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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简史——古代部分(8)
来源: [北大史学论坛]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王新生

第二节 南北王朝与室町幕府

一、建武中兴与南北朝
1221年“承久之乱”后,朝廷仍然是上皇主持院政,但幕府决定皇位的继承以及主持院政的上皇。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逐渐分为持明院系及大觉寺系两大派系。1317年,在幕府的劝告下,两大派系协商决定轮流出任天皇,幕府也表示不再干预皇位的继承。1318年,大觉寺系的后醍醐天皇即位,其深受朱子学影响,渴望恢复天皇直接掌握国家大权的局面。因此,后醍醐天皇停止其父后宇多上皇的院政,亲自执政,录用政治人才,并利用幕府权威下降时机秘密进行倒幕活动。1324年,天皇与近臣商议发动畿内武士、僧兵袭击“六波罗探题”,但该计划泄露,近臣被逮捕、流放,史称“正中之变”;1331年,天皇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发动僧兵反对幕府,但再次泄密,天皇被迫逃出京都,“恶党”楠木正成起兵响应,但很快被幕府镇压下去。后醍醐天皇被捕并被流放到隐歧岛,持明院系的光严天皇即位,史称“元弘之变”。
尽管如此,各地的反幕府运动仍然持续不断,以楠木正成为中心的畿内“恶党”尤为活跃。后醍醐天皇从流放地隐歧岛逃到伯耆(今岛根县),并在其旗下集结了许多武士。幕府为镇压这些反幕活动,在1333年派遣足利高氏前往京都。足利氏系源氏后裔,世代与北条氏关系密切,但在赴京都的途中却与后醍醐天皇秘密联系,并表明自己的反幕态度。在其影响下,各地的武士纷纷倒戈,攻击幕府及北条氏的据点。足利高氏与畿内的恶党攻陷六波罗府,新田义贞率关东的反幕武士攻陷镰仓,北条家族800余人自杀,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回京都,废光严天皇,重登皇位。
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后,改元“建武”,实施新政。任命高级贵族任中央各机构的大臣以及地方的国司,并强化天皇本人的权限。一方面否定对天皇行使权利构成威胁的幕府、院政、摄政、关白等机构或职务,另一方面,废除知行国制度,土地所有权的证书均由后醍醐天皇亲手写成。中央机构设有处理重要政务的记录所、处理诉讼的杂诉决断所、统率军队的武者所、掌管奖赏的恩赏方等机构;地方机构每国均设守护、国司,同时设镰仓将军、陆奥将军,由后醍醐天皇的两个儿子担任其职。
后醍醐天皇实施的新政不到三年就结束了,其原因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赏赐不均。重要政务完全由天皇本人决定,亲自签发土地所有权证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甚至其子护良亲王任征夷大将军也受到天皇的排挤,最后只好流落地方并被杀;其次是难以协调讨幕各派之间的矛盾。公家希望恢复贵族政治,武士希望恢复武家政治,传统势力要求复古,新兴势力要求革新,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后醍醐天皇难以平衡各派的利益冲突;另外,在百废待兴之际,朝廷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并为此发行大量货币,增加税收,结果引起各界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在进入武家时代以后,难以恢复律令时代的天皇政治结构。虽然镰仓幕府倒台,但武士的力量反而有所增强,他们对天皇朝廷未满足其要求而心怀怨言。尤其是作为武士领袖的足利高氏,因倒幕有功而被赐后醍醐天皇名字中的“尊”而称足利尊氏,但仍受到冷遇。
1335年,北条家族的旁支北条时行在关东地区起兵并占领镰仓,足利尊氏要求率军东征,并要求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遭到后醍醐天皇的拒绝。足利擅自率军出京都,并打败北条时行,夺回镰仓,同时明确表示反对朝廷。后醍醐天皇派遣新田义贞攻打足利,但被打败。1336年,足利被北畠显家打败,流落九州地区,但在各地武士的支持下,打败楠木正成,重新占领京都。足利废后醍醐天皇,拥立持明院系的光明天皇,并颁布了显示其执政方针的《建武式目》,内容包括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戒官员缓怠,选贤者为吏;京中空地归还原主;受理贫弱之辈的诉讼;兴办专营金融借贷的土仓;委任忠诚足利氏的有军功者、有才干者为守护等,并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幕府。1338年,足利尊氏在又从光明天皇那里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
