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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纪的艰难脚步 (1)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7-13] 浏览:

绪论:何谓中世纪

西方人历来喜欢“三”这个数字,但谁也讲不清其来历。许多人说乃是因为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体、一体三位的缘故,但谁又能否认上帝之所以是三位,乃是西方人喜欢“三”这个数字的结果呢?但无论如何,西方人喜欢“三”,这总是一个事实。他们把“三”运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尤以特具自由创造精神的人文学科为最。在哲学领域,黑格尔把“三段式”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是人们熟悉的一个实例。而在历史学中,也有这样一种三分法,那就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中世纪、近现代。

一.“中世纪”一词的起源以及对中世纪的误解

“中世纪”一词在拉丁文中是Medium aevum,意即“中间的时代”,英国人把它翻译作Middle ages,法国人把它翻译作Moyen âge,德国人把它翻译作Mittelalter,也都是一个意思。中世纪是“古代和近代之间的一个时代。通常,人们把它的开端确定在民族大迁徙(约375-568年),更精确地说,确定在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476年)。一般来说,以诸多划时代事件为标志的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转折被看作是它的终结(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文艺复兴、1492年发现美洲、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从世界观和宗教的角度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随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结束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到了19世纪才结束”。 但究竟该词起源于何处,学术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认为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最先使用的。 比昂多在其《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摈弃了认为6世纪之后的历史是罗马史的继续的传统观念,认为古代史已经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在那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到比昂多自己生活的时代又已经结束了。于是他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中世纪”。用“中”这个词,不仅意味着这段历史时期是处在古典文化和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文化这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低谷,而且暗含着业已开始的时代将是一个永恒的时代的意思。在这里,“中世纪”一词在文化学上所包含的贬义已是清晰可见。
与“中世纪”一词在文化学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是Renaissance(再生,中译“文艺复兴”)这个词。该词最先由意大利画家、艺术史家、建筑家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使用。瓦萨里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产生自埃及,繁荣于希腊罗马,而自日耳曼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最优秀的艺术家、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家及其作品都被埋没在那些著名城市的废墟之下。而狂热的基督徒在清除异教神的过程中,又对古代艺术进行了进一步的破坏。中世纪之后15-16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则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该词的意大利原文为rinascita,瓦萨里最初只是用它来描述一种艺术现象,表述自己关于艺术发展史的一种观点,并没有用它来指称一个时代。后来,法国人把该词译为renaissance,又进一步把它的起首字母大写,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并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再生”的前提是死亡,由此可见,在瓦萨里看来,艺术乃至文化在中世纪已经死亡,是15-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把它重新唤醒的。中文译为“复兴”,也基本上保留了这一层含义。
从人文主义者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命名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感觉到“黑暗时代”这个曾经极为流行、并且至今仍为一些人所使用的术语了。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该词实为早期基督徒所首创,意指耶稣降生之前的人类时代,颇有点中国人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的意味。但这些基督徒没有想到,千余年之后,这个词又被人文主义用来表述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据说,是意大利有“人文主义之父”称誉的彼特拉克最先使用该词的。彼特拉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部分: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的时代为古代,此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为“近代”。只有古代、特别是罗马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值得大书特书,而“近代”则是野蛮的、黑暗的,不值一提。