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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伟:西方柯林武德研究述评(下)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6-14] 浏览:

三 第三阶段:手稿视野中的柯林武德

自1978年开始,柯林武德的女儿特蕾莎·斯密斯女士把柯林武德去世时留下的总共4000页左右的手稿存放在牛津大学的巴德礼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可供读者查阅,而在此之前,学者们对此全无所知。新材料的发现促成了柯林武德研究的又一个高潮,就像杜森认为的那样:“从现今发掘的新资料来看,柯林武德对于我们显然不再是同一个柯林武德。我们可以断言,与其说过去普遍认为的柯林武德是个重要人物,毋宁说新的柯林武德是个重要人物。”(54)

1981年,杜森在《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柯林武德的哲学》一书中,首次利用柯林武德的未刊手稿对其历史哲学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对诺克斯的编辑意见提出了整体而细致的评价,为我们证实了完全不同于诺克斯版本的“柯林武德”。杜森在评判各家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研究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多纳根和德雷的观点,认可历史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杜森首次详细考察了柯林武德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贡献,特别强调柯林武德的考古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55)。杜森利用未刊手稿比对和评价诺克斯版《历史的观念》的得失,重新增补了柯林武德在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历史哲学讲稿,1993年出版了杜森版《历史的观念》,使得原先混杂的版本变得清晰起来(56)。在未刊手稿中,柯林武德曾明确表示要出版《历史的观念》和《历史学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istory)两本著作。1995年,《历史学原理》的手稿也失而复得(57),使得沉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学原理》由杜森和德雷于1999年编辑出版。这两个著作的重新修订出版,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随着对柯林武德未刊手稿的研究不断深入,柯林武德的诸多著作也以增补本的形式得以再版:1992年大卫·布彻(David Boucher)修订出版《新利维坦》;1998年雷克斯·马丁修订出版《形而上学论》;2005年詹姆斯·康奈利(James Connelly)与杰索菲娜·狄奥诺(Giuseppina D'Oro)修订出版《哲学方法论》;2005年大卫·布彻、温迪·詹姆斯(Wendy James)、菲利普·史摩武德(Philip Smallwood)依据柯林武德的未刊手稿合编《魅化哲学:民俗研究、文化批评和人类学》(The Philosophy of Enchantment:Studies in Folktale,Cultural Criticism,and Anthropology)。编者们在柯林武德的新版著作中都增加了长长的导论部分,体现出柯林武德研究的社群网络不断扩大,也使得柯林武德的影响力慢慢从历史哲学领域向心灵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扩展,还包括新近兴起的文化批评和人类学领域。

随着知识论的历史哲学逐渐转向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特别是罗尔斯1971年《正义论》的出版,常被称之为英美实践哲学复兴的标志,理论科学的优先性地位慢慢过渡到了实践科学。所以,从知识论的层面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探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柯林武德的道德哲学成为人们研究的重心。1989年,《历史与理论》杂志和牛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共同举办柯林武德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刊发在1990年《历史与理论》杂志上的论文主题,即是“重新评价柯林武德”。

1989年,大卫·布彻《柯林武德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一书的出版,可视为柯林武德的实践哲学复兴的标志。布彻对柯林武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利用当时流行的语境主义的(contextualism)研究路数(58),来分析《新利维坦》生成的语境(context),认为柯林武德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和短期的规划之分。长期的规划是从早期的道德哲学讲稿到《新利维坦》,柯林武德试图回答“重演论”在理论理性上的困境将会在实践理性的层面得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亲缘总是浓缩到历史学与哲学的关联,事实上,对于柯林武德来说,历史学提供了一把克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钥匙”(59)。由此,《新利维坦》对于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重要性也就凸现出来,而这一关联却长久以来未得到重视。在布彻看来,《新利维坦》就像《形而上学论》一样,都是科学历史学的表现形式,“《新利维坦》是我们总体上理解柯林武德哲学的核心,而不是边缘,具体到他的历史哲学也同样如此”(60)。布彻还进一步利用柯林武德生前发表的论文和未刊文稿编辑出版了《柯林武德政治哲学论文集》,此后加利·布朗林(Gary K.Browning)《重新思考柯林武德:哲学、政治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2003年)和詹姆斯·康奈利《形而上学、方法论与政治学:柯林武德的政治哲学》(2004年),都可以看作是在实践哲学语境下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再思考(61)。

