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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中世纪的民主(4)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拥有土地,大多数还适当拥有奴隶,奴隶向主人交付租息或者作为工人出租(尼基亚斯*),此外,拥有船只和资本参与商业贸易,这些都是市民典型的财富投资。此外,对于掌握着统治权的城市来说,还有在外部的地产抵押和地产。只有当被统治的市民行会的地区地产垄断被打破,在城外的地产抵押和拥有地产才有可能。因此,国家获得土地,然后租给雅典人,或者分给阿提卡的殖民者,允许雅典人占有臣服城市的地产,这些是海上统治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说,拥有地产和奴隶在市民的经济地位中,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也从根本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战争可能把这些财产关系推翻,战争旷日持久,同望族时代的骑士所进行的战争不同,这种战争愈来愈变得极端肆无忌惮。几乎每一个战役的胜利,都大量屠杀俘虏,每征服一座城池,都残杀或奴役整个城市居民。相应地,每一次胜利都突然增加奴隶的输入。这样的德莫不可能首先是以和平的经济职业收益和合理的经济经营为取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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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基亚斯(公元前469—413年),雅典的国务活动家和军事统帅。——译者



对此,中世纪城市市民阶层的行为,早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根本不同。在中世纪,最为近似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沿海城市威尼斯,尤其是热那亚,它们的财富取决于它们海外的殖民实力。但是,这里所指的主要一方面是种植园地产或者领主的地产,另一方面是贸易特权和手工业行业的迁移,而不像在古代,是殖民,军饷或者用贡品来犒赏市民大众。尤其是中世纪手工业的内陆城市与古代城市的类型相距十万八千里。虽然意大利人民胜利之后,上层行会的经营行为常常包含着极端好战的思想。主要是消灭令人厌恶的竞争对手,控制交通要道或者在交通要道上免征关税,贸易垄断和堆栈货物权利等,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世纪城市的地产状况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既是外部取得胜利的结果,也是城市内部党派统治变革的结果。特别是在意大利:被打败的一方或敌对的一方的地产,给了占统治地位的一方有机会,让国家的强制行政机构把对方的土地出租,或者通过直接购买获得地产,而每征服一个外部的社区也就增加被征服的农村地区,因而也增加了战胜的市民得到土地的可能性。但是,这类财产变化的激进主义,是不能与古代城市晚期巨大的财产变革同日而语的,古代城市晚期每一次革命、每一次胜利的对外战争或国内战争,都带来财产关系的巨大变革。首先,在中世纪的扩张中,地产在经济的利益上并不占据首要地位。

中世纪城市在行会的统治下,比古代独立城邦时代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更加特别强烈地以通过合理的经济去获益为取向。到了希腊帝国时代和罗马的晚期,城市自由败落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通过城市的战争政策道路为市民建立经济上的功勋的机会,被葬送殆尽。诚然:即使在中世纪,也有一些城市是陆地战争技术进步的体现者,特别是佛罗伦萨,在它的军队里首先出现了炮兵。伦巴第人组建抗拒弗里德利希一世的市民军,就已经意味着军事上的重大创造。但是,骑士军队总的来说,至少同城市军队仍然是平起平坐的,一般在低洼地区要远占优势。强大的兵力虽然可以作为城市市民的支柱,但是在内陆地区却不能作为他们经济上收益的基础。由于最高军事领导人的驻地不在城市,表明经济上的职业获利要依赖合理的经济手段的途径。

古代的城邦本身创造了四大强国模式:狄奥尼索斯的西西里帝国、阿提卡同盟、迦太基帝国和罗马—意大利帝国。伯罗奔尼撒同盟和维奥蒂亚同盟,我们可以搁置不谈,因为它们的实力地位是短暂的。那四大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是建立在一种不同的基础之上的。狄奥尼索斯大国是一种依仗雇佣兵以及除此而外只能依仗市民军支撑的、纯粹的军事君主制,这种君主制不典型,我们并不特别感到兴趣。阿提卡同盟是一种民主的模式,即市民行会的模式。这必然导致一种十分排他性的公民权利政策,并且另一方面,制约着结盟的、民主的市民行会要完全服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的市民行会,因为贡品的数额不是协议固定的,而是在雅典单方面确定的——尽管不是由德莫本身确定,而是由一个由德莫选举的进行调解矛盾谈判的委员会确定的——,而且因为同盟的一切诉讼案都要在雅典举行,因此,除了少数例外,臣服者自己建造船只和军队由支付货币取代,因而把整个水兵的服役都交给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之后,那里的小小的市民行会就成为辽阔帝国的不受限制的主宰。因此,只要最终消灭这个德莫的舰队,就必然结束这种统治。

