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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报告(中)
来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12-9] 浏览:

 四、古代希腊史


2015-2016年,国内古代希腊史研究既体现出传统研究课题研究继续深入的特点,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也表现出新趋势,反映了我国本领域学者对国际学界前沿问题的密切关注,也反映了学者们将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希腊史研究中的浓厚兴趣。在“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提交的希腊史方向论文中,以“记忆与认同”主题的论文数量为最,体现了我国希腊史学界对于近几十年来由“新史学”潮流所引领的思想文化史转向的重视。即使是传统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学者们也更倾向于从一些新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如“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等。


2015-2016年,学者们从学说史、文献解读、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和专题总结和研究希腊历史发展的特征。


(一)学说史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腊学术史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其中既包括对希腊史宏观研究角度的思考,也有对具体研究领域的引介分析。[18]晏绍祥对《剑桥古代史》第6卷进行了剖析,从中看到了西方学界在撰写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历史时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徐晓旭梳理了自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希腊—蛮族二元对立的认识与研究,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希腊人和蛮族构成了“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反映了时代变迁以及学者们着眼点的变化。吴晓群研究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在希罗多德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两种研究路径,二者都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做出的或顺应或抗辨的回应,有必要相互借鉴。吕厚量对古波斯史料学予以关注,指出二战后当代西方的古波斯史料学产生并得到相当发展,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国学者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他还关注到近年亚述学、考古学的相关前沿成果所带来的观点上的变化。这些成果基本推翻了以雅典尼乌斯为主的希腊史料中对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场景的负面描写。“东方化革命”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古希腊史学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李永斌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兴起过程,认为它的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中国学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还应该从基本史料和文献出发,在对希腊与东方世界的联系做出更具体的研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建出宏观的历史框架。邢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典学界研究古希腊宗教的主要路径进行了梳理,指出其先后经历的仪式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城邦宗教范式这三个阶段,由此反映出希腊宗教研究在近二三十年所呈现出的新趋势。


(二)文献和文本分析及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腊史研究领域有多篇论文立足于对古典文献本身的研究分析,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日益深入。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然是文本分析和研究的重点。[19]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针对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出“苦难”是这位古希腊史家用以评判“伟大”的主要标准,它影响了修昔底德对人类历史处境的看法和他的写作。彭磊分析了修昔底德史书中有关雅典帝国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帝国主义的崛起是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西西里远征和米洛斯对话时则是雅典帝国主义的巅峰。李艳辉研究了两则被修昔底德所忽略的既敏感又重要的事件,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


演说辞文献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关注的重点文献。[20]李尚君的《“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将雅典政治演说作为一种以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表演行为,通过在特定演说场合的语境中分析演说的修辞策略,考察了政治家的演说表演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作用。何珵分析了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指出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当时所拥有的权威以及作者自身对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另外,学者们也对众多希腊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译注和解读。[21]杨共乐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诗论》中的íστορíα一词,指出该词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历史学,而具有具体意义,也就是希罗多德所创作的历史学。阴元涛等对《雅典胞族法令》石刻铭文进行了译注,指出它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徐松岩等探讨了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的史料价值,认为其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军、崔国强对《奥勒比亚金银币出入境法令》做了译注,指出这是研究奥勒比亚经济和货币发展的重要史料。师学良选择了柏拉图《法律篇》第九卷中的一些条文进行翻译,以促进学界对柏拉图刑罚(刑法)理念的了解。


(三)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古希腊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城邦问题又得到最广泛的关注。[22]黄洋分析了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关联,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存在一些根本性不同,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晏绍祥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发现了黑暗时代共同体在社会及政治组织上所表现出的与迈锡尼世界迥然不同的特征,进而提出荷马笔下的原始城邦应当发端自黑暗时代的新式共同体;另外,他通过对小亚细亚米利都与波斯关系的研究探讨等地方共同体在专制帝国中的地位;他关注到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贿赂现象,认为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使得贿赂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孙左华分析了重装步兵和方阵的出现对于古希腊民主制诞生的重要作用。


