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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纪的艰难脚步 (2)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7-13] 浏览: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们继续了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但适应世界化了的社会需要,他们进一步把理性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人的处境和状况,即消弱了同城邦之间联系的孤独的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在一个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中的个人命运。因此,哲学的出发点不再像希腊哲学那样是公民与城邦的关系,而是孤独的个人与扩大的世界的关系。它试图解决个人因削弱了与城邦的联系而产生的离异感,减轻人的精神忧虑和危机感。它鼓励人们用理性控制自我,争取道德上的独立性,以便在一个充满敌意、激烈竞争的世界中获得幸福。在希腊化时代流行的主要哲学是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此外还有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其中,尤其是斯多亚主义通过确立世界国家――人类之国的概念,从理论上论证了世界主义。认为宇宙包括所有的人包含着理性法则逻各斯,同希伯来人一样,确立了人类同一的思想。理性给人并使人承认个人的尊严,因此,人应当根据支配宇宙的自然法则――理性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自我克制,提高道德修养,摆脱痛苦和烦恼,达到最高的善和幸福,即心灵的和谐宁静。这些思想后来都被融进了罗马法律哲学、基督教思想以及现代自由主义。这里,希腊化哲学表现出一种平衡人的心理、消除人的烦恼、慰籍人的灵魂的作用,这种精神化倾向在以后的发展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逐渐与宗教思想结合起来。此外,在希腊化思想世界,神秘崇拜和犹太教思想也正在得到接受和传播,为以后基督教的形成作了准备。
早在希腊文化由繁荣走向衰落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腊文明的另一处文明,即罗马文明便已在意大利的台伯河两岸崛起。当希腊文明之光黯然失色之后,罗马终于取代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而成为文明世界的霸主。不过,正象古希腊罗马史权威M. 罗斯托夫采夫在《希腊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史》中所讲的那样:希腊主义世界的“罗马化”是轻微的,而扩张的拉丁世界的“希腊化”则是明显的。 罗马文明受到希腊主义文化的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它继承了希腊的遗产,与希腊文明是一体化的,可以称之为希腊主义的罗马文化。有的学者把希腊化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做“希腊-罗马阶段”。 事实上,罗马文明继承了古典理性主义传统,保持了希腊主义的文化精神,并将它进一步传播给其它民族,更加扩大了希腊文化的范围。
罗马的共和国时代带有明显的希腊化文化特征。此期,宗教在罗马的社会生活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由于受到希腊化文明的影响,罗马人的宗教同希腊人的宗教相似,都是世俗的和注重实际的,既没有超越世俗的内容,也没有伦理道德的说教。人同神的关系是表面的,机械的,带有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签订契约的性质。不过,罗马人的宗教更富于政治性,而缺少人性。它是为保卫国家免遭敌人进攻,增强其威力、使其繁荣而服务的。与此相联系,罗马宗教具有较强的僧侣因素,一个有组织的祭司阶层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心灵沟通者。关于这种宗教对罗马社会生活的影响,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曾作了一些的描述:“我认为,罗马共和国最明显与众不同的特点是罗马人对宗教的信仰。我想这正是这种执着认真近于迷信的信仰――它在其他民族可能被讥为一种羞辱――保持了罗马国家的凝聚力。这种信仰在罗马人的公私生活中都采取极为隆重的形式,而且可以说已达到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们的程度。许多人对此疑惑不解,但至少我个人认为,罗马人这样做有其政治原因。如果一个国家都由智人组成,这种做法可能并不需要。但民众往往是感情多变,充满着放纵的欲望、无理智的冲动和暴烈的愤怒,他们就必须用敬畏神明这种精神力量加以箝制。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古人在公众中引进对神灵的信仰和对阴间的恐惧是有所考虑的,而文明当代希腊人却极为轻率地抛弃了这种信仰,结果是世风日下,不可收拾。其他事情不说,仅就政府官员而言,只要小有才干会耍手腕,那么即使有十个书吏、同样多的印章和双倍的证人层层设防,也不能保证忠诚。可是罗马管理大量金银财物的官员却能保持廉正之风,正是因为他们信守对神明的誓言,因而始终忠于职守。在其他国家,要找到不侵吞公共财物的人绝非易事,相比之下,罗马人的有关文献记载却清楚表明,在他们中要找一个犯这类错误的人相当困难”。 罗马宗教的这种特征直到在以后的发展中被基督教所取代。
