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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论中世纪西欧市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下)
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4-19] 浏览:

另一方面,市场和市集所有者也想方设法增加交易税。例如为了促进征收贸易税,方便的做法是将交易活动集中在特定地点进行。亨利一世在给剑桥的特许状中规定,船只不得在剑桥市港口以外剑桥郡的任何地方靠岸,或任何船舶在剑桥市以外不得被卸载,或任何交易税除了剑桥市以外不得被征收。此外,将自然形成的市场和市集通过合法化或关闭等方式也可以达到扩大交易税征收范围的目的。例如像许多市场来自星期天聚会一样,某些市集来源于被称为守夜wakes)的宗教节庆。在约克的埃米西(Empsey)有一个被称为守夜的聚会。但截至爱德华一世时,博尔顿(Bolton)的小修道院院长将其转变为市集,这意味着后者应缴纳交易税和司法罚金。但在1212年,阿宾顿的修道院院长由于在伯克郡的萨林福德(Sallingford)举办市集,损害了通过王室特许状建立的奥马尔伯爵在万蒂奇(Wantage)的市集的利益,受到法庭传唤。他答复法庭说:他没有持有市集,那里只不过是个守夜聚会,自诺曼征服以来它一直这样进行交易活动。后来,萨林福德市集被国王没收,每年的圣费思(St. Faith)除夕和当日举办的免费市集不征收交易税,但会收到司法罚金等收入。直到富尔克·菲茨威廉结束了该市集,强迫人们去万蒂奇为止。显然,免税市集的关闭有助于万蒂奇市集扩大交易税的征收来源。

市场所有者为了增加收入,还提高交易税的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然而,法律禁止征收高额交易税,违法的市场应该由国王没收,司法档案和调查中记载了大量相关的违法案件。鲍奎尔(Bauquell)庄园领主为每匹马的销售向买主和卖主各征收1便士作为市场交易税,销售一头公牛、母牛、四只羊或一匹马驮的物品也是如此。此外,他还在市集期间征收双倍的交易税。法庭判决这些交易税是过多的,不公平的,伤害了普通人,违背了普通法。该领主被迫进行调整,他同意今后一匹马仅从买主那里征收1便士,一头奶牛或8只羊也是如此。每匹马驮的货物征收1/2便士,市集期间征收同样数量的交易税。此外,林肯人抱怨他们在卡莱尔(Carlisle)被征收了过高的交易税,致使他们每年损失10马克。尽管如此,国王向林肯索要的城市包税还要全额缴纳,因此曾经做过林肯管事的这些人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和悲惨的命运。市民抱怨的另一个问题是向免税商品尤其是普通供应品征收交易税。这种不满早就存在。1086年,林肯郡北莱丁(North Riding)的《末日审判书》陪审员提出,交易税的征收已经超过忏悔者爱德华时期的征税范围,包括面包、鱼、原皮和许多其他东西都要征收交易税。在百户区档案中,上述抱怨一再出现。例如在博斯沃斯(Bosworth),过去习惯上从不交税的谷物种子和其他小件货物也要征税。应该说,上述报怨并非无足轻重,它们敦促市场和市集所有者缩小交易税的征收范围。比如,人们已经注意到为再次出卖而购买的商品和为生活需要购买的商品的不同,后者需要被免除全部交易税。

除抱怨外,不参加市集或逃税也成为商人逃避不公平征税的屡试不爽的办法。例如林肯的人们声称他们在圣波托尔夫(St. Botolph)市集永久免除所有交易税,当该市集的领主为了获得金钱,凭借其权力日复一日地侵害和压迫他们的时候,尤其是征收10英镑作为羊毛称重的过秤费(tronage)时,他们离开了该市集。而在伯里·圣埃德蒙兹,通过伦敦市民缴纳交易税但再次收回的方式达成妥协。这样做维护了双方的特权,尽管伦敦商人取得了实质性胜利。他们两年没有光顾该市集,造成该修道院长蒙受巨大损失。有段时间,伦敦市民与沃尔瑟姆(Waltham)的修道院长失和,后者向他们征收摊位税。为此,他们三年多没有光顾该市集。最终,该修道院长同意返还他向他们索取的全部费用,将来不再征收摊位税。以上两个都是离开市集的例子,最后再举一个逃税的例子。斯卡伯勒(Scarborough)的市民抱怨,鱼商和海员在海上销售他们的货物,而在丹维奇(Dunwich)市场在港口的船板上举行,致使他们不能征收交易税。为此,亨利一世颁布法令称,船只运输的任何货物必须运到陆地,盐和鲱鱼除外。应该说,获得免税权的市民通过不参加市集和逃税等斗争方式,纠正市场和市集所有人的过度榨取,维护了市场特许状等法律文件的权威,促使市场和市集走上依法治税的道路。