分析哲学史和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蒙克(Ray Monk)曾在其主编的布里斯托导论丛书之一《柯林武德导论》的序言中说:“随着分析的传统不断陷入危机,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感觉,那就是哲学家们应该对人们有意义的历史学、形而上学、美学说些什么,而这时正是重新评价柯林武德著作的恰当时机。”(62)这可以提示一点,柯林武德研究社群从外围重新返回英国本土,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柯林武德作为一位哲学家的重要性。杰索菲娜·狄奥诺可以说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自1999年以来,狄奥诺发表多篇有关柯林武德的论文,2002年出版《柯林武德与经验的形而上学》。狄奥诺更加关注柯林武德对形而上学的改造,以及他与当代英美哲学家彼得·斯特劳森(Peter F.Strawson)和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之间的关联。斯特劳斯在《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把形而上学分成描述的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laysics)和修正的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前者是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而后者则关心产生更好的结构(63)。狄奥诺以此把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学定位为描述的形而上学或经验的形而上学,“因为他不是涉及事物的结构,而是我们经验事物结构的概念。对于柯林武德来说,形而上学是范畴分析的表现形式,也即是对我们实在经验结构的概念和范畴的反思”(64)。她反对把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学称之为一种知识的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斥之为柯林武德历史主义的神话,“柯林武德虽然反对超验形而上学实体的存在,但是通过强调先验概念在哲学话语的重要性,他仍旧希望辩护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倡导的理念角色”(65)。在狄奥诺看来,《历史的观念》是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总体来说,柯林武德是一位弱化的反实在论者(weak anti-realist),他并不反对独立于心灵的客体的存在,只是反对实在论亲知的知识理论(the acquaintance theory of knowledge),柯林武德的反实在论本质上是知识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66)。

狄奥诺还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与戴维森的“彻底的解释”(67)(radical interpretation)进行比较,使得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与当前的行动哲学和语言哲学发生关联,她认为柯林武德与戴维森都是要试图回答“理解他者是如何可能的”。柯林武德历史地(historical)理解类似于戴维森彻底地(radical)解释,他们都是通过先验的论证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柯林武德是通过澄清概念的方式来辩护理解的内在一致性和自主性,而戴维森则借助于真值条件的语义学(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声称意义理论的外在可观察性和经验可证实性。她还进一步依照柯林武德的观点批评戴维森的自然主义最终使得“彻底的解释”变得并不自然(68)。

戴维森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使得早先对立的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能够在新的平台上趋于对话和融合。伽达默尔曾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讨论过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的得失,认为柯林武德复兴了柏拉图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就是问与答的逻辑,这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命题逻辑,精神科学的逻辑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诠释学经验的结构也就是问答辩证法。但他认为柯林武德的“重演论”是不成功的,因为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中,发现过去文本作者的意图是不可能的,重构的问题只涉及文本自身的意义(69)。伽达默尔基本上把柯林武德定位为类似于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者,认为“重演论”最终会陷入主观主义或心理学的特殊性之中(70)。伽达默尔的评论使得柯林武德与大陆诠释学传统的关联也是柯林武德研究的一条脉络(71)。由此柯林武德与伽达默尔之间的关联成为近来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点(72)。随着跨语际或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不断深入,如何理解和认识自我与他者仍是重大的时代问题,使得柯林武德的“重演论”也在不断地获得新的解释(73)。总而言之,有一点是明见的,柯林武德试图解决特殊问题的历史哲学逐渐转换成人们普遍认同的一般哲学,就如他在《自传》中所说:“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74)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威尔士大学成立了柯林武德学会(Collingwood Society),每年出版一卷《柯林武德研究》(Collingwood Studies),2000年学会转入加迪夫大学,成立柯林武德与英国观念论研究中心,并创办《柯林武德与英国观念论研究》(Collingwood and British Idealism Studies)杂志。近年来,该中心不仅出版了柯林武德研究丛书(75),而且多次举办了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76)。

