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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翔:走近艾萨克·牛顿的疯癫:人文与科学的多重阐释与构建(上)
来源:世界历史杂志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11-28] 浏览:

内容提要 牛顿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在科学、哲学、神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1692—1693年,坊间曾有牛顿罹患疯癫的传言,但是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在18世纪牛顿的传记与研究中,也没有提及他的疯癫。到了19世纪,随着部分与牛顿有关的资料的发掘,牛顿的疯癫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牛顿手稿拍卖之后,很多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重见天日,牛顿的“疯癫”变得扑朔迷离。在解释牛顿疯癫的过程中,牛顿的真实形象也反复被重构,他从集天才与美德的伟人退变为有人格和性格缺陷的凡俗之人。透过牛顿的疯癫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牛顿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各不相同的呈现,由此可以窥探到人文与科学对疯癫的构建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客观性的限度问题。

关键词 牛顿 疯癫 精神医学史 新文化史 历史客观性

 

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牛顿都是与伟人、天才、英雄等名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牛顿并非完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牛顿在1692—1693年曾经患有疯癫,言行上均有明显失常。几个世纪以来,牛顿的疯癫一直都是个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从牛顿是否真的患有疯癫、为什么疯癫等方面对这一谜题进行过揣测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由于牛顿文献资料的公开,对牛顿生活、工作等研究的增多,对其疯癫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学者们对牛顿的疯癫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就笔者目前所见,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四篇。其中有两篇指出牛顿的疯癫是汞中毒造成的,分别为P.E.斯帕戈、C.A.庞茨的《牛顿的智力错乱:新证据老问题》和 L.W.约翰逊、M.L.沃尔巴特的《汞中毒:艾萨克·牛顿身体与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原因》;第三篇的作者是 R.W.迪奇伯恩,他在《1692—1693年牛顿的病》一文中指出,牛顿并非汞中毒,牛顿所患的应是抑郁;第四篇作者为米罗·凯恩斯,他在《平衡牛顿的心理:他的异常举动与1692—1693年的疯癫行为》一文中梳理了牛顿疯癫的各种可能性原因,将牛顿的生活经历与他的疯癫行为联系到一起。以上四篇论文分析了牛顿疯癫的致病原因,但相互之间分歧很大,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另有一些论著提到牛顿的疯癫,包括17世纪的一些书信集、19至20世纪的各类牛顿传记,但是都没能展开分析。到目前为止,有关牛顿疯癫问题仍然有很多疑点,争议很大。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如何在事实模糊的情况下阐释、构建牛顿的疯癫,人文与科学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实际上也回答了争议存在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因为客观性的限度所产生的历史认识的局限性问题。

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反思,是近年来史学理论界关注较多的问题。现代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研究与反思是与后现代主义引发的社会思潮与现代史学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后半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下,欧美学界先后出现了福柯、德里达以及怀特等人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以及弗朗西斯·福山与伊丽莎白·厄玛斯等对历史终结的断言。当然,反思与维护者也不乏其人,如理查德·艾文思、伊丽莎白·克拉克等人对后现代主义“谋杀历史”的批判与对历史客观性、历史真理的捍卫,以及彼得·伯克、娜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等新文化史家构建历史事实的努力。与欧美史学界相应,近年来,历史客观性、历史建构等史学理论问题在国内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有代表性的西方著作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如刘北成翻译的福柯的系列著作与论文集《历史的真相》等,以及杨豫翻译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等。还有不少学者,如彭刚、陈新等已发表大量论著。相关译著和论著的发表廓清了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诸多迷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但是以上研究侧重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比较少见。本文将牛顿疯癫与历史客观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史学理论与具体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尝试。

