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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中世纪的民主(3)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在北欧的城市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贵族的家士和骑士本身往往被直接排挤出城市。但是,非骑士的[城市之外的]地主或者仅仅扮演着城市臣仆的角色,或者扮演着被动的受保护者的角色,有时扮演着按行会形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在政治上和社会方面无足轻重的园圃工人和葡萄果农的角色,可以说,他们对城市的政治作用微不足道,或者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一般而言,平原地区对于中世纪的城市经济政策来说,只不过是城市经济政策的对象,而且愈来愈成为这种对象。无论在什么地方,典型的中世纪城市都不会想到让自己为殖民者的扩张效劳。

这样,我们已经到了古代城市的等级状况同中世纪城市的等级状况相比较的十分关键的问题上。古代的城邦,撇开已经谈到过的奴隶不讲,有等级的阶层,中世纪只有在早期部分地有等级的阶层,部分地根本没有,部分地仅仅在城市之外才有等级的阶层。它们包括:1.佃农;2.债务奴隶;3.隶属民;4.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人。其中前3种人一般仅仅属于重步兵民主的时代,后来只剩残余,其意义也日益下降。与此相反,重获自由的人恰恰在后来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世袭的佃农制度在古代城邦的范围内,在历史的时代里基本上是存在于被征服的地区。但是,在城市发展的封建早期,它必然曾经是分布很广泛的。佃农地位的基本特点,在全世界都相似,但在细节上十分迥异,他们的地位原则上与中世纪佃农的地位并无二样。佃农处处都首先在经济上被利用。在希腊地区,恰恰是在城市组织没有得到实行的地区,最完整地保留佃农制度,特别是在意大利和那些有严密军人组织的地方,最完整地保留了佃农制,这些地方的佃农被视为国家的依附农,而不是被视为领主个人的财产。除了这些地区之外,重步兵统治的时代几乎到处都让它销声匿迹。在希腊帝国时代,在东方地区的西方统治区域内,它又死灰复燃,这些区域当时服从城市的组织。广大农村地区在保留部落宪法的情况下,划分归各个城市,城市市民为了割据的国王们的利益,组成希腊的(或者希腊化的)城市卫戍。然而,非希腊族的农村居民这种起初为纯粹政治的依附具有根本不同于早期时代世袭的依附的性质,这已经不再属于论述自治的城市的范围。

2.债务奴隶作为劳动力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在经济上失去社会地位的市民。他们的地位是居住在城市的城市贵族和居住在农村的重步兵之间古老的等级斗争的、典型的社会问题。在希腊人的立法里,在十二铜牌法里,在连带责任法律里和在僭主的政治中,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居住在农村的农民阶层的利益,通过某些妥协得到了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十分不同的意义上进行的。债务奴隶不是佃农,而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连同家庭和土地沦落为长期被奴役,或者陷入私人的连带责任,或者为了避免被处决而自愿接受奴役的。他们变成为在经济上可以利用的对象,特别经常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被债主得到的土地的佃户。十二铜牌法要求把沦为债务人的人卖到外地去,这表明他们所具有的危险性。

3.隶属民既有别于债务奴隶,也不同于佃农。一方面,他们不像佃农那样是被蔑视的屈服者。相反,他们是主人的扈从,他们同主人的关系是忠诚关系,忠诚关系使得在主人和隶属民之间的法律诉讼在宗教上似乎是不妥当的。它同债务奴役的对立在于:与后者不同,主人在经济上利用隶属民关系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他们是主人个人的和政治的权力手段,而不是经济的权力手段。他们同主人处于一种由信用调节的关系之中,法官不能监督这种关系是否得到遵守,而是由习俗来监督,在罗马,如果有关的一方违背这种关系,具有宗教的后果(可耻的背信弃义)。他们产生于骑士斗争和贵族统治的时代,起初是个人随同主人一起参加战争的贵族家士——中世纪的语言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他们有义务送礼,必要时提供帮助,而且也许偶尔也有义务帮助劳动,主人给他们分配土地,代表他们出席法院诉讼,然而,他们不是他的奴隶。不过,他们不是像后来的贵族家臣那样,是骑士式的人物和拥有骑士等级,而是一些小人物,拥有少量的农民土地,是一个平民的军人彩邑主阶层。

也就是说,隶属民不参与土地的占有,不参加地区的共同体,因此也不参加军事防御团体,他同一个望族族长建立保护关系(在罗马是投靠望族),有时也同国王建立保护关系,随之他从后者分得装备和土地(在罗马:技术上用这个术语:分给或分配)。他往往从先辈手中继承这种关系。这就是隶属民的古老的含义。完全像在中世纪贵族统治时代产生“被保护人”一样,在古代,同样的情况,促使大量的小农为了让贵族在法庭上代表他们,就同贵族建立隶属关系。这也许是在罗马隶属民制度后来的、较为自由的形式的渊源。与此相反,古老的隶属民制度,至少在罗马让隶属民完全掌握在主人的手中。公元前134年,斯奇皮奥还把他的隶属民组织成为军队。在内战时期,大地主的世袭隶农(小佃户)在这方面取隶属民的位置而代之。