迦太基城的大国是建立在雇佣兵军队之上的,迦太基城受到大望族财阀严格的统治,它们把贸易和海上战争贏利以典型的古代方式与大地产相结合,但是在这里,地产是资本主义式的、用奴隶来耕作的种植园地产。(与扩张政治息息相关,这个城市开始转入铸造货币。)军队依赖它的领导人个人、他们的成就和命运以及它得到战利品的机会,军人领导人同城市新贵族家庭的紧张关系永远无法消除,直到华伦斯坦,每一位靠自己征募士兵的统帅同他的委托者总是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永无止境的不信任严重削弱了军事行动,所以,一旦市民军也把一位长久的军队统帅置于首位,军士和士兵的军事作战能力与雇佣军旗鼓相当,雇佣兵的职业军队在战术上对意大利的市民军的优势,就不能持久地保住。

阿提卡的德莫的态度以及由它发展起来的贝壳放逐法制度*,与迦太基的财阀政治和斯巴达的监察官们对胜利的军队统帅们的不信任,完全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与此相反,统治阶层对于一旦产生军人君主政体,就必须瓜分被征服的外部民族的奴隶感到厌恶,这就使古代城邦的扩张势力瘫痪下来。此外,所有古代重骑兵的共同特点是,由于有强大的、经济上有用的、政治垄断利益的支持,都不愿意通过开放对公民权的限制,来扩展享有充分权力的公民自己政治的特殊共同体化,并使之融化在一个由无数单一社区组成的帝国的一种唯一的公民权里。所有通过这种途径达到一种城市间公民权利的共同体化的形式,都从未使那种基本倾向完全消失。因为市民把它作为权利、作为其威望和思想上的市民自豪感的基础以及作为经济的基础加以享用的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属于军事的市民行会,而迷信崇拜共同体相互间严格的排他性,是妨碍形成统一国家的又一个因素。所有那些因素,并非完全不可能克服,正如维奥蒂亚联邦国家的形态所证明的那样,这个联邦国家有一种共同的维奥蒂亚的公民权,共同的官员,一个由各地市民阶层的代表参加的、有权作决议的全国大会,共同的铸币,以及除了各个城市的社区自治外,还有一支共同的军队。在这方面,这个联邦国家在希腊世界之内几乎是孤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毫无相似之处,而所有其他的同盟关系处于恰恰是背道而驰的方向上。促使罗马的社区在这方面推行一种同古代的类型大相径庭的政策的,完全是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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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87年开始在雅典实施的放逐法,公民把该放逐者的名字写在贝壳上,放逐10年。——译者



在罗马,一个具有强烈封建特征的绅士阶层仍然是统治的体现者,其规模是任何古代城邦无法比拟的,在短暂的震撼之后,它总是重新掌政,这也清楚地表现在各种制度里。平民的胜利并未带来在希腊意义上的德莫的划分,而是带来从形式上看是在部落里的农民的统治,但在实质上则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村吃土地租息者的统治,他们总是唯我独尊地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只有他们在经济上“脱得开身”,即具有担任官职的能力,元老院作为大官们的代表机构[是]达官贵族形成的载体。而且,封建的和半封建的依附关系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在罗马,隶属民制度作为制度最晚期还起着作用,尽管它古老的军事性质日益丧失。此外,我们已经见过,重获自由的人本质上正是处于一种奴隶式的司法依附之下:凯撒下令处死他的一个重获自由的人,对此却没有产生什么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的达官贵族日益成为这样的一个阶层,按其地产的规模,只有早期希腊的米尔提亚德之类的、地区间贵族的被诅骂为“僭主”的人物,才与之略有相似之处。更早些时候的卡图时代还期望得到适当规模的地产,但是无论如何要比阿尔基比亚德*的继承遗产规模大,或者比被色诺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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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基比亚德(公元前450—404年),雅典国务活动家和军队统帅。——译者

**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354年),古希腊作家。——译者



为正常的地产还要多。但是,无庸置疑,各个贵族家庭当时就已经聚敛着大量这类产业,此外还直接参与畅行全世界的被视为合乎等级身份的形形色色的商业,而且通过他们的重获自由的人和奴隶的中介,也参与与等级身份不合的生意。没有任何希腊贵族能妄求同稍晚期的共和国罗马望族的经济和社会的水乎比试高低。在罗马贵族日益增长的田地上,小块土地的佃户(世袭隶农)的数目也不断增长;他们由主人提供动产,监督经营状况,随着每一次危机都愈来愈深陷债务的泥淖里,事实上,他们一直世袭地留在他们的位置上,完全依附于主人,在内战中由交战各方组建为军队,帮助作战(正如在努曼西亚战争*中军队统帅们还组织隶属民帮忙打仗一样)。

然而,不仅大量的个人处于隶属关系之中,战胜的军队统帅也把结盟的城市和国家置于个人的保护之下,而这种保护权力一直为他的家族所有:例如克劳迪乌斯家族把斯巴达和佩加马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其他的家族保护着其他的城市,这些家族接受被保护城市的使节,在元老院里代表着它们的愿望。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未曾达成过这样一种在单一的、形式上纯粹是私人的家族手中的政治保护协议。早于一切君主政权的出现,就存在着一般只有君主们才能握有的、私人的统治者权力。