雅典城邦由于占有史料优势,一直在古希腊史研究中占据着无可撼动的地位,对于雅典城邦的研究不仅仍然侧重于从各个方面看待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也开拓出众多新领域和新视角。[23]徐松岩研究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塞拉麦涅斯,探索其政治政策及影响。他还关注了古代雅典的发展道路问题以及雅典随着国家版图和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国家机构方面的变化。李立华分析了雅典传说中的早期国王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的巨大差异,指出这种差异正是古典作家有意改造的结果。王志超探讨了雅典“蛊惑家”形象的起源及其本质,指出“蛊惑家”是雅典政治精英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既得到权力又受到遏制的典型形象,因此应该受到客观、历史地看待。漆程成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视角对雅典民主进行了反思。韩向臣对雅典的公民权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雅典的公民权建立在公共意识的政治氛围之中,这样的公民权在某些时候已经背离了自由,转向了奴役。赵青青考察了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认为修昔底德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整个雅典城邦的利益和安全。石庆波以雅典为例考察了希腊城邦的“和谐”观念,指出希腊人以“秩序”、“比例”和“多样性统一”为基本内涵的“和谐”观念,深刻影响了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


(四)经济史研究


在希腊经济史研究领域,[24]朱益民从希腊著名的阿尔戈英雄远征的神话故事入手,结合一些描写了科尔基斯金属生产情况的古代史料,探讨了科尔基斯作为东部黑海一个金属制造中心在古希腊世界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毕会成、杨鹏飞则从经济角度出发,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定性为古典历史条件下的一场商业战争。作者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符合商业战争的一般性界定,同时,粮食供应市场在战略争夺中的核心地位、奴隶贸易以及工商业集团对战争的亲身参与和直接推动这三方面则构成了其与现代战争不同的古典战争特点。


(五)宗教文化和思想观念研究


近年来,多位学者将目光转向对希腊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25]吴晓群凭借古典文献及图像学的资料,通过对古代希腊式哀哭的种种仪式化规定的还原,对近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将希腊妇女的哀哭笼统视为一种“危险的声音”提出不同意见。王大庆探讨了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认为这是一种为希腊人广泛接受的社会习俗,也承载着希腊人很多的人生理想,并通过宗教、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和审美等多个维度体现出来。魏凤莲分析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认为狄奥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会等级界限、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她还系统分析了宗教礼仪制度在雅典城邦中的作用,指出古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的作用在于促进机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融合。崔梦等研究了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发生的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指出雅典对此事的处理及民众情绪的变化反映出宗教在雅典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李永斌探讨了古希腊人对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指出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健康的追求,反映了他们珍惜生命、远离灾病的愿望,体现了古希腊人精神需求和现实需求的变化。王志鹏考察了古希腊的节日立法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张卨研究了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及消费理念。


(六)民族认同研究


古希腊人对自我和他者认同的问题是近年学界研究的重点。[26]魏孝稷所著《互动与认同: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族群认同的比较》一书以上古中国和希腊为研究中心,讨论了两大族群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所经历的认同变迁,华夏国家和希腊不同的认识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思维方式,为中华文明和希腊—西方文明带来不同的文化遗产。徐晓旭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模式来解释希腊化世界身份认同尤其是族群认同建构与文化互动的关系,对发生在希腊化时代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几段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小历史”的书写证明了“文化选择”模式的合理性。李渊则介绍了从古典之前直至希腊化各个时期希腊人认识自我与异族的观念。


(七)希腊化研究

近年来从事希腊化研究的学者队伍日益壮大,希腊化时期的多方面问题都得到关注。[27]伯里在中国发表了《希腊化时代和文明史》一文,认为希腊化时代一直没有得到学者公正的对待。他在文中列举了希腊化时期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肯定了希腊化时代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进而赋予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崔丽娜研究了希腊化时代的经济,认为期间的经济交流互动大大超过从前,为研究古代文明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一个案例。毛丹等利用中、西方古代一手史料,从风帆起源研究及相关理论入手,考察了希腊化晚期至罗马帝国初年风帆与海船技术由地中海向印度乃至中国沿海缓慢“东渐”的情况,并解释了它为何在中国激起的反响仅有风帆的产生而未导致海船兴盛的原因。


(八)希腊文明特征及中西比较研究[28]


