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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纪的艰难脚步 (3)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7-13] 浏览:

基督教的胜利传播还在于它能够从异教世界汲取多种多样的思想因素,以致形成为世界性宗教。它的大部分教义直接来自犹太教,如神的名字、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历史、十诫、原罪的教义以及上帝的天命。某些思想则来自一些神秘宗教及波斯的宗教,如来世和善恶之间的永恒冲突等观念。此外,从希腊主义罗马哲学中汲取有益的因素也是基督教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学者G. 汤姆逊指出:基督教在当时是地中海世界两种最突出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文化――犹太教和希腊主义的混合产物。后来,主要从希腊的哲学和修辞学方面,又吸收了许多原先所没有的思想观点。 许多基督教早期作家公开承认,基督教教导的东西同希腊人是一样的,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教导的东西同基督教是一致的。他们将希伯来的文化传统和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融为一体。他们认为,希腊哲学知识能够给予基督教信仰以合乎逻辑的解释,能够理智地批驳异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责难。由于采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和范畴,使基督教学者得以能够用理性术语解释神谕和上帝的存在,从而将基督教教义从一种单纯的信仰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从哲学观点上来看,基督教的思想持续不断地承受着柏拉图的传统,而且,天主教神权政治制度的创始人,既不是耶稣或保罗,也不是奥古斯丁,而是柏拉图。对斯多亚主义的吸收仅次于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一些典籍,如《新约•使徒行传》,几乎一字不差地抄袭晚期斯多亚派哲学家塞涅卡,以致后者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的叔父”。另一位晚期斯多亚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著作《手册》,长期以来也被基督教会采纳为教科书。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禁欲主义等思想,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罗马帝国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犹太神哲学家斐洛,把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学说同犹太教及其典籍《圣经》相结合,从而创立了早期希腊主义化的犹太宗教神学,达到调和希腊哲学和《圣经》、调和理性主义和启示运动的顶峰,深刻影响了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及其神学,以致恩格斯把他称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可以说,基督教的神哲学史不是从一个基督徒开始的,而是从斐洛开始的。而长期在天主教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奥古斯丁神学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柏拉图主义。在理念-逻各斯学说、关于神、目的论、三位一体说、时间学说的论证、关于理想社会的学说以及喻意解经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基督教教义都接受了希腊哲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与之相互结合在一起。由于融进了希腊哲学思想,基督教更容易为那些精通希腊文化的人所理解,因此,它也能够吸收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加入教会。总之,与其它古代宗教相比,基督教几乎兼容并蓄,因而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用希腊理性主义表达基督教信仰的活动,被称为基督教的希腊化运动。它意谓着理性思想这一宝贵的希腊文化成就并未完全丧失。事实上,古典文明的遗产对中世纪的影响,正是通过基督教来实现的。不过,希腊文化这一次未能再次上演它的国土、民族被马其顿人、被罗马人征服时“被征服者在文化上征服了征服者”的那种辉煌。基督教的希腊化并不是古典主义对基督教的胜利,恰恰相反,它是基督教对希腊思想的胜利。希腊哲学为适应基督教启示的需要,不得不牺牲掉它的最基本的内容。尽管基督教利用了希腊哲学,但基督教的基础却不是希腊哲学的理性,而是自己的信仰。在整个中世纪,希腊哲学一步步沦为神学的婢女,只能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传统。
罗马帝国时代即中世纪开始之前的基督教文化属于早期基督教文化阶段,也被称为教父学文化阶段。在这一时期起领导作用的大多数教父都用希腊文写作,因而被称为希腊教父。但在4世纪中叶用拉丁语写作的三位拉丁教父,对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就是圣安布鲁斯(340-397年)、圣哲罗姆(约340-420年)、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只是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明在漫长而意义重大的融合进程中的一个事件。当早期基督教作家探索如何将他们的信仰在理智上为人们所尊敬的希腊哲学的外表之中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进程就已经在进行了。在四世纪末及五世纪初的三位基督教思想家圣安布鲁斯、圣哲罗姆及圣奥古斯丁――通称‘拉丁教会神学家’――的著作中这种努力达到了最高程度”。
圣安布鲁斯是意大利米兰主教,对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他以希腊文明的文学、哲学传统为依据,大量汲取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及其他文化巨匠的思想来丰富自己的基督教著作,创造了许多赞美诗及关于圣经、教理和道德的书籍。他力劝教士们不要追逐财富,为如何对待贫困、老弱、病残和孤儿提供了人道原则。他站在教会与国家斗争的前列,捍卫了教会免受世俗政权干涉的自主权。由于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血腥屠杀塞萨洛尼卡地区的起义人民,安布鲁斯开除了他的米兰教会的教籍,迫使他认罪求恕。这一事件树立了教会利用教籍问题干预世俗政治的先例,为后世基督教长久铭记。他的格言“皇帝是教会的一员而非教会的主人”,也成为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权争权夺利的基本依据。