在此之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面对东方的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特别是面对重新发现的光辉灿烂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对公元6世纪以来中世纪古典文化的衰落极为不满,把占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经院文化,特别是它的粗陋的语言风格和僵化的逻辑形式斥为“野蛮的”,相反却十分崇尚典雅富丽的古典文风,把古人奉为权威,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天主教会奉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扼杀异端的做法,更使他们把中世纪视为一片黑暗。然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尚缺乏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正如罗素所说,他们只不过是“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 不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过分抬高古人,贬斥中世纪的思想倾向,在后来却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和发展。伴随着启蒙主义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对科学和民主的提倡,信仰主义的中世纪更加被斥为“野蛮的”、“专制的”、“未开化的”、“愚昧的”“黑暗时代”,而文艺复兴则被看作是将人类从一个罪恶痛苦的深渊解放出来,带进一个科学自由的光明世界的伟大时代,从此开始了现代文明。20世纪以前,这种观点一直是学者们所奉行的主导观念。特别是在瑞士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一权威著作的影响下,这种观点更加成为广泛流传的成见,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还在沿袭着这一成见。对此,我们只需要举出几个典型例证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18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在古典文学复兴以前,西欧的蛮族陷于愚昧无知的黑暗深渊中,他们的土语带有他们习俗的粗鄙和低劣意味。这些希腊和罗马优美典雅语风的学习者,此刻却被引入了一个光明的和科学的新世界,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优美的古国。……一旦天空充满着雨露,大地就会欣欣向荣,呈现一片蓬勃的生机。”
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蒙兹在自己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中更为明确地写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突然显示其生命力的艺术和创作、知识和书籍曾长期被埋没在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死海之岸……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总之,理智处在昏睡状态,人对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乃是一种财富一无所知”。“文艺复兴把理智从地牢中解放出来。它既发现了人的内部世界,也发现了外部世界”。 这也就是文艺复兴史学权威布克哈特所说的“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
1956年,美国学者弗里曼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信仰的时代》中虽然承认“我们犹如坐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却依然坚持被称为“宗教信仰时代”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期”,“这段时期夹在希腊人繁荣鼎盛的年月中显得格外无聊,龌龊,那么沉闷,毫无生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希腊人的创造成就就如同璀璨的群星,光辉灿烂。”
在我国,由于对欧洲中世纪文明更加缺乏研究,因此,把中世纪看作是一个“黑暗时代”,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和中世纪决裂的“光明时代”的观点,恐怕依然还是一个比较普遍流行的历史观念。
在此,对中世纪的贬斥和对文艺复兴的赞美,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文艺复兴不是表现为历史连续发展的结果,而好象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针对这种现象,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指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本世纪中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莱斯特在他的名著《欧洲中世纪简史》中开篇伊始就写道:“一个世纪以前,几乎人人都在为中世纪忧伤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类进步征途中一个漫长而毫无目标的迂回时代――穷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黄金时代分隔开来。正如1860年一位历史名家所说,在这千年之中,人类的意识‘处于梦寐或半睡半醒状态’,意志消沉,无所事事,缺乏独创精神,愚昧无知的教士控制着社会。十九世纪一位‘十分注意整洁的作家’,把中世纪谴责为‘不曾沐浴的千年’,而大多数人则简单地把它看作是‘黑暗时代’。十五世纪某一时期,黑暗终于消失了。欧洲苏醒了,涤除了污垢,又开始了思考和创造,在中世纪漫长的间歇之后,重新踏上前进的征途”。 当然,霍莱斯特认为,这种陈腐的观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史学家再也不会相信这种勒普•凡•温克尔式的理论了。经年累代的研究业已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甚大,乃至1300年的欧洲已大大不同于公元600年的欧洲了。史学家们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约在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它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显然,中世纪曾经被人们误解,并且至今仍被一些人误解。于是,就有了为中世纪正名的必要,就有了为中世纪正名的过程。

二.历史主义的兴起与中世纪的正名

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观点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而中世纪的正名恰恰是伴随着对启蒙运动某种意义上的“反动”开始的。这就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思潮――历史主义的兴起。