本文亦属于精神医学史的研究范畴。精神医学史是在20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充满激烈争议的医学史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大多数精神医学史学者深受新文化史理论的影响,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构建精神医学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研究取向也与当下争论颇为激烈的历史客观性、历史构建等理论热点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伍尔索普村。其幼年经历颇为坎坷,在他出生之前三个月,父亲去世,三岁时母亲弃他而改嫁,将小牛顿托付给了他的外祖母。牛顿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并于1661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665年获得学士学位。由于1665年伦敦爆发大瘟疫,剑桥大学也关闭,牛顿在这一年7月底8月初回到了他的家乡伍尔索普村。据说,在此时他受苹果落地的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不仅在力学、数学、光学、天文学、热学以及哲学上有伟大建树,在政治上也颇有抱负。他于1689年当选国会议员,1696年被任命为皇家铸币厂主管(任此职一直到他去世),1703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主席,任职长达24年之久。除此之外,据时人所传,牛顿品格高尚,对人和蔼、亲善,特别是晚年乐善好施,被誉为慈善家。1705年,牛顿被安妮女王封为爵士,1727年,以85岁高龄去世,被安葬于西敏寺教堂。牛顿的外甥女婿康迪特(皇家学会会员)请当时著名诗人波普(Alexander Pope)为他写了墓志铭,波普是这样赞颂这一伟人的:“自然与自然的定律,都隐藏于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一切成为光明!”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牛顿被看成智慧与道德的完美结合。然而,从牛顿的时代直到现在,关于他的疯癫问题也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据史料记载,在16921693年,牛顿言行怪异,被认为陷入了疯癫。在现存牛顿通信集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问题的最初端倪。这是牛顿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佩皮斯及大哲学家洛克之间的几封往来信件。第一封信是1693913日牛顿写给佩皮斯的,信的内容如下。


先生:

米林顿先生将你的信交给我之后,过了不久他就敦促我于下一次到伦敦时务必去拜访你。我虽不愿意,但在他一再要求下,我没有多作思考就同意了。如今我深陷混乱,感到十分烦恼。过去12个月中我既不能吃又不能睡,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集中。我从来没有打算用你的名义或者詹姆士国王的宠爱去谋求职务,但是我现在觉得必须收回我们的友谊。我不会再去看你,也不会去看任何朋友,我会尽量让他们清静。请原谅我曾经说过再见。

您最卑微、最遵从的仆人

                     艾萨克·牛顿


这封信到了佩皮斯手中,让佩皮斯非常诧异,他感到这不像牛顿一贯的作风,而且那时詹姆士国王已经被放逐五年了,牛顿似乎出现了精神上的混乱。于是佩皮斯通知在剑桥大学工作的牛顿的外甥杰克逊以及牛顿在剑桥的同事米林顿去看望牛顿。佩皮斯给米林顿的信是这样说牛顿的:“头脑或心灵发生了紊乱,或者两者都混乱。我一向十分敬重牛顿先生,不能让这种事情在我心中存有丝毫怀疑而不尽快加以澄清。”9月30日,米林顿给佩皮斯写了回信,告诉他自己已经看望了牛顿,牛顿头脑很清晰,他还主动谈起给佩皮斯的信,让米林顿向佩皮斯转达自己的歉意。

第二封信是1693年916日牛顿写给大哲学家洛克的,信的内容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先生:

由于有人告诉我,你极力想用女人或者别的方法困扰我,这令我非常不满。因此,当有人说你生病了,我回答说如果你死了更好。我要请你原谅我如此无情,因为你所做的是十分公正的,也是令我满意的,所以请你原谅我过去对你有这种念头,也请你原谅我误认为你是个君权主义者。你坚持你的道德原则,记载于你的理念簿中,又打算另用一个新簿子。最后,更要你原谅我说以为你企图卖一个职位给我,或者用来困扰我。

您最卑微、也最不幸的仆人

                     艾萨克·牛顿


显然,信中的内容是唐突的,思维也是混乱的。洛克在10月5日给牛顿写了回信,信中丝毫没有责怪牛顿的意思:“请让我向您保证,我会比您希求的更加宽恕您,我这样做是出于完全的自愿,我愿意将此看成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可以受到您的信任。我是真正地敬爱您,仍然一如既往地对您友善,就如同此事从未发生一样。”

10月15日,牛顿给洛克写了回信,信中表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难堪。他解释道:“由于前一个冬天我时常靠在火炉边睡着,得了一种不良的睡眠习惯和精神紊乱,造成这个夏天更进一步的生活失调。所以当我写那一封信给你的时候,已连续两个星期每晚都睡不足一小时,并且有5个晚上没有闭过眼。”

按照牛顿所说,他的精神出现问题是在1692年冬天,并一直持续到1693年10月。当时,尽管佩皮斯与洛克都极力保护牛顿,掩盖他的精神问题,但是牛顿生病的消息仍不胫而走,而且被夸张得很厉害。一位德国哲学家写信给数学家沃利斯,说他听说牛顿“心智十分混乱,已经变得很严重了”。甚至有人还传言牛顿已经过世,如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在1695年给牛顿的信中说:“我收到你上一封信的第二天,韩微先生给我带来伦敦的消息,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把你的来信拿给他看,证明事实正好相反。”

