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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简史——古代部分(7)
来源: [北大史学论坛]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王新生 [北大史学论坛]

第二章 武家势力的成长


第一节 镰仓幕府与元军征日

一、镰仓幕府
1180年,富士川之战获得胜利后,源赖朝在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设置统率御家人的“侍所”,其长官“别当”由和田义盛担任;1183年,源赖朝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统治关东、东北地区的任命;1184年,设置处理行政事务的“公文所”(后为“政所”)和司法机构的“问注所”,其长官“别当”、“执事”分别由原朝廷下级官员大江广元及三善康信担任;1185年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往各国派守护、往庄园及公领派地头的权利。守护由最早与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高级御家人担任,本来的职责是“大犯三条”,即组织武士定期到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卫,并具有统帅军队、逮捕谋反者和杀人犯的警察权,但也具有向地方官员下达命令的行政权,是掌握国衙实权的人物。地头也由御家人担任,其职责是督促土地耕种者向领主或国衙缴纳租税,并按照每段田收五升兵粮米的标准为幕府征收赋税,也具有镇压庄民反抗以及追捕强盗、维持治安的任务;1186年,源赖朝在京都设置京都守护,担任京都的守卫,并统帅在京都的御家人。同时在北九州大宰府设置镇西奉行,在东北设置奥州总奉行,管辖两地域;1190年,源赖朝到京都,被任命为近卫大将军;1192年源赖朝从二条上皇处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正式成立幕府。
由此可见,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家人制度”。御家人是在源平战争中同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其家臣。本来这些武士是各地的在乡领主、庄官或名主等,源赖朝为得到他们的长期效忠,明确宣布“私领本宅,领掌如故”,也就是所谓的“本领安堵”,即承认并保护他们的原有土地所有权。除此之外,还根据战功授予新的领地,即所谓的“新恩给与”。为此,御家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主君源赖朝,并在战争中为其出生入死。镰仓幕府成立后,将军任命这些御家人为各地的守护或地头等官职。作为回报,御家人率领自己的随从定期前往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备的任务,其费用完全由自己承担。
镰仓幕府通过任命守护或地头的方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了与京都朝廷并立的双重政权结构,天皇朝廷的权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削弱。尽管朝廷对其进行了抵抗,最初地头的设置也仅限于平氏家族或与平氏家族关系密切者被没收的领地,但随着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地头遂遍及全国所有土地,与守护一道成为幕府统治的重要支柱。虽然镰仓幕府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其统治的合法性仍需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例如将军职位的继承须得到天皇的任命,即使在统治体制方面亦没有完全取代律令体制,因而京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当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双方围绕国家权力的掌管时常发生冲突。
镰仓幕府的经济基础以将军所有的封地和直辖领地为中心,即“关东知行国”和“关东御领”。“关东知行国”也称为“关东御分国”,为将军的封地,最多时达到九个,即为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在这些封地上,将军可推荐知行国的长官国司,并获得该国的部分收入;“关东御领”是以源赖朝为本家或领家的庄园和公领,以及被没收的平氏家族领地,共有500所。“关东御领”由幕府政所统一管理及征收租税,是幕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二、承久之乱
1199年镰仓幕府的创始人源赖朝去世,年仅18岁的其子赖家继任将军。赖家精于弓箭马术,但缺乏其父的政治才能及权威,独断专行,重用其岳父,排挤幕府元老,引起许多御家人的不满。在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的主持下,首先剥夺了赖家的裁判权,然后组成13名元老决定重大决策的协议制。1200年,北条时政铲除支持赖家的梶原家族,并在1203年软禁赖家,同时灭其岳父家族,立其弟实朝为将军,自己以辅助将军的名义掌握幕府大权,被称为“执权”。翌年时政杀害赖家,但在政子的反对下,时政被迫引退,由其子北条义时掌握幕政。1213年,义时灭侍所别当和田义盛及其家族,巩固了其执权的地位。但此时实朝已经成人,并积极参与幕政,喜爱公家文化,与朝廷关系颇佳。1219年,实朝在就任右大臣仪式的途中被其侄公晓所杀,公晓亦被杀,源氏断绝。义时希望立皇族亲王为将军,但遭到后鸟羽上皇的反对,只好立源氏远亲摄关家三岁的藤原赖经为将军,自己继续掌握幕府政权,自此以后将军成为虚设。
