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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简史——古代部分(9)
来源:[北大史学论坛]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王新生

第四节 战国大名与织丰时代

一、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与守护大名不同,后者由幕府任命,虽在其管辖区域内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受到幕府的制约;战国大名则独立于幕府统治体制之外,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将其管辖区域变成独立王国,并为争夺或扩大领地相互之间争斗不已。战国大名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来自原来的守护大名,乘战乱之际宣布独立,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偏远落后的东北、关东和九州地区,例如南九州地区的岛津氏;另一方面来自大领主或守护大名的家臣,凭借武力或权术,排挤或杀掉守护大名,跻身于战国群雄之列,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例如尾张国的织田氏;还有极少数的战国大名是由下层武士或其他人士转化而来,例如周防国的毛利氏,甚至美浓国的斋藤氏原为卖油的商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被称为“下克上”的现象,是因为室町幕府与守护大名是相互对立且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双方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幕府依靠守护大名维持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守护大名则依靠幕府的权威进行对地方的统治,一旦大名不承认幕府的权威,那么其家臣或地位更低的人也会加以仿效,取代他们的位置。
战国大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在相互进行的战争中获胜,均在其管辖领域内实施了诸多改革政策。在土地制度方面,将领内土地的一部分作为战国大名的直属领地,派官员加以管理,另一部分则以封地的名义授予自己的家臣。获得封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按其封地的收入负担军役或其他义务。另一方面,大名削弱或剥夺原有小领主的经济及军事势力,虽然仍保留其原领地,但已在形式上变成战国大名恩赏给他们的封地,从而将其纳入自己的家臣行列,同样对主君保持忠诚,承担军役或其他义务。这样一来,战国大名就成为其管辖领域内的最高土地所有者。
获得封地的家臣与领地变为封地的家臣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前者是直属战国大名的亲信,属上层家臣,在战国大名侧近担任较为重要的行政职务。后者是地方上的下层家臣,较少参与政权。有领地者的武士称为“国人”,管理土地仅领取俸禄者的武士称为“地侍”,前者组成骑兵,后者为组成兵。家臣一般集中居住在战国大名所在城镇,形成城下町。为有效地控制这些家臣,多数战国大名均制定被称为“分国法”家法,详细规定主君与家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家臣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家法除具有强烈的忠君色彩外,其主要内容还包括禁止领有土地的买卖和转移、实行长子继承制、婚姻和财产的继承须得到主君许可、家臣之间不得相争、对违法者根据情节实施不同惩罚等。
战国大名为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在与其他战国大名的战争中获胜,均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例如推动金、银矿山的开采,著名矿山有甲州的金矿、大森的银矿等;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开发新田,增加粮食生产,例如甲斐的武田氏就修筑了堤坝,大面积增加了水田种植。在一个世纪的战国时期,日本全国的土地面积增加了73%;撤消关卡,采取措施吸引商人住城下町,例如织田氏在尾张国取消行会“座”,实行自由买卖的“乐座”、“乐市”;为征集农民参与战斗,尽量不在农忙季节进行战争,从“应仁之乱”到17世纪初德川幕府成立,数百次的大会战大多是在农闲时期进行的;整顿包括地租在内的赋税制度。战国大名的直辖领地较少,因而年贡也较少,其财政主要依靠普遍征收的“段钱”、“栋别钱”和“夫役钱”等。为提高征兵或征税的数量,多数战国大名均实施检地制度,即核实土地面积,并核算其收入“贯高”。
因战国大名积极发展工商业,因而以城下町为中心的城市急速发展,甚至出现了堺、博多、平野等自治城市。例如,堺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36人组成的“会合众”手里,博多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12人组成的“年行司”手里。在其他一些较大的城市中,被称之为“町众”的工商业者组成自治团体,制定有关专门的规则,组织祭祀等的集体活动。

二、织丰统一
正当战国大名为争夺地盘混战时,西方人来到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的中国走私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同时带来了火绳枪,岛主购买了两只火绳枪并加以仿造。火枪随即传到日本各地,大量生产的结果对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各国大名均组成步兵火枪队,而且城堡的建筑方式也发生变化,即出现了带有高墙、深壕、射击孔的巨大城堡。