中世纪晚期交易税和摊位税征收数量减少。尽管不是全部,但许多城市市场由于它们服务的人口减少而失去生意。在某些城市市场,例如约克和温切斯特,为了阻止生意减少而取消了交易税。在科尔切斯特(埃塞克斯郡),陆路贸易征收的交易税在14 世纪后期略有上升,但后来从1400年的18—20英镑降为14441449年的10英镑。至1520年交易税竟然只有4英镑或更少。此外,城市贸易的减少经常导致放弃市场摊位和商店。1500年,诺丁汉的屠宰场存在12个未出租的摊位。远程贸易也在下降,波士顿(林肯郡)已经发展为羊毛输出港,主要向北海附近的不同制造业中心出口羊毛。1400年后波士顿的羊毛出口减少。1428—1435年间波士顿的领主在那里的市场和市集收入减少2/3以上。农村市场也是如此,至15世纪20年代,全国所有农村市场都失去生意,邓默(Dunmow,埃塞克斯郡)的一份庄园账簿记载,141747— 929日管家没有收到任何市场交易税,总计8先令10便士的租金由于商店和摊位没有租出去而无法收集。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 格洛斯特郡)的市场交易税从爱德华三世时期的3英镑,下降到1422年的1英镑5先令1便士,1466年仅有6先令3便士。在维斯比(Revesby, 林肯郡),1420—1421年市场交易税的出租收入为1英镑6先令8便士,比以前下降了10先令。同年,弗朗勒(Wrangle,林肯郡)市场没有任何收入。1425年克莱尔(Clare,萨福克郡)市场的11个市场摊位没有租出去,来自该市场和市集的交易税从1380年的29英镑下降到1427年的8英镑。尽管有些微的差距,但中世纪晚期特别是15世纪20年代以后交易税和摊位、商店租金减少的例子不胜枚举。市场交易税和摊位、商店租金数量的减少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许多市场为吸引顾客主动取消了交易税等,5%的食品和许多大宗的谷物、麦芽、羊毛、燃料和建筑材料等在非正式市场交易,逃避了交易税和租金,因而市场交易税和租金的减少不能简单作为国内贸易下降的证据。

三、市场司法权

市场所有者需要维护治安,对违法者进行罚款或其他惩处。中世纪西欧较早防止销赃买赃和将贸易活动集中于公认的市场的法律出现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规定,为了避免买卖被盗物品,所有交易必须有证人在场。从最早的时期起,法律禁止秘密交易(secret transactions)。7世纪伊能(688—695年)的法律命令商人在证人前与普通人进行贸易。长者爱德华(901—924年)进一步规定任何人不能在贸易中心(port)之外的地方购买商品,但在那里(指贸易中心之外)可以在证人面前进行交易。坎宁安认为,伊能的法律要求商人(chapmen)务必在见证人在场时交易的规定,旨在当他受到偷盗指控时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长者爱德华的法律则进一步将证人制度从商人扩大到所有人,任何人在没有证人时都不准贸易。

应该说,上述法律旨在为预防销赃推广见证人制度,限制贸易地点不是或不必须是贸易的前提。有鉴于此,布瑞特奈尔主张,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们长期以来没有试图将贸易限制在特定的地点进行,直到935年,阿瑟尔斯坦才试图将价值20便士以上的贸易限制在贸易中心进行,但是他又发布两个通告放弃了这一注重安全性而忽视便捷性的法律。此后,英国国王主要关心如何确保交易被恰当地见证。埃德加(Edward,962—963)的法律第6款规定:任何人要与见证人一起购买和销售他们买卖的全部物品,包括在自治城市(borough)或百户区(wapentake)。克努特的法律第24款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购买超过4便士以上任何商品,无论牲畜还是其他物品。除非他在自治城市和农村找到4个可信赖的见证人。可见,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法律关心每个人的交易都要得到证明,而不是将交易限制在特定地点举行。法兰克王国更早将贸易限制在市场举行,因而鲜见英国那样实行见证人制度。为了防止买赃卖赃,9世纪以来加洛林王朝要求在市场上公开交易。在803年的一个法令中查理曼禁止秘密交易(shady transaction),在夜间不得销售金花瓶、银、奴隶、珍珠、马匹和其他牲畜,上述交易须公开进行。为了夜间赶路的需要,只有食品和饲料可以在夜间销售。查理曼不相信马贩子,他在另一份法令中将一系列条件强加于希望购买马匹、公牛或其他牲畜的任何人身上——要求他们了解出售者,知道他来自哪个伯爵管区,住在哪里,其领主叫什么等,以此降低销赃买赃的风险。