历史主义完全是西方近代思维的一个产物,是18世纪主要在德国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伴生物。雅克•巴尔松写道:“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并凭借返回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始的传统,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来弥补它的缺陷。就其整体而言,浪漫主义既珍视理性,珍视希腊罗马的遗产,也珍视中世纪的遗产;既珍视宗教,也珍视科学;既珍视形式的严谨,也珍视内容的要求;既珍视现实,也珍视理想;既珍视个人,也珍视集体;既珍视秩序,也珍视自由;既珍视人,也珍视自然”。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的表现就是历史主义。最初,历史主义是作为对启蒙运动的纯理性主义的反抗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发展中,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人类精神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同的历史形态,起到过不同的历史作用,因而也赢得了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历史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却标志着思维方式的一场重要变革。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其巨著《历史主义的形成》中指出:“历史主义的出现……是西方思维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
尽管在历史的沿革中人们对历史主义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对它在形成之初的一些基本特征我们仍然可以作出大体上的规定。在这方面,梅涅克的观点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梅涅克认为:“历史主义最初无非是把在从莱布尼茨到歌德逝世的伟大德意志运动中获得的新生活原则运用到历史生活罢了”。 接下来,梅涅克讨论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历史主义的核心就在于用一种个性化的考察取代对历史和人的力量的一般化考察。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主义完全排斥对人类生活的普遍合规律性和类型的探索。它甚至必须这样作,并且把这与它关于革新的意识融合在一起”。 历史主义反对自古以来就流行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然法理论关于千古不变的普遍人性以及一切民族、时代和文化的理性统一性和永恒性的观点,强调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都因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独特价值,主张具体地研究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从多样化的个性中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对个性的这种强调导致历史主义同样注重发展问题。“发展的思维方式与个性化的思维方式是直接休戚相关的。在个性――无论是单个人的个性还是理性的和显示的集体的个性――的本质中就蕴含着,它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呈现出来”。 没有个性,就谈不上发展;同样,没有发展,也谈不上个性。因此,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和连续性,反对割断历史,认为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是发展的产物,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必然性。对个性和发展的这种强调带来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过去的历史研究都把“训世”这种实用的教育功能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而“由于发展的思想,迄今为止支配历史变革研究的那种被称作实用主义的方式被克服了”。 历史主义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用理想的或今人的标准去概括和衡量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历史,而是强调直觉和沟通,要求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历史主义奉为圭臬的“移情原则”。
历史主义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认为,在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那里已经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因素。为了走出人类理性的迷宫,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的普遍差异律和连续律。一方面,一切单子及其构成的事物之间都具有内在的质的区别,在自然中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另一方面,自然界从不飞跃,从最低级的构成无生物和植物的单子直到最高级的单子上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系列,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单子都是直接与上帝相通的或者相连续的,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整个宇宙,都具有内在的力,都是一个力的中心。莱布尼茨的这些思想对历史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最先把历史主义态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和德国思想家莱辛。维科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一个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有机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为后来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他们共同构成了不断进步的历史,因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而莱辛则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过程。他发展了莱布尼茨的连续性原理,并把它运用到历史上”。 莱辛所关注的主要是宗教的历史。在他看来,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宗教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对任何一种宗教都不能说它是与真理相符的或者是谬误的。它之所以与真理相符,乃是因为它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对宗教的需要;同样,它之所以是谬误的,乃是因为它在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不适应人类精神发展业已达到的水平。