易宁、祝宏俊、王大庆等撰写了《古代希腊文明》介绍从远古时期直至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历史,反映了希腊文明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特点,从总体上总结了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和特征。由上海博物馆主编的《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对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雅典卫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诸多馆藏古希腊文物的博物馆进行介绍,也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古希腊文明的特征,呈现出了古希腊文明的多维性。


在具体研究中,徐松岩考察了古希腊早期居民皮拉斯基人与之后来到希腊半岛的希腊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古希腊文化实际是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共同创造出的一种新文化。张丽霞分析了古希腊人的城邦情结对于希腊文明的影响,认为它一方面提供了希腊文明的繁荣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狭隘的城邦认同,阻碍古希腊民族走向统一。


希腊史领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是在中西比较领域,近年在古代史研究中重新受到关注的中西比较在此不仅是一种视野,而且成为考察具体问题的又一维度,表现了学者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求新意识。黄洋在2016年世界古代史年会上做了题为“希腊和中国早期蛮族观念的形成与族群认同”的主题报告,报告对西方学者在研究希腊族群认同中的从“聚合型认同”到“对立型认同”的线性发展规律提出质疑,认为史料相对更为充分的古代中国华夏认同和蛮族观的形成过程或许可以作为希腊史相关研究的一个佐证。李渊比较了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的异同,两种不同的族群观念对两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


除上述专著论文以外,本年度还有多部重要西方学者的专著在国内翻译出版,[29]涉及希腊历史、宗教、政治、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五、古代罗马史


2015-2016年,中国古代罗马史研究表现出积极进行学科建设、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研究课题和角度多样、兼顾传统与新兴领域的特点。


(一)学科建设与学术活动


近年来,随着一批或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在国内老一辈罗马史学家系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加入国内罗马史学界的科研队伍,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接近西方罗马史研究前沿。2015-2016年4月,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先后主办了“全国首届古典学高层论坛”和首届“全国古典学青年论坛”;2015年6月,由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美国迪金森学院协办的“古典学学术月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2015年9月19-20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召开;2016年9月17-18日,以“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为主题的“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在这些会议和学术活动中,国内古代罗马史学者就广泛的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另外,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邀请欧美著名罗马史学者在上海、北京各大高校与研究所巡回讲学。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迪金森学院合作建设的“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数字资源也为国内罗马史学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使得国内的罗马史科研工作者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同古罗马史学术前沿与古典学数字资源近距离接触的便利条件。


在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东西方文博界、史学界交流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中国内各大博物馆同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联合在国内举办的古罗马一流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瞩目。


在学术研究中,中国古代罗马史研究者从学说史、文献解读和分析以及政治制度史、经济社会史、跨领域研究等多个领域和角度开展研究。


(二)学说史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西方罗马研究学术史给予了高度关注,围绕西方罗马史研究的起源、历程和前沿动向展开了热烈、深入且富有新意的讨论。


当代西方学界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普遍关注。[30]晏绍祥介绍了西方学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扩张动力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建树。冯定雄、徐进伟评析了西方古典学界关于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鸣意见。王翘、徐家玲对罗马-拜占庭边疆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念史梳理。


2016年,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中译本出版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塞姆史学特色的关注与讨论。[31]郭小凌介绍了塞姆运用“群体传记学”研究法对传统罗马共和晚期史研究进行的创新;晏绍祥对《罗马革命》的写作背景与特色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对塞姆本人学术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性提出了批评;杜廷广对《罗马革命》的悲观基调与刻薄风格做出了分析;吕厚量对《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负面形象与作者塞姆的政治批判史观进行了解读。


一些古代罗马史著名学者的著作以及一些传统争论问题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32]金寿福讨论了罗马史学者蒙森在德国古典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宋立宏的《罗马与耶路撒冷》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在罗马史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涉及罗马及其东部领土研究中的各类问题。他还对安东尼·伯利的学术名著《哈德良:躁动不安的皇帝》进行了述评。康凯围绕“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充满争议的学术命题的来龙去脉展开评述。冯定雄对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学界的罗马边疆研究史进行了系统梳理。武晓阳比较了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两位罗马帝国时代史家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评价。张岸介绍了格兰特的名著《罗马史》。张弢对国内包括罗马史领域在内的古典学研究中探究学术译名、钻研原始文献和梳理西方学术史的三大动向进行了概括。