民主制度也未能打破达官贵族的这种建立在形形色色的隶属关系之上的权力。在罗马从来未曾想过要按照阿提卡的方式,把望族划入德莫社区,并把这些团体提高为政治团体的宪法组成因素,以便摧毁望族的权力。同样也未尝试过,要像阿提卡的民主制在消灭元老会以后所做的那样,建立一个由抽签组成的德莫委员会作为行政管理机构,建立一个从全体公民中抽签决定的陪审官作为法院机构。在罗马,最为相当于希腊元老会的达官贵族的代表机构即元老院作为常设的团体,同变换无定的选任官员相比,把行政管理的监督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胜利的军人君主制度,起初也未曾尝试过把这些望族推开了事,而是只能解除它们的武装,把它们局限在和平的外省的行政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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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曼西亚位于西班牙北部,古代城市。公元前133年凯尔特人反抗罗马统治时被毁。——译者



统治阶层的世袭制结构也表现在官职事务的领导方式上。原先机关人员可能到处都是官员们自己提供的。诚然,在和平的行政机构里,下属人员的任命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官员的支配,但是,隶属民和重获自由的人肯定支持军事统帅,不过除此而外,从结盟的望族中个人的和政治的朋友结成的自由随从,在统帅行使职务时也支持他。因为在军事役勤方面,广泛地允许移交给受委托者去履行。军人君主政体初期的皇帝领导着他的行政事务,尽管后来日益受到限制,无论如何,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他的重获自由的人去完成的,因此,这个阶层当时正好是在历史就有众多隶属民的克劳迪乌斯家族的统治下,达到其权力的顶峰的,而倘若克劳迪乌斯家族出任皇帝,元老院就会受到威胁,在形式上也要把整个行政权力彻底拱手交到这些他个人的臣仆手中。恰如在共和国后期的贵族望族那样,在皇帝的时代,他经济上的权力的最重要的重点之一,也在尤其是在尼禄统治下大大增加了的领主手中,以及在这样的一些地区,尤其像埃及,在那些地方,即使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法律上,但是在事实上,行政管理是作为一种个人的世袭制统治的。罗马共和国及其绅士行政管理的世袭制和封建制特征的这种直至后来时代还发挥着影响的重要意义,以其特有的方式,历来就存在于一种从未中断的传统之中,哪怕原先其规模自然要小一些,而且也是同希腊有十分重要的区别的渊源。

外在的生活方式就已经显示出典型的区别。在希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利用战车作战的时代,贵族的男子就开始在赛马场上厮打。竞技比赛是骑士个人决斗和美化骑士英雄的产物,是希腊教育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的源泉。同中世纪的骑士马上比武相比,尽管战车和马都处于突出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某些特定的正式的庆典只能一劳永逸地采取竞技比赛这种形式进行。随着重步兵技术的出现,只不过是拓宽了竞技的范围。一切在竞技场上练习的项目:标枪比赛,搏斗,拳击,尤其是赛跑,都采取这种形式,这样一来,都变得“能登大雅之堂”了。敬神的宗教仪式的歌咏由显示肌肉的竞技比赛作为补充。虽然高贵的人在这当中可以通过他的财产——他拿来参加竞技比赛的马匹和战车——的质量大出风头。但是从形式上看,平民的竞技比赛必然也是被承认为平起平坐的。竞技比赛是有组织的,有奖赏,有裁判员,有比赛规则,它渗透着整个生活。同一切蛮族人相反,除了歌颂英雄*外,它变成为英雄主义最重要的民族纽带。

希腊人最早出现在艺术品的画面上似乎就表现出裸体是他们特有的,除了武器外,二丝不挂。从最高军事训练的策源地斯巴达开始,裸体传遍整个希腊世界,连遮羞布也都不缠了。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把像这种[竞技比赛]的制度,发展到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控制着一切利益和整个艺术实践,以及对话,直到柏拉图的对话的唇枪舌战。直至拜占庭帝国统治晚期,竞技的各方采取把群众分离的形式,它们是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革命的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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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指荷马的史诗。——译者



对于印度日耳曼人来说,这个制度并不这么重要,至少在其古典希腊时代所具有的发展方式上,对他们是陌生的。在伊特鲁西亚,卢库莫人的城市贵族统治着被蔑视的平民,他们让花钱雇佣的田径运动员为自己表演。在罗马,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也拒绝这种一起干和在大庭广众下表演的做法。贵族的威望优越感从来容忍不了保持距离和尊严的丧失,对它来说,“小希腊人”的这些裸体体操庆典毫无意义,如同迷信崇拜的歌舞,狄俄尼索斯的纵情狂欢,或者降神附体的精神错乱等毫无意义一样。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在市场上和在公民大会上演讲和交往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正如竞技场上的比赛完全消声匿迹一样。到了后来,而且主要是在元老院里发表演说,因而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阿提卡煽动家的政治演讲艺术的性质。老人、首先是离职官员的传统和经验决定着政治。年老而不是青春,对于交往的基调和尊严感的性质是举足轻重的。理性的考虑在政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由演讲激发起来的德莫对夺取战利品的兴致,或者青年战斗队的感情的激动。罗马依旧是在绅士阶层的经验、深思熟虑和封建权力的指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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