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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简史——古代部分(2)
来源:[北大史学论坛]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王新生

三、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比绳纹时代陶器在技术上更为进步的新型陶器,其形制一致、纹样简单、外形美观。由于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所以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直到公元二世纪的这一时代为弥生时代,同时也称作弥生文化。该文化的主要特征除弥生式陶器外,还有水稻农耕的普及、金属工具的应用、阶级及地域国家的出现等。
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获得迅速发展。从中国大陆传入的水稻栽培技术首先扎根于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本州岛传播。水稻的种植,使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半定居生活急速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在弥生时代初期,水稻种植尚较为粗放。中期以后,由于水利技术的进步,耕种地区不断扩展,不仅在有河流的冲积平原或低湿地带,而且在中部的山岳地带也开辟了水田。在属于弥生后期的登吕遗址中,展现了较高水平的水田耕作技术。
登吕遗址位于本州岛中部的静冈县南端。在大片低湿地上,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开垦了成块的水田。每块水田的面积不尽相同,小的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2300平方米,一般在1400平方米左右,总面积约为七万平方米。大片水田整齐排列,畦与畦之间用木板和木桩相隔。有一条全长500米的灌溉水系和排泄水系并行的水渠,在水渠的中部有两个堰,调节灌水和排水。灌溉水路和排泄水陆相交之处,安置了木制的过水通道。
弥生时代水稻普及及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关。弥生时代的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器械,与石器、木器、骨器等工具混合使用。铁器器械的出现,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制作与铁器的制作上。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也是从大陆传入的,开始作为各种工具使用,但后来仅作为祭祀用具或人们喜爱的珍品,并逐渐形成了以铜剑等武器为中心的北九州文化圈和以铜铎为中心的畿内文化圈。同时,中国大陆的铜镜也大量传入日本。铁器制作主要是采用锻造法,材料是从大陆输入的。目前从地下发掘出的铁器除农具外,还有许多手工业工具,如锯、刨、凿等,也开始用纺织工具织布,其技术与工具大多从中国大陆传入。
在住宅方面,弥生人与绳纹人相同,为竖穴建筑。后来为贮藏稻谷,用木柱建造高出地面许多的仓库,人类也逐渐居住到这种高架房屋中。30座左右的高架房屋、仓库构成一个村落,周围挖有具有防御功能的濠沟,在近畿和伊势湾地区,甚至有数重濠沟的村落。与绳纹人的屈身葬不同,弥生人多为伸展葬。就棺墓的形状来看,既有瓮棺葬,也有箱式石棺葬,还有木棺葬。
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差异。绳纹人的平均身高为150公分左右,方脸庞,弥生人身高160公分左右,长脸庞。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朝统一及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另外,从以农耕技术与金属工具为中心的弥生文化首先出现在日本列岛西南的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东北方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
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因而在出现劳动剩余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以及阶级的形成。从弥生时期的遗址发掘来看,墓地多以男性为中心,而且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另一方面,定居的农业社会在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时,为争夺更好的生活资源,村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结果推动了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地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后,在北九州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地域小国家群,这些小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统治的权威性,有意识地与强大的大陆政权交往。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道: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半个世纪后,“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在北九州地区的弥生中期遗址中曾发掘许多青铜镜、货币等汉朝物品,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无疑加强了当时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大陆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