在罗马,隶属民在军队大会上有表决权,而且根据传统(李维*),是望族的重要的支柱。也许从来也没有在法律上废除过隶属民制度。但是,重步兵技术的胜利在那里也消除了它那古老的、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在后来的时代,这种制度保留下来仅仅是为了保障主人的社会影响。反过来,希腊的民主彻底消灭了这种制度。中世纪的城市在其团体之内有这种制度,不过仅仅以享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对受其保护的不享有充分公民权的市民的监护形式出现的。司法上的这种隶属制度随着望族统治的建立而消失了。

4.最后,古代的城市包括着重新获得自由的人。他们的数目众多,作用很大。在经济上,他们是被利用的。根据意大利学者仔细审查的碑文材料,大约有半数重获自由的人是女性。在这种情况下,释放自由可能大多数服务于有效的缔结婚姻,即通过赎买婚姻的候补者促成的。此外,碑文还表明,特别多的重获自由的人是家庭奴隶,也就是说,他们获得自由应归功于个人的恩惠。但是,对于整体来说,这些数字是否可信,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恰恰是对于这类人,在碑文里被提到的机会自然是特别大的。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看一看加尔德里尼家族,这个阶层解放获得自由的人的数目,在政治和经济衰微时期上升,在经济上有利时期下降,是完全可能的:限制赢利机会促使奴隶主们限制家庭预算,同时把困难时期的风险转嫁给奴隶,这时奴隶得自己维持生活,又不得不承担对其主人的义务。农业历史学家们提到了解放自由是对良好的经济服务的奖赏。此外,主人往往把家庭奴隶不是作为奴隶来利用,而是让他获得自由,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必为奴隶承担司法上的——哪怕是有限的——连带责任,正如马克斯。施特拉克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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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译者



不过,其他方面可能起着至少很大的作用。主人允许奴隶自主经营手工业,换取交费,奴隶有最大的机会积攒钱财来赎身,正如俄国农奴的情况那样。但是无论如何,被解放获得自由的人所承担的服务和交费,对于主人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获释自由的人同主人的家庭仍然处于一种完全世袭的关系之中,只有几代人之后才停止这种关系。他对主人不仅承担已经允诺的、往往十分沉重的服务和交费,而且他的继承人也要像中世纪不自由的人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主人的差遣。此外,他还由于有孝敬的义务,对主人个人要作形形色色的服从,这些服从提高着主人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权力。结果是,例如在雅典,那里所实行的民主让获得自由的人根本享受不到公民权,属于无公民权的人。与此相反,在达官贵族的权力地位从未遭受挫折的罗马,他们倒成为公民,只不过平民阶层实现了让他们局限在4个城市部落的目标,在这一点上,达官贵族对平民作了让步;因为担心是否可能会帮助僭主政治提供基础。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的行动被视为是建立僭主政治的尝试,他想把获释自由的人分配到所有的部落里去,使他们在投票权上与公民平等起来。诚然,不能像爱德华.麦耶尔那样,把这个典型的行动理解为创建“伯里克利式”的蛊惑煽动的尝试。因为伯里克利的权力地位不是建立在重获自由的人之上的,他们正是被民主排斥在一切公民权利之外,而是正好相反,是建立在享有充分权利的市民行会对城市政治扩张的利益之上的。而古代重获自由的人大量地是从事和平职业的人的阶层,即经济人的阶层,他们在十分特殊的程度上即比任何古代民主制度中一般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要高得多的程度上,更加接近中世纪和近代手工业的市民阶层。因此,这里所涉及的是究竟是否借助他们会在罗马产生一个人民运动的领袖,而拒绝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的企图意味着:农民军队和城市的达官贵族仍然应该是决定性的因素,前者一般是为后者所控制的。

让我们更加明确地搞清楚重获自由的人这个古代的、在某种意义上最现代的、最接近“资产阶级”阶层的特殊地位吧。重新获得自由的人,从未在任何地方被允许担任官职,从未在任何地方获得彻底的通婚自由,从未在什么地方——尽管在必要时他们也被征召入伍——允许参加军事训练(竞技运动)和参与法律维护。在罗马,他们不能成为骑士,他们在法律诉讼的地位几乎到处都比自由民的地位不利。他们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在经济上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不仅不能够分享由国家提供的或者一般受政治制约的公民的津贴,而且首先不能得到土地,因而也不能拥有重步兵的财产。因此,正是在民主的制度里,土地的租息典型地依然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特殊的垄断物。在罗马,他们是二等公民,不能拥护骑士的尊严意味着:他们不能参与由这个骑士等级在那里所垄断的承包大的税收和向国家供货的生意(至少不能是自己经营)。也就是说,同骑士相比,他们是一种平民的资产阶级。但是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特别是被排除在古代的、以政治为取向的资本主义之外,因此不得不走上一种比较现代的、资产阶级职业获利的轨道上。因为我们也是最显示出现代性质的职业获利形式的最重要的体现者,在很大程度上最相当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但在有些情况上崛起为大富豪的中产阶级,与希腊城市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典型的德莫形成鲜明的对照,德莫垄断着受政治制约的租息:国家的租息,日补贴金,抵押租息,土地租息。奴隶制的劳动训练,加上对奴隶很有吸引力的赎买自由的奖赏,在古代对于不自由的人从事职业获益的意愿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完全像近代俄国的情况一样。而古代的德莫对军人和政治感兴趣。重获自由的人作为经济利益者阶层,是奧古斯都作为“实现和平者”现成的迷信崇拜教区。由他所建立的奥古斯都尊严相当于我们当代的“宫廷食物征发官”。