除西方古典学术史外,古典学在华传播史这一相对冷僻、但富于原创性的领域也引起注意。[33]陈德正、胡其柱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编撰的文章、刊物及其译介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中的古典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梳理。于颖对古典学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描述。


(三)文献解读


古代罗马史文献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从文本出发分析和解读古典作家作品的史学价值和意义。[34]林中泽认为优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中作者对君士坦丁的吹捧是一种信仰本能,并不能据此认为这部传记必然属于献媚之作。夏洞奇为基督教史家奥罗修斯的史学成就进行了辩护。康凯对约尔达尼斯的撰史意图进行了剖析。张元伟对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进行了梳理。刘衍刚对阿米亚努斯史著中关于斯特拉斯堡战役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整理、译注和研究。倪滕达结合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肇始于希腊罗马史学理论著述的反修辞学传统进行了重新思考。董晓佳、刘榕榕研究了阿庇安《罗马史》的叙述主线和对内战危机的原因解释等问题。吕厚量分析了犹太裔罗马史家约瑟福斯历史观中的矛盾及其社会背景,并分析了奥林匹亚竞技文化在波桑尼阿斯作品中的重构。岳成对贺拉斯诗作中的史学信息做出了解读。武晓阳对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来源做了系统分类梳理。华阳、王延超对波桑尼阿斯著作的创作背景与基本特色进行了初探。肖丽对《尤利乌斯-母神殖民城法令》这篇对于研究罗马海外殖民与恺撒施政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进行了译注。


在罗马文学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研究方面,[35]王崧珍从“翻译文化效应”的视角对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的罗马翻译思想进行了梳理。鲍彦、王薇对李维乌斯翻译《奥德赛》时采用的“糅合法”及其在罗马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进行了论述。刘芳在文化研究学派的启发下对西塞罗在不同历史语境下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具体辨析。


(四)政治军事史


在传统政治军事史领域中,罗马政治体制仍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36]一方面,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受到普遍关注,刘小青认为罗马共和后期反选举舞弊斗争的失败对中央政治运作与地方行省管理同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害,从而加速了共和国的衰落;她还分析了共和晚期政治暴力泛滥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杨俊明解读了庞培在罗马共和末期派系斗争中的地位。此外,罗马共和时期的执政官、专政官、监察官、公民大会以及混合政制等问题也有所探索。


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是古代罗马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焦点。[37]何立波的《罗马帝国元首制研究——以弗拉维王朝为中心》对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元首政治经济职能、官僚体制与后期元首制危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还分析了帝国前期元老院和元首立法角色的转变,认为元首立法权开始超越元老院的具体时间点为公元2世纪20-30年代。宫秀华对奥古斯都作为元首享有的“第一发言权”、最高统治权、“祖国之父”尊号与军事统帅权进行了论述。罗三洋的《罗马的黑人皇帝》对罗马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皇帝马克里努斯的统治进行了扎实研究。


军事史研究更加聚焦帝国晚期,[38]董晓佳从晚期罗马帝国的军事防御体系角度剖析了君士坦丁堡对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深刻影响。许礼捷聚焦哈德良时期军事补给系统的变化。王悦梳理了“imperium”一词从“治权”到“帝国”的含义演变历程,对蒙森等学者将罗马视为防御性帝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李大维研究了罗马帝国的情报系统建设和目的。另外,罗马帝国灭亡原因、奴隶制问题等问题也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五)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仍旧在罗马史研究成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的不少论文均围绕罗马与周边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这一主题展开论述。[39]宫秀华、王允研究了罗马共和国征服西西里后利用行省统治模式对当地进行的治理。胡玉娟研究了历史上高卢地区与罗马文明的互动关系,强调了高卢本地传统文明的抵制与渗透对罗马文明的反作用。刘琳琳、宫秀华探讨了罗马-不列颠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及城市化进程。吴琼概述了秦汉时期丝织品辗转进入罗马帝国的基本路径。肖容艳利用罗马史料及相关考古证据复原了古代凯尔特女性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多篇罗马经济社会史论文将罗马社会经济生活的腐败问题与贫富分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关注到腐败现象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外,也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进行了探索。[40]倪滕达以琉善揭露罗马社会腐败现象为线索,提出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公元2世纪的观点。吴萍对罗马共和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相关制度调适进行了述评。何立波对公元1世纪这一罗马历史上的“堕落时代”中的公民道德败坏现象与政府的整顿措施做了分析。