四 结语:柯林武德研究的“阶段报告”

柯林武德在《自传》中,曾将自己一生的研究工作看作是阶段性的中期报告,由此来看,我们对于西方柯林武德研究的评述也不过是阶段性的报告,主要围绕战后英美历史哲学界对于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接受和批判,来评述西方的柯林武德研究。实际上,柯林武德作为一位善于论辩的思想家,《自传》中涉及到诸多生前同时代的思想家,这是西方柯林武德研究的薄弱环节,还值得进一步挖掘。可以这样说,罗素无疑是他一生哲学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隐形对手,柯林武德的理论抱负不仅要建立一门狭义的历史哲学来为人文学科奠定认识论的基础,而且广义上来说,他试图将作为探讨特殊问题的历史哲学过渡到普遍性的一般哲学,要让历史性原则成为看待一切事与物的方式。

在汉语世界,朱谦之在《历史哲学大纲》(1932)一书中首次提到Collingwood,在西文人名汉译中把Collingwood,R.C翻译为“柯林渥特”(77)。此后,余英时可以算作是系统介绍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第一位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学者1951年翻译出版的苏联学者康恩(Igor S.Kon)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一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书也奠定了大陆研究柯林武德的基调。改革开放之后,柯林武德在美学、历史学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历史的观念》于1986年由何兆武、张文杰翻译出版,使得柯林武德在我国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经典地位得到确立。

传播或接受的历史不仅意味着某种视域的融合,同时也应该是某种传统的再造。这里并不是依照西方柯林武德的研究来评判我们的研究状况,从实践诠释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同样的篇幅来加以探讨。中国在远古就有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方面,深入探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可能内涵,有助于我们对于整个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脉络的把握;另一方面,加强柯林武德手稿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于柯林武德整体思想的把握。

注释:

①柯林武德著,杜森编,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增补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增补本导言,第14页。

②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④⑤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41、52、51页。

⑥帕特里克·加登纳:“历史知识的‘对象’”(Patrick Gardiner,"The 'Object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哲学》(Philosophy),第27卷第102期(1952年),第211~220页。

⑦帕特里克·加登纳著,江怡译:《历史解释的性质》,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⑧⑨⑩艾兰·多纳根:“历史论题的证实”(Alan Donagan,"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Theses"),《哲学季刊》(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第6卷第24期(1956年),第196、199、203页。

(11)威廉·德雷:“柯林武德论反思的思想”(William H.Dray,"R.G.Collingwood on Reflective Thought"),《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57卷第5期(1960年),第157~163页;亦可参见威廉·德雷:“作为重思的历史理解”(William H.Dray,"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s Re-thinking"),《多伦多大学季刊》(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第27卷(1958年),第200~215页。

(12)威廉·德雷:“柯林武德与历史中行动的理解”(William H.Dray,"R.G.Collingwoo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Actions in History"),载威廉·德雷:《历史学的视角》(William H.Dray,Perspectives on History),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值得一提的是,沃尔什后来多少接受了多纳根和德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前述观点。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65~66页。

(13)卡尔·亨佩尔:“普遍定律在历史学中的功能”(Carl G.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39卷第2期(1942年),第35页。

(14)威廉·德雷:《历史学中的定律与解释》(William H.Dray,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7年版。

(15)参见克莱顿·罗伯茨:《历史解释的逻辑》(Clayton Roberts,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尤尼弗西蒂帕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皮特·斯卡格斯塔德:《构建历史的意义:波普尔和柯林武德的哲学》(Perter Skagestad,Making Sense of History:The Philosophies of Popper and Collingwood),奥斯陆1975年版,第17~22页。

(17)雷克斯·马丁著,王晓红译:《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8)卢克·奥沙利文:“戈德斯坦与历史认识的知识论”(Luke O'Sullivan,"Leon Goldstein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Historical Knowing"),《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5卷第2期(2006年),第204~228页。

(19)戈德斯坦:“历史学中的证据与事件”(Leon J.Goldstein,"Evidence and Events in History"),《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第29卷第2期(1962年),第177页。