在希腊文学的影响下,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杰出的戏剧家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184年)和泰伦提乌斯(约公元前190-159年),伟大的抒情诗人卡图卢斯(公元前87-54年)。在哲学上,希腊化影响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罗马上层阶级接受了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卢克莱修继续阐发伊壁鸠鲁关于摆脱超自然的恐惧,以获得灵魂安宁的主张。斯多亚主义是在罗马最有影响的哲学。著名而伟大的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采纳并发展了了斯多亚主义的信条,坚持自然的理性法则支配着宇宙,适用于万物,理性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每个人都有能力从理性导向高尚的道德。他还由此提出了一个永远公正的法律概念,它高于政府的法规和法令,因为它不是由人制定的,而是自然理性的产物,是人们享有的各种权利的根源。他还第一个否认国家高于个人,因为政府是人们为了实现相互保护而达成的契约的产物。西塞罗的学说经过公元2、3世纪的法学大师之手,极大地影响了罗马法的发展,并被称之为“自然法之父”。
公元前30年,罗马在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征服了希腊化世界的最后一个国家――埃及托勒密王朝之后,开始了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共和国的城邦政体一直无法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始终未达到罗马的鼎盛。是具有统治天才的屋大维(奥古斯都)终于突破了城邦统治的狭小范围,将地中海世界统一于和平和法制的状态,从此开创了罗马最伟大的时代。此时,“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日落处和西面海洋到高加索山和幼发拉底河,通过埃及上大埃塞俄比亚和通过阿拉伯远达东面海洋,所以它的疆界东至太阳神上升的海洋,西至太阳神降临的海洋;同时他们统治了所有地中海岛屿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颠”。 在奥古斯都之后二百余年的帝政时代里,“不会有什么争议的是,我们看到一些皇帝如奥古斯都、尼禄在塞涅卡执政时期的前五年、图拉真、尤其是哈德良、安东尼乌斯•皮乌斯和马可•奥勒留等,努力要实现‘圣明之君’的思想,最高统治者按照正义原则治理国家,把‘公众福利’视为自己最高准则的思想”。 这个带来了和平、安全、秩序和法制的世界国家,使地中海世界充分享受了“罗马和平”的赐福,使这段历史被称之为“幸福的时代”。
帝国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继续承袭着理性的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在哲学、科学等精神文化方面,罗马人始终逊色于希腊人,那么在政体和法律方面,罗马人的表现则是出色的。在一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强大的常备军的支持下,罗马人通过健全行省制度、给予各城市以自治权,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以一套人数不多但却效率极高的行政机构统治着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臣民超过一亿的庞大帝国。强大的罗马军团捍卫着漫长的国境线,条条大道的铺设把罗马和各行省联接在一起。更为令人叹服的是,罗马人使法律成为理性的杰出作品。可以这样说,希腊人的最大悲剧是他们不能解决城邦之间的政治冲突,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战争注定了希腊文明的劫数。亚历山大大帝梦想一个没有种族区别的世界,遗憾的是除了施加暴力以外,却不知道任何实现这个世界的方法,而罗马人成功了。正象罗马诗人维吉尔指出的那样:希腊人也许是更优秀的雕塑家、雄辩家和思想家,但唯有罗马人才懂得如何统治一个帝国。 罗马超越了城邦制狭隘的政治框架,创立了一个将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国家合为一体的世界国家,克服了城邦意识的局限性,发展了一种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通用的法律和公民制度,即“万民法”。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逐渐地消除了罗马公民和拉丁公民、罗马公民和行省公民之间的差别,使帝国境内的所有男性都享有公民资格,使原来狭隘的民族情结逐渐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矛盾,从而发展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类意识,即“世界主义”。不仅如此,在罗马法中除了针对罗马公民的公民法、针对所有人的万民法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三部分自然法。自然法不是司法实践的产物,而是哲学的产物。它肯定人的天性是相同的,都有资格享有某些基本权利。正如西塞罗所说;“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永恒的。在罗马和雅典不会有不同的法律,现在以致未来也不会有别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律,它将在所有的时代对所有的民族都有效。” 