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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孝远:现代西方批判史学传统的现代转向(下)
来源:史学研究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8-2] 浏览:

揭示近代政治兴起中人民作用的布瑞克


在西方传统史学里,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主要靠的是君主的王朝战争。在市民阶级金钱的支持下,从14至16世纪,君主的力量得以加强,最后打败了地方贵族,制止了地方割据,建立了中央化的统一国家。这种国家拥有主权、官僚机构、常备军、议会、国家税收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的司法,成为能够代表全体民众的国家,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掌权的国王,被称为新君主或君主立宪制君主。这样的历史阐释,突出的是君主的位置,而人民的作用,却被视为是间接的、非主流的。然而,民族国家建成以后并没有制止君主的权力扩大,他们转变成为专制君主,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这样一种解释,这样的一种历史发展方式,被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深深关注。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这位1938年11月26日出生在柏林的人,后来被人熟知的称谓是在瑞士伯尔尼大学任教的“德国历史学家”。布瑞克认为,上述阐释的问题忽略了人民在缔造近代政治中的作用。所谓的社会转型,所谓的近代政治,离开了人民的推动,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以16世纪初期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两场运动而言,正是市民和农民的行动,使德国震撼世界,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意志只是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广袤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市民阶级与德意志皇帝结盟无望,诸侯称霸一方,地方贵族横行乡里,既算不上是个完全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也算不上是个全国统一、政府机构高度完善了的民族国家。这样,把德国向近代推进的历史任务,几乎完全压在了市民和农民的身上。在布瑞克看来,德国既没有开明君主,也没有市民与君主结盟的繁文缛节,由百姓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显得更为清晰、纯粹。百姓们无职无权,也不在帝王贵胄的政府里当官,他们推动历史发展的途径是“自下而上”,而其所用的方式就是“革命”。与英法两国君主和市民结盟、削平地方贵族、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不同,德意志走的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


然而问题接踵而来:真正采用革命模式的人是谁?是市民抑或农民,还是包括市民、农民在内的“普通人”(百姓)?这些普通人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是要抵制贵族的专横、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利,抑或是要参与政治、建立新的体制,甚至是建立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这些问题表明:布瑞克开始关注宗教改革,其后又透过宗教改革关注农民战争,最后又透过农民的村社而关注其更大的诉求。点点滴滴的思考与零零碎碎的史料连成一片,出现了“人民通过革命推动近代政治产生”的诠释模式。布瑞克宣告:在德意志,近代政治是由人民推动和建立的;尽管德意志政治分裂、贵族城堡林立,近代政治仍然是能够从层层岩壁的缝隙中夺路而出,并且闪耀出民众革命的光辉。更有甚者,相信王朝战争可以改变一切的英国和法国,其结果却是君主专制和二次革命(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而被人低估了的德意志百姓革命则有直接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意图。当共和政治在意大利和欧洲城市中隐退时,德意志的城乡却成了共和国的故乡。村社、议会、共和国三连星,不仅折射出了德意志政治发展的轨迹,更是凸显了德意志迈向近代政治的民众特色。这些零碎但深邃的思路,最终在1975年汇集成为一本《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这本书以德文出版,不久,就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布雷迪(Thomas A.Brady,Jr.)教授等人译成英文,1981年在美国出版。2008年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中文版。