公平交易要求对市场销售商品的价格(主要限于粮食、面包和饮料,其他则基本由市场调节)、质量和度量衡等进行管理。加洛林帝国是较早在中世纪西欧进行价格管理的国家。究其原因,主要是在9世纪大量人口在市场上购买食品和衣物,他们的数量长期以来受到低估,这些人像我们当代人一样关心生活成本和价格问题。加洛林王朝实行市场定价和最高限价相结合的价格管理政策。杜哈德认为,5—9世纪西欧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因而耕地、住房、呢布、武器和牲畜这些受人口数量影响的商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然而,有些受自然因素影响的商品的价格波动极大,因而中世纪早期西欧的文献充斥着对小麦、葡萄酒和水果价格的忧虑。有鉴于此,加洛林王朝的法令规定粮食最高价格,以防止穷人生活窘迫。拉图什也认为,道德和慈善都要求基本食品价格的稳定。794年,在刚刚发行了新德涅尔银币后,查理曼在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与主教们达成一致,固定主要谷物的最高零售价。燕麦的价格为1德涅尔一大桶(hogshead),大麦2德涅尔一大桶,黑麦3德涅尔一大桶,小麦4德涅尔一大桶。在此基础上,王室庄园的粮价再减半出售。固定价格还扩大到零售面包,销售面包的最高价格被固定下来。这些价格依据面粉的种类而变化,例如面包师傅1德涅尔须出售122磅重的小麦面包。该法令不允许价格变动,这种固定的价格不仅适用于正常年景,尤其适用于灾荒年。查理曼对谷物和面包价格实行一刀切的最高限价政策,尽管出发点是为了消费者和穷人利益,但违背市场规律,查理曼在世时甚至都难以为继,帝国分裂后更无法执行。杜哈德指出,在饥荒年间主粮价格可以合法地上涨6倍,806年就是如此。829年歉收,主粮的固定价格比806年上涨4倍。吉拉德和其他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9世纪下半叶,谷物和葡萄酒的价格与牲畜相比经历了上涨。868年,桑斯(Sens)的小麦价格比829年高出5—8倍,924年比868年高出3—5倍。

中世纪欧洲城镇集市

诺曼征服后英国对食品(主要限于面包和麦酒)价格和质量的管理是从地方和个人开始的,目前可以知道的较早例证来自个别城市和亨利一世以来的贵族家庭与王室等。个别城市管理食品质量的例子有,1086年,切斯特市(Chester)酿造劣质麦酒的任何人均被放入被称为粪座dung seat)的一种令人讨厌的刑具上,或者缴纳4便士的罚金。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位于诺森伯兰郡)在亨利二世时期也有关于烘焙和酿造的章程,包括一直到第三次违法的罚金等级。不过,最早面包法令的文本是亨利二世的面包师傅确认的,被收入1206—1216年间为伦敦市政厅编纂的英国法大纲之中。该文献大概只涉及王室附近的食品管理,与王国无涉。12世纪以来英国出现大量毛纺织业城市,购买食品的城市人口日益增加,13世纪以来农民也越来越多地购买面包和麦酒。当食品出售构成一个市场最重要的交易活动时,面包、麦酒法令的质量强制和为这两种生活必需品制定最高限价(但与查理曼时期固定粮食和面包价格不同,而是根据某一时期的粮价决定单位货币可以购买的面包和麦酒的数量,具有半市场化的特点),以及相应的度量衡的检查,实际上成为每个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违反或至少是反复违反面包和麦酒法令者要受到法律惩罚,国王批准的每个市场都有处以颈手枷或囚车游街(tumbril,一说指坐刑椅)的权利。

中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城市价格管理的另一办法是消费者优先低价购买。例如在安多弗(Andover),1279任何转手倒卖者都不得购买母鸡、鸡蛋、阉鸡、鹅、马驹、鲜肉或鱼,直到城镇和农村的人们不再购买为止。”1327年南安普顿(Southampton的习惯法禁止转手倒卖者在固定时间前购买农产品。约克的厨师在普通消费者结束购物前不得购买自己的烹饪食材。此外,还有一些更严格的定量配给的例子,借此,商人行会的会员或某自治城市的市民有权以公认价格购买即将到货的日常用品。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所有市民被许可分享进入港口的货物。货物到达时城市政府公开发布通告,告知货物价格。1342年,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所有市民可以从进入港口的船上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如果一个市民提出与批发商分享自己所需食品,后者必须以在船上的购买价格出让它们。价高者得是闻所未闻的,通常的做法是优先保证让消费者买到廉价物品。此外,13世纪中叶城市和王国政府开始制订禁止囤积居奇(forestalling)的法规。1307年,爱德华二世命令专员实施该法律,以及度量衡法。从此以后,囤积居奇被地方政府作为法定的犯罪予以处罚。然而,国王和城市政府都没有将限价(price fixing)作为处理供应问题的正常方法,因为商品价格是波动的。可见,12世纪晚期起,价格管理的主要形式旨在在零售贸易中减少过高的利润,而非稳定价格。与查理曼的固定粮食和面包价格相比,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对面包和麦酒的价格管理是温和的,兼顾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