这种抽象的法律原则显然是斯多亚主义及其重要代表人物西塞罗影响的产物,同样也是希腊理性原则在罗马文明中的延续和展开。罗马法的精神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代之以蛮族人的习惯法。不过,后来它却被收为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主持编撰的《查士丁尼法典》之中,一直传到较晚的中世纪。到公元12世纪时,罗马法再获推行,成为中世纪除不列颠外所有西方国家习惯法的基础。直到今天,几乎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包含着许多罗马法的内容。罗马的法律是罗马人最伟大的一项成就,表现了罗马人统治幅员辽阔和风云多变的大帝国的天才,也是罗马人留给后来文化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罗马人关于世界帝国的政治概念,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马人的世界胸怀也体现在他们所奉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上。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尤其是皇帝崇拜,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不过,罗马人对非官方宗教的存在并不介意。罗马帝国在把各民族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的同时,也把他们的神灵和宗教请到了罗马,以致罗马城成为各民族的公共庙宇。罗马帝国“这种宗教运动的活力表现在希腊-罗马世界热衷于吸收外来的宗教礼拜仪式,表现在东西方宗教的渗透和融合”。 即便是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也大量吸收了异教的一些仪式。至于罗马城著名的万神庙,则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神灵占据了每一个壁龛,以致罗马皇帝哈德良不得不下令重建万神庙,以便接纳新来的神灵。从这种宗教上的宽容出发,罗马“帝王和元老院在宗教问题上的政策始终既照顾到子民中的开明人士的思想,也照顾到迷信较深的子民们的习惯。在罗马世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罗马人民一概信以为真;哲学家一概斥为虚妄;行政官却一概认为有用。这样一来,忍耐不仅带来了相互宽容,甚至还带来宗教上的和谐”。 任何宗教,只要它在政治上能与帝国相适应,政府都会听任它的传播。当然,绝对的宗教宽容是不存在的。一旦某些宗教对帝国的稳定安全和公众利益造成了危害,帝国政府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铲除。
在创建帝国基业的过程中,罗马人特有的那种坚忍不拔、质朴务实的美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古罗马的历史学家阿庇安曾经不无骄傲地写道:“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的时期,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民族。在他们牢稳地巩固他们的势力之前,他们绝对不因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单独一天内丧失了二万人,在另一次丧失了四万人,又一次丧失了五万人,虽然罗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们也绝对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七百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作为老谋深算的报酬”。
罗马帝国对各地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城市实现的。“罗马帝国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机地汇合而成的一个大联合。各城市宛如人体里的细胞,是最小的,可是最有活力的有机体”。 通过积极推行的所谓“都市化运动”,罗马帝国的版图拥有了数以千计的城市。帝国城市之多、城市之大,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堪称罕见。作为帝国的首都,罗马城是所有城市中最为壮观、最为辉煌的一个。此外,一些富庶行省的首府,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的安提阿、阿非利加的迦太基、高卢的里昂等,也都是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市化的运动不仅加强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而且也造就了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其成为帝国的经济基础。
