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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中世纪的民主(2)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古代民主的政治目标和手段根本不同于中世纪市民的政治目标和手段。这表现在已经多次触及到的城市政治结构的不同之中。

如果说在中世纪,望族不仅没有干脆消失掉,而是不得不加入此时作为选区的行会,进入市民阶层,那么这意味着:它们在市民之内可能被中产阶级的多数所压倒,即形式上丧失它们一部分的影响。当然,情况往往相反,行会因此会按伦敦同业公会的方式,被推到了成为财阀政治式的吃租息者团体的轨道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进程意味着在城市内部直接参加商业和手工业行业的人或者对此感兴趣者的、在这种现代意义上资产阶级阶层权力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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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公元前450年左右制订十二铜牌法的十人委员会。——译者



相反,如果说在古代,城市的划分不用老的、属人的望族团体,部落和半族,或者除了有望族外,不用部落和半族,而是把城市划分为德莫或者部落,而唯独这些团体及其代表的手中握有政治权力,那么这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摧毁望族的影响。因为它们的上地财产是通过抵押和债务到期而形成的,大部分是分散的地产,在什么地方也形成不了强大的力量,而是各个德莫里以它们财产的微小部分发挥作用。在那里即在各个德莫里,现在地产必须注册登记和纳税,而这在压制大土地所有者政治权力的意义上,其含义要比今天①德国东部的容克庄园区域划入州社区严重得多。此外,整个城市区域分割为德莫就首先意味着:所有市议会和官员的职位都由德莫的代表所占据,正如在希腊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如同在罗马所实行的按照部落(31个农村部落,4个城市部落)划分为委员会(部落委员会)一样。至少根据原先的意图,这应该意味着,并非居住在城市的阶层、而是居住在农村的阶层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意味着他们对城市的统治。即并不意味着像意大利的人民运动里那样,城市里从业的市民阶层政治上的崛起,而是恰恰相反,意味着农民政治上的上升。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从一开始,手工业行业就是“民主”的载体,但是在古代,在克利斯提尼时代,农民是“民主”的体现者。

诚然,从事实上看,这仅仅出现在罗马,而且至少某种程度上较为长久地出现在罗马。在雅典,人们一旦属于某一个德莫,那么这种德莫成员的资格就是一种持久的可以继承的品质,它不取决于住所、地产和职业,恰如半族和氏族与生俱有的那样。例如像狄摩西尼的家族那样,一个帕安尼亚人的家族,经历了无数世纪,在法律上籍贯一直属于这个德莫,在其中要承担各种义务和抓阄担任官职,不管他是否由于住所或者地产还同那里有最低限度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一旦迁入雅典几代人之后,这些德莫地区的农民团体的性质自然就丧失掉。此时,形形色色的居住在城市的手工业经营者都算作是农业地区德莫的成员。因此在事实上,这时德莫是市民阶层纯粹按属人原则划分的,犹如部落也是按属人原则划分一样。这样一来,实际上出席到雅典的公民大会地点的市民,不仅出席会议这一事实得到特权,而且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他们也日益构成形式上农业地区德莫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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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1918年前。——德文版出版人



罗马的情况则不同。对于4个旧的城市部落来说,虽然似乎适用过一种类似的原则。但是,任何一个后来的农业地区的部落都仅仅包括那些在各个地区拥有土地产业的人。放弃这处地产并在别处购置新的地产,人们就变换部落,例如,克劳迪亚家族后来根本不再属于那个依它命名的部落团体。其后果是:虽然无论如何,有利于出席参加部落委员会的、亦即居住在城里的部落,而且由于幅员广阔,还比在雅典更为有利。但是,与雅典不同的仅仅是这么一些人,他们曾是农村地区的地主,而且手中拥有这么大规模的地产,使得他们居住在城里与由外来劳动力经营这些地产能够协调一致:即吃土地租息的人。因此,在平民胜利之后。大大小小的农村地区吃土地租息者控制着罗马的各个部落委员会。一方面是在罗马,居住在城市的土地贵族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在雅典城市德莫的优势,保持了这种差异。

(古代)罗马的平民并非(中世纪意大利那种)人民运动,不是商业和手工业经营者行会的联合,而主要是农业地区有军事装备能力的地主的等级,一般只有居住在城里的地主控制着政治。起初,平民并非诸如现代意义上的小农,更非是一个这里所谈的中世纪意义上的农民阶级,而是乎原地区经济上有充分军事防御能力的地主阶层,在社会方面虽然不是“绅士”,而是“自耕农”,在平民崛起的时代,根据地产规模和生活方式,具有中产阶级的性质:即一个农业市民阶层。

