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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简史——古代部分(4)
来源:[北大史学论坛]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王新生
第四节 庄园与摄关政治

一、 奈良时代的社会
710年,天皇朝廷迁都奈良盆地北部的平城京,至到794年迁都京都的平安京,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奈良时代”。
为有效地治理所辖区域,联结中央和地方的交通体系建立起来。以京城所在的畿内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地方七条各国司所在地——国府的官道,每16公里设一驿站,为往返京城与地方的官员提供方便。另外,在国府与郡司所在地——郡家之间也修建了宽6—12米的道路,推动了各地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
早在七世纪后半期的天武天皇时就出现了政府铸造的“富本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钱币。708年,武藏国将该地冶炼的铜献给朝廷,政府为此改元“和铜”,并模仿唐朝货币的式样铸造“和同开珎”的钱币。其后不断铸造,到十世纪中期共有12种类型的钱币,称为“本朝十二钱”。为推动钱币的广泛使用,政府甚至颁布《蓄钱叙位令》,即用赐封官位的方式鼓励存钱。但除京城一带外,仍然是以物物交易为主。尽管如此,因铸造钱币以及建筑宫殿、官衙、寺院以及军事装备的需要,采矿业在奈良时代有较大的进步。中央政府专门设置典铸司、锻冶司、造兵司等管理机构,将采矿业置于国家管辖之下。当时被开采的矿业资源主要有美作、备中、备后、近江的铁,周防、长门、丰前的铜,下野、陆奥的金以及对马的银,伊势的水银等。
在奈良时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天皇朝廷在实力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疆域。一方面朝本州岛的东北方向扩展,征服那儿的虾夷族。通过封官封地拉拢旧有统治者和武力征服两种政策,逐渐扩大了中央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治理范围。724年在太平洋沿岸设多贺城,733年在日本海沿岸设秋田城。788年,桓武天皇派大军征讨,并封取得较大战果的坂上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另一方面,在南九州隼人居住地区,中央政府设置大隅国加以治理,并将种子岛、屋久岛等近海岛屿也纳入到政府控制的贸易中。到八世纪末,律令体制下的天皇朝廷基本控制了四国岛、本州岛和九州岛。
天皇朝廷主要从“食之为本,是民所天,随时设策,治国要政”、“用兵之要,镇无储粮,何堪固守”的观念出发,积极奖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同时派养蚕、丝织的技术人员到地方指导蚕丝的生产。另外制定有关条例,以“务课农桑”的好坏来考核地方官吏。凡“劝课农桑,国阜家给”,“繁殖户口,增益调庸”,“敦本弃末,情务农桑”的官吏,将给予褒奖或晋升,而对那些“田蚕不修,耕织废业”,管辖境内“农事荒,奸盗起”的官吏,则予以贬斥或罢官。另外,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普及、牛耕及插秧技术的运用,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在西日本地区,农户的住宅已从竖穴居住式建筑逐渐变为平地立柱式建筑。在婚姻方面,虽然男性15岁、女性13岁就可以结婚,但婚后一段时间仍然住在各自的父母家,流行男性到女方家的走婚制,生孩子之后建立两人单独的家庭。另外,女性结婚后也不改性,并拥有自己的财产,在子女的归属问题上,女性具有较强的决定权。
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设手工业作坊,生产较为高级的手工产品,家庭手工业则生产较为简单的产品。在诸多手工业中,最发达的是纺织业。官营作坊生产锦、绫、罗、绮、缣等高级纺织品,供皇室和贵族享用。家庭纺织业一般生产布、絁、绢之类,其目的主要是为家庭自用或交纳庸或调。除纺织品外,奈良时代的造纸技术和漆器技术也相当发达。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日趋兴盛,因而在国司所在地、水陆交通要道、寺院神社门前,陆续出现了大的集市。当时较为著名的集市有京城的东西两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河内的饵香市,另外在摄津、近江、美浓、播磨、备后、纪伊、骏河、越后等地也有较大的集市。除集市贸易外,各地之间的行商贸易也相当活跃,“往来商贾,相继不绝”。
在政治方面,天皇的统治地位依然不稳,其主要原因是来自藤原家族的压力或影响。藤原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是确立律令制的功臣,他通过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文武天皇及其子圣武天皇的方式,对朝政拥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均为政界高官,729年,他们逼死左大臣长屋王,破例立其姊妹光明子为皇后。737年,四子均染天花去世,其后在740年和764年,藤原家第四代的藤原广嗣和藤原仲麻吕为掌握最高权力分别起兵征讨政敌,但均被打败,藤原家族暂时受到压制。
781年到806年,在位的桓武天皇为稳定朝廷政权,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不设大臣以抑制大贵族;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长班田的间隔时间,并允许良民与贱民之间通婚,其所生子女皆为良民;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尽量减轻班田农民的负担;禁止滥造寺院并限制寺院的特权以及兼并农民土地等。794年,桓武天皇在贵族的支持下,将都城自平城京迁往平安京(今京都)。因此,自794年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但因大规模建造京城和征服东北虾夷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及物力,桓武天皇的改革未能取得较大成果。