在都市化的过程中,罗马人在建筑和雕刻艺术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闻名的建筑物有直径长142英尺的圆屋顶的万神殿,能容纳65000名观众观看角斗比赛的大圆形竞技场等。罗马人的建筑形式依然保存在中世纪教会的建筑中,直至今日,在西方各国重要建筑的设计中,罗马风格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以诗人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尤维纳利斯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成就,以李维、塔西佗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学成就,也为12世纪传遍欧洲的文艺振兴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食粮。遗憾的是,罗马人在科学思维方面缺乏创造性。但即使如此,也出现了两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位是医学家伽伦(约130-约201年),一位是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托勒密,他建立在一个错误前提基础上的宇宙模式,对中世纪的宇宙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罗马帝国时代的哲学主要体现为晚期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塞涅卡(约公元前4-公元65年)、爱比克泰德(约公元50-138年)、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是晚期斯多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一方面继续崇尚理性传统,但更多地却是关注人的伦理道德问题,致力于寻求把人从生存的艰苦和邪恶之中挽救出来的方法,指出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的生活才是幸福和美德;但另一方面,宗教神学观念也开始日益得到强化,他们把神学目的论和伦理道德学说结合在一起,认为神是宇宙万物的理性或秩序,万物来自神又复归于神。神的意志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法律,人类的一切善都来自神。整个世界是一个城邦,属于一个神,一个法律。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是同一个世界的公民。人的理性由神流溢出来,因而违背理性就是违背神。晚期斯多亚主义在帝国后期被新柏拉图主义所取代,其宗教信仰精神进一步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约公元205-约270年)发展为宗教神秘主义。普罗提诺尽管依然把人看作是理性的人,但他所渴望的却是将灵魂与至善即上帝融为一体。这种结合不能靠理智,为此需要的是一种神秘的飞跃,一种灵魂的净化。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事务的价值在于认识上帝。这样,他使哲学与神学融合起来,把哲学变成为一种达到“至善”的宗教体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典文明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哲学思考开始逐步让位于宗教信仰,世俗的道德价值正让位于宗教关怀,人间之国已抬起双目仰望苍穹,罗马世界的文化正在朝着探求神的方向发展。因此,以理性为主导精神的古典文明随后代之以把信仰作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是有其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的。事实上,奥古斯丁正是在接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影响的基础上,确立了早期基督教神学体系,为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下令关闭最后一所雅典学园,这件事标志着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的终结。然而,古典文明的遗产却为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中世纪前期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丁神学体系奉行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中世纪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体系则奉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他们都充分利用了古典文明遗留下来的理性资源为信仰服务,强调信仰是出发点和目的,理性是手段和途径,确立了中世纪特有的精神形态――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

二.基督教的胜利

中世纪文明的另一重要起源是基督教精神。早在中世纪开始之前,基督教就已经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展开了一个碰撞、交融的过程,并逐步取代古典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基督教源于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犹太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上曾多次被异族征服。在“巴比伦之囚”期间,犹太人企盼着一个复国救主弥赛亚降临人间,拯救犹太人脱离苦难。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关于弥赛亚将至的预言流传甚广,处于奴役状态的犹太人普遍相信,上帝耶和华将派弥赛亚来人间解救他们,并把他们引致没有苦难的“千禧年”的幸福生活。至公元前1世纪,由于宗教观点和态度的不同,犹太教分为四个派别:撒都该派、法利塞派、艾塞尼派和奋锐党派。到公元1世纪初,一个犹太教的支派把在加利利传播上帝福音的拿撒勒人耶稣(约公元前4-公元29年)认作基督,亦即弥赛亚,在与正统派的斗争中逐渐脱离犹太教,形成了基督教。