(20)戈德斯坦:“柯林武德的历史认识理论”(Leon J.Goldstein,"C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ing"),《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9卷第1期(1970年),第3~36页;戈德斯坦:“柯林武德论历史过去的构造”(Leon J.Goldstein,"Collingwoo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istorical Past"),载戈德斯坦:《历史学何为与为何:哲学论文集》(Leon J.Goldstein,The What and the Why of History:Philosophical Essays),莱顿:布里尔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36页。

(21)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论集》(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巴蒂尔摩: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22)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0页。

(23)埃娃·多曼斯卡编,彭刚译:《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4)海登·怀特:“柯林武德与汤因比:英国历史思想的转型”(Hayden White,"Collingwood and Toynbee:Transitions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英国杂集》(English Miscellany),第8卷(1957年),第147~78页;转引自海登·怀特:《叙述的虚构:历史学、文学和理论文集,1957-2007》(Hayden White,Robert Doran ed.,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巴蒂尔摩: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5)海登·怀特:“柯林武德与汤因比:英国历史思想的转型”,第5页。

(26)怀特在《元史学》的结尾,也是全书唯一一次提及柯林武德:“已故的柯林武德生前喜欢说,人们以何种方式写作或者思考历史,最终取决于他是哪种人。然而,反之亦然。在历史解释者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的可选择的图景之前,并且由于不再有支持人们更偏向此种而非另一种历史图景的确定无疑的理论基础,于是,我们不得不退回来寻求道德和美学的理由,选择一种较之另一种更‘实在的’历史图景。”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第593~594页;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5~44页。

(27)安克斯密特:《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困境》(F.R.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25卷第4期(1986年),第1~27页;转引自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学:隐喻的兴衰》(F.R.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28)(29)安克斯密特:《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困境》,第50、63页。

(30)(31)(32)(33)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诺克斯序言,第2,4,19,8、21~22页。

(34)这个术语是由莱昂内尔·鲁宾诺夫首先提出的,参见莱昂内尔·鲁宾诺夫:“柯林武德与彻底转变假设”(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 and The Radical Conversion Hypothesis"),《对话:加拿大哲学评论》(Dialogue: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第6卷第1期(1966年),第71~83页。

(35)(36)(37)艾兰·多纳根:《柯林武德的晚期哲学》(Alan Donagan,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2年版,第18、284、263页。

(38)(39)罗滕施特赖希:《哲学、历史学与政治学:当代英国历史哲学研究》(Nathan Rotenstreich,Philosophy,History and Politics: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Philosophy of History),海牙:尼伊霍夫出版社1976年版,第1~17、32~33页。

(40)罗滕施特赖希:“形而上学与历史主义”(Nathan Rotenstreich,"Metaphysics and Historicism"),载迈克尔·克劳兹编:《关于柯林武德哲学的批判性文集》(Michael Krausz ed.,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200页。

(41)路易斯·明克:《心灵、历史与辩证法:柯林武德的哲学》(Louis O.Mink,Mind,History,and Dialectic: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5页。明克描述了英语世界对这一术语的批评,并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把它与英语世界的普遍认识相互凿枘的部分区分出去。

(42)(43)(44)路易斯·明克:《心灵、历史与辩证法:柯林武德的哲学》,第48~53、113~118、57~58页。

(45)路易斯·明克:“柯林武德的历史辩证法”(Louis O.Mink,"Collingwood's Dialectic of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7卷第1期(1968年),第24页;亦可参阅路易斯·明克:“柯林武德的历史主义:过程的辩证法”(Louis O.Mink,"Collingwood's Historicism:A Dialectic of Process"),载迈克尔·克劳兹编:《关于柯林武德哲学的批判性文集》(Michael Krausz ed.,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178页。

(46)鲁宾诺夫和明克几乎是同时并各自独立地从辩证哲学的视角来阐释柯林武德的“辩证体系”,只是鲁宾诺夫更加看重分析柯林武德的早期著作。参阅路易斯·明克:《心灵、历史与辩证法:柯林武德的哲学》,第一节注释5,第258页;莱昂内尔·鲁宾诺夫:《柯林武德与形而上学的改造:心灵哲学之研究》(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 and the Reform of Metaphysics: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一节注释37,第376~378页。