布瑞克认为: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在他们面前分崩离析,一部由社区、议会和共和国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欧洲大陆奏响:欧洲的农民,普通的百姓,只要起来奋斗,始终是有能力、有条件地去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创造出建立现代国家这样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了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当城堡、宫殿、修道院和诸侯住宅被付之一炬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僧俗贵族在农民面前被迫逃亡,帝国统治势力不得不为生死存亡而斗争。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农民的一方显得单薄无助。当乡村中的农场、农民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那些以《福音书》和基督教神法为指南、要求建立基督教人间天国的政治构思,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烟消云散了。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这个运动却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起义者们佩带宝剑,身着盔甲,扛着军旗,敲着军鼓,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起义者没有随意抢劫的习惯,目的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劫富济贫。他们的领袖中不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所具有的使命感、道德感和正义性,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绿林兄弟。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兄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使命。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如认为起义者都是清一色绝对贫困的农民或农奴,这些人没有政治头脑,只是在遭受压迫情况下为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没有推翻领主、诸侯封建统治的愿望,整个起义都是一种经济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一幅扑朔迷离的图像中,布瑞克出版了《1525年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新概念》。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经济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封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为参加政权而发动起义,希望用革命手段来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以此为目的,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积极建造者。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社区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国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权发展的路径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把农民革命的政治目标解释成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的斗争、议会斗争和建立共和政治。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同德国历史学家弗兰茨和布塞尔隆两人所建立的“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相当复杂的新解释。布瑞克这样论述1525年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社会目标,消极地说是废除特俗社会群体独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而积极地、用1525年的语言来说是‘公共利益’和实现‘兄弟之爱’。从这些社会目标中产生了革命的政治目标:在小邦中,形成合作性的联邦政府;在大邦中,形成一种建立在领地大会基础上的制度。这两种政治形式的基本原理都完全取自于福音书和公社的选举原则。”⑧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布瑞克学派的要点,那就是:“近代政治和社会体制主要是由百姓建立或推动的,因此并不存在脱离了民众需要的现代化。”布瑞克认为,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结构中去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


在农民的需要是什么的问题上,布瑞克认为:农民的需要是同16世纪德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相关的。在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民也不再仅仅是“做工的”,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觉悟的新阶层,农民要求改革农村的农业秩序。农业秩序一词,首先是从制度层面来说的,它的存在不以单个农民是否改善了其经济地位(如减少租税额度、废除农奴身份),而是要建立其一种新的机制,用来缓解德国社会变化造成的农民身上的压力。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货币地租的发展,都最大限度地剥削了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领主扩大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权,加重赋税(dues)和劳役,并削弱农民的财产权。对农民的剥削从15世纪以来就不断加剧,到1525年时农民的状况更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布瑞克不同意把农民的行为完全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化的被动应付,而是强调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经济的主动性,强调农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布瑞克指出,在政治结构的具体问题之外,普通人的要求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藩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1525年的空想家试图将这些要素纳入理论上可接受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体系中。


人民的革命既然与建立现代体制紧密相连,那么,没有民众的参与,欧洲的现代化就无法起步。布瑞克区分了古之法(为自己争取权力习惯法)和神之法(即利用不加修饰的“上帝之言”来改变社会制度),以为前者只是封建社会里农民保卫自己权益的传统运动,后者却旨在建立百姓共和国,即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人间天国”。


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实现自己这些目标的呢?布瑞克认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布瑞克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农民运动“领地城市、帝国城市的平民和矿工都卷入了,那么普通人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泛呢?称这场战争为普通人的革命是否真的更恰当呢?”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考虑普通人的需要,因为农民和市民是联合在一起的,况且农村的社区组织和城市的社区组织也具有类似性。农民运动和市民运动因此可以放在一起来考察(普通人的大联合),正是普通人的行动,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尤其是通过社区、议会和共和国三个阶梯,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近代民主政治。


这样,在布瑞克那里,现代化的人民性质(或称共和的性质)就这样被规定了:在他的著作问世前,少数领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改进社会体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被当作一种了不起的进步被渲染。与此完全不同,布瑞克的农民学研究学派出告诉人们: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是指那种由人民直接参与、推动的,根据人民需要来完成的现代化。即使16世纪的德国民众尚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他们无疑是建造现代社会体制的先驱,他们的伟大之处,应当为世人所重视。

