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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朝鲜王朝前期的北方沿江行城建置及其防御功能
来源:世界历史杂志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11-28] 浏览:

  内容提要 朝鲜北方沿江行城,亦可谓朝鲜长城,是朝鲜王朝前期在其北方边境地区(鸭绿江与图们江南岸)为防备女真而建的重要军事防御工程。朝鲜行城的修建主要源于两种动力,它始建于1440年,整个建造期分为兴建与续修两大阶段,在时间上前后持续约半个多世纪,此外还有一并进行且持续更久的维护期。朝鲜王朝建造并持续利用行城的目的,主要是寄望于“保国封疆”,将其作为“沿江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江水实现“封疆”防御,以保证边防安稳。但是,因疏于管理,行城于清朝建立后被废弃。检视其兴建与维系历程,探究其防御作用,有助于理解近世东亚农耕民族与辽东农牧—渔猎民族的关系。

关键词 朝鲜行城  朝鲜王朝 女真民族 鸭绿江 图们江


 

中国长城尤其是明代长城,是明朝抵御北方蒙古、女真的重要屏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朝鲜王朝前期(14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正大体相当于整个明代)在鸭绿江与图们江南岸,也修建过类似的防御性工事,即朝鲜“沿江长城”,通常被称作“行城”。这是朝鲜半岛曾有过的建造此类工程的两段历史之一。另一处是在朝鲜王朝之前的高丽王朝时期曾建的所谓“千里长城”,即“高丽长城”。作为古代农耕民族防范来自蒙古草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与来自辽东地域的半农半牧或渔猎民族(以下统称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建筑,高丽长城或是朝鲜行城与中国长城一样,同属于东亚长城防御史叙述的一部分。但是,中国长城研究开展较早并持续推进,已成为时下热门论题。与此相比,有关朝鲜半岛所建过的类似工程,尤其是朝鲜行城的研究在整个学界并未受到同等的关注。基于此,本文特选取朝鲜行城作为专门论题,在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与长城研究“热潮”的形势及影响下,从东亚的整体视角出发,对朝鲜王朝前期建构行城的全过程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介绍,以不揣浅陋之笔,寄望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 朝鲜行城建造的背景与源


若论朝鲜行城,则有必要首先论及朝鲜半岛的区位地理以及由此给朝鲜王朝带来的北境边患状况。众所周知,东亚大陆东濒大海、西阻沙漠与高原。这种天然的地理构造,使其在古代东、西方世界中自成一区。在这个大型的区域中,按其主要的生态类型可笼统地划分为南、北两部分,一则为南方农业政权所在的固定农耕区,一则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在的草原—森林区。其中,朝鲜半岛作为东亚大陆向东部海洋的延伸,便在这个广袤农耕区的最东方。它三面环海、北接中国东北的地理状况,决定了其必然要受到统治东北的大陆地区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影响,从而也就决定了其不得不与之交涉乃至对抗的历史。

在古代朝鲜半岛所遭遇的北方少数民族力量中,最为典型者当数女真民族。这个生长于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直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族群,自中国辽代开始,便与彼时的半岛国家高丽王朝处于对抗与冲突之中。到了明初,该族群更成为唯一能与新立国的朝鲜王朝相抗衡的北方少数民族力量。朝鲜《龙飞御天歌》中详细记载了朝鲜王朝初期,其北部众多邻近女真的部族名称与大致分布状况。这其中,与朝鲜王朝联系最密切的当数斡朵里女真、兀良哈女真以及兀狄哈各部女真,他们大多分布于今鸭绿江与图们江流域附近或以北不远处。这些女真部族生产生活的需要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得不因强烈的经济诉求而屡屡对邻近的朝鲜王朝进行军事袭扰,加之当时的宗主国明朝又对其实行的是较为松散的“羁糜”卫所统治,很难严格约束或管制其行为,因此给朝鲜王朝造成了长期严峻的边患压力。为了缓解压力、减少损害,朝鲜王朝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以应时局,通行的策略便是“恩威制御之术”。所谓“恩”,即招抚纳款之法,如接受女真朝贡、给予实物赏赐、授予职衔等;所谓“威”,即武力威慑之道,甚至不惜付诸战争、予以直接的军事打击。两者相得益彰、适时施用,即为“制御”术中“制”的一面。此外,还有“御”的一面,也就是注重针对女真的边防建设,行城等边防工程即随之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朝鲜行城正是朝鲜王朝迫于北方女真势力的挑战需与之较量的产物。它的实施建造主要基于两种动力源。其一,基于模范动力源。所谓“模范”,指的是可供效法的实例,也就是朝鲜王朝对于行城作为边防“利器”的印象在观念认识上的动力来源。一方面,早在高丽时代就曾筑造过此类军事工程,正是如上所述的高丽长城。彼时亦为了防范女真之患,同时兼有阻遏辽国入侵的意图,高丽王朝于1033年始命平章事柳韶建此工程。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鸭绿江出海口,向东连接十余城,一直修到了半岛东部海岸,前后历时约十年完成,正所谓“延袤千余里,以石为城”,故曰如上“千里长城”。这就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拥有此类工程历史的首创之作,它为朝鲜王朝如何更好地防范女真边患提供了有益参考,从而成为后来朝鲜行城得以实践的经验支撑与历史榜样。另一方面,无独有偶,在朝鲜半岛以外,作为朝鲜王朝宗主国的明朝亦在修建长城,即明“九边长城”。这条同时期所建的中国历史上经营最久、规模最大、功用最著的长城,同样又给了朝鲜王朝以灵感与信心。因此,正是在先代长城及宗主国长城的双重模范作用的影响与带动下,朝鲜王朝才能最终形成开展行城这种浩繁工程建造的意识与信念。