最初来到东方的西方人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为主,他们一方面从事贸易,一方面传播天主教。为同他们进行贸易,西日本地区的各国大名不仅允许其传教活动,而且自己也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546—1565任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的足利义辉许可传教活动,后来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为打击佛教势力也采取了这种态度,结果渴望结束动乱的下层民众纷纷加入教会,1582年织田去世时,日本的天主教徒已达到15万人。在传教士的建议下,1582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欧洲参见罗马教皇。
与此同时,强有力的战国大名开始积极谋求全国的统一,其中以地处中部战略要地的尾张、远江等国最为积极。尾张国面积不大,但因最早种植棉花以及地处近畿与关东之间的交通要道而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较为发达。织田信长的父亲为尾张国守护代理的家臣,1555年信长灭掉守护代理,成为尾张国的统治者。然后一方面充实经济实力,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上层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组成被称为“足轻”的步兵,同时利用梯队轮流射击的方式大大提高火枪的效率,增强战斗力。当时距尾张国不远的远江国大名今川义元势力比较雄厚,今川首先迫使三河国大名德川家康臣服自己,然后与关东地区的武田信玄、北条氏康结成同盟,在1560年借“上洛”(进京觐见将军)为名进攻尾张国。但因初战告捷而轻敌,夜宿桶狭间时被织田率领的少数军队击败,今川也被杀。此后织田与德川结成同盟,约定织田向西发展,德川向东发展。1567年织田打败其岳父——美浓国的斋藤氏,将其首府稻叶山城改为歧阜,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同年织田开始使用“天下布武”的印章,表明统一全国的决心。1568年织田奉天皇和足利义昭之邀率兵进入京都,废除幕府将军足利义荣,扶植义昭为将军,挟天皇和将军号令天下。
1569年织田迫使实施自治半个多世纪的堺市服从其控制,从而掌握了富裕的近畿地区城市与农村;1570年织田打败近江国浅井氏和越前国朝仓氏联合军队,并在翌年攻占寺院武装的重镇延历寺,焚烧该寺;1573年,织田信长罢黜足利义昭的将军职务,室町幕府正式灭亡。1574年织田镇压越前国、加贺国等地的“一向宗”农民起义,屠杀数万;1575年织田与德川家康联手在三河国长篠城与武田胜赖进行决战,以火枪与栅栏相结合的战术打败武田的强大骑兵,排除了关东地区的劲敌;1576年,织田在琵派湖畔筑安土城,作为控制近畿地区的根据地,此时全国统一已近半。1582年织田开始西征,派遣羽柴(丰臣)秀吉进攻备中国的高松城,但陷入重围。织田率军前往救援停留京都本能寺时,家臣明智光秀叛变,被迫自焚而死。
织田信长死后,其部将羽柴秀吉继承了织田的统一事业。秀吉出身尾张国的上层农民家庭,其父为织田亲兵,初称木下藤吉郎秀吉。秀吉参加织田的军队后因表现突出而成为重要将领,并在1573年改称羽柴秀吉,以期成为丹羽长秀、柴田胜家那样的织田家臣。本能寺之变后,秀吉与其对手毛利氏和好,然后率军回京都打败明智光秀,迫使其自杀,并以织田的后继者自居。1583年秀吉在近江打败柴田胜家,同时修建大阪城,作为自己统一全国的根据地。1584年秀吉与织田之子信雄、德川家康的联军发生战斗,未分胜负后讲和。1585年秀吉征服四国,天皇授其“关白”职务,1586年任太政大臣,并获天皇赐姓“丰臣”,以后称为丰臣秀吉。1587年秀吉南征九州,岛津义久投降。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地区,包围小田原城,迫使北条氏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臣服。1591年丰臣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秀次,自称“大閤”。1593年统治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将北海道南部划入日本版图,至此统一大业终于完成。因秀吉晚年在京都伏山筑城居住,后该地因种植桃树而被称为桃山,因此,织田、秀吉时代也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三、丰臣政权
丰臣秀吉在世时大权独握,因而中央政府组织并不完备。最初设“五奉行”,由五位的亲信分别掌管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平时各司其职,如有重大事务则“五人合议,妥善裁决”。后来又任命德川家康等实力最强的六位大名为“大老”,即其中的一人死后称为“五大老”,共同商定重大事务。这种因人设位的做法隐含着危机,一旦丰臣去世,其平衡立即被打破。丰臣政权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其直辖领地,另外控制了主要金银矿山的开采以及货币铸造,以及京都、大阪、堺等工商业城市的征税。