关于牛顿疯癫的最初记载仅止于此,多数人的反应也只是认为牛顿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并没有过多的解读。之后的整个18世纪,也很少有人提及,所有牛顿的传记几乎都在描绘牛顿的成就、勾画牛顿的伟人形象。例如,18世纪丰特奈尔、托马斯·伯奇、威廉·司徒克雷等人所著的牛顿传记中,一次都没有提及过牛顿的精神问题。在涉及牛顿性情、心理方面的描述时,他们都充满着敬仰和善意。

1727年,也就是牛顿去世的同一年,由巴黎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秘书伯纳德·丰特奈尔(1657—1737)所写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颂词》面世。因为牛顿曾于1699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外籍院士,按照惯例,著名院士去世后会由常任秘书为其撰写颂词,最早的一篇牛顿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丰特奈尔在传记中是这样描述牛顿的:“他天生有非常温和的气质,并且热爱平静。他宁愿选择默默无闻,不愿他生活中的平静被学界的那些风暴搅乱,智慧和学问总是利用在这方面出色的人。”丰特奈尔所用的资料有很多来源于牛顿的外甥女婿、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约翰·康迪特。康迪特与牛顿的外甥女(牛顿同父异母妹妹的女儿)凯瑟琳·巴顿(1679—1740)结婚,丰特奈尔通过康迪特又从皇家学会成员、古文物学家威廉·司徒克雷(William Stukeley,1687-1965)那里得到一些资料。

牛顿的抄写员汉弗莱·牛顿(Humphrey Newton)在牛顿死后五年所描绘的牛顿形象是这样的:“他的表情温和,和蔼可亲并且面容清秀”,并说他是一个“说话非常温和的、庄重的、谦卑的、从来不发怒的人,他思想深邃……个性沉稳,情绪稳定,他的行为也是温和、谦恭的,他不发脾气,也不发牢骚或亢奋”。古文物收藏家威廉·司徒克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牛顿:“根据我的观察,艾萨克爵士非常严肃,思维缜密,但是我也经常看到他在合适的场合面带笑容。他有自己的性格,有一个自然的和蔼可亲的性情——脾气很好,他远离不高兴的东西,既不会太兴奋,也不是太沉闷。他有很多语录,很像是笑话,充满智慧,他活得很愉快,彬彬有礼,友善。如果不是大笑,他也经常微笑。”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牛顿的时代,牛顿的形象基本定格在一个友善的天才的科学家上,虽然在1692—1693年牛顿的疯癫问题曾经出现过一些流言,但是都没有对牛顿的形象产生大的影响。1727年牛顿去世之后,牛顿形象在传记作家的笔下进一步得到提升和构建,牛顿不仅是天才,还具有良好的品格,而有损于牛顿形象的疯癫问题已经被隐去。



到了19世纪,人们对牛顿1692—1693年的疯癫问题重新燃起兴趣,牛顿最终被冠以精神病。最早断定牛顿患精神病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约翰·巴普蒂斯特·比奥(John Baptist Biot,1774-1862)。1829年比奥的《牛顿传》被翻译成英文,他指出牛顿有一段时间精神状态不好,称牛顿在1692—1693年罹患的是精神错乱,在这之后牛顿的智力长期较差。由于牛顿信件等一些私人文稿在当时尚未公开,比奥判定牛顿罹患精神疾病的资料来源于一个叫科尔马的苏格兰人,此人在1694年告诉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牛顿生病的事情,而惠更斯则在当年6月8日写给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信中转告了这件事:“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发生在牛顿身上的事情,他得了疯癫,已经持续了18个月,他的朋友已经采取办法来治疗他,并把他关了起来。”

在这一转述当中,牛顿的疯癫持续了18个月以及牛顿被关起来这两件事应该是明显的杜撰,因为直到20世纪末期最新公开的牛顿资料中,都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两件事曾经真实发生过。