1336年,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在同年底逃出京都,在京都南部吉野山组成另外一个朝廷,形成南北朝局面。最初两年尚有所对抗,但1339年后醍醐天皇去世,支持南朝的北畠显家、新田义贞等也相继战死,南朝已经没有实力与北朝对抗。但偏居一隅又缺乏武力的南部朝廷之所以能够经历四代天皇并坚持了57年时间,是因为室町幕府内部足利兄弟争权夺利的结果。
幕府成立之初,将军足利尊氏作为最高的统治者执掌恩赐、军事大权,其弟足利直义行使政务实权,但两人因统治理念的差异而发生冲突。即前者藐视传统权威并急于建立全国性政权,而后者主张尊重传统权威并渐进统一。两者的冲突后来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并轮流与南朝合作。首先是在1350年足利直义转向南朝,打败北朝军队后兄弟和好,但足利尊氏在取得南朝天皇的支持后,消灭了足利直义。其后,尊氏重新扶植北朝,而且幕府统治也逐渐稳定。直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年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削弱了称霸一方的守护权力,进一步巩固了幕府的统治基础。1392年,足利义满呼吁南北朝统一,并得到南朝的积极反应,南朝后龟山天皇回到京都,并将象征天皇权威的三件神器交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对立基本结束。

二、 室町幕府
1368年,15岁的足利义满任幕府将军,最初由细川赖之辅助,后亲掌大权并采取诸多措施,在强化将军权力的基础上巩固了幕府的统治。1378年,义满在京都室町建成称为“花之御所”的豪华住宅,室町幕府由此得名。
统治机构在足利义满时期逐渐完善。辅助将军进行执政的是管领,与足利家族有血缘关系的斯波、细川及畠山三家族成员轮流担任该职务,俗称“三管领”。管领统辖侍所、政所、问注所机构,同时传达幕府将军的命令给各守护。掌管京都守卫及诉讼的侍所长官“所司”通常由“山名”、“赤松”、“京极”、“一色”四守护轮流担任,俗称“四职”。在掌管幕府财政及行政事务的政所,具体事务由直属将军的家臣“奉行人”担任,因此,虽然在中央机构里也设置了“评定众”或“引付”,但其作用逐渐降低。
足利义满将其足利氏的家臣、守护家族的武士等编成将军直辖军队,其成员称为“奉公众”。奉公众除定期到京都守卫幕府外,还被任命为将军直辖地的管理者——“代官”,以部分“年贡”为其俸禄。奉公众被遍为五支军队,总数达到3000名。足利义满依靠这支实力较强的军队,逐渐削弱有实力的守护。1390年,义满率军征讨管辖美浓、尾张、伊势三国的守护土歧康行,将其变为美浓一国的守护,此役史称“土歧氏之乱”;1391年,义满再次率军征讨山阴的山名家族。该家族原追随足利直义,担任11国的守护,其领土相当全国的六分之一。义满利用山名家族的内乱,灭山名氏清等有实力武士,将其余山名氏转为管辖三国的守护,史称“明德之乱”;1394年,义满把将军职务让给其子义持,自己任朝廷的太政大臣职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1399年,义满再次率领大军征讨周防的大内义弘,最后消灭了这位掌握对外贸易的守护,史称“应永之乱”。
在稳定全国统治的基础上,地方机构也陆续健全。除在各国设守护外,还专门在镰仓设“镰仓府”,其长官“镰仓公方”由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之弟足利基氏及其子孙世袭,管辖关东10国。辅助镰仓公方的管领称“关东管领”,由上杉家族世袭。镰仓府下设机构与幕府机构相同,有政所、侍所、问注所、评定众等,俗称“第二幕府”。另外,幕府分别在九州、东北东部、东北西部设九州探题、奥州探题和出羽探题,统辖那里的军事与民政。无论是守护,还是探题,均由足利家族成员或将军的亲信担任。近畿地区及其附近的守护大多在京都幕府机构任职,因而多由“守护代”对其国进行治理。