另外,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女性与婚姻、公民集体意识以及社会等级等问题也得到关注。[41]


(六)跨领域研究


罗马法向来是法学史研究者与罗马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专业性较强的领域。[42]徐国栋对罗马法领域中的不同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第6表第1条在罗马法律史上最早实现了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并非一般认为的古罗马人完全不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印象;他还对西塞罗《地方论》中的法律信息、演说术与古罗马法律生活的关系以及古罗马的法律教育制度进行了探讨。杨渊清、张强对公元前123/122年颁布的《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进行了翻译、详注与研究。费安玲对罗马法体系中“遗嘱意思表示限制性规则”这一特定法律现象做了十分精深的剖析。罗洪洋驳斥了几代欧洲学者在罗马法与近代欧洲法治精神之间人为构建起来的文化渊源。另外,罗马法中的各类法律类型以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原本相对冷僻的罗马文化史领域,具备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教育背景的中国学者们结合各自的学科本位,充分利用空间上的中西比较与时间上的古今比较等模式,发掘出了不少研究古代罗马文化的新视角与切入点。[43]杨共乐等撰写的《古代罗马文明》对自建城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期间的罗马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该书于文化史用力尤勤,对罗马历史上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农学、地理学、法学、历法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论述。杨俊明的《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古罗马公民社会道德研究》探讨了道德风尚对罗马帝国社会秩序、军队纪律等要素的影响和道德因素在罗马帝国兴亡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罗马等古代帝国的兴起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梳理。赵林探讨了罗马帝国发展历程中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化”与罗马在文化上的“异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数位学者撰文对罗马哲学、宗教史上的思想流派与代表人物进行了论述。[44]包利民、徐建芬从“治疗型哲学”的角度对塞涅卡的思想体系及其同基督教神学的契合之处进行了剖析。王遥解读了罗马皇帝朱里亚努斯将希腊文化融入其宗教体系所导致的悖论。曹凤珍对古罗马伦理哲学中的幸福观及其后世影响进行了梳理。陈良对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述评。


在罗马艺术史领域,[45]关晓辉对老普林尼《自然史》34-36卷中的艺术史材料做了分类与梳理。徐进伟介绍了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文化对古典艺术转型的影响。在罗马教育史与体育史等领域中,刘黎明、高漫漫解读了若干古罗马教育思想家所阐述的天性教育思想中的辩证色彩。杨弢、陈祥奎撰文论述了古罗马英雄主义对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影响。周琪梳理了罗马艺术教育历程。


比较研究既是一个传统研究方向,也具有众多创新之处。晏绍祥将罗马史与波斯、秦汉史中的“空间”元素进行了类比,揭示了上古技术、资源条件下中央集权表象下广泛存在的地方自治现象。[46]另外,学者们既研究了中国与罗马城市发展、土地制度等传统课题,[47]也发掘了诸如社会规范、宗教翻译活动、装饰艺术等角度。[48]


2015-2016年度,国内罗马史学界在学术翻译方面成绩斐然,斯特拉波、优西比乌斯等古代作家的经典名著被译成汉语,凯瑟琳·科勒曼等当代西方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以中文为媒介被介绍到国内学界,还有若干学者在编订拉丁文-中文对照译本和为古典文献译本撰写详细的学术注疏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49]一批高质量的西方罗马史研究工具书、教材也通过影印、翻译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内罗马史学科的教学条件。


六、古代朝鲜史


2015-2016年度,中国朝鲜史研究继续以文化交流史、移民史、中朝关系史、专题史为主,对一些宏观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开始关注。仍以微观实证研究为主,侧重从考古文化、文化典籍入手,研究古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研究视角多元化。