幕府内部的争斗使本来就对武家政权不满的天皇朝廷提供了试图恢复公家权力的机会,1198年开始院政的后鸟羽上皇积极采取加强朝廷经济实力的措施,并通过恩赐土地的方式吸引近畿地区的武士以及对北条家族不满的御家人,在“北面武士”机构之外,还设置了“西面武士”组织。上皇拒绝了北条义时允许皇子做幕府将军的请求,并在1221年5月向各国武士颁布讨伐北条义时的院宣。时值承久三年,因而被称为“承久之乱”。但响应朝廷的武士并不多,而在北条政子的鼓动下,大多数御家人重新集结在幕府旗下,并从镰仓分兵东海、东山、北陆三路向京都方向进发。面对19万之多的幕府军队,万余名的朝廷军队一触即溃,不到一个月,幕府军就打败了朝廷军,并占领了京都。幕府立新天皇,将包括后鸟羽上皇在内的三位上皇流放到离岛,并处死参与计划讨幕的贵族与武士。天皇被处罚以及贵族被处死的事情前所未有,因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幕府没收了参与讨幕贵族及武士的3000所领地,将其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并任命在此次内乱中立有战功的御家人为新地头,称为“新补地头”,同时决定了新地头的俸禄标准。另外,幕府在京都设“六波罗府”,由北条义时之弟北条时房及其子北条泰时担任其长官——“六波罗探题”,取代过去的京都守护。其职责除警卫京都、监督皇室活动外,还兼有负责统帅西日本御家人以及执掌西日本的行政、司法等事务。“承久之乱”之后朝廷丧失了拥有军队的权力,皇位继承及朝廷政治也由幕府决定,国家权力严重倾向武家。
1224年,北条义时去世,翌年大江广元、北条政子亦去世,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泰时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改变执权独断的体制,在1125年设置“联署”一职,并由其叔父北条时房担任此职,辅助执权掌管政务;同时任命11名精通政务的御家人组成“评定众”,做为幕府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执权、联署协商决定重大行政、司法事务;其次,在1232年制定了《御成败式目》(亦称为《贞永式目》)的武家法规,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概述了行政、司法的规则以及武士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其中要求各级武士严守自己的职责,向公背私,不得越权妄为,严禁“非国司而妨国务,非地头而贪地利”等。到北条泰时之孙北条时赖任执权时,进一步完善了以执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即在1249年设置数名官员组成的“引付众”,其职责是协助评定众审理文书及裁判。同时,时赖清除北条傍系有力家族,将幕府权力集中在北条嫡系家族——“得宗”,并废除藤原家族出身的将军,立完全由幕府摆布的皇族亲王为将军。
在镰仓时代,武士领主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被称为“御家人”的武士担任地头,而那些“非御家人”武士通常被任命为庄官,管理下人、随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武士的所有子女均有继承权,分家后亦听从本家的调遣,形成一大家族,族长称为惣领,战时率家族成员进行作战,平时带领子弟到京都或镰仓服警备义务。武士女性成员不参与军事活动,但亦可成为地头或御家人,流行出嫁婚姻制,但结婚后仍用原姓氏。武士住在“武士馆”中,平时练习骑、射武艺,逐渐形成重武勇、礼节、廉耻、正直、节俭等内容的“兵道文化”。农民分为上层农民“名主”和下层农民“作人”,他们是从事农业的主要劳动力,交纳30%左右的收获量作为“年贡”,另外还要交纳土特产的“公事”,提供称为“夫役”的徭役。当时已普及两季农业、牛耕、肥料、水车等,但农民生活依然困难,因而经常以名主为首反抗地头、领主的压迫与剥削,其手段多为诉讼和逃亡。尽管如此,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经济作物的发达,手工业和贸易也得到发展,出现了定期集市和货币经济。大量宋钱输入日本,到镰仓幕府末期,84%的交易使用货币,同时出现了高利贷“借上”、远距离的汇兑和从事批发的“问丸”。
三、元军征日
蒙古帝国兴起后,以忽必烈为首领的一支在东亚地区迅速扩张,并将都城迁至大都(今北京)。在1268、1269、1271年,忽必烈三次遣使要求日本朝贡,但均被幕府拒绝。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在加紧攻击南宋的同时,集结兵力进攻日本。1274年10月,3万元军乘900艘战船,从朝鲜半岛南端出发,占领对马岛后在北九州登陆。元军采用集团作战方式,并有火器助威,以骑射为主的日本军队苦战,不断败退。日落时元军回船休息,但当晚暴风雨交加,多数兵船沉没,元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回朝鲜半岛。因为此战发生在文永年间,史称“文永之役”。1275年元朝再次派使节到日本要求臣服,幕府执权斩来使,并命令京都以西御家人、非御家人、寺院、贵族等均由各国守护率领,加强备战。这些措施也强化了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基础。1279年,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再次筹划远征日本。1281年,元军分东、南两路进攻日本。5月,4万东路元军从朝鲜半岛出发,经对马岛攻入北九州的博多湾,但日本军队防守严密,未能登陆。7月,从大陆宁波出发的10万元军出现在北九州海面,两路大军合流,准备发动总攻击。此时遭到大型台风袭击,元军4000艘船只沉没大半,元军损失四分之三,被迫又一次败退。因为此次战役发生在弘安年间,所以史称“弘安之役”。
尽管元军征日未能成功,两次战役但对镰仓幕府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加强了幕府的专制统治。早在北条时赖执政末期,集体协商制度就遭到破坏,时常由北条家族嫡系决定重要事项。1268年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进一步发展了北条家族专制的趋势,以防御蒙古来犯为借口,不仅评定众、引付众的多数成员为北条家族成员,而且各国的守护职务也多更换为北条家族人士。在镰仓幕府初期,担任守护职务的北条家族成员只有两名,到元军第二次败退后的1285年增加到33名,占全部60名守护的半数以上。到镰仓幕府末期,进一步增加到38名;另外在1185年,将北九州的“镇西奉行”改为“镇西探题”,由北条家族成员担任,其职责为统帅九州地区的御家人以及该地区的行政、司法事务。时宗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使御家人发生分裂,其死后曾一度发生内讧,因而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抗元战争后镰仓幕府没有土地或财力赏赐那些有战功的御家人,破坏了由“奉公”而得到“恩赏”的幕府与御家人关系基础,加剧了御家人对幕府的不满情绪。