二、 庄园的出现
班田制在实施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开始产生动摇,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首先,人口增加迅速,难以按时如数班田,特别是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本来就存在人多地少的现象。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在722年制定百万町步开垦计划,但该计划仅停留在探讨阶段未能加以实施。于是在723年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801年又将班田年限从6年延长为12年,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地区30年乃至50年未能班田;其次,因手续繁琐而不能按时班田。进行班田时需要编制口帐和校田帐,然后呈报太政官,太政官核定批准后方能实施。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行政能力低下的地区需要的时间则更长,因而使得班田不能如期进行;第三,由于各级贵族或寺院拥有不同程度的私田,所以,一些有势力的地方官吏便利用职权“多占山野,妨百姓业”,兼并公有土地,将公田公民变成私田私民,严重影响到班田制的实施。当时,制度上也允许农民除耕种自己的口分田外,还可以租种贵族或寺院的土地,只要交纳五分之一的收获物作为地租;第四,除口分田的地租外,农民还要服兵役和徭役,并亲自将庸、调运到京城,遂成为沉重的负担。如果再遭遇较大的自然灾害,农民便很难生存下去。尽管桓武天皇时也采取措施减轻负担,但编造假户籍或逃亡已经成为农民经常使用的反抗手段,甚至出现了453人中有376名女性的户籍,严重影响到律令下的财政体系;第五,土地的私有化。为弥补田地的不足,朝廷在723年宣布“三世一身法”,以此鼓励开垦荒地。也就是规定新垦生荒地,可传三代,而后归公。开垦熟荒地,开荒者本人享受一生,死后归公,但该措施收效不大。因为随着归公期限的逐渐到来,土地就会重新变为荒地。因此,政府在743年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即根据身份地位,开垦一定数额的土地可永久私有。身份最高的贵族可开垦500町步,普通农民可开垦10町步。结果这一措施推动了土地私有化的迅速发展。
贵族、寺院利用权势和钱财,强行圈占荒地,驱使自己所有的奴婢、附近的班田农民以及逃亡的农民或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并在开垦的土地上修建住宅和仓库,这些建筑称为庄家或庄所,管理者称为庄长,他们管理的垦田称为庄或庄园。除垦荒外,各级贵族及寺院还利用买卖或霸占的方式,将附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或垦田纳入自己的庄园内。最初庄园大多委托庄长管理,也有领主直接经营的庄园,但大部分土地出租给附近班田农民耕种。虽然庄园的出现使得国家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但当时仍保留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残余。例如领主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也要向国家交纳庸、调,另外国家的检田使和征税使等各种“国使”有权进入庄园进行检田、收租和征调劳力。
为维持国家财政,政府除加强对国司、郡司征收租税的监督力度外,823年在太宰府设公营田,879年在畿内设官田,雇佣农民耕种,收取地租,以增加财政收入。不久,各行政机关也拥有单独财源的诸司田,天皇具有敕旨田,并以赐田的名义赏给皇族。尽管朝廷在10世纪初颁布整理庄园令,取缔那些非法出现的庄园,试图阻止土地的私有化,反而推动了公认庄园的增加。另外,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政策也改变方针,让国司承包其管辖地域的租税,强化了国司对地方的统治权。而国司也将土地分包给有实力的农民——“田堵”,由这些农民承担特定土地上的租税。由于这种财政体系与律令体制下的财政体系不同,所以大化改新以来的“律令国家”也变成了“王朝国家”。
与此同时,庄园主开始争取自己庄园的“不输”权,即利用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免除庄园的赋税。之后庄园主又开始争取“不入”特权,即国家检田使、征税使等官员不得进入庄园,甚至不承认国家在庄园里拥有的司法权和警察权。这种“不输不入”特权将庄园主变成领主,庄园也变成该领主的私人领地。实际上,庄园主为获得“不输不入”特权,通常是将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大贵族或大寺院,奉其为“领家”,并交纳一部分租税。如果“领家”认为自己的权势仍然不足与国司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其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为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形成一种领主等级土地所有的体制。由于藤原家族在中央政权中最有政治影响力,因而也成为最大的“本家”,并由此奠定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因“不输不入”庄园的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库收入,天皇朝廷曾先后四次对庄园进行整顿,但均无济于事。到11世纪中叶,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已为寄进式庄园所控制。