圣哲罗姆被认为是三位拉丁神学家中学识最为渊博的一位。他青年时代在罗马学习拉丁文学,一生崇拜西塞罗、维吉尔、卢克莱修及其它拉丁语作家,曾对自己以基督徒身份迷恋于异教文化的研究而深感不安。据说,他曾因梦中耶稣对他说“你是一个研究西塞罗的学者,不是一个基督徒”,并拒绝拯救他而大为惊恐,一度放弃对所有异教著作的研究。然而,对古典文化的喜爱使哲罗姆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经过长时间的彷徨和思索,哲罗姆最终得出了可以正当地把希腊罗马文献用来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结论。哲罗姆早年曾一度为苦行生活所吸引,象隐士一样住在安条克附近的哈尔基斯沙漠里。返回罗马后,成为教皇达马苏斯的秘书。因为攻击教士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受到诋毁,于是,他离开罗马在伯利恒附近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祈祷和宗教研究。“哲罗姆手下的修道士们致力于抄录文札,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无数修道士持续进行这项工作。从长远来看,这项工作的结果是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重要文献,否则这些文献早就消失了。由于哲罗姆及其后继者所完成的这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现代世界享受到了他们的极大的恩惠”。 哲罗姆最大的功绩是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由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他的作品――《圣经》拉丁语版本在西方教会中成为官方认可的圣经版本。
圣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也是呼吸着罗马世界空气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他出生于北非的努米底亚行省,青少年时代生活放荡,自称无恶不作。在重视利禄功名的父亲的影响下,奥古斯丁先后在迦太基等地学习和研究拉丁语古典文化。然而,在奥古斯丁的内心中,却活跃着一个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不安灵魂。他前前后后几乎接触了当时罗马世界流行的所有哲学流派,甚至还信奉过摩尼教,后来为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并在其母亲的劝导和米兰主教安布鲁斯布道的启发下,抛弃摩尼教转而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从此完全抛弃了青年时代沉溺于声色享乐的堕落生活,忠心耿耿地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395年,奥古斯丁被任命为希波城的主教。
在大量繁重的教会活动之余,奥古斯丁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着基督教的理论,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神哲学著作,探讨了神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许多核心问题,如三位一体的性质、至善的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的邪恶的关系、自由意志与天命的关系等,从而为基督教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神哲学体系。5世纪初,罗马世界帝国正处于崩溃的前夜,希腊化的罗马世界观正处于解体之际,奥古斯丁的神哲学思想也就成为接替处于垂暮阶段的古典主义的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基督教的问题上,奥古斯丁摈弃了古典人文主义关于理性独立的根本精神。他主张信仰是人生的最高权威,理性必须以信仰为向导。他说;“研究的正确方向,必须是从信仰出发。” 没有信仰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理解,理性本身无法形成正确的道德标准。没有神的引导,个人就缺乏理解终极真理的能力,也无法获得道德上的再生。不过,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奥古斯丁对古典文化仍保持着一份尊敬,也仍然是柏拉图主义的崇拜者。所以,奥古斯丁仍然肯定理性的力量。认为“要是我们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 因此,“信仰寻求理解”。与哲罗姆一样,奥古斯丁也认为,真正的基督徒不应当欣赏异教的论著,但可以为达到基督教的目的来利用它们。因此,奥古斯丁的原则是利用理性或哲学来为基督教服务。就像R. A. 玛尔库斯指出的那样:“使古典文化的遗产为基督教服务。奥古斯丁不只对中世纪人的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许多的贡献,而且,通过使用正在崩溃的大厦的材料,有助于使某些古代的成就继续保持生命,为了在不同的基础上,缔造一种新的文化。” 中世纪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指出:“奥古斯丁浸透了柏拉图学派的各种学说,不管任何时候,奥古斯丁在他们的学说里,发现了任何和信仰一致的地方,他就采纳了它;发现了那些和信仰相违背的东西,他就纠正了它。” 事实上,奥古斯丁同古典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基督教的知识,上帝的知识以及上帝对人类的寄托和期待。这种知识的出发点是对上帝和圣经的信仰。仅以自身为目的的世俗知识几乎是没有价值的,知识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充当了理解上帝意志的工具。因此,理解是为了信仰,只有信仰了才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理解是手段和途径,信仰才是出发点和目的。他指出:“不是为了抛弃信仰,而是通过理性之光去理解,这种理性之光,你是凭借信仰,已经是牢牢地把握住了的。” 这里已孕育着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思想。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克了罗马这座“永恒的城池”,洗劫数日方离去。面对这一突发的巨大灾难,整个罗马帝国的人们惊恐万状。异教徒们质疑基督教:难道不是基督徒拒绝祭祈古代诸神,才招致降祸于罗马的吗?难道不是基督徒拒绝服兵役,才导致罗马帝国消弱的吗?甚至基督徒们也对此忧虑重重:为什么正义会遭受磨难?先知们预言的天国又在何方?