室町幕府的财政结构特征是取自流通领域的税收比例增加,反映了货币经济发展的状况。将军的直辖地称为“御料所”,大多为足利家族的旧领地以及南北朝动乱时期得到的领地,但规模不大,分散在全国各地,大约有200所。直辖地大多由奉公众管理,上缴部分税收给“政所”;除守护以各种名目征收的赋税外,建造宫殿或者皇位继承时征收临时货币赋税,如按“段”征收的土地税——“段钱”,按“间”征收的房屋税,称“栋别钱”;另外还有对仓库业者和金融业者征收的“(土)仓役”,对酒店、高利贷者征收“酒屋役”,在通往京都的主要道路设“关所”,征收“关钱”,征收的港口使用费称为“津料”,对明贸易征收一成的税,称为“抽分钱”。
因镰仓末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混乱,西南沿海地区许多生活没有着落的武士和农民组成武装集团,侵扰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掠夺财富,转卖人口,这些海盗史称“倭寇”。1368年中国大陆明朝成立,因邦交和倭寇问题派使节赴日交涉,但当时正值南北朝时期,地处九州的南朝地方政权态度较为消极。南北朝统一后的1401年,足利义满派使节赴明朝,约定以属国的名义进行朝贡贸易。1406年双方签定协议,规定“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两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当年明成祖派使赴日,带去永乐年号的勘合一百道,并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1408年义满去世后,义持反对向明称臣,中断贸易。1248年足利义教任将军后,迫于财政上的困难,通过琉球国王的斡旋,再开勘合贸易。1404年到1547年,共派遣17次贸易船,因在中国大陆的逗留费、搬运费均由明朝承担,因而日本获利甚大。日本向明朝出口铜、硫磺、刀剑等,进口生丝、铜钱以及瓷器等。16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国内战事频繁,勘合贸易终止。
1392年,朝鲜半岛成立李氏王朝,并派使节到日本要求禁止倭寇,恢复邦交。1404年两国恢复了终止600多年的邦交,朝鲜开设三个港口允许日本商人从事两国贸易。日本除向朝鲜出口铜、硫磺外,还有东南亚地区出产的胡椒、药材、香木等商品,从朝鲜半岛进口纺织品,其中棉制品为多。由此形成了以琉球为中心的东亚多角贸易圈,也就是东南亚、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商品多以琉球为中介不断得到交换与流通。
在室町时代,农业呈现出多元化、集约化的趋势,即在米、麦双季作普及的基础上,畿内地区出现了以及米、麦、荞麦三季作以及早稻、中稻、晚稻,并因水车、农家肥、草木灰的普及使用,单位产量也有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在近畿地区,桑、麻、茶等经济作物普遍栽培,推动了以此为原料的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铸造出口刀剑、炊具为主的冶金业较为发达,从明朝进口生丝也推动了以“西阵织”为中心的丝绸业。在此基础上,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每月举行六次的六斋市、从事批发行业的“问屋”、工商领域的行会组织“座”等纷纷出现。因输入铜钱的不足,劣质的“私铸钱”盛行,但其币值较低,幕府屡次颁布禁止不等价交换的“撰钱令”,促进货币流通。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经营借贷业务的土仓、酒屋逐渐增多,仅在京都就有350家。各地交易频繁,因而从事沿海运输的廻船业、车马借的租赁业、从事工商业者构成的城下町也发展起来。

三、社会动乱
在整个室町幕府240年间,前后共有15任将军,但除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政时期有过短暂的社会稳定外,其余均处在动乱之中。尤其是在进入15世纪后,在庄园制逐渐瓦解造成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社会及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社会愈发的混乱,其中主要表现形式是守护大名的崛起和下层人民的反抗。