历史主义原则的确立必然导致对中世纪的重新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史学家墨塞尔的思想占有开创性的地位。在墨塞尔看来,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民族精神又是与一个民族的地理、社会、经济诸因素密切相关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是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这些因素对正在变动着的各个阶级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综合。在《奥斯纳布吕克史》这部名著中,“他把文化史方面的有关情况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且,他不单重视制度的研究……,而且还探索了经济机构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尤其突出的是,在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一片斥责声中,墨塞尔却高度赞扬中世纪,认为中世纪是“我们这个民族显示出最大的民族自豪、最大的体力效能和自己民族独具的伟大”的一个时期。
墨塞尔未免把中世纪过于理想化了。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观点却拨动了欧洲人的心弦。随着浪漫主义的深入,墨塞尔的做法竟又被进一步发展。瑞士历史学家米勒和德国历史学家鲁登可谓是两位激进的代表。“米勒打算通过把中世纪的道德和成就理想化这个办法,来唤醒他的瑞士同胞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 而鲁登则“把中世纪德国史上的封建主义和封建时期理想化;当德国政治在1813年以后的紧张岁月里处境危殆,德国人民也愿意倾听颂扬过去的魅力的声音的时候,他很受欢迎”。 鲁登的观点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德国人在浪漫学派影响下所特有的怀旧情结。在《德国人民史》一书的序言中,鲁登宣称,“忽视德国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世代以前,中世纪还象是没有星光的黑夜。……后来那个可怕的不幸的世代才把那堵忽视和武断的围墙冲破。我们对自尊的需要才把我们送回到祖先那里。……我们发现的东西使我们得到愉快,从而加强了我们进一步钻研的愿望”。
墨塞尔等人虽然矫枉过正,但毕竟唤起了欧洲学术界对中世纪历史和文化的兴趣。更何况,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这种怀旧情结所迷惑。与墨塞尔等人差不多同时的赫尔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更多地从哲学的角度反对割断历史,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们既反对启蒙运动把中世纪看作是一种倒退,看作是社会发展中的反常的中断的观点,也没有像一些浪漫学派那样把中世纪理想化,而是把它看作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必然的、重要的环节。他们也谈到基督教对文化的限制和禁锢,但也同样承认教会在保存和发展文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和宗教关系密切的建筑艺术和一些实用艺术在中世纪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在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城市、同业行会、大学等等也都和教会的庇护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欧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决不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纪的母腹中逐渐地孕育成熟的。在此之后,尤其是经过主张写历史应“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的兰克学派的不懈努力,中世纪的文化终于得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中,长达千余年之久的中世纪已不再是西方历史上的一场可怕的梦魇。中世纪的早期的确发生了文化的衰退,但这场衰退却决不仅仅是蛮族入侵或者基督教文化专制的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古典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而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基督教逐渐与蛮族融为一体,像园丁一样小心地呵护着新生的文化嫩芽,终于使它成长为参天大树。当然,园丁也不可避免地要求这棵树苗按照他心目中的形象生长,于是免不了经常用暴力剪去一些不符合他要求的枝杈。但也正是这样,才成就了中世纪乃至如今具有特色的西方文化。其实,即便是在以反中世纪著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也依然是在中世纪锻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形态在成熟时期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现代西方学者艾略特有一段名言:“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必须经过若干世纪的野蛮状态。” 以基督教信念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化的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本书的目的,也就是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衰落之后的蛮荒之地开始,看一看西方基督教文化这件新大衣是如何织成的。

第一章 中世纪文明的三大起源

欧洲中世纪发端于野蛮状态下的日耳曼民族在征服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希腊化罗马帝国基础上所建立的一系列蛮族国家。经过一系列的文化整合运动,逐步形成了一种欧洲共有的新文明,即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在这一文明的形成中,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蛮族文化共同构成了它的三大起源。其中,基督教作为旧世界文明的继承者和保存者,为中世纪文明奠定了最主要的根基,从而成为中世纪文明的核心。

一.古代文明的遗产