彻底否定“文化两元论”的斯克里布纳


在文化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那就是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是身居高位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文化,后者是未受过教育的民众文化,两者之间势不两立。斯克里布纳对这种“两分法”非常反感,通过对中世纪晚期文化的研究,他发现上述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影响,有时甚至能够相互置换。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或在举行宗教弥撒的时候,无疑采用的是精英文化或官方仪式;然而在谈到奇迹的时候,也会穿插许多听众们熟悉的故事,那时出现的就是大众文化。在新教宣传画里,大众文化被应用得很广泛,充满着大众的语言和民间的信仰。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两分法”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既不适用于前工业社会,也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工业革命把人的阶级明确化了:人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文化也被区分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斯克里布纳通过实证调查后,指出了文化的历时性:工业革命后形成的观念并不能随意套用在中世纪和前工业社会中。在此之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一起流行、互相渗透的,并非全靠文字的形式传播。在16世纪,“假设当时任何社会阶层的人通过印刷的词语获得他们的知识,如学者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信息是这样获得的,男女读者也是这样通过印刷材料得到信息的,这几乎是一种神话。很明显,研究人员在谈论表格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得到的是捆绑在一起的一团信息,其中每个都有它自己的特性和研究的问题。”⑨


斯克里布纳(R.W.Scribner)是当代著名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他生于1941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四年;死于1998年,正是新实证历史学全盛的时候。20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雷迪(Thomas A.Brady,Jr.)在《罗伯特·斯克里布纳:一位研究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中这么写道:

罗伯特·W.斯克里布纳1941年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1998年1月2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灵顿(Arlington)逝世。他主要研究的是德国的新教宗教改革。在这个领域里,很多情况都表明,斯克里布纳是一个反叛者。他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断地将智力和学术技艺投入于反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假设和方法之中。他通常这样做,然而,他所要反对的是结论而不是假设,总是提出一种替代的方法和密切相关的史料,自然,还有另外一种结论。他鲜明的目标是很容易被发现的,这在他的许多研究中都被明确指出。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却只有在历史编纂的上下文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⑩

他的交游,除布雷迪外,还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姆·斯科特(Tom Scott),后者曾经和他一起翻译、出版过《德国农民战争史料集》。斯克里布纳曾在悉尼大学就读,又去了德国埃尔福特进行研究,后来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长期在剑桥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去了哈佛,很快为哈佛大学赢得了国际声誉,他最后是死在哈佛大学的教授任上。


斯克里布纳是一位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特别广泛,他的学术见解又特别睿智尖锐。这是一位引起大家惊叹的学者,平静的学海因为他而卷起波澜,僵死的规范因为他而另辟蹊径。尽管他已经逝去,他的一切却仍然可感、可视,可听,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触摸的东西。年轻的学者步他后尘,要在他所开辟的领域里耗尽心血拼搏一番;年长的学者在掂量和感受,回味着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和风格,感受其带来的火热的情绪和精神价值。时至今日,喜欢他的或者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被他唤起,竭力要去习惯、去理解他的新式思维模式或者批判方法。简言之,斯克里布纳是无法被取代的,他的作品经常展现新灵感、新的美和新的学科连结。当然,不愿墨守陈规的创新型历史学家更离不开他,因为他的作品往往触及到了他们的最脆弱的心弦,激励或者说是激怒了他们去进行顽强拼搏。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成就斐然。倘若一位历史工作者能够在某个领域中有所发现,那就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斯克瑞布尼却不止此:他不仅拥有众多重要发现,还提出了新的文化理论,还是许多新兴研究学科的奠基者。粗略统计一下,他涉猎的领域包括了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语言学、民俗学、图像学、庆典和仪式研究,况且这些领域还都彼此不能分开,互为表里,这一个就是另一个发出来的光。斯克里布纳于是成了这部由众多学科组成的交响乐的总指挥,情不自禁地在那里歌唱。这是一个能够把领域当成乐器来演奏的人,他善于寻找到最符合自己感情的形式和音符,于是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响旋律。


斯克里布纳没有多少大师们通常所拥有的那种鸿篇巨著,他更像是一个投掷手,冷不防地投掷出一篇篇论文,以为这是最符合时代需要及最适合表现自己情感的方式。斯克里布纳的文章极具震撼力,例如他撰写的《是否存在关于宗教改革的社会史?》和《有可能存在大众文化历史学吗?》,就很具有纲领性,不尚空谈,却以诊断式的口吻谈及概念、主题,探讨问题所在和解决之道。他的文章的重要程度让他马上在学术界广阔领域内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不停地发表论文,观点新颖、尖锐,让人震撼。有时,一篇文章就能够奠定一个新的学科。他以这种战士的风格冲锋陷阵,当论文积累多了的时候,有时他也愿意结集出版,而这就是他的专著了。