更为重要的是,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加紧侵占公有领地的同时,那些担任地头的御家人进一步拒绝向领主交纳赋税,并蚕食庄园土地。这种行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对立,也加剧了领主及地头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因为领主与地头均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夺,导致许多庄园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时称“恶党”运动。更多的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开始将自己拥有的少量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出卖。幕府为维持其政治军事体制曾禁止御家人出卖或典当土地,难以取得实效后又在1297年颁布《德政令》,命令商人归还购买或典当的御家人土地,但引起了经济混乱以及商人的不满,不得不很快将其取消。
进入14世纪以后,幕政更为混乱。14岁继任执权的北条高时热衷于歌舞与斗狗,不理政事,大权旁落。1322年,奥州豪族安东氏因领地与其他家族发生纠纷,上诉幕府以求解决,独揽幕府大权的内管领(首席家臣)长崎高资收受双方贿赂,故意久而不决,结果导致安东家族叛乱。尽管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

四、镰仓文化
从1127年到1279年,中国大陆长江以南是南宋王朝。尽管南宋与平安时代末期乃至镰仓时代的日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民间贸易仍然十分盛行。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为金、水银、硫磺、刀剑等,而进口的商品多为陶瓷器、丝绸、书籍、铜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宗教界人士的交往频繁,南宋期间,大约有80多名日本僧人到大陆,20多宋朝僧人到日本列岛。这些僧人不仅将宋朝盛行的禅宗传入日本,而且也带去了程朱理学、饮茶风俗等文物。因此,日本文化在受到宋朝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出现了平民化、武士化的特征。
由于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动乱,而且随着武士阶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以贵族利益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已不适应普通民众在“末世”中寻求拯救的心愿,因而在镰仓时代形成了六个新的佛教流派。它们分别是法然在1175年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在1224年创立的真净土宗(一向宗)、一遍在1274年创立的时宗、日莲在1253年创立的日莲宗(法华宗)、荣西在1191年创立的临济宗、道元在1227年创立的曹洞宗。前四个流派均是从本土的旧佛教中产生,都主张简单修行就可以得救,因而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大。例如净土宗主张只要专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得救;净土真宗甚至主张只要有一次真心念佛就可以得救,而且恶人优先得救;时宗主张所有的人均可通过念佛得救;日莲宗主张信仰法华经,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得救等。创立临济、曹洞两禅宗的荣西和道元均曾到中国大陆宋朝修学,回国后大力传播。临济宗主张通过坐禅激发内心的佛性,同时通过机智问答,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荣西撰写《兴禅护国论》等著作,由于将军源赖朝、执权北条氏等均信仰该教,因而临济宗在武士阶层中的影响较大,成为幕府的宗教。曹洞宗也主张坐禅省悟,但“只管打坐”,否定在家修行。道元数次拒绝幕府的邀请,但其修行方式适合武士的风格,因而信仰该教的武士很多。
程朱理学在日本被称为“朱子学”,也称为“宋学”,主要指以南宋朱熹为中心形成的儒家学派,在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理学”宣扬精神先于物质,认为“理”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其中包括社会秩序以及忠、孝、仁、义等社会道德。“理学”提倡万民百姓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决不能“以下犯上,以卑凌尊”,更不可有“悖逆作乱之心”。由于这些主张十分适合幕府的统治,所以受到执政者的大力支持和宣扬。但当时是与禅宗融合在一起渗透到武家政治中,而且因各自立场的不同,对“理学”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镰仓幕府末期朝廷的倒幕运动中,“理学”的“大义名分论”对后醍醐天皇影响很大。镰仓时代的文学艺术超越宫廷贵族文学的局限性,出现了大量描写武士阶层和民间世俗人情的作品,例如讲述平清盛一族兴衰故事的《平家物语》,着重渲染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观念;随笔的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两位僧侣从佛教思想出发,在其作品中深刻反映了自然灾害、饥荒、病疫和社会动乱;和歌的代表作有宫廷贵族的《新古今和歌集》以及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前者感伤,后者威武;史书方面的代表作有慈元著的《愚管抄》和幕府编撰的《吾妻镜》,前者描述了从神武天皇到顺德天皇的历史,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充满了佛教的末世思想;后者是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幕府的历史,但贯穿了将北条家族统治正当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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