第二节 早期国家的形成

一、 邪马台国
日本正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八世纪初撰写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但其中搀杂了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因而在其之前的历史需要参考东亚其他国家的古籍,其中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根据该史料的记载,公元二世纪末日本列岛上本以男性为国王的倭国发生动乱,小国之间相互攻击,一年后共同推举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王。女王“事鬼道,能惑众”,独身,深入简出,由其弟辅助治理国政。卑弥呼死后又立一男王,结果再次引起动乱,公元248年,与卑弥呼有血缘关系的13岁少女壹与成为国王后局势才稳定下来。30多个小国组成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联合王国,其政治机构尚未成熟。最高统治者是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级官员。大率是中央派到各小属国的检察官,大倭是全国管理集市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地方官员等级有多有少,有些属国还保留国王。邪马台国有一支维护统治秩序和对外战争的军队,并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有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由此可见,该国为带有母系氏族、政教合一等原始社会残余的早期国家。
邪马台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种禾稻、苎麻、蚕丝”等。农业生产水平日趋提高,酿酒业已相当普遍。“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除供人们吃饭外,还可满足喝酒的嗜好。手工业已同农业分离,有生产兵器、工具者,还有纺织手工业者,也出现了专门制作供贵族们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根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新国王壹与曾向曹魏赠送白珠五十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白珠”即珍珠,是九州地区的传统产物,“青大句珠”是用玛瑙加工而成,异文杂锦是精美的纺织品。
随着水稻及其它农作物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较大的村落或集市,人口逐渐增加。邪马台国有七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五万多户,奴国有两万多户,其它数千户不等。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进步以及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邪马台国及其下属各国都设有贸易集市,“国国有市,交易有无”。除特定区域的集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距离的贸易活动,例如在对马国,“乘船南北市籴”,在一支国,“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
当时的邪马台国“尊卑各有差序”,基本居民分为“大人”和“下户”。“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差别,两者路途相遇时,“下户”要躲到草丛中,为“大人”让路。和“大人”谈话时,“下户”或蹲或跪,两手据地,非常恭敬。“大人”可以娶四五个妻子,“下户”只能娶两三个。“下户”有向国家交纳“租赋”的义务,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也是作战时的主要军人。由此可见,“大人”为贵族,“下户”为平民。除“大人”和“下户”之外,还有“奴婢”和“生口”,两者的身份相当于奴隶,来源于战俘或罪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用做家内劳动或作为礼物赠送,甚至被当作殉葬品。例如卑弥呼女王使役奴婢千余人,其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邪马台国使节数次到魏国朝贡时,均有献男女“生口”的记录。
邪马台国与大陆政权交往频繁,仅在239——248年就四次派使者到魏国。根据史书记载,239年卑弥呼遣使魏国,被授予“亲魏倭王”印,赐给黄金、刀、铜镜、真珠、纺织品等;248年,新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珠,异文杂锦二十匹”。
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的方位来看,邪马台国应在九州岛的北部地区,但从其记载的距离来看,则应在近畿地区,因而学术界围绕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另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以及考古资料,邪马台国最终结果如何以及其与后来近畿出现的大和国具有何种关系,仍有许多不解之迷。

二、 大和政权
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因而三世纪后半期和整个四世纪日本列岛的真实状况不得而知,但大量考古发掘表明,至少从公元三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大和(今奈良县)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出现一个较大的国家,史称倭国或大和政权,因为此时出现了许多象征权威的巨大前方后圆陵墓。从四世纪开始,这种古坟从畿内地区遍及列岛中部以西各地,显示至少在西日本地区已经出现了统一的政治联合体。
从公元三世纪末到七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坟墓在日本列岛到处可见,因而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古坟时代。但从古坟的形式和规模上看,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在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的早期古坟时代,古坟的形状为前方后圆形或圆形、方形等,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奈良县箸墓古坟,长达280米,随葬品多为铜镜、玉石、铁制农具等;从四世纪中期到整个五世纪,为中期古坟时代,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出现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大阪府的仁德天皇陵(亦称大山陵古坟),长486米,后面的圆部直径249米,高35米,前面方部宽306米,高33米,三重濠沟,其面积甚至超过埃及的金字塔或中国的秦始皇陵,需要2000人连续劳动16年方可造成。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此时已经控制了西至九州、东至关东地区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巨大古坟中的随葬品多为骑马用具和骑马作战用的武器,反映了大和政权为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而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并常常参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使大和政权的军队学会了骑马作战,并将战马及其武器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朝鲜以及中国的有关史料记载了大和政权派军队参与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以及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例如高句丽王国的《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上有“倭以辛卯(391)年来,渡海破百残”的字样。中国史书《宋书·蛮夷传》也有这样的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征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六世纪至七世纪为古坟时代晚期,出现各种形式的坟群,以其规模表示身份等级的前方后圆坟消失,一般认为这与儒学及佛教传入而带来的新统治理念有关。例如在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实施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制定冠位十二阶等改革措施。
在早期古坟时代,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截然分开,不仅其居住地点相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贵族们居住在周围有濠沟的建筑群中,除生活住宅外,还有祭祀、政务、仓库等场所,而普通民众住宅简陋,周围没有濠沟,只有栅栏,建筑群内有复数竖穴屋及平房、高架仓库、畜舍等,具有复数家庭的大家族组成一个村落。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多为制作较为精美的陶器,相信万物有灵,祭祀对象为山、石、河、木等自然物品。与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祭祀用具不同,四世纪时多为金属武器及农具、玉石,五世纪后以石制的镜、剑、玉较多。
大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王为中心的畿内地区贵族的联合体,进入五世纪以后,形成了王位由大王家族人员继承的惯例,而且为有效管理其统治地区,逐步建立了以“氏姓制度”、“部民制”、“县主国造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氏为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与大和政权关系密切的氏族集团分为以地名为姓氏的家族和以服务王室的职业名为姓氏的家族,前者有葛城、平群、巨势、苏我、吉备、出云等氏族,后者有大伴、物部、土师、中臣、膳等氏族。氏族首领被称为“氏上”,同族成员被称为“氏人”,由“氏上”代表氏族参与各级政治。五世纪末,大和政权按照氏族的政治地位授“姓”给“氏上”。中央级的“氏上”被授予“臣”、“连”姓,协助大王统治全国的葛城、平群、苏我等“氏上”授予“臣”姓,原服务王室的大伴、物部、中臣等“氏上”授予“连”姓。同时从“臣”姓和“连”姓中各选一名担任最高行政职务者,被称为“大臣”、“大连”。另外,在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氏上”被授予“君”姓,一般“氏上”被授予“直”姓,地方行政首长以及手工业氏族的“氏上”授予“造”、“首”姓等。具有“姓”的“氏上”拥有占有土地、参与国政或地方行政的经济、政治特权,是具有统治者身份的贵族。通过大王对“氏上”的授姓制度,完善了大和政权统治体系,并巩固了大王的支配地位。
大和政权的王室、中央及地方贵族均有自己的土地及其耕种者。王室的直辖领地称“屯仓”,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耕种者为“屯仓”周围服徭役的农民,他们被称为“田部”。另外,大和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还将地方贵族的一部分私有民划为中央政府直辖民,称为“子代”、“名代”部,由政府官员加以管理。各级贵族的私有地称为“田庄”,其土地上的劳动者归贵族所有,被称为“部曲”,冠以“氏上”之名,如苏我部、大伴部等。除土地劳动者外,大和政权还将从大陆移民来的手工业者和知识人编成各种“品部”,例如锻冶部、锦织部、制陶部、玉造部、忌部、史部等,由“伴造”管理,为大和政权制造手工艺品或从事记录历史、编制文书及帐目等文字工作。
大和政权最初在重要的地区设置县,其首长称为“县主”,任命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又将县改造为“国”,其首长称为“国造”,仍由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国造掌管特定区域的行政事务,并管理屯仓与部民,统帅军队等,但要向中央政权进贡地方特产、战马、士兵等,其家族也有为大和政权负徭役的义务。