(47)莱昂内尔·鲁宾诺夫:“柯林武德关于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理论:一个新解释”(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s Theo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哲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第6卷第4期(1968年),第376~377页;亦可参见莱昂内尔·鲁宾诺夫:《柯林武德与形而上学的改造:心灵哲学之研究》,第72~75页。

(48)(49)莱昂内尔·鲁宾诺夫:《柯林武德与形而上学的改造:心灵哲学之研究》,第286~288,24~25、55、353~354、362~363页。

(50)参见赖尔:“哲学论证”(Gilbert Ryle,"Philosophical Argument"),载赖尔:《赖尔文集:1929-1968》(Gilbert Ryle,Collected Essays:1929-1968),伦敦:哈钦森1971年版,第203~222页。

(51)图尔敏是现代科学哲学领域历史主义学派的先驱,率先从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和《形而上学》中的“绝对预设”中推陈出“自然秩序理念”(The Ideas of Natural Order)。人们也常把它与库恩的“范式理论”并举。图尔敏曾在柯林武德《自传》再版的导论中,认为柯林武德在牛津被誉为“孤独的狼”。参见柯林武德:《自传》(R.G.Collingwood,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Toulmin,An Autobiography),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8年,第10~11页。

(52)柏林对欧洲观念史的研究无疑深受柯林武德的影响,参见以赛亚·柏林著,岳秀坤译:《扭曲的人性之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53)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约每年都有近几十篇围绕柯林武德为主题的硕博学位论文产生,也相继编辑出版三本柯林武德的论文集,包括柯林武德:《艺术哲学文集》(R.G.Colling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art,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an Donagan),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文集》(R.G.Colling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Debbins),德州:德州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柯林武德:《信仰与理性:宗教哲学文集》(R.G.Collingwood,Faith and reason: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onel Rubinoff),芝加哥:四边形图书1968年版。

(54)杜森:“柯林武德的未刊手稿”(W.J.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18卷第3期(1979年),第287~315页。

(55)杜森:《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柯林武德的哲学》(W.J.van der Dussen,History as a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海牙:尼伊霍夫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253页。

(56)布莱恩特·格里菲斯:“一手材料的使用与滥用:柯林武德手稿的编辑”(Bryant Griffith,"The Use and Misuse of Primary Sources:The Editing of Collingwood's Manuscripts"),《交换》Interchage,第23卷第4期(1992年),第419~429页;莱昂内尔·鲁宾诺夫:“柯林武德手稿的编辑”(Lionel Rubinoff,"The Editing of Collingwood's Manuscripts"),《交换》Interchage,第23卷第4期(1992年),第431~440页。

(57)杜森:“柯林武德《历史学原理》的‘遗失’手稿”(Jan 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s 'Lost' Manuscript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36卷第1期(1997年),第32~62页;大卫·布彻:“柯林武德‘历史学原理’的重要性”(David Boucher,"The Significance of R.G.Collingwood's 'Principles of History"),《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58卷第2期(1997年),第309~330页。

(58)布彻把以斯金纳、波考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方法称之为“柯林武德主义的进路”(Collingwoodian approach),参见大卫·布彻:《语境中的文本:观念史研究的修正主义者的方法》(David Boucher,Texts in Context:Revisionist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Ideas),海牙:尼伊霍夫出版社1985年版。

(59)大卫·布彻:《柯林武德的社会与政治思想》(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60)柯林武德:《新利维坦:或人、社会、文明与野蛮主义》(R.G.Collingwood,David Boucher ed.,The New Leviathan: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2年版,编辑导言,第18页。

(61)加利·布朗林:《重新思考柯林武德:哲学、政治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Gary K.Browning,Rethinking R.G.Collingwood:Philosophy,Politics and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贝辛斯托克:麦克米伦出版社2003年版;詹姆斯·康奈利:《形而上学、方法论与政治学:柯林武德的政治哲学》(James Connelly,Metaphysics,Method and Politic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记学术2004年版。

