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考研指南]  [研究动态]  [佳篇共赏]  [资料汇编]  [学人风采]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概况] 
[共享资源]  [资源链接]  [学术焦点]  [新书评介]  [史学理论]  [资料大家译]  [雁过留声] 
当前位置: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 资源链接 - 日本简史——古代部分(10)

日本简史——古代部分(10)
来源:[北大史学论坛]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王新生 [北大史学论坛]

第五节 前期德川幕府

一、幕藩体制
1590年,德川家康被丰臣秀吉转封关东六国,成为拥有250万石领地的大名。家康以江户城为据点,苦心经营,势力大增,地盘稳固。位居丰臣政权中五大老之首,同时因未参加对朝战争而保存了实力。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其近臣分为两大集团。1600年9月,拥戴丰臣之子秀赖的五奉行之一石田三成联合小西行长、毛利辉元等大名率八万西军东征,德川家康率10万东军迎战,两军会战美浓国关原。因西军出现倒戈者,东军获胜。石田、小西被处死,没收、削减西军各大名的领地高达630万石,并将这些领地转封东军将领,由此确立了家康对全国的统治地位。1603年家康获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亦称江户幕府。
1605年,家康让将军之位给其子秀忠,以表示家天下之意。为彻底消除后患之忧,1614年,家康借口丰臣秀赖铸造的方广寺大钟所刻“国家安康,君臣丰乐”之文是诅咒自己,遂发动冬夏两次战役,攻陷大阪城,丰臣秀赖及其母自杀身亡。1623年秀忠让将军之位给其子家光,如同其父家康那样作为幕后将军掌握最高权力。前三代将军均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没收、减少、转封领地的方式削弱大名的实力,仅没收的领地就有120家,占全部大名的半数以上。这种武力政治不仅稳固了德川幕府,也完善了其统治体制。
在政权建设方面,德川幕府采用的是“幕藩体制”。即中央政权是幕府,地方分为200多个半独立的藩。幕府组织分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机构和负责幕府直辖领地的地方机构。中央机构在将军之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三个职务,其中大老是非常设最高官职,老中是负责日常行政的最高常设官员,若年寄辅助老中管理旗本、御家人等。同时,设置监察大名的大目付、监察一般武士的目付、管理寺院的寺社奉行、管理幕府直辖领地的勘定奉行以及大番头、小姓组番头、书院番头等军队首领等官职。地方机构设有京都司代、町奉行以及奉行等职,其中京都司代负责与皇室、公卿贵族的交涉和监督,城代是管理重要城市的官员,町奉行是管理特殊城市的官员,奉行是管理指定城市的官员。另外还设有相当将军秘书的“御用人”,其通常职能是传达将军命令给老中,但因这些人员多为将军的亲信或政治顾问,容易掌握大权。
幕府之所以能够号令天下,其背景是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幕府拥有收获量400万石的直辖领地,另外还有300万石的家臣旗本封地,共700万石,约占全国3000万石总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最大的加贺藩前田氏领地也仅有102万石。同时,幕府垄断金银矿山开采和货币铸造,并控制江户、京都、大阪、长崎、堺等大城市的工商税金。全国的军事指挥权也由幕府将军直接掌握,直辖将军的常备军称为“家臣团”,成员为有封地并能晋见将军的旗本以及仅领取俸禄(大米)且不能晋见将军的御家人。旗本可构成八万人规模的军队,御家人也有两万人左右。旗本组成大番、书院番及小姓组番等,御家人组成徒士组、铁炮百人组等。旗本及御家人除平时担任幕府的守卫工作外,还担任幕府的中下级官员以及幕府直辖领地的代官等职。
幕府将直辖领地及家臣封地以外的土地封给200多个藩主(大名),这些大名按照与幕府的亲疏关系分为三类,即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亲藩大名与德川家族具有血缘关系,其中有能够继承将军职务的御三家(水户、尾张、纪伊三藩)以及御三卿(田安、一桥、清水三藩);谱代大名是“关原之战”之前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外样大名则是在其后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大多配置在重要地区,前者给予较高的名誉,但没有实权,后者领地虽然较少,但可以担任重要幕府职务,而外样大名虽然领地较大,但不仅被置于偏远地区,周边还有谱代大名对其进行监视,而且也不能参与幕政。为有效控制各藩,幕府在1615年颁布“一国一城令”,即一个藩只能修建一座城堡,供大名居住和处理政务;1635年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其中规定大名负有“参觐交代制”的义务,即在江户及领地间轮流居一年,同时各大名还要负担幕府的军役和重大工程。另一方面,诸藩大名在自己领地内具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设置藩机构和官职,武士组成家臣团。这种双重统治结构史称“幕藩体制”。