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是在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而罗马黄金时代的文化,大部分又是从古希腊文化演变而来的。
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很少有某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对人的自由有过如此炽烈的热心,对人类的成就有过如此坚定的信念。他们所创造出的光辉灿烂的人文主义文化,以理性为轴心,依此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奠定了西方科学和哲学传统的基础。当然,希腊文明并非无源之水。根据古代文献和近代考古资料的证明,希腊文明是在西亚和埃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希腊字母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希腊的哲学与科学也已经由埃及人奠定了根基。东方人在具体的天文学、数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早已超过了希腊人。然而,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希罗多德的说法,只有希腊人才超越了实用和宗教的目的,提出了“为什么”的问题。对于埃及人来说,“火”只是对人的生活具有各种作用的东西,而对于希腊人而言,则要进一步追问,具有各种作用的“火”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正是在这里,希腊人的文化超过了它的先驱,表现出一种所谓“寻求逻各斯”的理性精神。希腊人的文化第一次被放在以知识为首位的基础上,即以自由探索精神为至高无上的基础上。思想凌驾于信仰之上,逻辑和科学凌驾于迷信之上,理性成为希腊文化的主导精神。
作为希腊文化的主导性精神理念,理性贯穿在希腊社会的整个文化生活当中。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詹姆斯•希尔曾说道,随着希腊社会的进化,“人们对独立的理性思维的依赖和对逻辑准确性的追求不断增长,形成从神话到理性的进步。理性思想渗入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建筑学……脱离了原始的宗教迷信范畴而发展为复杂的数学形式;雕塑摆脱了庙宇模式转而崇尚自然主义和对称协调;政治生活从僭主政治转向对民主的理性尝试;几何学也从简单而实用的原理基础上向着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欧几里得的综合法则发展。同样,哲学也已逾越‘智者所言’而进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使人们依靠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去面对那未知的浩瀚宇宙” 。在希腊人看来,自然是有其规律可循的,世界具有永恒的秩序,理性正是通往知识的道路。由此发展出几何学、算术、逻辑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物理学、医学等最初的科学形态。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希腊人靠的是人的理智,而不是神的指引。雅典人充分确立起政治民主自由的理想,他们把国家视为一个自由公民的社会团体,公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他们肯定人们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提倡积极行使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使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一个文明机构,由此得出理性国家或法律国家的概念。在这样的国家里,法律不是意志的产物,而是理性思想的体现,不是强权和个人私利的结果,而是正义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体现。他们坚持只有人类理智本身才是管理权和统治权的依据。现代人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宪法和政府机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政府,理智的辩论,尊重个人,对人类智慧的信心等等观念,都溯源于希腊的民主自由思想。
在人的日常道德生活中,希腊人以理性为根据,确立了精神自由或道德自由的观念。在耻辱和荣誉、懦弱和责任、适度和过分之间,人们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根据理想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自主的人,这被视为自由的最高实现。希腊人不赞同没有节制的生活,而是要使人的生活如同一件艺术品一样和谐完美。他们把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看作四种最根本的美德,把顺乎理性的生活看作是真正的道德生活。希腊人在这里表达了对个人尊严、个人意义、个人价值的信念,对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一位名叫W. H. 奥登的诗人说道:“如果从未发现古希腊文明,我们决不会像今天这样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换言之,不论好坏,我们决不会成为完全的人。”
希腊艺术同样将理性运用于人类的经验,尊崇朴素和中庸,从有序和理性角度观察世界,将超自然的宗教观念主题转换成世俗的人类主题,把构成整个希腊文化特征的人文精神作为艺术的典范精神,以理性和智力来揭示美的原则,把人置于自然环境中,使人的形体成为众目注意的焦点,由此赞颂人的高贵、尊严和自信之美,而希腊艺术对神的赞美也同样是为赞美人。诗歌、戏剧与美术一样,也是通过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来表现个体的崛起。希腊的戏剧继承了理性的反思,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不是一个任命运摆布的牺牲者,而是一个思考着的人。他需要理解自身,解释自己的行为,分析自己的感情。可以说,希腊悲剧的精华就在于,英雄人物同不可战胜的,最终导致自身毁灭的力量奋勇抗争。人虽然很脆弱,但那种面对压力时毫不屈服的尊严、意志和勇气,却震撼着人的心灵。三位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所留下的不朽作品,至今仍是艺术史家喜闻乐道的主题。
希腊人不仅叙述历史事件,而且还用理性思维把握历史,解释历史的原因。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指出,希腊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历史是科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科学。希腊历史不是传说,而是探索,它寻求解决人们自认无知的问题的答案。希腊人的非凡贡献在于,他们的历史思想已经包含了我们今日称之为历史的各种因素。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4年)的作品中已经包含着理性历史的思想。另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将理性主义经验论运用到政治历史的范畴中,试图寻求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理,并将其客观地揭示出来。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夺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修昔底德认识到,历史著作是理性智慧的创造,而不是诗意幻想的任意发挥。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相信理性被抛弃时,国家的境况就会恶化。他在赞美民主和法律制度的同时,还深刻洞见到,民主本身隐含着一种危险,即可能出现由蛊惑民众来攫取权力的野心家。