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丰臣秀吉政权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第一,在1588年颁布《刀狩令》,借口铸造京都方广寺大佛需要铁钉,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其真正目的是“贮藏武器,必使年贡杂赋滞纳,企谋暴动”,因而必须没收“诸国百姓所持刀、腰刀、弓、枪支等武器”;第二,实施“太閤检地”,即通过丈量全国的土地面积,确定土地耕种者以及年贡(即赋税)的承担者。在1591年全国检地完成后,命令各国大名提交帐册和地图,以总收获量即“石高”核定其提供军役的准确数量;第三,颁布《身份统制令》,规定武士、町人、百姓各守其业,实施兵农分离、农商分离政策。禁止农民流动,武士脱离农业居住在主君所在的城下町,并随主君移动;第四,统一度量衡,推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如废除行业垄断制度、减轻商人的赋税负担、撤消关卡、修建道路等。
丰臣秀吉在征服西南地区各战国大名时,虽对天主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感到威胁,但为推进对外贸易,并没有采取严厉的禁教措施。只是在扫除倭寇等海盗的同时,因葡萄牙人的挑拨而镇压了西班牙的传教士和信徒。鉴于大陆政权明朝的衰落,丰臣秀吉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不仅要求印度果阿的葡萄牙政权、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政权、台湾等地对其臣服与纳贡,而且早在1587年就派使节到朝鲜,要求其臣服纳贡,并作为进攻明朝的向导。朝鲜明确拒绝其要求后,丰臣遂在1592年派15万大入侵朝鲜半岛。初期陆军进展顺利,很快攻占汉城和平壤,但在朝鲜军民的抵抗和明朝援军的打击下,战局发生逆转。特别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的领导下,利用灵活作战的龟甲船连连击败日本水军,日本军队被迫在1593年求和。但丰臣对明朝封其为日本国王并许可朝贡的条件大为愤怒,在1597年1月再次派遣14万大军、数百艘舰船入侵朝鲜。尽管日本军队在海上初战告捷,但朝鲜重新起用李舜臣后,日本水军大败,陆上之战也因明朝军队与朝鲜军队联合进攻而节节败退,龟缩在半岛南端一隅。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五大老”决定结束侵朝战争,同年底日本侵略军撤回其国内。
史称“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两次侵朝战争不仅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其巨额战费是丰臣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就其侵朝战争的原因,除出身低微的丰臣企望通过对外战争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外,满足国内统一后武士的好战心理以及大名、领主的土地要求也是其重要的背景之一

四、 安土桃山文化
尽管安土桃山时代是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但安土桃山文化也包括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各地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及西方人带来的商品与文化,赋予了安土桃山文化豪华性、现实性的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产是城堡建筑。与过去的山城不同,战国时代的城堡多建在平地或高地上,在具备军事功能的同时,又作为大名的处理政务、生活居住的场所。如同当时的名城安土城、大阪城、伏见城那样,气势雄伟,面积广阔,内部装饰华丽。尤其作为暸望塔的最高建筑天守阁,更是构思巧妙,十分壮观。尽管进入17世纪后建造的城堡返朴归真,但其雄伟之风依然不改,其代表有保留至今的姬路城、松本城、彦根城、二条城等。
豪华壮丽的城堡内部装修推动了绘画的发展,尤其是狩野派的绘画。狩野永德进一步发展了水墨画与大和绘相融合的技法,其鲜艳的色彩、有力的线条、宏伟的构图形成新的装饰画。同时,狩野派绘画也突破了传统的绘画题材,出现了城市平民生活及风俗的绘画,例如狩野长信的“花下游乐图屏风”等。
随着京都、大阪、堺、博多等大城市的发展,富裕的市民阶层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承继者,其中以千利休的茶道最为著名。千利休以简朴、寂静的禅宗精神为基础,制定了饮茶的礼仪和程序,将其发展为茶道。由于得到丰臣秀吉和众多大名的保护,茶道甚为流行,丰臣建造黄金茶室,并经常举行茶道聚会。千利休也成为政界要人,甚至卷入丰臣家族的内部纠纷,后被迫自杀身亡。
17世纪初,出云地方的阿国到京都演出歌舞,受到平民的喜爱,称其为“歌舞伎”。最初演员为女性,但因风俗问题而遭到禁止,后来少年演出的“若众歌舞伎”也遭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再后来就演变成由成年男子担任演员的“野郎歌舞伎”,在民间流行开来。与此同时,以琉球传来的三弦琴为伴奏乐器、操纵木偶进行演出的“人形净瑠璃”也在民间得到广泛流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南蛮文化”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日本人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称为“南蛮人”,并将其乘坐的船、从事的贸易、传来的文化称为“南蛮船”、“南蛮贸易”、“南蛮文化”。他们带来的机械钟表、眼镜、火绳枪、葡萄酒、乐器、烟草、西方绘画、活字印刷、饮食、服装以及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西洋文化均对日本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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