三、 对外关系
从三世纪到六世纪,中国大陆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受其影响,朝鲜半岛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地处中国东北部的高句丽不断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其领土,313年吞并大陆汉政权设置的乐浪郡。在朝鲜半岛南部,三世纪时形成三个小国家,即马韩、辰韩、弁韩。进入四世纪后,马韩、辰韩演变成百济、新罗,弁韩仍是小国联合,其地区被称为伽耶。受到高句丽入侵压力的百济、伽耶,与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史书记载,399年百济曾与大和军队一道进攻新罗。
根据《宋书·蛮夷传·倭国》的记载,进入五世纪后,大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由赞、珍、济、兴、武五人担任。他们一方面通过插手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战事,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获得必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以铁为中心的金属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派遣使节向中国大陆政权朝贡,获取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统治的权威以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从公元413年到502年,大和政权先后13次遣使到东晋、宋、梁各朝,要求给予册封。据史书记载,宋顺帝在478年“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与中国政权的接触,大陆文化陆续传入日本列岛,其中包括制造铜镜、铜铎、铁制农具、武器、马具等及其冶炼术;在制陶术方面,古坟时代前期的栉目纹陶、土师器、须惠器等陶器均受到大陆的影响;在养蚕、丝织方面,其有关技术直接来自大陆;在建造宫殿与陵墓方面,不仅有来自大陆的渡来人参与,而且深受大陆建筑风格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字、儒学、佛教也陆续传入日本列岛。六世纪时,许多百济五经博士将儒学带入日本列岛,同时百济圣明王献佛经给大和政权,儒学和佛教遂成为大和政权统治人民及国家统一的思想工具。
当然,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与大陆移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估计,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共有百万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居民迁移到日本列岛,其中有三次高峰时期。首先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因秦朝统一大陆及其灭亡造成大量人口流动。众多渡来人涌入日本列岛,推动了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过渡;后两次移民高峰分别是在公元六世纪前后的大陆南北朝动乱时期以及公元七世纪中期以后的朝鲜半岛统一,这两次移民高峰不仅带去大陆先进的文化技术,而且推动了日本列岛国家的成熟。具体地说,就是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型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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