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在希腊哲学中得到了最高和最为集中的体现。它追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的真实,考问社会的正义,诘问人生的目的,表现出求知识、尚思辨、爱智慧、究真理的特性。希腊第一批哲学家,即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们试图透过呈现在感官面前的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去发现那不能为感官所感知、只能为理性所把握的现象背后的真实,即某种普遍的物质性本原。德谟克利特通过原子论确立了宇宙中的机械结构。毕达哥拉斯则为自然界确立了数学秩序,由感知界转向逻辑界。爱利亚哲学家巴门尼德运用逻辑证明的理性方法,建立了第一个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强调只有关于存在的理性认识才是真理,关于现象界即非存在的感性认识只配称为意见。哲学所追求的正是存在和真理。一批智者思想家则通过诘问人生伦理和社会政治,开始了对人及人类社会的理性探索。一方面,他们深入思考了政治、伦理问题,培养青年人的思想修养,创立正规的世俗教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确立,得益于智者派。他们将理性应用到人类事务,将传统的价值观念置于理性的批判之下。然而,当他们通过一些极端的诡辩,使理性的运思摆脱事实的约束时,却不免引发了一场精神危机或理性危机。苏格拉底不满这批智者,提出“认识你自己”,深入究问人的本质,生活的目的,道德的根据,将人类所有的信仰和行为都置于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相信理性是解决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的唯一指南。柏拉图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现实生活之外的更高层次的实在,即由美、善、正义、真理之永恒的、绝对的、普遍的原则构成的“理念王国”或“形式王国”。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理解这些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行事,构成善的生活。因此,柏拉图渴望根据普遍正确的理性原则来安排人类的政治生活,认为只有整个社会都奠定了理性基础,苏格拉底的重塑个人道德才会成功。人们要想过上道德的生活,就必须依照公正的和理性的国家公民原则去行动。为此,他提出了理想国的理论。不过,他关于存在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更高、更完满的世界的思想,却不免带有神秘主义的性质,成为以后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来源。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理念世界,以及过分贬低感性知觉及其所把握的感性世界之内容的观点,强调通过理性思维来把握现实世界,形成系统的知识。他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认为伦理知识和伦理生活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对于情感和欲望,只有当人能够用理智加以适度的控制时,才能获得幸福和美德。人类的政治事务也必须接受理性的指引,事实上,一个人只有在城邦制度中,才能过着上理性和道德的生活。这种思想可谓是对以城邦为中心的希腊文明的总结。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创立了形式逻辑及其三段论法,为思维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年入侵东方,建立起一个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并在被征服的地区推行希腊文化,开始了历史上所谓的希腊化时代或者希腊主义时代。该时代一直延续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于公元前30年征服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埃及托勒密王朝为止。希腊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和相互融汇。希腊传统传播到近东,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伯来以及波斯的传统,尤其是宗教信仰,则渗透到西方。封闭的城邦制地域主义为开放的世界主义所取代,相应地,也逐渐形成一种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正是这个共同的希腊化文化战胜了地域、语言和种族之间的差别。作为希腊语的一种形式,柯因内语也逐渐普及到大部分地中海地区,希腊语成了共同的语言。
在这个时代,规模最大、最能表现希腊化时代特点的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它是当时无可匹敌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来自地中海、非洲东部、阿拉伯、印度等地区的货物在各个市场上流通,大批诗人、哲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等被吸引到这座世界性都市。可以说,17世纪前科学史上最光辉的时代就是希腊化文明时代。这也是第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出现了有“希腊化时代的哥白尼”之称的天文学家亚里斯塔克,数学家希伯库斯和欧几里德,解剖医学家赫罗菲鲁斯,生理学家厄拉西斯拉图,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涅斯,以及应用科学家希伦等,他们都活跃在亚历山大里亚城,使这座城市放射出科学的光芒,展现了人类理性探寻自然的伟大力量。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艺术较之希腊逊色,但在历史领域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史学作家,即波里比乌斯(公元前200-118年)。他效法修昔底德,努力寻求关于历史的理性解释,根据目击者的解释,审查材料的来源,力求达到客观性和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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