当雅典城邦制发生危机时,柏拉图的《理想国》曾经提出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国家来根除雅典社会的弊端的希望。如今,当罗马帝国陷入危机时,奥古斯丁却撰写了《上帝之国》,指出世俗之国并非基督徒的寄托所在,理想的国度只能存在于天国。所以,基督徒不必为罗马的不幸而过分伤心,真正的基督徒是上帝之国的居民。与上帝之国相比,罗马的崩溃是微不足道的。奥古斯丁为那些因罗马的不幸而痛苦不安的基督徒提供了心灵的慰籍和希望。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国》一书的第一部分中列举了罗马人的累累罪恶,指出罗马陷落是罗马人罪有应得。在第二部分中,奥古斯丁展开了自己的历史神学原则,论述了善占统治地位的“上帝之国”和恶占统治地位的“人间之国”之间斗争的起源、发展和终结。从上帝创世开始,人类就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爱上帝、服从上帝的一方构成上帝之国,它们追求精神生活,向往善;爱自己、对抗上帝的一方构成了人间之国,它们追求世俗生活,向往恶。二者的斗争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按照神的意志和救世计划发展进步的过程,认为上帝之国必胜,人间之国必败。尽管与上帝之国相比,人间之国是罪恶的、不完美的,但是,它不会很快被上帝之国所取代。因此,世俗之国必须建立在基督教的原则上。教会不能对国家置之不理,而要引导国家使人类免受其罪恶本性的侵害,避免相互残杀。上帝已化身耶稣,为了把人类从原罪的牢笼中解救出来而降临人间,用自己所遭受的惩罚和痛苦来唤醒世人。不过,基督之死并没有为所有的人打开进入天国的大门,道德和精神的再生,不是来自个人的意愿和努力,而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只有少数人才被上帝恩准进入上帝之国,而大多数人则注定要永远留在人间之国,死后受罚被抛入地狱。他抛弃了奥里根天上地下终将合一,魔鬼也能获救的思想,认为上帝预先选定的得救者与厌弃者终将永远分离。他遵照圣经关于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的说法把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指出他那个时代正处在第六个时期,正是善恶斗争的关键时刻。教会并不是上帝之国,但它是上帝之国的摹本。它遵照上帝的意志,把上帝的选民聚集起来,为上帝之国作准备。奥古斯丁以柏拉图主义关于永恒的理念世界和暂时的现象世界的理论为基础的完美的上帝之国和腐败的世俗之国的划分,以及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即代表上帝之国的教会,高于代表世俗之国的国家的学说,在整个中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方教会同世俗君主争夺统治权提供了理论根据。他的神学框架中所隐含的历史进步思想却也对后世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奥古斯丁及其同时代人物安布鲁斯和哲罗姆共同努力的结果,使基督教文化在古典文明的基础上扎实地建立起来。430年奥古斯丁去世时,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的融合已基本完成。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基础的希腊-罗马传统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由于这三位拉丁神学家及其他与他们一样的人,证实了人们既可以是基督徒又可以是研究西塞罗的学者”。 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明伴随着日耳曼人的征服而受到毁灭性摧残的状况下,只有基督教才作为旧世界的唯一遗产得以真正的保存、继承和发展,以致随后成为中世纪一切思想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融希伯来宗教精神与希腊罗马理性精神为一体的基督教为中世纪文明提供了最重要的根基,成为中世纪文明中一个最为根本,最为决定性的思想来源或精神因素,基督教是中世纪文明的塑造者。西方中世纪文明是一种基督教文明。

三. 日耳曼蛮族的文化

正当古典文化像一位耄耋老人一般步履蹒跚地走向自己的终点的时候,一个新的因素从背后给了它致命的一击,这就是日耳曼蛮族对西罗马帝国的入侵。