1611年,德川家康拥立后水尾天皇,表示幕府拥有干预皇室的权利。1613年,幕府颁布《公家众法度》,规定天皇及朝廷贵族以学问为第一要事。1615年幕府再次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进一步限制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权力,例如规定武家官位须由幕府任命,防止大名与朝廷勾结。朝廷与幕府之间专设联络机构,并禁止天皇出访,朝廷的领地也只有10万石。1620年,第二代将军秀忠将其女嫁给天皇。1627年幕府借口大德寺、妙心寺违犯法规,处分其主持,并剥夺天皇赐给的象征最高荣誉的紫衣。1629年秀忠立其外孙女为明正天皇,成为时隔奈良时代称德天皇859年的又一名女天皇。
德川幕府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即武士,是统治阶级,连其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又分为上自将军、大名、家臣,下至散居乡村的乡士和失去俸禄的浪人等20多个等级。尽管地位各有不同,但都有氏姓带刀和无故斩杀平民百姓的特权;农是农民,他们被禁锢在土地上,交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幕府十分重视对农村的统治,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法令,例如规定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禁止迁移、禁止过度分家、禁止过奢侈生活、禁止自由种植农作物等,并在农村实施“五人组”连座制度;工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他们均居住在城下町中,因而被称为町人。除上述四个等级之外,还有少数被称为“秽多”、“非人”的贱民,他们的住处、职业、婚姻均受到严格限制。
最初幕府为对外贸易而默认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但天主教的人人平等教义与幕府身份等级制存在矛盾,而且离心倾向较强的西部大名多信仰天主教,同时西方人传教多与殖民活动相连,因而幕府在1612年禁止直辖领地上的传教活动。1613年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变其信仰,1622年对长崎的传教士、信徒处以酷刑。1637年岛原、天草农民及浪人武士为反抗大名的剥削而起义,其中多为天主教信徒。幕府派重兵加以镇压,其后实施“踏绘”制,即踩踏圣像以表示其不是信徒,否则将予以严惩。与此同时,由寺院提供证明其信仰的“寺请证文”,后来所有人员均须在寺院登记,形成被称为“寺请”的户籍制度。德川幕府成立之初,许可各藩大名以及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但需要具有幕府颁发的许可书——“朱印状”。但随着禁教的实施,以及幕府垄断对外贸易,因而到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已在海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1639年禁止葡萄牙人来日,1641年将荷兰人集中到长崎的出岛上,形成“锁国体制”。尽管德川时代未能与中国大陆政权恢复邦交关系,但仍通过四个窗口与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行频繁的交往,即通过长崎的荷兰商人及中国民间商人进行对外贸易、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进行外交往来与贸易、通过萨摩藩与琉球进行人员往来和商品贸易、通过松前藩与北海道的虾夷族进行交往。在长崎的荷兰除向幕府提供有关海外事情的“荷兰风见书”外,还要每年组成一百多人的队伍前往江户参拜将军;虽然1609年与朝鲜签订《已酉条约》以及贸易是由对马藩进行的,但朝鲜通常在新将军即位时派使节前往江户祝贺。从1607年到1811年,前后共派出12次使节团,前三次称“回答兼刷还使”,即对日本国书的回应,同时带回丰臣侵略朝鲜时被掠到日本的朝鲜人,其后称“通信使”。但因团员较多,费用负担过重,逐渐减少次数,而且最后一次仅到达对马藩;琉球王国在向中国大陆政权清朝进贡外,还在新幕府将军即位或新琉球王即位时向江户派遣“庆贺使”或“谢恩使”,在德川时代,前后派出21次。通过这些形式,构成了日本型的“华夷秩序”。
二、政治经济
德川幕府前三代将军通过武力稳固了其政权,但借口大名无继承人而没收其领地的做法使许多武士失去主君,这些被称为“浪人”的武士在三代将军家光去世时达到40万,其中一部分武士在兵学家由比正雪的率领下计划于1651年发动推翻幕府的起义。同年家纲任四代将军,在镇压谋反浪人的同时,修改不准收领养子的禁令,允许50岁以下的大名收领养子继承其家产。1663年,幕府颁布新的《武家诸法度》,禁止主君去世时下属殉死,应为新的主君尽忠效力,并提倡儒学的“仁政”、“忠孝”,对父母不孝者严加处罚,同时废除将大名家眷扣留江户的人质制度。1664年,家纲向所有的大名颁布领地证明书,将军的权力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幕府和各藩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不仅经济得到发展,许多藩还设立了讲授朱子学的学校。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其江户藩邸设彰考馆,并邀请明朝流亡学者朱舜水编撰《大日本史》等。因此,从四代将军开始,幕府实施“文治政治”,即利用儒家的治国理念维持其政权。