关于耶稣的记载都来自于《圣经》中的《新约》。《新约》是耶稣死后几十年后其信徒的作品,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耶稣及其门徒传教的故事。据《新约》说,耶稣是童贞女圣母玛丽亚的儿子,是上帝的“道”或“逻各斯”在肉身中的显现。他受天父上帝派遣来到人间,向人们宣讲上帝之国即将来临,鼓励人们进行忏悔,转变道德,教导人们去除卑鄙、贪欲、仇恨、虚伪和自私的感情与态度,停止追逐财富和权力,净化灵魂,自我克制,以仁慈之爱对待上帝和他们的同胞,怎样待己,就怎样待人,以善报恶,宽恕自己的仇敌,以便死后进入天国。对于当时的犹太教,耶稣感到很失望。他认为,犹太教法师过分注重礼仪和清规戒律,忽视了先知的理想,消弱了人们对道德的思考。他主张,摩西戒律的实质要比字面上的戒律更重要,他以先知的热忱劝导人们通过与上帝的直接交往,通过同胞间的互爱,实现内心的道德转变和心灵深处的变化。在这些学说中,耶稣更多地体现了希伯来历史上存在的宇宙主义倾向,而摈弃了另一种狭隘的排他主义倾向。
希伯来传统的卫道士――犹太法学者和祭司们将耶稣的学说视为对古老传统的一种威胁,希伯来的统治者认为他是一个挑动人们藐视安息日及其它宗教礼仪的煽动者。在统治巴勒斯坦的罗马人心目中,他还是一个政治颠覆分子,他将人们对救世主的期望煽动为对罗马统治者的反抗。当犹太人首领将耶稣送交罗马当局后,罗马总督庞修斯•彼拉多用传统的刑法把他钉死在耶路撒冷郊外的各各他山冈的十字架上。
耶稣蒙难时,基督教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教派。耶稣的追随者们,其中主要的是十二信徒,相信耶稣是一位神遣的先知,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救世主。耶稣被处死以后,正是这些追随者对耶稣葬后第三天就升天的信仰,才使基督教运动得以兴起。不过,在一段时间里,基督教仅限于犹太人,基督徒被称为犹太基督徒。基督教在从犹太人的圈子走向世界性宗教的过程中,外邦犹太人保罗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保罗(约公元5-67年)生活在小亚细亚东南部希腊城市塔尔苏斯,属于散居在巴勒斯坦域外的成千上万个外邦犹太人中的一员。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保罗意识到,基督教思想也适合于非犹太人,于是,他开始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在布道过程中,保罗走遍了罗马帝国全境。他宣称,由于亚当当初蔑视上帝所导致的恶果,所有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是有罪之人。耶稣降临人间,就是为了将所有的人从罪恶和死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耶稣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来为人类赎罪,使所有人死后都有可能进入天国,享有永恒的生命。在耶稣心目中,犹太人和异族人没有什么区别,耶稣的使命就是拯救整个人类。犹太人认为,他们信仰的是民族宗教,是与他们的民族历史相联系的,而保罗则认为,耶稣的教义超越了各个民族的历史经验,新的基督教团体不是一个民族所独具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团体。耶稣不仅实现了希伯来人对救世主的盼望,而且还满足了所有人的精神需求和期待。保罗通过宣讲救世主死而复活,坚持认为摩西戒律已被新的基督教教义取代,使基督教同其犹太根源决裂,变成为一个新的宗教,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对非犹太人的吸引力。保罗利用基督教义中包含的个人主义和宇宙主义,创立了一个面对整个人类,而非面对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的希伯来一个民族的世界性宗教。
基督教产生以后,逐渐对希腊-罗马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致于在公元4世纪末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然而,基督教在现实社会的传播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起初,罗马政府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的活动没有受到过多的干扰。罗马帝国的世界主义使许多国家的人民成了罗马公民,为向所有民族敞开大门的基督教世界主义铺平了道路。但是,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罗马帝国的官员们开始担心,基督徒可能会成为政治颠覆者,基督徒的布道将会把人们对罗马的忠诚转向上帝。许多罗马人也认为,基督教是社会秩序的大敌。尤其是基督徒们拒绝接受罗马信奉的诸神明,不从事罗马的祭典,藐视角斗士的竞技,不去公共浴场,赞美非暴力主义,不愿将罗马死去的和活着的皇帝敬为神明,不愿为罗马国家服兵役,终于在公元64年尼禄任罗马皇帝时遭到迫害。不过,这时的迫害是局部性的。在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罗马皇帝们发布了一系列反基督徒的敕令,大肆屠杀基督徒。尤为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所掀起的迫害基督徒的运动最为残酷。在这次运动中,许多基督徒被夺去了生命。然而,这些迫害却进一步坚定了那些最为虔诚的信徒的决心,并且还赢得了许多新的皈依者。他们对那些视死如归的殉道者的英勇气概满怀敬意。在无法扑灭基督教运动的情况下,罗马帝国转而开始在帝国境内争取这些日益增多的基督徒的支持。