其二,基于现实动力源。所谓“现实”,指的是客观实际要求,也就是边防现存问题作为朝鲜王朝在行城建造上的动力来源。这里的核心问题有两种,一则为“南道赴防之弊”,一则为“冬节入保之弊”,这又涉及了朝鲜王朝初期北疆开拓政策的实施以及女真对于该政策的反应。早在高丽时代,高丽王朝就已力行此政策。而后的朝鲜王朝在继承高丽疆土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北拓,直至实现以鸭绿江与图们江作为天然界河的夙愿。朝鲜王朝开拓经营的主要方式就是在两江南岸遍设镇堡以便直接进行军事占领。然而,如上所述,朝鲜王朝军事强占的这些地方因更加邻近女真腹地而更增强了女真对其的经济依赖性,而且像图们江南岸还是以建州女真为代表的众多女真部族的原住地,以致引起了这些女真的强烈抵制。因此,为了防止女真因经济或抵制而造成的寇掠,致使产生边备不足的状况,朝鲜王朝除了沿江设镇置堡以外,还不得不从南方尤其是平安道与咸镜道南部向江边加派赴防军,此即为“南道赴防”。但是,赴防军从南到北不仅要历经险远的程途,而且因“沿边各官,山川阻僻,人物鲜少,本无土着之军,如有缓急,征兵南道,往来劳扰,应变稽迟,以致失机”,尤其是每年一到秋冬之季,也就到了女真寇掠的高发期,可此时江水或已冻结,女真之骑易涉,故为了强化防御而需“移牒诸州,加遣军士,于是行斋居送,送父别夫,忧愁郁悒,人心不安……而又南道赴防之军,寄宿食贫,体倦神疲,(最终)不待敌锋而锐气先摧”,这就是所谓“南道赴防之弊”的由来。此外,比“南道赴防之弊”更棘手也更迫切的问题是“冬节入保之弊”。所谓“冬节入保”,就是在女真寇掠相对频繁的秋冬季,令江边散居民户在“(江水)冰合之前……入保(附近)城栅,清野以待”,以便于集中防护。可是,由于沿江边民聚居地星罗棋布、距入保之处远近不一,而且这些入保之处又有大城、小堡之分,城防的牢固度与守军的数量也不一,故在漫长的两江防线上,一旦某个防御单薄的小堡成了女真伺机专攻之处而又救援不及的情况下,其附近居民还需远赴坚实的大城入保。如此长年且不定时的仓促奔波终将导致民不堪苦以致逃离边地者日甚,从而极不利于朝鲜王朝两江边防的持久与稳固,这就是“冬节入保之弊”的由来。正是以上两大弊端,长期困扰着朝鲜王朝,迫使其在仅仅依靠沿江设镇置堡,既无法充分满足防御又难以避免弊端产生的情况下,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一条能最大限度地统筹解决这些边防难题的新路径,而这就是行城工程的建设。