自公元5世纪始,随着日耳曼各部族人如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匹克特人以及其他民族部落的入侵,并在先前罗马的属地上建立起一系列王国,日耳曼的文化传统也由此被带进了罗马世界,由此成为中世纪文明的一个构成要素。当然,日耳曼人的文化此时早已受到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日耳曼文化传统的原初风貌,在受到罗马和基督教影响之前,并没有形成文字的历史。人们关于早期日耳曼社会的知识,主要根据罗马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凯撒(公元前100-前40年)于1世纪中叶所写的《高卢战记》和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陀(约公元55--120年)于公元98年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此外,日耳曼文化传统在北欧持续时间最长,因此,人们也往往通过中世纪早期的斯堪的那维亚文化来把握欧洲蛮族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当然,“由于各部族之间的习俗差异很大,对于他们的文化及各种制度进行过多地概括是无益的,例如法兰克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都是农业民族,迁移缓慢,一旦定居之后,就不轻易转移,他们以非基督徒身份来到帝国境内,受罗马文明影响极少。另一方面,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及汪达尔人则流动性极大,这三个民族在跨越帝国边境之前,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罗马文化,并已在四世纪改奉阿里乌基督教派。尽管存在这些差别,各日耳曼部族间的政治和社会机构却显示出许多重要共同之处”。
关于日耳曼人的一般生活状况,据凯撒在《高卢战记》中的记述,当时的日耳曼人尚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他们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对农业是没有什么热情的,大部分食品都是牛奶、乳酪、肉类。任何人都没有自己固定的土地或产业。长官与首领们每年都在适宜的地方,指定足够的土地分配给那些汇集起来的部落和氏族,但是一年之后,又强迫这些耕种者迁移到别处。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多理由的,――他们害怕人民会安土重迁,以农耕代替好战的热情;害怕他们会热衷于取得广大土地之后,强有力者会驱逐弱者,夺取后者的土地;害怕他们会更加注意建筑防御严寒和酷暑的房屋;也害怕他们起了贪慕金钱的欲望,成为结党相争的根源。总之,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普通人民能看到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的财富也和他自己相等,因而能心满意足。” 显然,土地在此时还没有成为私产,日耳曼人还没有完全定居,农业经营还带由原始的流动性质。而到了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已出现解体的征象。农业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开始了相对的定居。据塔西佗记载:“如众所周知,日耳曼人没有城市。他们并且不准将房屋建造在一起,彼此毗连。他们分散地居住着,……他们的村落并不像罗马人一样,房屋相连;而是每个住宅的周围,都留有空地,目的或在于防火,或由于他们不懂建筑术。他们的建筑材料纯用未经削去树皮的木材,不用石或砖。他们的建筑很粗糙,并没有什么装饰或引人入胜之处,但是有的也涂一种细泥,颜色鲜明,颇似彩画。” 此时,耕种的地方也不再是一年一易,而是经过几年再迁徙。土地虽仍未成为私产,仍由氏族公社统一管理分配,但分配已出现了不平等。“土地由公社占有,按照人数加以分配;分配时,依据每个人的地位与身份而由所不同”。 但总的说来,在凯撒和塔西佗的时代,日耳曼人虽然发展了一定的农业,但并不重视农业,而是更喜欢从事狩猎和掠夺冒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耳曼人的那种好战倾向和质朴观念。
在经济生活和制度方面,据塔西陀记载,日耳曼人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换方法,但是,在靠近帝国边境的地区,日耳曼居民也知道金银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发现可以用金银与罗马人进行交易。他们也知道罗马钱币,不但使用它,并且还需要它。在使用钱币进行交易的地方,罗马钱币,尤其是银币,比金币更受欢迎。将钱出贷,以收取利息,这在日耳曼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塔西陀还说明,日耳曼人已有奴隶,但是,“他们使用奴隶的方法,并不像罗马人一样。我们是把奴隶们组织起来,使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分工。日耳曼人的奴隶都分别居住,有他们自己的家室。主人将奴隶当作农夫,让他们交予主人一定数量的谷物、牛或衣料。奴隶如能按数交纳,除此以外,并无其它负担。至于主人家庭的事务则由主人的妻子与小孩去做。鞭打奴隶,或罚奴隶作苦工,或加以监禁,在日耳曼都是稀有的。……他们在主人的家庭中并没有地位;在政治上永远没有地位。” 由此看来,日耳曼人的经济活动还是比较原始的,而奴隶是作为农奴存在的,并不具有一般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的性质。