(一) 理论探索


2015-2016年,中国朝鲜古代史学者侧重从“封贡体系”、“华夷之辨”、边疆问题、学科发展等多个侧面探讨了一些理论问题。赵轶峰认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50]冯立君从中国韩国学的成果发布和成果积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审视韩国学的研究成绩,进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理念,尝试探析目前韩国学领域研究中的空白点,并结合中韩两国的韩国史研究现状,阐述韩国学所属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旨趣、方向等问题。[51]陈尚胜认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52]赵永春讨论了认识历史疆域的“历史共享”原则,认为“历史共享”是各国认识其历史疆域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53]于逢春讨论了以“华夷之辩”为理论基础的“中华主义”在东亚诸国的流播、衍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议题。[54]


(二) 文献研究


朝鲜古代史研究不仅依靠来自朝鲜半岛的文献资料,更多地依赖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因此,朝鲜古代史文献研究表现出重视中国史料、重视对比研究的特点。[55]戴卫红对1996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出数量众多的公元3世纪前期的“货食”竹简及2008年在韩国扶余地区出土的公元7世纪初百济“佐官货食纪”木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拜根兴探讨了《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撰写目的和时间、铭文涉及百济末朝野动态,纠正了以往研究对铭文“三河”“六郡”的错误诊释。赵智滨对《三国史记·地理志》中提到了百济和高句丽时期的许多郡县名进行了考察。杨军结合朝鲜古籍中记载的行政区划沿革,对朝鲜古籍《三国史记》卷三五《地理志》存录大量高句丽郡县名及其所在地做了初步研究。冯立君从质疑《周书》记录的一条高句丽阳原王遣使西魏史料入手,揭示6世纪中叶柔然和高句丽的关系。葛继勇从新出高乙德墓志入手,探讨了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状况。赵智滨对龙朔三年百济亡国之战进行了考述,认为百济亡国之战大致包括古沙、自江口、周留城、任存城等数场战役,具体时间为龙朔三年六月至十一月前后。刘永连、刘家兴以《太平广记》所辑相关资料为基础,辅以《唐大和上东征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人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文献,对唐代中国对东亚海域自然、人文的认知以及对海上交通等状况的认知作了探讨。王彬、张沛介绍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十余方涉及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诸国的墓志,为研究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三) 朝鲜半岛早期历史


在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侧重从年代学和考古发现的角度讨论朝鲜半岛早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中,杨军、苗威、高福顺、王臻集中探讨了朝鲜古代历史分期以及各个阶段的特点。[56]李宗勋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止的朝中韩学界对古朝鲜历史的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系统地阐明了这20年间朝中韩学界各自的研究传统和特点,观点的变化与对立。[57]


早期历史研究离不开考古资料的发现的研究。[58]孙泓根据目前已知的4-5世纪的文献资料及幽州刺史墓的墨书题记,对幽州刺史镇身份、官职及其生存时代历任幽州刺史进行了考察。金石柱、姜龙哲、石光哲通过利用朝鲜境内渤海国遗址相关的属性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整理和分析了朝鲜境内渤海国遗址的类型和空间分布状况。孙炜冉、苗威认为高句丽人前期有着以死亡之地而葬之的传统,这可能与其认为亡地即为灵魂安息之场所的信仰有关。张春艳、李英睿对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构成进行了研究,认为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象征寓意大致可以从神说、生殖说、天水说、佛教说与儒学说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四) 民族、移民问题


人口的流动和变迁,民族的构成和认同是朝鲜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孙泓[59]通过对中朝韩日学者对古代中朝移民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点,并分析了对中朝不同时期移民认识的分歧及引起认识分歧的关键所在。她考察高句丽政权建立前到高句丽政权灭亡整个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认为高句丽是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同时它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另外,对于高丽时期入居朝鲜半岛的女真人,她认为他们是从今中国吉林省东部、黑龙江省南部向南迁徙入居朝鲜半岛北部的。郭威以南向进人高丽的渤海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进人高丽的过程和规模、在王氏高丽的境遇及其社会中的地位。。[60]