综上可见,上述两大动力源或是从意识或是从现实,体现出朝鲜王朝在巩固边防方面建造行城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尤其是后者的刺激,对于朝鲜王朝而言更为重要,特别是其中的“冬节入保之弊”甚至成了促成其迅速实施行城工程建设的“催化剂”。1440年,朝鲜王朝在历经开国以来的北拓和女真边患带来的诸多问题后,到了第四代国王世宗时期(14181450),终于由议政府右议政申概首先就两江边防问题中的如上两弊而上书,“臣窃惟咸吉、平安南道赴防之弊固为大矣,而入保之弊尤为大”。随后,他又指出入保有着虽无可奈何却劳民伤财之“五弊”,认为“有此五弊,民安得不为逃散之计也?野贼未灭则此弊不去,此弊不去则虽有强存者,安能奋力御贼而有死其上之志乎?”有鉴于此,他才在上书中进而谈道:

 

谨按《高丽史》,德宗命平章柳韶,创置北境关防,起自西海滨古国内城界、鸭绿江入海处……自是东西蕃贼不敢窥边……今中朝亦自山海卫至辽东数千里之地,凿堑筑堡树木,北胡不敢有窥觎之心,而无入保骚扰……乞依中朝与高丽防胡之策,自义州至庆源,起筑长城,则可为万岁之利矣。如以时屈举嬴为虑,则姑且相其贼入要害处,随其地形,或开堑或树木或积石,量其远近置烟台置戍卒,则野贼必不能突入,而入保之弊庶可纾矣。非惟纾入保之弊,南道赴防之弊亦将省矣……

 

这便是朝鲜王朝大建行城的初始倡议。该倡议随即得到了朝鲜世宗王的充分肯定,他特命主导平安、咸吉两道边防布置的兵曹判书皇甫仁为“都体察使……(令其专门负责)筑长城(大)计”之重任。这也就意味着,朝鲜行城工程的建设自此便正式拉开序幕。


二、 朝鲜行城的全面兴建


朝鲜王朝对于其北方沿江行城工程的经营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朝鲜世宗时期(1418—1450)的全面兴建阶段;二是世宗时代以后的维护及续修阶段。其中,前一阶段从1440年至1450年,期间不仅年年建造,而且基本规律性地保持以“春则平安道,秋则咸吉道(的建造顺序)……(历时)凡十一年”之久。后一阶段则是在世宗王薨逝后,历经文宗(1450—1452)、端宗(1452—1455)、世祖(1455—1468)、睿宗(1468—1469)、成宗(1469—1494)、燕山君(1494—1506)直至中宗(1506—1544)七代国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朝鲜行城的续修。下面就前一阶段的修建情况简要展开讨论。

在这一阶段,如上所述,鉴于边防的诸多问题,伴随着众多沿江镇、堡等城防工程的不断建造,朝鲜王朝以皇甫仁为全权总监造官,负责推行行城的建造计划。该计划在经过皇甫仁的一番实地勘察后,仅用半年便已付诸实践。行城的修建以平安道沿江行城的建造为发端,并大体按照平安、咸吉两道边防紧要缓急之处的先后顺序依次建造。

关于平安道行城的建造,大致可分作四个时段。

1.从1440年至1442年间,起筑鸭绿江上游防段属于“四郡”之一的闾延郡(今朝鲜慈江道中江郡下长里)辖内行城及中游防段碧潼郡(今朝鲜平安北道碧潼)辖内行城,并以此为切入点,此后基本上按照先上游后中、下游防段但又稍有交叉的顺序渐次建造行城。

2.从1442年至1443年间,分别造筑了鸭绿江上游防段的虞芮郡(今朝鲜慈江道中江郡土城里)、慈城郡(今朝鲜慈江道慈城)及江界府(今朝鲜慈江道江界)辖内行城。

3.从1443年至1446年间,分别造筑了鸭绿江中游防段的昌城府(今朝鲜平安北道昌城)、渭原郡(今朝鲜慈江道渭原)、碧潼郡辖内行城,并兼代加造了鸭绿江上游防段的慈城郡辖内行城。

4.从1446年至1450年间,分别造筑了鸭绿江下游防段的定宁郡(今朝鲜平安北道朔州郡方山里)、义州牧(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辖内行城,并兼代加造了鸭绿江中游防段的碧潼郡辖内行城以及另造了理山郡(今朝鲜慈江道楚山)辖内行城。

显然,这是一条涉及整个鸭绿江南岸各防段,并涵盖其中绝大部分边镇大城辖属防区的行城。正所谓:


本道行城,义州行城自邑城北至九龙渊六千七百二十尺;定宁行城自玉冈洞口至獐项峰,碧潼行城自小波儿松林岘至非所里平,(共)十五里五十步;碧团口子行城二十三里;昌城昌洲口子行城十四里一百五十步;理山行城央土里十里二百七十步;渭原行城自都乙汉至朱毛老洞四里一百九十步;江界满浦口子行城十四里,高山里口子行城七里三步;慈城池宁怪行城一里一百八步,自西解岘至时反江、自泰日至北边洞口岩石十一里五十六步;虞芮口子行城六里二百九十五步;闾延赵明干口子行城三十一里一百九十五步。


关于咸吉道行城的建造,大致可分作两个时段。

1.从1441年至1444年间,起筑图们江中游防段属于“六镇”之一的稳城府(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辖内行城,并接连筑中游防段钟城府(今朝鲜咸镜北道钟城)辖内东段行城,同时实现二者对接。

2.从1445年至1448年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续筑钟城府西段行城,并接连筑中游防段会宁府(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辖内东段行城,同样完成对接。与此同时,又在鸭绿江江源段南岸地区,单独另筑了三水郡(今朝鲜两江道金贞淑邑)及甲山府(今朝鲜两江道甲山)辖内行城。

显然,除一小部分鸭绿江行城外,在图们江地区的是一条几乎横贯整个图们江中游南岸的行城。正所谓:


本道行城起稳城东立岩立岩,溯豆满江(即图们江)边而上,历钟城,抵会宁府城前坪而止。高险处削土,平地以石筑之,沮洳处设鹿角及杙木,凡二百余里。又起甲山郡池巷浦洞口东峰至古军营基一里二百四十九步,三水郡鱼面江洞口至桑木坪二十九里二百三十九步。


总体来看,世宗时期所建朝鲜行城遍布整个两江南岸的大部分区域,但具体而言,其又呈现如下两大特点。在建造方法上,如上所述,由于沿江边地多山、多沮洳处亦即低湿地等特点,行城依地形地势而建,采用了石、木及山险削土三种筑城法,有似于明辽东镇边墙。据《朝鲜世宗实录》中绝大多数可辨明建造方法的数据不完全统计,其大部分为石筑城墙,约占六成,其余三成为山险削土(也就是劈山墙),一成为鹿角或杙木即木墙。而在此其中,采用山险削土与木墙建造方式的地方又多集中于其图们江部分,这显然与图们江部分所防范地域较其鸭绿江部分更为连贯、密集,以及与高山沟壑的复杂地形较多有关。在建造规模上,虽不详其建造高度,但明确了其总体长度。正如上述引文中所示,通过统计,在鸭绿江部分总长达137朝鲜里1566步9770尺,约合146.8朝鲜里,而在图们江部分总长约217.5朝鲜里,即共约364.3朝鲜里(约合今136.4公里)。显然,如此长度不仅反映了其实际有限的规模,也反映出两部分行城各自的建造问题。图们江部分虽大体连成一线,却仅建于中游南岸、涉域不多。相比之下,鸭绿江部分虽涉域全面,却又显得时断时续。形成这种建造局面,总的来说,主要与朝鲜王朝的国力、民力有关。如此繁重的工程,使赴役之民不堪重负,而朝鲜王朝面对民怨亦力不能支。因此,朝鲜王朝无力完整无缺的建造行城,只得在图们江南岸先就防御最为紧要的中游地区建造,以及在鸭绿江南岸“但择(边)民(所)居要害处造筑”。

总之,世宗时期开朝鲜王朝建造行城之先河,为其后世能利用该行城稳固边防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朝鲜行城建造最为重要的时期。然而,就完成度而言,除上述建造问题外,此时的朝鲜行城其实并“未讫功”,尚有一些值得续修之处,如稳城府辖内行城等,这也一并成了后世的遗留问题。


三、 朝鲜行城的维护与续修


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在与蒙古势力的战争中发生了英宗皇帝被俘、明军大败的“土木之变”。此事对明朝造成巨大影响,成为明朝对蒙古全面转入战略防御、大修长城的转折点。与此同时,该事变对世宗王统治末期的朝鲜王朝也带来了震动,且直接影响到朝鲜行城的建造。正所谓:“自古中国有变,则其害终及于我国,保民之所、御敌之备,诚不可缓也……然事有先后缓急之序,当务其先且急者,然后事易成而功易就。”其中的“先且急者”即指江防大城及小堡,那么兴建行城之事则需“急刹车”,这就是朝鲜行城兴筑期结束之先声。此后,随着世宗王的离世,以及主要执行者皇甫仁在“癸酉靖难”中被杀,大力兴建朝鲜行城的政策最终于文宗、端宗时期(1450—1455)被逐渐废止。接着,在包括文宗、端宗直至中宗七代国王统治的时期里,朝鲜王朝对行城总体以维护为主,时而夹杂着增筑、补筑等续修的过程。下面就其如何维护及续修行城进行逐一探讨。