1680年纲吉任五代将军,不但自己笃信、钻研儒学,而且亲自向大名、旗本宣讲,并建造汤岛圣堂,聘请著名学者讲授朱子学。在1683年颁布的新《武家诸法度》中,将武士首先应遵守的“习文武弓马之道”改为“文武忠孝及礼仪之事”。另外,纲吉十分注重农村的稳定,认为官吏的首要职责是“常察民之辛苦,无饥寒之愁”,因此,对那些玩忽职致使诸民贫困的官吏严加惩处。同时严禁武士之间或武士家族内部的争斗,1701年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与幕府仪礼官吉良义央发生争执而遭到切腹的惩罚。长矩的家臣大石良雄等46人杀死义央一家为主报仇,幕府命令他们全部切腹自杀,然后大肆宣传他们的“义举”,受到稳定思想与政治的双重效果。
从1685年开始,纲吉为获得男性继承人,听信单谗言,禁止杀生,陆续颁布以《怜悯生类令》为首的60个爱护动物令,禁止虐待猫、狗甚至昆虫,并花费巨额资金建造收容流浪狗的场所,其规模之大可收容八万条狗,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饲养这些狗。不仅如此,几十万人因不小心伤害生物而受到处逮捕、流放甚至处死等惩罚。另一方面,纲吉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神社及其他建筑,开支过度,为弥补幕府财政亏空而大量铸造劣币,结果引起物价暴涨以及社会的不稳定。
1709年纲吉去世,其外甥家宣任第六代将军,起用著名儒学者新井白石辅政,实施了一些新政策,如废除《怜悯生类令》,释放因违反该令而被逮捕的万名犯人;修改《武家诸法度》,提倡“仁政”,强调武士之责在“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以及“国郡家中之政务,各尽其心力,不致士民怨苦”;减少幕府财政开支,改善与皇室的关系,整顿财政与贸易,铸造新币等。家宣任将军三年后去世,其三岁的儿子家继任第七代将军。新井白石继续推行其改革政策,但1716年,任将军只有五年的家继去世,其改革政策未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从此幕府开始走下坡路。
在整个17世纪,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体现为农业进步、手工业兴盛、全国交通发达、城市增加、商业兴旺与豪商的出现等。农民得到份地,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尽管土地租税较高,但仍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在江户时代前半期,农业生产获得显著的进步。首先体现在耕地面积的增加上,这主要是得益于幕府鼓励开发新田。开发新田者既有乡村官吏,也有富裕的农民,还有富裕商人承包开发。另外,幕府和各藩积极进行的水利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新田的开发。例如在德川幕府初年,全日本的耕地面积为163万町步,到18世纪初增加到297万町步,增长了80%;其次是农业工具的进步,灌溉用水车、多种肥料的运用、备中锹及千齿机等先进农具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另外,经济作物得到普遍种植。各藩大名甚至幕府为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种植经济作物。因此,桑、茶、棉花、麻、油菜、染料等推广到各地,同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特定农作物生产地区,例如大阪的油菜、三河及尾张(今爱知县)的棉花、上野与武藏(今琦玉、群马县)的养蚕生丝、宇治(今三重县)的茶叶以便及最上(今山形县)的红花等。
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首先促进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以及城镇手工业的发展,例如桐生地区(今群马县)丝织业、西阵(今京都府)的丝绸业、伊丹(今兵库县)的酿酒业、大阪的酱油酿造业、有田(今佐贺县)的陶瓷业都非常发达。除农村家庭手工业外,城镇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批发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甚至出现了手工工场。商品性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交通的发达,另外,德川幕府实行参觐交代制和武士居住在城市中的规定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流通的频繁。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集中了许多大的批发商和金融商人,并出现了鸿池、三井和住友等非常有名的豪商。1688到1703年的元禄时代成为江户幕府时期经济、社会最好的时期。以町人文化为特征的“元禄文化”不仅使得现实享乐主义文化的得以出现,而且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

三、思想文化