室町幕府统治基础并不是镰仓幕府时期御家人那种主从关系很强的家臣,而是各国的守护。1336年的《建武式目》中明确规定,“委任守护之本意,为治国安民也”。为加强守护的权力,1346年又规定除镰仓时期守护已拥有的三项职责外,增加可以调查处理有关领地纠纷或领地继承以及执行幕府诉讼案件裁决的权力;1352年,幕府又颁布《半济法》,规定守护有权以“兵粮米”的名义征收公家领地、庄园和寺院领地一半年贡。开始时仅为战事较为频繁的近江、美浓、尾张三国,而且限期一年,但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并成为永久性权力;后来,守护又获得了承包其管辖区域内上缴幕府的年贡以及在其管辖区域内征收土地税、房税及其他赋税的权力。守护利用这些权限,拖延甚至侵吞应上缴幕府的年贡,插手庄园事务并将其所有者培养成自己的家臣,收编管辖区域内大大小小的武士,在进入15世纪后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大领主。当时这种守护被称为“守护大名”,其管辖区域被称为“领国”或“分国”。因此,室町幕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守护大名的联合体。尽管15世纪中期以后幕府将军也曾试图象足利义满那样削弱守护的实力,但没有取得多大实效,幕府内部、幕府与守护大名、守护大名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长期频繁的战乱和动荡的政局,不仅使社会主要的生产者——农民流离失所,而且承担了所有的经济负担,“公事课役重叠,年贡难以按约缴纳”。因此,室町时代的农民斗争目标主要是减免年贡和繁杂的赋税、劳役,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由自然村落组成的自治组织。被称为“惣”、“惣村”、“惣庄”、“惣乡”的这些自治组织有自己的领导人物、议事规则、裁决方式等,农民大多以其为单位,或集体请愿,或集体起义、逃亡。1428年,京都爆发要求取消债务的起义,1429年,播磨爆发要求解除守护的起义,1441年,京都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要求减免债务的起义,幕府被迫颁布减免债务的《德政令》。1446年,上久世村的农民集体请愿,并坚持了30个昼夜;1457年河内国的农民、脚夫起来反抗沉重的赋税,一连捣毁了600余处税卡、关所;1462年,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近畿地区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围攻京都达十天之久。室町时代这些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或暴乱被称为“德政一揆”或“土一揆”。
与此同时,幕府内部矛盾也激化起来,其背景除各级官吏的争权夺利外,多子继承制向单子继承制转化亦是加剧其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423年,四代将军义持让位给其子义量,但义量因过量饮酒早逝,重新担任将军职务的义持亦很快去世,由其四个弟弟抽签决定担任将军,结果已出家为僧的义教成为六代将军。义教试图加强将军的专制权利,引起各国守护的不满。1438年,任镰仓公方的足利持氏图谋将军职位,秘密策划了引起内战的“永享之乱”,但兵败被杀;1441年,义教被播磨国的守护赤松满祐杀死,赤松被幕府军镇压,史称“嘉吉之乱”;1443年任八代将军的义政沉醉娱乐,不理政事,其妻日野富子玩弄大权,本来内定义政之弟义视任下一代将军,但日富生子义尚后推翻前决定,立义尚为下一代将军。掌握幕府实权的细川胜元、山名宗全因双方矛盾以及各自家族内部矛盾而分别支持一方,明争暗斗,最后形成两大武装集团,并在1467年爆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事。这场被称为“应仁之乱”的武装冲突将日本全国三分之二的守护大名均卷入其中,作为主要战场的京都大部地区化为灰烬。尽管此次战乱最终未见胜负,但幕府权威却一落千丈,沦落为只能控制京都及其周边领地的地区性政权,各守护大名却发展成为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实力者。因此,从“应仁之乱”开始的1467年,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原来的守护大名也变为与幕府对立的“战国大名”。


第三节 南北朝文化与室町文化

一、 南北朝文化
尽管经过了镰仓幕府时期的武家政权,但后醍醐天皇时期的“建武中兴”又为朝廷贵族带来恢复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的希望,因而出现了历史上最后的贵族文化。