此外,王室立法还涉及使用标准的度量衡。早在10世纪,英王试图阻止使用虚假度量器,埃德加、埃塞尔雷德、克努特和征服者威廉的法律都通令人们避免使用虚假量器,规定他们保证自己的度量准确无误。然而,何谓标准度量衡没有任何规定,只有埃德加国王的法律要求伦敦和温切斯特的度量衡在全国使用,但阻止虚假度量衡的任务遭到地方抵制。布瑞特奈尔也认为,尽管使用标准度量衡原则在整个11世纪和12世纪都保持生机,但实践中并未坚持。个别贸易城市推行内部统一,如1175年约克设立了度量官(Officers of Measures)。即使如此,不同城市仍拥有不同标准,因而王国被划分成不同的度量区。1174年,王室官员在记录购买的大宗小麦时使用了诺维奇度量Norwich measure)和阿宾顿度量Abingdon measure)等概念。

直到12世纪末,统一度量衡的工作才得以实施。布瑞特奈尔认为,推动王室这样做的原因是其本身就是各种供应品的重要购买者。为此,在1180—1181年间,王室法官对奇切斯特(Chichester,萨塞克斯郡)、阿伦德尔(Arundel,萨塞克斯郡)和罗切斯特(Rochester,肯特郡)市民使用虚假量器处以罚款,表明这些城市的地方标准存在问题。亨利二世时期最后几年,葡萄酒和谷物的度量受到检查,从此王室开始更积极地在全国实施统一度量衡的理念。1197(一说1196)年,国王理查德一世颁布《度量法令》(Assize of Measures),规定各地应使用相同的度量衡,每个郡或城镇应派4—6名守法之人执行该法令,违法者应判处监禁和没收动产。转年,巡回法官受命调查每个城镇受指定的法令守护者是否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布瑞特奈尔则进一步解释说,该法令规定,谷物和液体在英国应使用标准度量,衡器应同样实行标准化,呢布应有相同宽度,由标准的厄尔(ell)度量。该法令规定将一匹优质马的负荷a good horse load)作为谷物的度量。约翰王统治时期度量的标准化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对此《大宪章》第35 款规定:全国应有统一度量衡。酒类、烈性麦酒与谷物的度量,以伦敦夸尔(London quarter,即夸特)为标准;染色布、土布、锁子甲布的宽度应以织边下之两码为标准;其他衡器亦如度量的规定。从此,夸特成为谷物和液体的标准度量。约翰王以后的政府经常调查这些章程是如何执行的。为此,1255—1257年和1270年亨利三世派遣专员进行调查。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二世在他们统治开始时都进行全国性的度量衡检查。对于使用标准量器存在问题的地方,市民受到罚款,并被责成更换掉不合格的量器。然而地方习惯比国家法令更加强大,违反这些法令的现象几乎每年都会发生。1340年,有明确记载说,统一度量的法律没有得到遵守,因而它们被再次颁布,标准度量将被送到每个郡。1430年,相同记载再次出现,政府下令:每个城镇应有平衡和标准的衡器,供任何居民免费使用;外埠人可以缴纳少量费用使用它们,称40磅货物最多缴纳1法新(1/4便士),40—10磅缴纳1/2便士,100磅以上缴纳1便士。然而,1495年该法律仍被违反,标准度量再次被制作,交给议会议员带回其各自的自治城市。

以上讨论了所有者对市场和市集的各种法律规定,以及违反者受到地方法庭和专门法庭的惩罚。如上所述,13世纪以来城市和庄园等地方法庭负责对违反《面包和麦酒法令》和《度量法令》的现象进行处罚。然而,地方法庭开庭间隔较长,城市法和庄园习惯法等属地法对异地和异国商人没有司法管辖权,并不适合行商的需要,由此市场和市集法应运而生。市场法庭称为piepowder courtcourt of piepowder),一般译为泥足法庭或小贩法庭等,指在集市上设立的简易速审法庭,负责当场审理集市上发生的商业纠纷及轻微犯罪案件。其名称来源大概有三:一是诉讼当事人的泥足” dusty feet);二是如科克爵士所认为的,审判像尘土从脚上落下一样迅速;三是法语小贩pied puldreaux)一词。从上述词意来源上可以看出,市场和市集法庭属于行商法庭、速审法庭和商人法庭,与地方法庭在诉讼对象、诉讼内容和诉讼周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成为中世纪西欧继教会、城市、庄园和王室法庭以外独立运行的法庭。