在中世纪,重获自由的人作为一个特别的等级,只在建立城市之前的早期有过。在城市之内,其继承人完全或部分受主人支配的农奴阶层,早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就受到局限,因为有“城市空气使人自由”这么一条原则,此外,还由于皇帝们的城市特权,城市特权禁止领主们侵犯城市市民的继承人,随着行会统治的确立,农奴阶层就完全消失了。在古代,一个包括有公民权的、重新获得自由的、和不自由的手工业工人的行会组织,根本不可能作为本身是军事团体的城市政治的基础,而中世纪行会宪法恰恰相反,其基本出发点是否定城市之外的等级差异的。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从制订重步兵纪律以来,古代城邦就是一种军人的行会。凡是城市推行积极的以陆地为基础的政策的地方,它必然会或大规模或小范围地以斯巴达战士为榜样:由公民建立训练有素的重步兵军队。阿尔戈斯和锡韦在它们进行扩张的时代,也建立军人精干部队,在锡韦,还通过个人伙伴情谊的纽带联合起来。没有这类军队而是只有市民重步兵的城市,如雅典和大多数其他城市,陆上被迫采取防御。然而在望族被推翻之后,市民重步兵到处都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决定性的阶级。中世纪也好,或者其他地方也好,这个阶层是无以伦比的。

在斯巴达以外的希腊城市,也都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常设兵营的性质。因此,在重步兵城邦的初期,城市愈来愈对外闭关自守。恰好同赫西奥德时代在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迁徙形成对照;很多方面限制着军人土地的转让。但是在大多数城市里,这种制度很早就衰微,而当有一部分变为雇佣兵,有一部分在沿海城市里海军服役占优先地位时,它就完全成为多余的了。然而即使在当时,军事服役对于城市的政治统治终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城市的政治统治保留着一种军事行会的性质。对外,恰恰是在雅典激进的民主,与其有限的市民数目相比较,支撑着几乎是异想天开的、囊括着埃及和西西里岛的扩张政策。对内,城邦作为军事的团体享有绝对的主权。公民大会在任何方面都可以随意处置个人。经济经营不善,尤其是浪费继承下来的军人的土地(在罗马宣告父母和祖父母的财产为禁治产的形式),婚姻破裂,教导无方,虐待父母,对神不敬,亵渎神明——总之,任何危害着军事的和市民的行会和制度的举止或者可能激怒诸神而对城邦不行的行为,在雅典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伯里克利在图基迪德*葬礼上著名的讲话里信誓旦旦地保证:在雅典,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罗马,这类行为会导致监察官的干预。也就是说,原则上谈不上有生活方式的个人自由,而只要存在着个人自由,例如在雅典,那么它是以减少市民民兵的打击力量的代价换来的。在经济上,希腊的城市也绝对支配着个人的财富:负债时,到了希腊帝国的时代,城市还把它的市民的私人财产和个人抵押给债权人。

市民首先仍旧是士兵。根据鲍桑尼亚**的记载,城市除了有泉水、市场、官邸建筑和戏院剧场外,还有竞技场所。到处都有体育竞技场所。市民在市场上和竞技场上消磨其大部分吋光。市民的个人要求是:轮流主持公民大会,陪审官职务,市议会职务和官员职务,但是首先是参加东征西讨:数十年如一日,年年夏天进行征讨。在雅典,就是在古典的时代,提出过这种要求:在历史上,尽管文化差异,不管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都未曾听说过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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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基迪德(约公元前460—400年以后),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 鲍桑尼亚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历史学家,约于公元160—180年间写作一部希腊游记,是希腊史的重要文献。——译者



民主的城邦染指一切不管多么重要的市民的财富。三橹战船的地区捐赋:装备和建造海军战船,等级的社区捐赋:筹备大的庆典和演出,必要时强行借贷,阿提卡的反对定量征税制,这一切都使得整个市民财富的形成很不稳定。人民法院的绝对随心所欲卡迪司法(民事诉讼案接受几百名对法律一窍不通的陪审员的审判),强烈地危害着形式法的可靠性,使得我们宁肯说,财富的继承存在,会比任何政治失败时的强烈转折更加令人惊讶。最重要的财富组成部分之一即奴隶,由于大量逃跑,奴隶数目大大缩减,政治的失败发挥着更具毁灭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承包捐赋,民主需要供应、建筑工程和资本家的捐税。但是,像在罗马那样以骑士等级的形态出现的纯粹民族资本家阶级,在希腊并没有发展起来。勿宁说,正好相反,大多数城市试图通过准许和吸引外来的求职者,来提高城市的竞争,而各个城市区域太少,不能提供足够的赢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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