在历史文学方面,因镰仓幕府末期及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公家的历史意识与武家的时代意识相互对抗,产生了从不同角度叙述的史书和军事小说。例如站在公家的立场上,记述了从源平之争到建武新政150年历史的《增镜》;站在南朝的立场上,以伊势神道思想为背景论述从古代到后村上天皇时期历史的《神皇正统记》,该书作者为统治奥州地区的北畠亲房;另外还有从武家的立场记述从皇族分为两大派系到足利家族获得政权历史的《梅松论》。以军事题材写成的小说有《太平记》,其内容从后醍醐天皇计划倒幕到足利义满任第三代将军的50年历史,其中重点描述了镰仓幕府的灭亡、建武新政、南北朝对立等事实。该书最初出现在1370年,作者是惠镇上人等僧侣。另外还有描写源义经生平的《义经记》、描写镰仓初期关东地区武家社会的《曾我物语》等。
在和歌方面,有后醍醐天皇之子宗良亲王编辑的《新叶和歌集》以及《李花集》,前书作者是转战各地的南朝歌人,后书作者是皇室成员。随着公家政权的衰落,和歌也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公家、武家均喜爱的连歌流行起来。连歌是将和歌分成上下句,众多参与者依次接下去,甚至长达百句。另外,随着饮茶习俗逐渐成风,除经常举行聚会外,还兴起斗茶的风俗,即带有赌博的饮茶活动。
在佛教方面,镰仓时代在武家上层盛兴的临济宗因足利尊氏的昄依而得到发展,而且在其著名僧侣梦窗疎石的提议下,实行一寺一塔制,即每个国均建造安国寺、利生塔,从而扩大了临济宗的影响。

二、 北山文化
北山文化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的文化,其特色是公家文化与武家文化的融合,因义满在京都北山建造新将军府邸而得名。其中最著名的建筑物是金阁,为传统贵族统治时代的风格与禅宗寺院风格相结合的产物。义满对临济宗厚爱有加,并以其为中心建立了五山十刹制度,即在京都和镰仓各定五个寺院为禅宗最高寺院,其他寺院排在其后。由于这些寺院的禅僧精通中国文化,创作了大量的汉诗,因而被成为“五山文学”。例如大德寺的一休宗纯就撰有《狂云集》。
在民间艺术“猿乐”、“田乐”的基础上,出现了称为“能”的艺术形式,其以戏剧、歌舞为中心,演出时带有各种面具。“能”最初经常为建造寺院募集费用,因而在寺院的保护下结成剧团“座”。其中著名的演员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受到将军的支持,不仅写有许多剧本,而且也撰有《风姿花传》、《花镜》等理论书,大大提高了“能”的艺术性。
在建筑物方面,代表性有池泉回游式的庭园“西芳寺”,其林中小径、木屋及流水的形式反映了追求幽闲的禅宗精神。

三、 东山文化
尽管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职期间(1443—1473年)几乎不务政事,而且也爆发了几乎将京都化为灰烬的“应仁之乱”,但这位热衷于艺术与娱乐的将军不仅在京都东山建造具有特色的府邸,而且也创造了“东山文化”。虽然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武家文化色彩,但在大陆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影响下,并融合了贵族文化及平民文化,逐渐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日本民族文化。其中著名的代表性建筑“银阁”是传统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典范,以岩石及砂砾构成的枯山水庭园,如大德寺的大仙院、龙安寺石庭则反映了禅宗“寂静”的美意识。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绘画艺术有较大的提高。曾游学明朝的雪舟创造了日本水墨画的技法,同时,狩野正信、狩野元信父子在水墨画中融入传统的大和绘技法,形成了被称为“狩野派”的日本画流派。
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代表的茶道以及花道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奠定基础,同时出现了穿插在“能”剧幕间演出的滑稽戏“狂言”。与“能”注重歌舞相对,“狂言”着重模仿,其题材也大多来自民间,使用日常会话,因而深受平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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