三、 摄关政治
为维持政权的稳定以及天皇的权威,桓武天皇之后的平城天皇和嵯峨天皇继续进行改革。平城天皇精简行政机构及其人员,以减轻财政负担;嵯峨天皇设置相当天皇秘书官的“藏人头”,并任命藤原冬嗣担任该职务。由于藏人头作为天皇的亲信在宫廷中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藤原家族借此重新崛起。另外,嵯峨天皇还根据现实情况对原有的律令进行修正,因此修正的有关法令称为“格”,其实施细则称为“式”。其后共编撰了“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和“延喜格式”,统称为“三代格式”。
九世纪初,藤原冬嗣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嫁给天皇,因其女生皇子而获得插手朝政的机会。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并在842年利用皇子争太子位事件,将两个主要的政敌伴氏和橘氏排挤出朝廷,流放外地,并将自己的亲外甥道康亲王立为皇太子。850年道康亲王即位为文德天皇,藤原良房胁迫其册封诞生仅九个月、良房之女所生惟仁亲王为皇太子,并任命良房为太政大臣。即位八年后文德天皇突然死亡,年仅九岁的惟仁天皇即位为清和天皇,良房以太政大臣和天皇外祖父身份独揽朝政。866年,良房利用皇宫承天门失火事件,再次将世家贵族源信和伴善男驱逐出权力中心,正式“摄行天下之政”,担任“摄政”之职。
藤原良房死后,清和天皇试图收回权力,不再任命太政大臣,结果引起良房之子藤原基经的不满。877年,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另立年仅九岁的皇太子为阳成天皇,之后又废阳成天皇,立55岁的时康亲王为光孝天皇。作为对基经的报答,年老的光孝天皇委任基经“万政领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887年,宇多天皇即位后立刻颁布诏书,规定“万机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从字面上看,“关白”本来是“禀报”之意,但后来转化为官职,即天皇幼年时辅政者称“摄政”,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直到11世纪末,藤原家族利用担任“摄政”及“关白”职务独揽朝廷大权的摄关政治持续了二百余年时间。
尽管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中叶,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在位时期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天皇统治的改革,抑制了藤原家族的专权趋势,但因特权庄园的迅速增加以及寄进庄园制的急剧发展,藤原家族成为最大的庄园领有者,从而为外戚剥夺天皇部分权力并操纵国政的摄关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11世纪前半期,藤原家族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管理藤原家族事务的“政所”同时也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朝廷变成只是举行仪式的场所。摄关政治在藤原道长及其子藤原赖通时期达到鼎盛,道长共有四个女儿被选为后妃,其中三个成为皇后,有三个外孙成为天皇。道长曾赋诗一首表达其专权30年的得意心情,其中一句是“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
实际上,摄关政治并没有突破律令体制延续下来的统治框架,也就是说,国政的运营依然是以天皇、代替天皇执政的摄政、关白、太政官为中心。重要政务由天皇、摄关、公卿协商决定,其余事务由公卿处理。尽管在授予冠位、任命官吏方面,摄关拥有强大的决定权限,但皇族、贵族、公卿仍具有推荐权。因此,即使在摄关政治时代,国家权力仍集中在以天皇、摄政关白为中心的大贵族手中。

王新生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日本为什么不采用中国科举制度的原因?

我想大概是发展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层次比中国落后,还处在重视氏族血缘关系的阶段,强调出身门第。因此,尽管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时期均有冠位制的新措施,但仍未触动氏族制度,甚至是按照氏姓贵族的等级授予官位。即使在“大学”或“国学”中学习的学生,首先必须是贵族子弟,经过所谓的考试后,按照其出身门第授予相应的官职,即所谓的“荫叙制度”。另一方面,天皇家族经过圣德太子和中大兄皇子的努力后刚刚确立世袭王位的地位,如果打破门阀制度,恐怕会引起势力仍然很强的氏族贵族的拼命反抗,从而殃及自己的统治,所以,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没有得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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