所谓维护行城,就是为尽量避免其受损而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尤其要及时修缮已损坏之处。因为修筑完成后,不可能一劳永逸,受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影响,行城很容易出现破损,就需要常加维修,才能保持其长久牢固。由此而言,对于朝鲜行城的维护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兴建结束后更成了最为重要的事宜。其实,朝鲜王朝早在试建第一段行城即平安道虞芮郡与碧潼郡辖内行城时,鉴于彼时“二城(曾)多有崩颓处”出现而使王廷上下惊动、议论纷纭的教训,就已开始密切关注行城维护之事。例如,在世宗二十六年(1444),巡查平安道边防布置的皇甫仁面对该道行城“内外草木茂盛,则雨水停留,颓圮可虑”的现象,便立时上奏立规“自今每年春秋,所在守令及口子万户千户等,于农隙量率军人,城内则五十步,城外则百步,悉令斫伐,以为恒式”。由此到世宗时代以后,朝鲜王朝又陆续对维护行城做出了其他多种规定,直至将之形成成文法,写入国家法典《经国大典》之中。“诸镇……行城,兵马节度使巡审颓圮后,修筑处开坐,每岁抄启,闻如有颓圮未即修筑者、修筑而不坚牢者,该官罢黜”,最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维护行城已成为王朝要常年恪守的准则。

 有了这些成规乃至成文法后,朝鲜王朝的确将行城的维护做为了一项需长期履行的边防要务。除了大小边将按照法规对所管处行城经常进行的补修外,朝鲜王朝有时在从中央派员巡边、审查建造其他城防设施之时,也会不时地注意到已筑行城的现状,并对其中需要维护之处,根据派员所报进行及时处理。例如,世祖时期曾派上党府院君韩明浍巡边筑城,韩明浍注意到平安道行城损坏之情形,即令从事官李寿男回奏“行城颓圮处,亦渐次修筑”,受到了君王廷臣们的重视。当然,一旦发现行城维护上的疏漏问题,朝鲜王朝也必对相关责任官员予以严惩。比如,成宗时期曾发生了“(永安道)会宁镇人畜为兀狄哈(女真)所掳”事件,相关责任者之一的“虞侯吴澨(因)所管长城拒柴不牢实排设罪”,被朝鲜王朝处以“杖八十,附过还职”。对行城维护的关注及对法规的遵守,一直持续到中宗时期。由此可见,在兴建行城之举停止后的漫长时期里,守维护行城之法、行维护行城之实,俨然已成为朝鲜王朝持之以恒之边策。

在对整个行城进行积极维护之余,朝鲜王朝又另外续修了几小段行城,其大多属于图们江防段行城。图们江防段所续修的行城大体有如下三个时期的续修过程。

1.世祖时期续修会宁府辖内西段行城。在世祖五年(1459),因世宗代所设的位于图们江南岸、会宁府最西部的甫乙下烟台(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南山里附近)过于逼近女真居地,而有些远离朝鲜王朝的有效控制区,故对于这个不在行城线上的烟台,朝鲜王朝担心其“深入彼境,势甚孤单,脱有贼变,必不及救援”,又鉴于女真经常“放牧牛马,踏损(其附近朝鲜边民的)禾谷,又当春月纵火山野,延烧(朝鲜边民的)木栅……实是巨弊”,便下令予以废弃,并“自行城上头至秃山烟台(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永绥里附近)筑石城,以严关防”,也就是在原行城的基础上新建至秃山烟台的行城,以便对女真进行隔离。该行城的长度据史料推测至少为18朝鲜里。