不过,这位精力非凡的学者却有一以贯之的方面,那就是治学严谨、新颖、全面和细致。从新颖的角度看,关注新的学科增长点是富有敏感性的历史学家的基本学养,斯克里布纳对此乐此不疲。1986年他特地编写了一本介绍学术研究动态的小册子《德国宗教改革》,旨在拓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领域。在导言中他这么说:“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德国宗教改革的最近研究动态。仅十年来的研究,显示了宗教改革的研究已经离开了狭隘的、告解式‘宗教史’,而开始在更大的背景下探讨宗教改革。人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如16世纪宗教改革的来源;如它是如何传播和如何被接受的,以及它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这些最近的讨论大多关注改革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条件,尽管人类学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涉猎,在民间信仰或流行文化的标题下。”他敏锐感到这些领域将会有大的发展,但推动其发展的却不是“社会学”或“人类学”,而是优秀、求真的历史学。只有深入的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才能让这些领域脱颖而出,成为立得住脚的新的学科增长点。


这种踏实的史家作风使斯克里布纳对一些宏观论断产生怀疑。1962年,著名的德国哥廷根教会历史学家莫勒(Bernd Moeller)出版了《帝国城市和宗教改革》(11)一书,提出参与宗教改革的主体是帝国城市的市民,而接受路德新教的也是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斯克里布纳于是认真研究了埃尔福特和科隆两个城市,前者的宗教改革运动相当成功,后者却没有接纳新教。他批评莫勒赋予城市社区过高的价值,夸大了城市的宗教功能。他指出,莫勒的最大的问题是:假设城市都是和谐的,以此为基础来论证宗教改革就是大城市的宗教改革。但是,莫勒显然忽略了城市内部的斗争,因为在城市里存在着各种派别,它们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态度是相当不同的。况且除了五六十个大的帝国城市、自由城市外,德国还存在着许多人口仅为2000~5000的乡镇,而那里是否参与宗教改革常常是由贵族决定的。再说,参与宗教改革的并不仅仅是城市市民,还有广大农村的农民。总之,把宗教改革运动视为大城市中的知识精英的运动是狭隘的、很不妥当的,至少不符合史实,经不起历史学的实证检验。1975年,斯克里布纳把这部未曾发表的博士论文以《关于两个城市的研究》为题出版,随即引起了轰动,其时斯克里布纳仅34岁。


之后,斯克里布纳于1981年出版了一部很重要的学术著作,取名为《为了普通人的缘故:德国宗教改革的大众宣传》(12),明显地表明了重视底层民众的倾向。他用simple这个词来称呼百姓,包含着普通、朴素、纯粹、自然的、平常等诸多含义。在他看来,正是纯朴、自然的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种纯朴正同自己的治史作风相近。令人遗憾的是,他发现,对人民的伟大作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既不全面又欠深入。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于对民众的研究中去,获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宁失于繁,毋失于简”,全面掌握史料是斯克里布纳治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如果史料不足就下结论,会以偏概全,甚至掩盖历史真相。他批判莫勒的“没有书本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观点,尖锐地指出:“尽管是有很多人不会读,但人人都会说和看。”斯克里布纳发现:除了文字材料外,新教思想还靠其他途径来传播,如口头传播、戏剧传播和图像传播。他特别留意百姓们用自己很普通的方式创造出非常重大的事件,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呼吁历史学家要学会聆听普通人说话,“听”于是变得非常重要。现代人注重文字材料,渐渐忘记去聆听前人说过什么话,他们怎样讲话。忽略了听,就忽略了把语言本身当作一种原始材料来应用,就忽略了把声音当作一种史料。这样,斯克里布纳的研究就深入到了历史语言学领域。