传统的蛮族社会生活是由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再变更的行为准则控制的。在个人面前不存在任何选择,只能效法那些被宗教、法律和道德准则所认可的榜样。不过,在蛮族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并不是作为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不同根据,实际上,法律条规总是被赋予道德和宗教的内容,它比当代法律的意义要广泛的多。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日耳曼部落已经把法律视为建立人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总的纽带,它规定着一个人在法律共同体中的身份、地位、权力(利)和准则,体现着共同体的秩序与公正。蛮族法律准则涉及的主要内容是保护自由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以及对侵犯这些权利的适当惩罚。当某人被宣布置于法律之外时,不仅意谓着他失去了处于法律之内的一切权利,而且还意谓着从原则上被驱逐出人群共同体,成为生活在无人居住地区的“森林人”。
然而,蛮族社会的法律主要是习惯的产物,是古代日耳曼人从部落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秩序,是很久以前就建立起来的“判决”,表现为习俗和惯例。它是人人赞同的,自愿遵守和必须遵守的,而且被认为是可靠的和合理的。群体中每个成员的生活都是根据惯例决定的,都必须以神明、祖先、长者为榜样。以惯例为法律的蛮族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是自然性和血缘性,主要表现为世袭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即使是在贵族和农奴及各种非自由民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也带有某种家族性。因此,蛮族人生来就具有某些权利和特征,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他所属的群体规定着,任何行动都要考虑到维护其家庭或家族的名誉,个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所属的家庭、家族、社会阶层所特有的品德体系,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同样如此。贵族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他们的天性是勇敢和慷慨,出身微贱的人则不具备这些品质。相应地,高贵的人们在受到伤害时要得到更多的补偿,而肩上的责任也更大。如果他犯了法,则受到的惩罚也比一般自由民要严厉的多。在此,法律表现出鲜明的道德特征,一个人的法定身份既决定着,也反映着个人的道德品质。
蛮族法律作为从部落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习惯法,不具有罗马法适用于全帝国内各民族的所有人的普遍性。一个日耳曼人只能由他所在部落的法律进行裁决,裁决所依据的是神判法。例如,将一个被告捆绑起来扔进河里。如果被告沉入水中,那便是他无罪的神圣证明;如果浮在水面,那便证明他有罪,因为纯净的水拒绝接受罪恶的人。或者要求被告手握灼红的铁棒走向指定地点,或从滚沸的大锅中取出一块石头,几天之后,如果手伤痊愈,就可判为无罪,如手伤发生感染则属有罪。日耳曼人正是依据这种原始性的神判法来缓解各家族间的宗族仇恨。
日耳曼人此时还没有形成国家,其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战士的公民大会。但这一组织只有解释习俗的权力,没有立法的权力。它的主要职能是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或者部落是否要迁移到新的地区。最初,日耳曼各部落并没有国王,遇到战事时,人们推选出一个军事领袖,赋予他相当大的权力。战事一完,他的权力也就此结束。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和持久,一些军事领袖就渐渐变成了国王。不过,推选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塔西陀说,他们选王时,要考虑家族;选择将领时,就只根据被选者的作战能力。王并没有无限的或专制的权力;将领的领导多是靠着自己以身作则,而非专靠权威。假若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善战,他们便受到尊敬,受到服从。在日耳曼人的一般政治生活中,小的事情可以由酋长们决定,大的事情则由酋长们详细讨论后,由部落会议作出最终决定。对于罪犯的处理也是在这个会议上进行的,或罚以死刑,或罚以财物。在会议处理公私事务时,日耳曼人都是全副武装的。