2.成宗时期分别续修稳城府及会宁府辖内东段行城。一方面,由于原行城仅“自会宁(府修)至(稳城府西的)柔远镇(堡)”,而如上所述,稳城府辖内东段自柔远镇堡(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郡丰西里附近)至立岩之间本无行城,因此朝鲜王朝便于成宗九年(1478)先筑柔远镇堡以东的部分行城52330尺,约合29.1朝鲜里,后于成宗十八年(1487)再次东筑行城8345尺,约合4.6朝鲜里。这就是续修的稳城府辖内东段行城,共约33.7朝鲜里,由此将稳城府全部东、西段行城基本衔接完毕。另一方面,朝鲜王朝还于成宗十一年(1480),在会宁府西北部、女真常爱寇掠的要害之地高岭镇堡(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仁溪里附近)旁又续修行城,长8805尺,约合4.9朝鲜里。

3.中宗时期再次续修会宁府辖内西段行城。在中宗四年(1509),朝鲜王朝为了给边民寻求得以安身立命的新的肥田沃土,在向图们江上游拓土之时,鉴于原甫乙下烟台附近之地在此时的重要性,便在该地新设甫乙下镇堡,同时一并建造了行城,“自会宁长城上端因山削土或筑城……自新设甫乙下……或削土筑城”,最终“退筑长凡三万一千六百尺”,约合17.6朝鲜里。这就是再次续修的会宁府辖内西段行城,从而使得世宗时代所建原行城得到再次延伸。

综上可见,通过三个时期的四次续修,朝鲜王朝共新建行城约742朝鲜里(约合今278公里),如此使得整个图们江中游防段的行城,从扩展后的会宁府甫乙下延至稳城府立岩。在最终基本实现贯通一体的同时,达到了朝鲜行城在图们江南岸建造史上的最佳状态。

此外,鸭绿江防段的行城续修主要有五处。文宗元年(1451),朝鲜王朝续修了“甲山郡(城西)虚川(江旁)行城二千三百六十尺”;成宗六年(1475),朝鲜王朝续修了朔州府仇宁堡(今朝鲜平安北道朔州郡水丰附近)行城1363尺;成宗十七年(1486),朝鲜王朝续修了“义州(城近旁)九龙渊长城……一万六百十七尺”;仍是成宗十七年,朝鲜王朝又续修了义州牧尤其是昌城府辖内行城共4797尺。这五处行城合计共19137尺,即约10.6朝鲜里(约合今4公里)。显然,相对于图们江地区,朝鲜王朝在鸭绿江南岸所续修的行城要少得多。更有甚者,因上述“四郡”在端宗三年(1453)及世祖五年(1459)被相继撤废,即其之前所在地成了“废四郡”之地,致使原在这里的行城也一并被废弃。这就使得整个鸭绿江防段行城反倒大为缩减,并最终仍以如上“延袤断续”的状态,从义州特别是昌城以东仅至于江界府满浦镇堡(今朝鲜慈江道满浦)即止。


四、 朝鲜行城的防御设想及其历史结局


朝鲜王朝历经数代苦心营建的这条行城,从上文对于其源起及兴建过程的叙述可知,其并非为孤立工程,也就不可能单独发挥功效,实是边防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一系统不仅包含朝鲜行城,还包含如上曾提及的大城、小堡、烟台等多种工程设施。它们以整体多层次的布局及彼此协同防御的运作方式,共同构建形成了所谓的“沿江防御体系”(以下简称江防体系)。这与明长城有相似之处。明长城亦是一个由连续的边墙以及各种城、堡、墩台(即烟台)等设施所共同组成的边防集合体,故在学界又被总称为“明长城防御体系”。只是,在体系构成成分的主从状况上,边墙显然是“明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而在江防体系中,作为江防各防段中心的大型镇城却被朝鲜王朝视为体系的核心工程,那么包括行城在内的其他工程则仅为附属设施,可统称为“江防辅助系统”。

然而,作为江防第一线的朝鲜行城,尽管在江防体系中处于辅助地位,但在防护身后的大城、小堡时则凸显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体现了朝鲜王朝针对北方经略预要“保国封疆”的总体思想。这种思想,就是要求建立严密、有利的边防封锁带,以保证国家疆土的安全,其关键在于如何“封疆”。早在朝鲜行城建造之前,朝鲜王朝不断向北设镇置堡,不仅仅是为了开疆拓土,更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封疆”防御之地。最终,朝鲜王朝找到了可作为自然屏障的鸭绿江与图们江,如此便可利用江水的“天堑”功能达到“封疆”自固的目的。只是,由于彼时没有行城,江防体系尚未完善,以至于每到冬季江水冰合之时,边防布置漏洞百出,弊端叠生,并未起到彻底“封疆”的效果。因此,朝鲜王朝选择了沿江建造行城,使二者互相配合、互为屏障,如此不仅可以使江水的“天堑”功能得到最大发挥,更可增强整个江防体系的稳妥性。