诺曼征服后,英国专门设有维护市场和平、处理市场商业纠纷的市场法庭。它们与地方法庭相比,属于非常设的和专门针对市场犯罪及商业纠纷的司法机构。梅特兰认为,市场和平在本质上是临时性的(只在市场举办期间),而城市和平是永久的。市场法庭(market court)在举行时只对已进行的交易和在市场举办日犯下的罪行拥有司法权,而城市法庭(borough court)则对有关房屋和土地财产拥有司法权。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市场法庭产生方式略有差异。欧洲大陆的市场特权通常连带包括召开法庭的权利,无须额外文字确认或重申;而英国常见的做法是在市场特许状中明确授予司法权,换言之市场司法权不是自然附带的权利。例如,征服者威廉授予巴特尔(Battle)修道士市场时有这样的话:那些常去该市场的人们无须向任何人起诉,除了向该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该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无须向他人起诉,除了向上帝。以上表述意味着征服者威廉授权建立一个市场法庭。市场法庭是必不可少的。圣艾夫斯(St. Ives)的特许状包括这样一句重要措辞:(授予的)还有领地司法权和缉捕盗贼权,就像英国的任何市集拥有的一样。这表明,法庭已经成为一个市集公认的设施。1208年的一份特许状有这样一条: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长为市集任命的一位管理人(wardens)向原告展示完整的司法正义。如果说上述市场司法权还只是单个特许状的规定,那么15世纪市场法庭则由议会立法统一规定。

自治城市经常为光顾的商人和外地人就契约(covenants)、合同(contracts)、侵犯(trespasses)和债务等诉讼提供快速审判。泥足法庭或商人法庭是全天候的,例如剑桥市根据诉讼的紧迫程度为发生商品纠纷的商人每天或每时开庭。伦敦也采取措施提供快捷审判,以便外地商人不被冗长的诉讼延误时间。泥足法庭由自治城市的市长或法庭事务官(bailiffs)主持,在自治城市没有该特权的地方则由大总管(Steward)主持。法庭顾问(assessors)协助管理司法,他们本身来自商人。根据中世纪的诉讼程序,他们是有义务出席法庭的人(suitor),判决由他们做出。萨尔兹曼也认为,如果市长或大总管干涉诉讼,受委屈的一方可以在王室法庭起诉他。判决由陪审团或有义务出席法庭的人做出,即所有在市集和市场城市被授予土地并在此居住的人,所有习惯拜访该市集和市场的商人,或除了书记员、领主和骑士外名字出现在市场案卷上的人。如果国王法庭判定判决是错误的,那么整个共同体都有责任缴纳罚金,临时来访商人除外,除非他们参与了判决。泥足法庭或商人法庭的权限涉及债务、合同、侵犯、违反《面包和麦酒法令》等各种各样的诉讼,有时也扩大到土地诉讼,但王国诉讼例外。除了商业诉讼外,泥足法庭或商人法庭还负责征收交易税和维护和平与秩序,犯罪者会因袭击、起侮辱性绰号、过度侵犯出庭受审。此外,泥足法庭或商人法庭的权限不限于市集期间发生的违法行为,还负责扣押债务人甚至债务人所在共同体成员的财物用来清偿以往的欠债。泥足法庭或商人法庭依据商人法(law merchant,另译为商法)进行审判,对整个欧洲商人的商业关系具有约束力,梅特兰称其为中世纪私人的国际法。它通过支付小额保证金(God’s penny,也称一便士的定钱)保护合同的神圣性,处罚违约行为。

综上所述,中世纪西欧市场治理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将市场作为一种商业制度、一种国王和市场所有者的法律特权来进行。在此过程中,经国王批准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正式的市场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市场的权利概念也有助于商业管理的法治化,这一点在英国尤为明显。无论国王、城市、私人、教会以及市民、商人等,大都是根据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法律、市场特许状、《面包和麦酒法令》《度量法令》和《商人法》等享有其权利,庄园、城市等地方法庭和泥足法庭审理违反市场和平、违约、债务和侵犯等诉讼,陪审员或法律顾问进行调查和判决,依法维护了市场所有者和交易者等各方权利。

作者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四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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