随着(罗马国家的)日益扩张,居住在城里的土地受益者的影响也日益上升。反之,整个具有城市手工业行业性质的居民联合为4个城市部落,即:毫无影响。罗马的达官贵族始终坚持这一点,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也绝不会想改变这种情况,并实现希腊式的民主。罗马军队的农业市民的性质,使得大的、居住在城市的元老院议员家族能够坚持进行统治。希腊民主通过抽签任命执行事务的市议会,并且消灭了基本上是由前官员组成的、与罗马元老院相当的作为最高法院的元老会;与希腊的民主相反,(在罗马)元老院仍旧是城市的领导机构,而且从未作过对此有所改变的尝试。在大扩张的时代,军队的指挥总是掌握在城市贵族家庭出身的军官手中。但是,后来共和国时代的格拉古改革派,像一切特殊的古代社会改革家一样,首先想建立政治团体的军事防御力量,阻止农村土地所有者丧失社会地位和无产阶级化,阻止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买光,增加他们的数目,借以维持进行自我装备的市民军队。亦即它主要也是一个农业地区的党,格拉古兄弟为了能够实现某些目标,也不得不争取那个对承包国家工程和向国家供货感兴趣的、由于参加职业而被排除在官职之外的资本家阶层:骑士,来对抗达官贵族。

伯里克利的建设政策也许可以有理由理解为服务于手工业者就业的政策。因为由联盟成员的纳贡来支付建筑工程费用,因此联盟成员是那些赚钱机会的源泉。不过,正如墓志铭证明确定无疑的.无公民权居民和奴隶参与工程建设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政策绝不仅仅有益于有充分公民权的手工业者。在伯里克利时代,勿宁说,下层的真正“不劳而获”是:水兵工资和战利品,首先是海战战利品。因此,恰恰是人民能轻而易举地被争取去参加战争。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公民在经济上脱得开身,而且一无所有,无所丧失。与此相反,迄今仍然没有发现整个古代的民主发展有一种真正为手工业生产者制订的政策作为举足轻重的因素。

因此,如果说古代的城市政策首先遵循的是城市消费者的利益,那么这肯定也适用于中世纪的城市。但是在古代,措施要严厉得多,显然是因为像雅典和罗马这样的城市,似乎不可能把谷物供应仅仅让给私人商业去经营。而相反,在古代偶尔也有些鼓励特别重要的出口生产的措施。但是首先根本不是手工业行业的生产部门。没有任何地方的一个古代城市的政策是受这些生产者的利益控制的。勿宁说,起初在古老的沿海城市里,对政策方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地主的和骑士的、对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感兴趣的、并从中发财的居住在城市的新贵族,他们到处都出现,但是后来在早期的民主中,也包括那些居住在农村的、有参加重步兵能力的有产者,后者以这种方式仅仅出现在地中海的古代。但是最后,还有一方面是货币和奴隶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两者只以不同的方式,作为大小企业家、吃租息者、军人和水兵,对国家的需求和战利品感兴趣。

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城市民主制度原则上是不同的。随着城市的建立,差别的种种原因就已经存在,并且当时就已经发挥作用。它们出自于地理的和军事的以及由文化史制约的因素。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在形成的时候,发现城市之外的政治—军事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是技术极为高超,自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勿宁说,它们本身就是最高度发展的军事技术的体现者:首先在望族城市里,骑士的密集方阵的体现者,尔后是、而且主要是纪律严明的重步兵战斗的体现者。凡是中世纪在这种军事方面存在着类似情况的地方,例如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南部沿海的城市和意大利的城市贵族共和国里,也显示出在发展中有着与古代比较广泛的相似之处。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南部的城邦里,城市组织的贵族结构早就受到军事技术的贵族性质所制约。正是这些沿海城市,以及除了它们而外,还有一些(比较上)贫穷的内陆城市,它们拥有大片的、政治上屈服的和被居住在城市的吃租息的城市贵族所统治的地区(如伯尔尼),这两种城市最少实现民主制度。

与此相反,中世纪手工业的内陆城市,首先是大陆欧洲北部的城市,面对着国王及其领主封臣的军事和官职的组织,领主封臣是骑士,居住在城堡里,他们遍布欧洲大陆广阔的内陆幅员。它们从建城伊始,很大部分就建立在政治的和领主的、被纳入到封建的军事和官职团体之内的当权者的妥协之上,而愈是往北,愈是往内陆,这种现象就愈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设立“城市”的建制就愈不是为了某一个定居于农村的军事防御团体政治和军事的利益,而是首先出自创建者的经济动机:因为当权者期望能从中采取海关和其他的交往措施,以及能够收税。设立城市建制对他来说,首先不是一桩军事事务,而是一项经济措施,或者无论如何,凡是还有军事考虑方面的地方,军事方面的意义日益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城市自治是西方中世纪城市特有的,历史发展导致了十分不同规模的自治,仅仅是因为城市之外的当权派——这是唯一的始终如一的决定性因素——尚不拥有那种官员的训练有素的机构,能去尽可能地满足城市事务行政管理的需要,哪怕仅仅需求他们自己对城市的经济发展要有兴趣,而且也仅仅在这一点上,城市自治范围是不同的。中世纪早期王公的行政管理和司法,按其本质和其职务承担者的地位,不拥有那种专业知识、稳定性和合理训练过的求实性,不能由自身出发去安排和领导他们自己的、大量要求他们去实现的利益以及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有关利益者们的远离他们等级习惯十万八千里的事务。但是,当权派的兴趣起初仅仅旨在获得货币的收入。倘若市民们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利益,那么城市之外的当权派很有可能不会对市民的事务进行任何干涉,如果干预就可能是固有的、兴建城市的吸引力与其他别的当权派的利益陷入竞争,因而损害他们的收入。他们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是中央权力同大的领主封臣和教会的僧侣政治权力的权力竞争,助了城市一臂之力,因为在这种竞争之内,同市民的货币势力结盟可望得到实惠。因此,政治团体组织得愈是统一,城市的政治自治就愈不能发展。因为从国王们开始,所有封建的权力都毫无例外地怀着极端的不信任,注视着城市政治自治的发展。仅仅是由于缺乏一个官僚体制的职务机构和需要货币,才迫使自从菲力普[二世]·奥古斯特以来的法兰西国王们和自从爱德华二世以来的英国国王们去依靠城市,恰如德意志的国王们试图依仗主教们和教会的财产一样。授职权之争使德意志的国王们丧失这个支柱,授职权之争以后,撒利安的国王们在短期内也有一些措施有利于城市。然而,一旦国王或者区域世袭权力的政治和财政的权力手段,允许它们建立合适的职务机构,它们很快就企图重新摧毁城市的自治。