其实,这种积极寻求“封疆”防御有利之地的做法,若放置于整个东亚来看,并不新鲜。古代中国很早便在建城防御时采用过诸如此类利用自然屏障的办法,而这在当时的明朝更是普遍的现象,如上文曾提到的明辽东镇边墙利用山险的做法即属此例。此外,也有利用江河水体的做法,如辽东镇所属的一段辽河河套边墙就是沿下辽河修筑,又如宁夏镇亦有一段沿黄河修筑的边墙。但是,这些墙体毕竟非明长城的全部,而这些做法更非明朝北防战略的全部。相比之下,对于朝鲜王朝而言,且不说利用山险筑行城的现象,单就论利用鸭绿江与图们江两江江水,则显然是在依托整个两江,以便完全化江为“池”。之所以如此,在于朝鲜王朝根深蒂固的北方忧患意识。由于朝鲜王朝国小力弱,在抵挡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方面本来就难与明朝相比,但又脱离不了他们的冲击。例如,先代高丽时期便曾先后发生过契丹、蒙古等民族大肆侵入的历史,故其不免心有余悸。由此产生的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担忧与警惕的心理,促使朝鲜认为只有将“封疆”防御做到极致,才能真正实现“保国”。这正如在行城兴建之时,总监造官皇甫仁所言的那样,“我国北连野人,南临海寇,见侵之患,稽诸已往,昭昭可见。须及无事之时,预筑城郭,以备不虞,永固封疆,乃万世之长策也”。

由此可见,正是饱含着对“封疆”防御的期待乃至对边疆安稳的渴望,朝鲜王朝才不仅要沿江建造众多镇城、镇堡等工程,更要大修行城,以保证江防体系的完全稳固。只是,修建行城岂非易事?朝鲜王朝跟随先代高丽王朝尤其是学习中国建造长城,在清楚其好处之时,亦深知其中的“祸害”。早在中国汉代,王莽的部将严尤就曾提出过“驭戎无上策”,尤其将秦始皇筑长城定为“无策”,而这些事迹也被朝鲜王朝总结写入《龙飞御天歌》中。既如此,朝鲜行城的建造就难免遭遇反对之声。实际上,自世宗时期最先建造的平安道虞芮郡与碧潼郡辖内行城出现纰漏而被诟病开始,朝鲜群臣上奏要求免去如此重役之声便不绝如缕,后来甚至还多次产生了要不要筑行城的大讨论。何况,这也确实曾造成了劳民伤财乃至因此疾疫大兴等不少问题。可是,朝鲜行城的造筑不但未因这些非议而完全终止,反而不断加长。这其中的缘故自当在于以世宗王为代表的朝鲜多代国王的强烈坚持与强硬态度,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及一些当权大臣相信并体会到了建造行城对于落实“封疆”防御思想的巨大优势。世宗王早就有言在先,“自古长城之筑,民虽劳瘁,其利实多。燕、赵之时,虽未毕筑,民赖以安。秦始皇惑谶记,筑长城而御胡,至二世亡天下,然秦之亡非以长城也……始皇之时,岂无长城之利乎?”而后,朝鲜行城也确实发挥出了相当的边防效力,其功效不仅在兴建之期内就已立竿见影,使得“防御之紧,视古大减”,而且更让后世得蒙其利,对女真总体达到了良好的防御效果,以至于让朝鲜君臣曾如此深信,“诸镇……长城已筑处,无虞也……以长江(即指上述两江)为限,则国家永无北边之忧矣”。