但除了得到部落的准许,任何人都不可携带武器。而一旦得到部落的准许,这个人就由先前的一名家庭成员,从此变为国家成员了。这是一个青年人第一次获得的光荣。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或是功绩卓著者之子,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酋长的地位,成为一群人的首领。其他青年们则依附着那些雄武有力、富有战斗经验的人。一个首领总是有一群战友,他们依据首领的意志分为若干等级,形成一个扈从阶层。战友们都努力争取首领的最大赏识,首领们也努力争取最多的、最勇敢的追随者。 在首领和扈从之间存在着荣誉和忠诚、保护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种彼此相互交换的性质。
蛮族人的思想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态度是所谓“英雄式”的:好战、勇敢、忠诚、重视荣誉,以及慷慨、挥霍等等。在蛮族人看来,诉诸于暴力比辛苦平凡的劳动更有意义。因此,他们渴望着军事冒险、成功的战役及其会带来的大量战利品,而几乎所有的劳动都由妇女、老人和其他隶属来担任。“假若本部落并无战争,许多贵族青年便自动地参加别的部落的战争,他们厌恶呆着不动。同时,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能得到荣誉,也只有依靠战争,一个首领才能维持一群战士,因为战士们希望从首领的手中得到战马和武器。丰富的、但非极讲究的宴会和娱乐是对战士们唯一的报酬。这种慷慨的招待,必须从战利品中取得。他们宁愿在战争中因负伤而受到荣誉,而不愿从事耕种,以待收获。他们认为用流汗来取得用流血所能得到的东西是愚笨的、懦弱的。” 征战中,战士们卫护着首领,用最勇猛的战斗来增加首领的名誉,并把这看成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如果首领战死于疆场,而战友们活着回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将受诟终身。同样,首领如果让战友们在勇敢方面超过自己,在战绩方面落后于自己,也都是可耻的。勇敢和荣誉为首领和战士们同样珍视。
将士们把战斗中掠夺来的财宝、衣物、武器自豪地向人们公开展示,把这些掠夺物作为英雄式生活的美德和将士的勇敢精神的有力证明,看作为社会荣誉的标志。苏联著名中世纪学专家古列维奇在他的名著《中世纪文化范畴》中指出,对于日耳曼人来说,这些战利品既不用来购买土地、牛或其他任何物质财富,也不用来储存。换句话说,在蛮族社会中,财富既不是储存的目标,也不是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手段。它们或者被分给大家,供大家使用、消耗,或者有些具有神圣性的战利品被埋藏起来以发挥魔力。在日耳曼部落定居的所有地区,都曾发现被埋入地下或沼泽的罗马钱币。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窖藏钱币最为丰富,以致有些学者把北欧的这个时代称之为“白银时代”。这些钱币始终未被挖出来当作货币使用,在蛮族人眼里,它们体现着拥有者的个人品质,也与他的命运和幸福密切相关,因而是作为所有者的成功被保留下来的。 在此,表现出日耳曼人对待财物的特殊观念和态度,这种观念和态度不是纯经济的、纯物质的,而是折射着一束道德之光。
与日耳曼人把财富作为一种手段的理解相一致,首领和士兵们在对待赢得的战利品时,极力表现出慷慨和挥霍的态度。据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记载,日耳曼扈从兵在不对外进行军事袭击的时候,或者去打猎,或者睡大觉,或者就花大量的时间饮酒作乐,大吃大喝,一醉方休,许多掠夺物都成了酒筵上恣意挥霍的消耗品。这被视为是对荣誉和胜利的炫耀和享受。领袖把战利品分发给大家也成为凝集士兵和确立领袖权威的最佳途径。对于领袖而言,慷慨同军事天才和勇猛一样,是一个领袖应具备的品德,是真正的领袖高尚的象征。如果一个领袖吝惜礼物,不施舍戒指和珠宝给自己的下属,那么,他就不值得别人为他服务。同时,慷慨也表明一个人已经在生活中取得了成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士兵们从自己的领袖手中接受礼物,也等于分享了礼物中所包含的领袖所拥有的某种成功的因素,接受礼物的士兵也便带有了几分领袖的天才。
不过,单方面赠送礼物并不符合蛮族人的传统观念。领袖赠给下属礼物是对其过去为自己忠诚服务的奖赏,也是使其为自己继续服务的保障。从同阶层人的手中获得礼物需要给予回赠。在古代日耳曼法典中就记载着这样的原则,即礼物只有在接受者作出同等回报的时候才有价值。在他们的头脑中,“给予”和“得到”往往是不可分的。交换财产、相互宴请、相互效劳,乃是社会交往的普遍形式,在交友、结婚、来访、交易、葬礼、宴会、恩典的授予等一切社交活动中,都少不了礼物的交换。因此,互相赠送礼物在蛮族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表达和加强已有的友情和信任感。与此同时,宴请与交换礼物一样,也是蛮族人社会交往的一个主要桥梁。在蛮族人看来,和平就等于宴请。蛮族人的时间一部分是打仗,另一部分就是流血后的宴请。宴请同样体现着一个人的慷慨和道德优越。为此,有些主人在令人惊讶的慷慨宴请中,表现出惊人的浪费:他们会吃掉自己家里储存的全部食物,丝毫不考虑过后家里会发生什么。这种宴请的目的,就是要肯定挥霍者的道德优越感,对他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物质享受要重要的多。这被视为英雄般的豪爽气度,令人赞叹。 由此可见,“礼物”和“宴会”是建立财富和名誉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因素。