311年,迫害基督徒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继任戴克里先为罗马皇帝的加列里阿终于认识到,专制的暴力不可能消灭如此众多的基督徒,因而在将要死亡的时候以他自己和他的共治者李锡尼、君士坦丁的名义颁布了一道一般性的宗教宽容敕令,明确地宣布基督徒可以自由地、私下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可以自由地、私下地参加自己的宗教集会;没有什么恐惧,丝毫不受干扰。但他们必须履行以下条件:对政府、对已经规定的法令要予以应有的尊敬;同时希望他们在举行崇拜时,为罗马帝国、为皇帝、也为他们自己向自己所敬奉的神虔诚地祈祷。在加列里阿死后展开的激烈的帝位争夺战中,君士坦丁的强敌是前皇帝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他们最紧张、最具有决定性的战斗是在距离罗马不远的台伯河米尔维恩桥附近进行的。大战前夕,信仰混杂的君士坦丁曾祈祷他所信仰的所有的神。但当晚,他却梦到在太阳上出现了十字架的形象,并且听到有声音说:“用这个做标记,你一定会战胜”。312年10月28日,马克森提战败身死,高举基督教旗帜的君士坦丁部队终于取得了胜利,整个帝国西部于是归君士坦丁所有。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与他的共治者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绝对的信仰自由,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其他宗教置于完全同等的法律保护下,命令发还在最近的迫害不义没收的教会财产。君士坦丁并在晚年正式受洗入教,成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王。基督教对君士坦丁亦感念至深,称其为“第十三位使徒”。随后,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加速了基督教的发展,以及罗马境内的基督教化运动。至公元390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立为罗马国教,并同时宣布其它的异教崇拜是非法的。到此,基督教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当然,教会在战胜自己的敌人、赢得自由的过程中,也渐渐地处于罗马帝国皇权的控制之下,从此教会与国家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罗马帝国官方的支持下,4世纪出现了普遍皈依基督教的现象。基督教迅速地成为地中海区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然而,由于理论上、组织上、制度上的发展未能迅速适应教众和影响范围的急剧扩张,基督教内部出现了教派林立的局面。只是由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干预,这种纷争才得以解决。324年,君士坦丁战胜了李锡尼,从政治上统一了罗马帝国,然后立即着手统一基督教会,以便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相适应,为帝国的统一提供精神信仰方面的有力支持。325年,君士坦丁亲自出面召集罗马帝国各地教会的近300名主教在尼西亚举行会议,解决各地教会在教义和教会体制方面的争端。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普世主教会议”。君士坦丁亲临会场,使大会谴责了当时最具实力的异端阿里乌派。会议最终通过的文件“尼西亚信经”成为对所有基督教会均有约束力的教义,它为基督教走向规范化、并最终成为国教铺平了道路。此后数十年间,阿里乌派与正统派之间的斗争,随着帝王们宗教信仰的倾向而此起彼伏。有时阿里乌派首领被迫流亡,有时正统派首脑遭到放逐。直到坚定信奉正统派信仰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阿里乌派为非法,正统派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此,阿里乌派开始转向在边界上的一些日耳曼部落中发展,而正统基督教则统治了整个罗马帝国。
基督教的胜利有着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奉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为各种宗教进入罗马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性,而罗马人的政治、军事扩张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当然,在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这种宗教宽容政策并没有造成对罗马传统宗教的冲击。然而,罗马帝国官方信奉的奥林匹斯山诸神体系是一个民族的、英雄的、此世的宗教,而不是一个个人的、平民的、来世的宗教。诸神主宰着民族的盛衰和英雄的成败,却对凡夫俗子的心灵痛苦极少问津。随着罗马帝国的由盛转衰,个人的心灵慰藉逐渐成为哲学和宗教的主题。早在希腊化时代,随着独立城邦的消失,离异感、孤独感和缺乏共性就已成为个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人们在开始寻找着一种新的关系结构。在罗马帝国时代,社会的腐败堕落也日益严重。一方面,人们对世界幸福的渴望进一步衰竭,对人类理性的信心更加丧失。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以及帝国里的城市没有关系,对这个世界的失望使人们热切期望寻到一个新的归宿。“这个庞大的帝国对于它融成一个强大的整体的各族人民,不能给他们抵偿丧失民族独立的损失,它既不能给他们内在的价值,也不能给他们外在的财富。世俗生活的气息对古代各族人民来说已变得枯燥无味,他们渴望宗教。