因此,在中世纪的城市发展中,城市自治的历史插曲与古代相比,是受到根本不同的环境条件所制约的。尤其古代的城市,它的统治阶层,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主利益,统统都是首先以政治和军事为取向的,而且古代的特色愈是明显,这种取向就愈加突出。望族的被推翻和向民主过渡,是受到军事技术的变化所制约的。自我装备的、纪律严明的重步兵军队,肩负了反对贵族斗争的历命,在军事上而且随后在政治上铲除了贵族。重步兵军队的战果十分不同,部分贯彻消灭贵族,如斯巴达,部分达到在形式上消除等级的限制,满足了谋求理性的和易于企及的司法和保护个人的要求,铲除了债务法的严酷,而贵族的实际地位以另外的形式保留着,如在罗马;部分实现把贵族划入德莫社区和对国家进行金钱政治的领导,例如在伯里克利的雅典。只要居住在农业地区的重步兵起决定性作用,大多数就保留着望族国家的权威机构。机构军事化的程度也具有十分不同的力度。斯巴达的重步兵把整个属于军人的土地和在土地上的不自由民当作共同的财产来对待,并使任何有军事防御能力的军人有权要求分享土地的租息。在其他任何一个城邦里,都没有做到这个地步。诚然,与那种仅仅不得触动儿子的继承权、但在其他情况下土地可以自由转让的规定相反,那种后来还保留着残余的对军人土地的转让进行限制,即对市民行会成员的继承了的土地转让进行限制,似乎传播很广。但是这种限制,也处处困难重重,后来都被取消了。在斯巴达,土地的积累虽然不许可落在斯巴达男子的手中,但是可以集中于妇女们的手中,并且改变了起初可能包括8,000有充分公民权的市民“平等者”军人的经济基础,以致最后仅有数百人能负担得起军事的充分训练和交纳共餐制费用,充分的公民权取决于是否参加斯巴达的共餐。在雅典则相反,实行(土地)流通自由加上德莫宪法,促进了把土地分割为小块,符合日益发展的园圃种植的需要。在罗马,情况又相反,自从十二铜牌法时代以来基本上就存在的(土地)流通自由,导致了极为不同的结果,因为同时农村大法遭到破坏。在希腊,凡是军事实力地位的重点转移到海上实力的地方(在雅典,自从科罗尼亚失败*以来,重点终于转移到海上实力),重步兵民主到处都消声匿迹了。从那时以来,严格的军事训练被松懈,古老的权威机构被铲除,于是落脚于城市的德莫控制着政治和城市的机构。

中世纪的城市没有这种纯粹由军事制约的突然转折。意大利人民运动的胜利,首先是基于经济的原因。特别是中世纪的城市:即资产阶级手工业的内陆城市,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以经济为取向的。在中世纪,封建的权力并非主要是城市国王和城市贵族。它们并不像古代封建权力那样,对于把只有城市提供给它们的、特殊的、军事技术的手段,用来为自己效劳,它们并不感兴趣。因为除了拥有战争舰队外,中世纪的城市不是这种特殊的军事权力手段的载体。相反,古代的重步兵军队及其训练即军事的利益,愈来愈成为城市组织的中心,而中世纪大多数市民特权则开始于把军事防御义务限制在市民的城防义务上。中世纪城市市民在经济上日益对通过贸易和手工业达到和平的获利感兴趣,而且是城市市民的下层对此最感兴趣,正如意大利穷苦人民的政策同上层等级的对立所显示的那样。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政治地位给自己指明了成为一个经济人的道路,而在古代城邦在其繁荣昌盛的时代,却保留了作为在军事技术上处于顶峰状态的军事团体的性质:古代市民是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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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47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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