那么,朝鲜行城作为朝鲜王朝之“国家藩垣”,真就可以将“封疆”防御做到高枕无忧,甚至实现其“万岁之利”吗?显然,这是绝不可能的。正如中国长城,且不说在秦代以后的历代王朝多有兴修、沿用长城之举,却并不能阻止朝代的频繁更替,单就论明代这个修筑长城最卓越的时期,岂能确保依靠长城就长治久安?其实,关键之处非因长城。仅从农耕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对抗的视角而言,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势力是否处于平衡的状态,而能否达到平衡又往往与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明长城从其修建的背景来看,它只是由于明朝在前期不能完全降服蒙古势力,致使中后期双方进入南北分治的相持阶段的产物。同样,朝鲜行城修建时的女真境况亦类此。当时,女真部族自元代以来长期处于“其地旷阔、人民散居……各统其属”的状态,如此才让朝鲜王朝得以实施上述的“恩威制御之术”。这就是说,朝鲜行城也不过是在女真势力分散、相对弱小这一时期的产物。但是,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狄宇宙借鉴人类学家巴菲尔德的理论所言的那样,“相对于强大的定居国家,那些小的游牧部落的人就显得软弱无力了,于是就会迫使这些游牧民族将自己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联合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女真各部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加上明朝因统治日益腐败而对其控制的削弱,使其各部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女真联盟。在女真一旦形成如此强大的集团势力的情况下,朝鲜行城定然难以抵挡其势。对此,朝鲜前期的大儒梁诚之(1415—1482)在行城兴建的世宗时期就曾奏请指出,“行城,所以备小敌之具也。若大敌分道突入,则何有于行城,亦何有于口子哉!”这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其后的朝鲜数代国王为了“封疆”防御,也依旧维持着利用行城“保国”的梦想。

之后的历史事实却是,且不论朝鲜行城在中宗以后逐渐被疏于维护,尤其在宣祖时期(1567—1608)因“壬辰战争”的爆发又被无暇顾及,更重要的是,随着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的崛起,朝鲜行城在“丁卯之役”及“丙子之役”中已然形同虚设,显然无力“保国”,也再难“封疆”。此后,清朝统一中国,随着“康乾盛世”稳定统治局面的到来以及对边疆管理的不断加强,朝鲜行城失去了防备之前弱小女真时的功用,被逐渐废弃,直至成为残垣断壁。正如19世纪的朝鲜地理文献《北路纪略》所载的那样:“今沿江诸处往往有石碓旧址,土人指为行城遗址,宛然可见。岂藩胡撤去,复遂废而不筑欤?”显然,这时的朝鲜行城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其最终与明长城一样,成了记录曾经那段历史的缩影。


结语


纵观朝鲜行城的整个建置史可见,行城因迫于北方唯一相邻的少数民族——女真势力的挑战而建,又因迫于边防弊端的解决,而在高丽及明建长城以利防御意识的影响下而建;既历经了仅仅十一年的短暂兴建期,又历经了数十年乃至近百年的续修及维护期。依据边地多样化的地形,行城需要因地制宜地建造,又依据时局与防御所需其仅在边防关键、要害处建造,以至于最后形成了在整个鸭绿江南岸时断时续,以及只在图们江中游南岸贯通一体的建造格局。由此可见,朝鲜行城营建时间之久、经营难度之大、过程之复杂,堪称朝鲜半岛筑城史上的杰出代表。当然,作为朝鲜王朝在鸭绿江与图们江江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修建行城正是为了将朝鲜王朝“保国封疆”的梦想付诸实践。尽管这种梦想最终难以实现,行城也免不了被废弃的“命运”,但这样一项工程,在以明朝为中心的明代东亚世界里,却曾展现出了应有的价值地位。

首先,从时间上看,朝鲜行城从全面兴修、续修到持续维护,几乎都是随着中国明长城的大力修建同步进行的。如此长时间与明长城不约而同地经营之举,得以与之共同构筑起了一道与北方少数民族势力长期抗衡的稳定屏障。这种屏障连同其所在的防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保障彼时中朝两国统治的共同稳定,乃至整个东亚政局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从空间上看,朝鲜行城的修建不仅得以与明长城在明代东亚世界中共存,而且由于在其鸭绿江部分朔州防段仇宁堡附近,实现与明辽东镇东段长城隔江相接,从而连同各自的体系紧密结成的这种至少在形式上连成一线的防御链,将东亚农耕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最大化地分割开来,由此,也就越发广泛地明确了两种不同地域的社会形态及生活方式的划分。

再次,从文化观念的角度看,由于朝鲜王朝尊明慕华,却对女真抱以贬斥之心,因此,朝鲜行城如同明长城一样,成了区分“华、夷”的界线,那么二者结成的防御链也俨然成了一道横跨东亚大陆的“意识”的墙。

最后,从对历史进程影响的角度看,朝鲜行城及其所在的江防体系的严密封锁,不仅是对其附近女真的防御与隔离,更是对他们的压制与排斥,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建州女真各部而言,迫使他们纷纷远离朝鲜居地、徙居明辽东附近,在给明朝带来新的边防危机进而加速明朝败亡的同时,更使他们逐渐聚集一体,从而间接为后来清朝的孕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刘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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