因此,他们暗中摸索各个民族带来的偶像崇拜和宗教仪式,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开始互相交融了”。 罗马公民开始在希腊罗马文化之外信奉能解脱个人罪孽、使人获得拯救与永生的东方宗教。这里,有埃及的“伊希斯”女神,有波斯的救世主“密特拉”,有小亚西亚的“伟大地母”,等等。而最为成功的,则是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基督教。天国的福音给了人们以鼓舞,满足了人们的归属需要。基督教为个人提供了城邦和世界国家所无法提供的东西,即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密切联系,个人和另一个更高境界的联系,以及在一个相互关爱的信仰团体中的成员资格。另一方面,来自遥远国度的神圣福音与罗马世界的声色犬马的噪杂之音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它给辗转在深渊中的人们的心灵以深深的震动,它以唯灵主义的理想、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撼醒了沉溺在物质主义和纵欲主义之中麻木扭曲了的灵魂。
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耶稣的品格、经历、死亡和复活,对人类苦难的关注,以及出于对整个人类的爱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这些更是深深地吸引了那些贫穷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压迫的人民。“把一个曾当过木匠,常与渔民、当过娼妓的妇女及类似的下层人物为伍,曾被罗马当局钉在十字架上并承诺要解救所有的门徒――无论自由民或奴隶,男子或妇女――为己任的人奉为救世主,是容易为人们接受的,但自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以后的年代里,基督教被富人和权势阶层接受,并得到一连串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王的支持”。 基督教传播着爱的福音,宣扬一种崭新的民主的道德,提倡谦让、逆来顺受、爱自己的仇敌。还主张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出身、财富、教育和才能,并给身受厄运、感到死亡恐惧的人们许诺以永恒的生命,让他们进入天国,领受天父的慰籍,给生与死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令人慰藉的答案。在这里,广大的人们终于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基督教胜利地占据了他们的心灵。
基督教的成功既是现实世界令人失望的结果,也是与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分不开的。为了保持信徒对信仰的忠诚,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使自己不受其它教派的冲击,为了管理本教机构,基督教发展了一个有组织的信徒团体,这就是能够将其信徒紧密地团结到一起的基督教教会。它称其成员为兄弟姐妹,对于那些孤独的、被遗弃了的、对公共事务的幻想破灭了的人们来说,满足了他们渴望归属的迫切需要。同时,基督教会不要求人们履行那些痛苦的和昂贵的入教仪式,并且欢迎女信徒,为那些贫困和残疾的人提供社会服务,接纳奴隶、罪犯、道德上的罪人、以及其它被社会遗弃的人,向一切处于苦难之中的人们伸出友谊之手,提供心灵慰籍,从而不但确保了原有教徒的忠诚,而且还不断地赢得了新的皈依者。以后,基督教教会组织逐渐发展出教皇制和修院制,成为整个中世纪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
基督教思想的胜利,也是与古典主义文化的衰微分不开的。前面已经指出,在希腊化时代,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哲学在更加关注人的道德伦理生活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宗教意识倾向。在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愈益从理性走近宗教,哲学家们越来越渴望摆脱令人窒息的尘世,与一个更高的理想世界进行接触,以尘世之外的东西安抚个人。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潜心于灵魂和上帝融为一体的神秘主义,其哲学追求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精神的陶醉去接近上帝。这种越来越偏离理性与世俗价值观念的倾向,已经为基督教的胜利传播做好了准备。对此,哲学史家W. T. 斯塔斯说道:哲学是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将直觉和陶醉置于思维之上,这是哲学的死亡。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古代哲学走向自我毁灭,普罗提诺的哲学是基于理性的绝望。从此以后,哲学让位于宗教。 在古典主义文化衰落的背景下,基督教为精神破灭的希腊罗马世界提供了一种理想生活的理论,这就是个人永生的希望,它取代理性世界观占据了思想的宝地。从此,人们不再将理性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指南,而是让自己的智慧屈从于感情和想象。科学和哲学再也不能与宗教相抗衡,宗教比理性更加具有征服人的心灵的力量。在精神危机的世界里,它赋予了人生新的意义,为那些梦幻破灭的人展示出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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