从整体上看,蛮族人的文化生活水平较之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远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据塔西陀的记载,他们的性道德却是非常纯洁的,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严肃的、神圣的制度,满足于只有一个妻子,这是高于罗马人和希腊人的,也是不同于其它野蛮人的特殊之点。公元5世纪末期,伴随着蛮族人对罗马帝国的征服以及蛮族国家的建立,欧洲人进入了中世纪的历史,日耳曼人的文化也随之成为中世纪文化的一个部分。日耳曼人的习惯部落法在逐渐吸收了罗马法的一些成分后写成书面文字,取代了罗马法,并在整个欧洲传播,构成中世纪法律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日耳曼人首领和扈从之间的那种带有交换性质的保护与服从关系,对中世纪领主和附庸间的荣誉关系,统治者和臣民间的契约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主要依据。蛮族人把财富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观念,勇敢好战和重视名誉的精神品性以及慷慨和挥霍的生活态度,也都构成了中世纪文化结构中的某些基本特性和基本价值观念。
蛮族人开始的中世纪文明建立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古代的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当然,早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蛮族的文化就已经受到了古代文明的普遍影响。日耳曼人经由战争和贸易接触到了罗马文明,到公元4世纪时就已经采用了文字,并且成立了一个植基于稳定法律的政府。尤其是哥特人的文明,几乎足以使他们能够欣赏并吸收高于自己文明的罗马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一些有学识的人依然保持着对希腊和罗马的尊崇,尽力将古典文明的遗产抢救和保存下来。特别是后来成为中世纪文明核心的基督教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充分吸收融合了希腊哲学的一些思想,保存了古典文明的成分,这些都为中世纪文明提供了一个重要来源或重要成分:理性因素。中世纪文明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基督宗教文明,它主张信仰高于知识,从根本上说,这是同古典文明的理性精神相对立的,是对理性精神的一种反动。然而,这并不意谓着它完全否定和消灭了理性或哲学。事实上,理性和哲学在中世纪文明中虽然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性,却也成为维护基督教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与其它世界性宗教如伊斯兰教和佛教相比,只有在基督教当中,才有充分发展起来的神学和神哲学,而理性和信仰之争也是贯穿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可以说,理性地研究基督教教义是中世纪的一个特征,其理性资源却是来自于古代文明的遗产。正是由于对希腊罗马时代理性文化精神的某种接纳、利用和改造,并使之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才得以形成独具特点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
总之,蛮族文化、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构成了中世纪文明的三种成分,其中,基督教是中世纪文明的核心;罗马依然是中世纪欧洲的精神首府,拉丁语成为知识生活的通用语言;日耳曼蛮族人的习俗文化则成为中世纪社会和法律关系的重要因素。从此,由上述三大文明发源的中世纪文明,开始了长达千年的历史进程,大体上经历了黑暗的早期、繁荣的中期和没落的晚期。欧洲人在中世纪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或黑暗、或光明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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