“历史研究,无论宏观微观,都应当是具体的。自以为有了好的理论,就无视具体的史实,妄发议论,随意地解释历史,那就无所谓‘宏观’,而是什么也看不到。”(程应镠:《历史的真实与通变》)天下史家皆通。在尽量做到具体、细致方面,斯克里布纳的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例如,对前民主德国历史学家,他告诫他们:不仅要研究农民如何勇敢地反封建,还应当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中去,研究其民间信仰和精神世界;对于农民的圣徒崇拜,他认为要研究其崇拜的实用性:如果为牛犊生病而祈祷圣徒,那么灵则拜,不灵就会把圣徒扔到泥土中再也不加理睬;对于仪式,他认为仪式是一种重复性的社区活动,通过仪式,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通过对仪式的研究,可以找到前近代社会心态的两个特征:圣礼和奇迹。他进一步加以区分:圣礼是一种信仰,神圣的、非物质的世界能够在世俗的、物质的世界之中得到展现。与圣礼有所联系的奇迹则有所不同,它纯粹是世界之内的一种行为,而圣礼却属于外在的世界,尽管这也能够在世俗的世界里得到展现;对于庆典,他发现,文化是通过说话的方式来进行传播的,有时却也靠着举行仪式或庆典来进行传播。民间的庆典并非只在宗教节日时举行,事实上,民间举行庆典的时刻往往与播种和收割的日子有关,反映出根据农时变化来安排生产的特征。正因为斯克里布纳对各种事项的研究都具体细致,故其研究就显得比他人深入得多。具体细致了,才能由表及里,才能见别人之未见。


斯克里布纳的治学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就以宗教改革宣传图像的研究为例,斯克里布纳提出文字材料、图像材料和口述材料均为原始材料的看法为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接受,她据此对新教宣传品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比较文字材料和图像材料,她发现两种史料之间存有差异:前者保守,后者激进,有的时候甚至相互矛盾。例如,反对圣徒崇拜的路德却被自己的挚友画成了圣徒,而且路德对此也心知肚明。这个发现纠正了传统研究的两个看法:一是路德为精英文化的代表,缺乏灵活性,不会运用大众文化的手段来为新教作宣传;二是路德的反对圣徒的观点。新的研究发现:路德其实是很具有灵活性的,否则他不会同意挚友把自己画成圣徒的模样。由此可见,只要把研究工作做实、做好、做细、做深入了,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时甚至会形成学术研究新领域。


斯克里布纳的治史之道乃是一种朴学(考证学),却服膺于一个使命,以更富于时代性的、更为朴素的形式,来揭示社会的变化和民众的作用。他怀着一种令人感动的虔诚精神为此目的服务。他在揭露一切虚假的、不真实的东西方面表现出了稀有的信念、坚强、镇静和不可动摇,对于当今中国的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他坚定地致力于雕琢自己的作品直到它臻于完善为止。他有时闲适平淡,有时金刚怒目,“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当然也知道自己的研究要比信手拈来的立言艰难得多,学术界对他的议论也很不一致。他却是精通史实之人,最深切地在历史中发现了时代的热情、民众的意念、文化的结构。崇高的追求和伟大的使命让他送远了庸俗和肤浅,合乎理性地让他为历史的庄严门第添趣。他留下了一些深刻的、与常套不同的踪迹,足以反映出现代史学的有力和完美。他的每部作品都没有丧失任何严肃性。这不能说是他的桂冠,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这位杰出历史学家的人生轨迹。

注释:


①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Touchstone(Simon & Schuster),1998.

②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Penguin,1990.

③William J.Bouwsma,"Eclipse of the Renaissan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8,103(1):115.

④William J.Bouwsma,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1550-164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⑤William J.Bouwsma,John Calvin A Sixteenth Century Portrait,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⑥Joseph R.Strayer,Feudalism,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9.

⑦Joseph R.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35-50.

⑧[德]彼得·布瑞克:《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陈海珠、钱金飞、杨晋、朱孝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⑨R.W.Scribner,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xv.

⑩Thomas A.Brady,Jr.,"Robert W.Scribner,A Historian of the German Reformation",in R,W.Scribner(Edited by Lyndal Roper),Religion and Culture in Germany(1400-1800),Leidon; Boston; Koln:Brill,2001,p.10.

(11)Bernd Moeller,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Three Essays,NC:Labyrinth Press,1982.

(12)R.W.Scribner,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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