在德川时代前期的思想界,儒学占统治地位,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官学”达到鼎盛。由于朱子学提倡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大义名分论”,因而在镰仓时代随禅宗传到日本时就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但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与佛教混合在一起。战国时代末期,京都相国寺僧侣藤原惺窝热心儒学,并经常与各国大名交往,后来受到朝鲜学者姜沆的影响专心朱子学,同时逐渐脱离佛教的世界观,还俗后致力于朱子学的独立。京都建仁寺僧侣林罗山成为惺窝的学生后还俗,因未经许可讲授《论语》险遭迫害,后被惺窝推荐给德川家康。林罗山主张“世界万物均有上下名分,人间社会也是如此,君臣父子尊卑贵贱各有其位,不得混淆”,积极肯定身份制社会。以这种天命论、名分论为主要特征的朱子学对于否定战国时代“下可上”的行为、维护幕藩体制是极为合适的思想,因而林罗山深得德川家康将军的信任。不仅成为家康的政治顾问,而且其学问也得到发扬光大。三代将军家光建学塾,教育幕府士族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到五代将军纲吉时,建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黉,并任林家三代孙风冈为大学头,林家的私塾成为官学,使朱子学在元禄、天保年间达到全盛期。被称为“京学”的这一流派著名人物还有木下顺庵、新井白石等。另外还有以土佐(今高知县)南村梅轩为中心的南学朱子学,这一流派倾向道学,主张儒神合一。
除朱子学外,同为儒学的还有阳明学和古学。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及其学生熊泽蕃山最初研习朱子学,但逐渐对朱子学产生怀疑,于是将大陆明朝的王阳明学说介绍到日本。他们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批判朱子学的“知先于行”思想,同时批判现实,主张个人的、省悟的儒学。中江藤树晚年放弃武士籍,从事教育。熊泽蕃山积极从事冈山藩政的建设,并在著作《大学或问》中批判幕政,受到禁闭的处分。会津藩、熊本藩的阳明学者也因其革新性而遭到镇压。阳明学到幕末时期的传人有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这些人大多原也为朱子学者,但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转而钻研阳明学。
古学派的多数学者原来也是朱子学的信徒,后来怀疑朱子学与孔子、孟子的原意多有不同,改而提倡古学,呼吁从孔孟的原著中去探索儒学的真意,同时他们也反对阳明学。例如山鹿素行在其《圣教要录》中认为朱子学以及阳明学均不是真正的孔孟精神,只有直接研究孔孟经典,才能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山鹿因此受到幕府流放的处分。另外在《中朝事实》中,山鹿素行认为,比起明清的“中华”来,日本是“中朝”;另一位古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私塾,依据《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讲述经验性知识的重要。古学派成员还有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人。荻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的空谈理性,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其弟子太宰更是关心政治经济,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除儒学外,“元禄文化”的重要含义是其文学艺术。元禄是五代将军纲吉的年号。在其前后一段时期,幕藩政治较为稳定,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因而以富裕的大阪、东京町人为中心,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市民文化。其特征是豪华、充满活力,而且此时的娱乐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其中松尾芭蕉的俳句不仅带有“幽玄闲寂”美学观点,而且其走遍日本寻求自然题材的写作方式也受到乡村民众的欢迎,例如其作品《奥州细道》等。井原西鹤创造了被称为“浮世草子”的写实小说,其作品《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描写了市民阶层的性爱,《日本永代藏》形象地刻画了商人的行为准则及其赚钱术,《武道传来记》讲述了武士的仁义道德等。在艺术方面,德川时代初期的歌舞伎不仅演变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而且也发展成具有豪华舞台的固定演出艺术节目。以女性为题材的木板刻印浮世绘大量生产,一般市民也能购买,因而推动了这一艺术的流行。著名建筑方面有德川初期因茶道兴起而建的桂离宫庭园。


下一篇:日本简史——古代部分(9)上一篇:日本简史——古代部分(11)
评论留言交流 (仅限注册用户,请先注册或登录)

 
  【注意】 发表评论必需遵守以下条例:
 1.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2.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3.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4.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5.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最新用户评论留言
点此查看更多评论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