕作制度比较,那就要对相关条件和生产程序有充分了解。譬如,英国农业和中国华北的农业相比, 相似处比较多,更有可比性。如主要是种植冬(越冬)小麦,小麦地是旱地、土壤松、不结成硬块,播种前用犁翻耕一次,再将犁坯打碎即可播种。但若将英国传统麦作农业同中国南方的传统水稻耕作相比,则可比性就少得多了。南方的稻田是泥浆,秋收后在冬天板结成坚硬土块。春耕时,需要将这种硬土块最后弄成能插水稻秧苗的软泥浆,一般需在半个月内翻耕三次,耙梳三次(第一次耙前还需人工用锄头将犁坯打碎)。犁起翻耕作用,耙起搅碎和平整作用。最后整成水平如镜的泥田,不能有高有低,否则灌溉时低的地方禾苗会被水淹死,高的地方禾苗会旱死。这三犁三耙,一次也不能少,否则成不了泥,而且稻田会像筛子般漏水。犁地时犁沟必须密致,在田底(耕作层底部)形成光滑面,防止往地底渗水;如若偷奸耍滑,犁沟太稀,犁沟间形成土坎,不但藏不住水,而且泥中硬块太多,不利于秧苗吸收养分。因此,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比起中国北方或英国的麦作农业来,农民们其实要辛苦得多,精耕细作程度也强得多,当然农业产量(单位面积产量)也高得多。如若对这些细节有所了解,在比较中国农业和英国农业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和结论了。

有趣的是,从另一个细节还可得知中世纪英国庄园的条田形成与其犁地特点也有关系。条田是马尔克公社以及庄园土地分配的形式,照顾土地的远近肥瘠是形成条田的主要因素。其次,犁耕方式也是促使条田制出现的原因之一。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欧洲北部冬暖夏凉,雨水偏多,土地不易排干,形成沼泽,耕地粘性强,非重犁不能翻耕,因此这些地方耕地时需用犁队(plough-team),通常是四牛拉二犁,至少是二牛拉一犁。由于农户饲养耕畜能力有限,因而往往是几家合作组成犁队,故而又称共耕制。庞大的犁队犁地时,掉头转弯很困难,故而只有一直往前走,走到非掉头不可时才转身,从而形成狭长的条田。

对山坡地的开发利用,欧洲和中国的方式也大有不同。譬如中国山区的山坡地开垦成耕地,一般都将土地整成水平状,所谓“梯田”(水田)或梯土(旱地)。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只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才是坡地。而欧洲很不一样,一般都是坡地。因此我们看到的众多的山区葡萄园,一行行的葡萄树大多数是上下伸展的,而很少水平状的。这说明那种容易引起山洪爆发的大雨暴雨可能在欧洲很少发生,不用担心土地被雨水冲坏。不光是少雨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中海地区是这样,就连德国中南部的葡萄园也基本是这样。这就能促使我们对欧洲农业和中国农业的不同条件做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思考。

又如作物漫灌技术。漫灌并非简单的放满水灌溉。真正的“漫灌”是指将水放满整块田中,水要“漫”过作物顶部。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作物在低温下被冻坏。17 世纪英国农业革命时采用草场漫灌技术,一是为了让大水带来的淤泥沉下来,相当于肥料;也是为了保护绿草不受霜冻。中国南方其实也有类似做法。3 月底4 月初早稻育秧期间,常常碰上北来寒潮,气温骤降,或早上打霜(4 月20 日前后谷雨才断霜),只要在秧田里灌满水,幼嫩秧苗全部用水漫盖(春天水温已高于寒潮气温),防止冻坏秧苗。

在估算农业产量的时候,一定要熟稔产量的计算法。在欧洲,一有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法,播出一斤种子,最后收获几斤粮食。根据许多估算,中世纪欧洲四种主要粮食(小麦、大麦、黑麦、燕麦)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平均约为1∶4 上下。16、17 世纪上升为1∶6 至1∶8 之间;18 世纪英国农业革命时高的可达1∶20,与现代农业相差无几。二有单位面积容量计算法,如一英亩土地产小麦多少蒲式耳或夸特(蒲式耳和夸特为容量单位,有如中国的升、斗、石,可根据各类粮食的不同比重换算成重量如公斤)。三有单位面积重量计算法,如一英亩产小麦多少公斤等。必须注意各种粮食的比重不一样;也必须注意计算粮食总产量时,以什么作为标准。如中国,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稻谷为标准粮。我们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 万亿斤,则要将其他种类粮食都折算成标准粮,如小麦100 斤折算成标准粮130 斤(稻谷),红薯、马铃薯则是每500 斤折算为100 斤标准粮。黄豆若去兑换稻谷,则100 斤黄豆可兑换160 斤稻谷。官方不将黄豆统计入粮食总产量内,而在具体经济单位如生产队则将用黄豆兑换来的稻谷计入粮食总产量。弄清了这些,就会对农业产量有比较精确的计算。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英国一个农业史专家的学术演讲中有这样一段材料(表1)。

这个表上数据的真实性没有问题,据此能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通过数据的纵向比较,可知无论是诺福克郡,还是全英格兰,1750 年后(经历了农业革命)三种粮食产量比中世纪甚至1700 年都有大幅度提高,说明了农业革命的效果。二是通过数据的横向比较,可知诺福克郡的农业产量大部分时候比全英格兰平均水平高,农业革命后还高很多。但有人发问,表中的数据(例如15.6、7.8 等)指的是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值呢?还是指每英亩所产粮食的容量(如夸特或蒲式耳),或重量(如公斤或吨)?演讲稿里没有给出,演讲中也没说明。面对提问,演讲者似乎也不清楚。这样一来,材料的价值便打折扣了,至少无法将其拿来与中国的粮食产量做比较。还让人感觉到,研究者的学术功力和推理能力确属不错,但缺乏实际体验和细节把握,故而出现瑕疵。总之,小细节往往能决定研究结论的成与败。要注重小细节,经济史研究者头脑中还应有较强的数据意识和数字演算能力。能更多地进行实地考察,就会得到更多的实景材料,这种实景材料作为有形的第一手材料,就能起到补短板的作用。因此,世界史学者赴国外留学访学时,不一定局限于只在大学图书馆、公共档案馆搜寻第一手材料,也应重视对历史场景的实地考察。

作者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一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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