学者们还探讨了各类文献中出现的朝鲜人的身份和文献意义。[61]张富祥对《后汉书·东夷传》的《序言》部分作了疏通和解释,总述了上古东夷历史源流,认为其所述东夷并不等同于后世所称的东北夷,讨论了"东夷"概念的历史变化。赵智滨通过爬梳相关史料,指出文献中记载的高句丽军队和人口数量的记载可信。楼正豪对2009年7月在河北邢台市发现的《大唐口口口口寺故觉禅师碑铭并序》进行了考证,认为新罗大儒崔致远在《智证大师碑》中曾提到一位在中国河北常山地区活动的新罗入唐求法僧慧觉,就是邢州漆泉寺的惠觉。王连龙根据传世文献及石刻资料,对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作了考证,认为其对于研究高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箐、王其讳认为《南卑德墓志》揭示了一族中古高句丽新姓氏—南氏,并为研讨中原南氏的迁变与流向提供了新素材。马云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世界的视角出发,对入唐百济人弥军的墓志志文“日本”的准确含义,以及弥军出使侨国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刘永连、刘安琪根据《新增东国舆地地胜览》记述,结合《高丽史》和诸多朝鲜汉文文集等,讨论了其群体的较早分布和迁入、迁出等大致情形。孙炜冉对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进行了考察,认为高句丽亡国后,高藏率领的王室成员悉数移民唐朝,融入华夏民族之内。


(五) 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研究一直是朝鲜古代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学者们不仅注重研究朝鲜半岛对外政治交往的特点,也关注对外交往的路线以及物质文化的交流。2015年10月23-25日,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行,会议主题为“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对外关系”。2016年8月13-15日,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在延边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东亚视野下的中朝(韩)关系史与朝鲜(韩国)史研究”。连续两年学术年会的主题均为对外关系,可见该主题在近年朝鲜史研究中的受到极大关注。


政治交往方面,[62]冯立君认为高句丽5世纪初扩张到辽东打破了自西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在东方形成的陆海交通优势,成为高句丽在南北朝时期“强盛不受制”的一个重要条件,并引发了东亚地缘格局的结构性变动。耿铁华认为好太王碑碑文按年记载的史实,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张春海以刑部为中心,探讨了高丽对唐司法制度的“变异”,认为高丽的司法制度虽移植唐制而来,但由于土俗因素的影响,与唐制仍有较大差距。金锦子以高句丽安减王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这一时期高句丽与南北朝关系的变化,探究了导致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陈俊达、杨军对高丽赴辽使者的个人素质与家世背景、高丽使者的“借衔出使”现象、高丽朝廷对赴辽使者的奖惩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高丽遣使辽朝的意义及影响。陈俊达依据出使目的和频率,将高丽使者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详细考察了高丽使辽使者类型及其派遣等问题,为中朝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乌云高娃对高丽与蒙古的接触及双方征战进行了讨论,认为高丽与蒙古关系经历了从对峙到虚与委蛇再到较为密切的变化过程。孙炜冉以李谨行和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为研究对象,分析朝鲜半岛古代政权对外关系的策略和得失。


军事交往和战争是朝鲜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63]李大龙分析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相关记载,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唐朝和新罗的关系不对等,“联军”“联盟”之说有违史实,也容易使人误解。刘炬对广开土王南征百济之战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其将有助于重新解读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战争史实。


物质交往研究中,[64]白云翔通过对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和日本福冈县平原1号墓出土铜镜的考察,探寻了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问题。认为古代东亚各地之间的交流中,“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刘安琪、刘永连以朝鲜和中国文献为基础,对古代阶段高丽参流人中国途径进行梳理和考实,以丰富和加深对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认识。李乐营对辽金元时期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建立的榷场及与高丽进行的贸易进行了研究。刘永连、王洋对宋元交替之际这一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格局变迁的关键时期,东南飘海商人的活动情况及其作用进行了探究。


文化交往上,[65]黎羌讨论了唐代演艺文化在东北亚诸国的传播,认为中国演艺文化亦为朝鲜半岛诸国与日本国传统乐舞戏剧“文化之母”。拜根兴探讨了作为唐都长安和新罗千年古都庆州,在近三百年交往期间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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