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大卫·布鲁斯特爵士(1781—1868),生活在维多利亚统治的前半期,是苏格兰的医生、数学家、星象学家、发明家以及负有盛名的作家。他用20年的时间写作了《艾萨克·牛顿的生活、著作和发现回忆录》,该书共两卷,出版于1855年,使用了之前未曾公开的牛顿信件。他称牛顿道德上的完美与智力上的超群是相伴行的。他反对比奥的判断,指责比奥把流言当成事实。布鲁斯特认为,牛顿生病是由于过度劳累造成的精神恍惚,因为任何人十多天几乎不睡觉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惠更斯给莱布尼茨的信显然不能当作证据,因其信息来源不明,不足以证实牛顿1692—1693年的疯癫问题就是精神病。

惠更斯给莱布尼茨的这封信还提到牛顿罹患精神病的原因是因为家中失火,导致牛顿写于1678年的力学手稿被焚毁,而恰是这些手稿能证明他才是力学原理的发现者,而不是与之争夺此项荣誉的胡克。布鲁斯特对惠更斯信中所说是牛顿养的狗导致了家中发生火灾一说更是坚决反对,他说没有任何资料证明牛顿曾经养过狗。而且,惠更斯引用的资料是亚伯拉罕·普莱姆1692年2月日记中关于牛顿家中失火的记载。而根据资料,牛顿的论文应该是在1682年1月之前就丢失了,与家中失火并没有关系。由此,说牛顿因家中失火并导致其重要的论文丢失从而罹患疯癫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总之,比奥对牛顿形象的刻画并没有被英国人所接受。但是之后仅仅数年,情况却发生了变化。1835年,英国天文学家弗朗西斯·贝利(Francis Baily,1774-1844)发表了曾是牛顿朋友、同时也是敌人的首任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的一篇文稿,鉴于弗拉姆斯蒂德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其对牛顿的描述让牛顿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黯然失色。贝利更据此认为牛顿个性有缺陷,他孤独、偏执、多疑,而且还指出牛顿经常打击同道中人、压制年轻人、与他人争夺学术权威,是一个学术上的专制暴君,一个地道的凡夫俗子。自贝利之后,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牛顿,探讨牛顿的生平、著作及其品德性情等,从而开启了一个质疑牛顿的新时期,这大致从19世纪30年代之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期。与18世纪牛顿传记的描述非常不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学者都对牛顿的疯癫问题进行了揣测和阐发,并将牛顿的人生经历引入其中,致使这一时期的人不仅相信牛顿曾经罹患精神病,而且认为患病还与其不讨人喜欢的怪异性格有关。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的英国传记家理查德·维拉米尔(Richard Villamil)中校在其著作《牛顿其人》中是这样描述牛顿1692—1693年的精神问题的:牛顿晚年易怒,是抑郁症发作的缘故。维拉米尔所用资料中有一部分来源于曾收藏牛顿部分私人藏书的巴恩斯利庄园,但是这些书与牛顿的疯癫问题并无关联,维拉米尔仅仅因为牛顿晚年易怒便推论出其患有抑郁症则不免有些牵强和随意。

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M.Keynes, 1883-1946)在1936年苏富比的拍卖会上购买到牛顿的一些藏品,后来他又重新收集了牛顿的大部分炼金术文稿和传记资料。在《牛顿其人》一书中,他对牛顿1692—1693年的精神问题做了这样的评价:“他患上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神经衰弱。抑郁、失眠、担心被迫害……他的神经衰弱可能持续了近两年,且因此出现轻微的‘糊涂’。”凯恩斯还将牛顿的性情、品格等引入到疯癫问题的解释中,使得牛顿罹患精神病的结论显得更加合乎逻辑:“用通俗的现代术语来说牛顿是深度神经质的……他的最深奥的本能是玄妙的、难解的、语义的——带着深深的出世,极端恐惧他的思想、信仰和发现的真相置于世人的审查和批评之下。”凯恩斯继而引用牛顿在剑桥大学卢卡斯教授职位的继任者惠斯顿的话:“牛顿是我所知的人中最胆怯、最小心和最多疑的一个。”惠斯顿的话显然有损于牛顿的形象,他是在牛顿的推荐、协助下成为剑桥大学卢卡斯教授的,但是后来与牛顿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所以难以保证惠斯顿的话是不夹带私人恩怨的中立、客观的陈述。尽管对牛顿进行了多方的质疑,凯恩斯对牛顿的最后评价是:他与19世纪愿意把他说成的那个人相比,更少平凡而更多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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