(62)皮特·约翰逊:《柯林武德导论》(Peter Johnson,R.G.Collingwoood:An Introduction),布里斯托尔:森门斯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63)彼得·F·斯特劳森著,江怡译;《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64)(65)(66)狄奥诺:《柯林武德与经验的形而上学》(Giuseppina D'Oro,Collingwood and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0,4、38~52、103~124页。

(67)参见唐纳德·戴维森著,牟博、江怡译:《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70页。

(68)狄奥诺:“重演与彻底的解释”(Giuseppina D'Oro,"Re-Enactment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3卷第2期(2004年),第198~208页;狄奥诺:“本体论的反弹:为何主流的分析哲学失去对历史哲学的兴趣”(Giuseppina D'Oro,"The Ontological Backlash:Why did Mainstream Analytic Philosophy Lose Interest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哲学》(Philosophia),第36卷(2008年),第403~415页。

(69)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诠释学I),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01~513页。

(70)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诠释学II),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113、126、133、479~482、507页。

(71)约翰·霍根:《柯林武德与神学诠释学》(John P.Hogan,Collingwood and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纽约:美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迈克尔·希恩兹:《自我创造与历史:柯林武德与尼采》(Michael Hinz,Self-Creation and History:Collingwood and Nietzsche),纽约:美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莫里斯·安森斯坦:《文明的现象学:柯林武德和胡塞尔作为规范性原则的理性》(Maurice M.Eisenstein,Phenomenology of Civilization:Reason as a Regulative Principle in Collingwood and Husserl),纽约:美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2)肯尼斯·麦金太尔:“历史性作为方法论或诠释学:柯林武德对斯金纳和伽达默尔的影响”(Kanneth B.McIntyre,"Historicity as Methodology or Hemeneutics:Collingwood's Influence on Skinner and Gadamer"),《历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期(2008年),第138~166页;小林千夏、马修·马里昂:《伽达默尔和柯林武德论时间距离与理解》(Chinatsu Kobayashi and Mathieu Marion,"Gadmer and Collingwood on Temporal Distance and Understanding"),《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50卷(2011年),第81~103页。

(73)马克·贝维尔、卡斯滕·斯特博:“移情、理性和解释”(Mark Bevir,Karsten Stueber,"Empathy,Rationality,and Explanation"),《历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5期(2011年),第147~162页;卡斯滕·斯特博:《重新发现移情:主体、民俗心理学和人文科学》(Karsten Stueber,Rediscouvering Empathy:Agency,Folk Psychology,and the Human Sciences),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74)柯林武德著,陈静译:《柯林武德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4页。

(75)马妮·休斯·沃灵顿:《何为良史:柯林武德、历史想象和教育》(Marnie Hughes-Warrington,'How Good an Historian Shall I Be?' R.G.Collingwood,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education),埃克塞特:印记学术2003年版;斯坦因·赫格比:《行动作为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Stein Helgeby,Action as History: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记学术2004年版;理查德·墨菲:《柯林武德与西方文明的危机:艺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Richard Murphy,Collingwood and the Crisi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rt,Metaphysics and Dialectic),埃克塞特:印记学术2008年版;斯蒂芬·利奇:《历史学的根基:柯林武德对历史解释的分析》(Stephen Leach,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y:Collingwood's Analysi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埃克塞特:印记学术2009年版;弗洛林·洛博恩特:《柯林武德的宗教经验及其模式》(Florin Lobont,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in 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记学术2009年版;里克·彼得斯:《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克罗齐、金蒂莱、拉吉罗和柯林武德的哲学》(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ce,Gentile,de Ruggiero and 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记学术2012年版。

(76)2005年7月6至9日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的科尼斯顿举办了“柯林武德的会议”;2007年10月18至21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召开了“柯林武德与20世纪哲学会议”;2008年12月15至17日在威尔士波厄斯郡的格力吉诺格举办了“英国与意大利唯心主义的会议”;2010年7月19至20日在意大利中北部城市普拉托召开了“柯林武德的研究社群会议”。参见加迪夫大学柯林武德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sites.cardiff.ac.uk/collingwood/events/

(77)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载《朱谦之文集》(第五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作者:顾晓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讲师

(原文刊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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