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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实问题研讨会发言汇编(二)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8-8-13] 浏览:

[国学网]

从经济形态看中外封建社会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三

马克垚

(北京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关于“封建主义”的讨论与二战以后西方史学界的对原有概念和理论的反思有关。作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在世界上有其普遍性。应该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理论。如果如实把西欧中世纪看得长些,西欧封建社会也有君主专制。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
为什么会有关于“封建制度”的讨论?西方史学在二战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西方史学的一些概念、定理是十九世纪中期兰克以后定下来的,二战以后有三个方面的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原来强调单线进化,现在比较多的学者主张多线发展。这是因为对东方了解多了,发现东方的发展并不一定与西方一致。二是原来强调断裂,强调革命,强调截然的分期,现在则强调延续。三是对过去的定义重新思考,是否太机械了,或者只是从西方情况出发。这些反思有一个好处,一些西方学者发现西方中心论有问题。他们对西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黑暗的中世纪”已经不提了,中世纪也有商品经济,也有人性、理性。宗教改革的断裂性,工业革命的断裂性降低了,对原来工业革命的定义、农业革命定义、封建主义的定义等等,提出怀疑。这些反映了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和批判。

我的观点,虽然单线进化有毛病,应该注意各国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但共同性、统一性,仍然是有的。如果没有,历史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无法发展,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化”也无从谈起了。虽然应该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但断裂仍然存在,如果光有延续,没有断裂,社会就划分不出发展阶段来。宗教革命、工业革命虽然不是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变革,但仍然是一种革命。如果一切都变动不居,都成为模糊的东西,科学也没有了,定义也没有了。西方这样一种思潮确实有进步意义,但不能走过头。

国内也是这样,史学也应该反思。过去确实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经济,而相对忽视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作用。现在重新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内涵等,是有好处的。但我仍然认为社会形态学说是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虽然以前经济的作用强调过头,但如果反过来经济无关紧要,个人决定一切,文化决定一切,我也不同意,那就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总之,现在我们应该对过去的观念、理论进行正确的反思,以推动史学的前进。对“封建主义”的讨论也反映这种趋势。

第二点。
关于封建主义,我过去写过一些文章,主要从西方出发,现在又补充不了什么东西,就表一个态吧。我觉得应该区分狭义的封建主义和广义的封建主义。狭义封建主义是从西方来的,主要是从政治形态讲的,强调西方的封建君臣关系。广义的封建主义是指一个社会,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现在说中国没有封建的人(叶茂的综述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我看大部分是从狭义封建制度来讲的,说我们的“封建”和和西欧中世纪对不上号。其实外国人早就说过这些话,如顾立雅,他就比较过西周“封建”与西欧的封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柯尔本也作过这种比较。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特点,我国的封建,细细来抠,当然不会与西欧完全一样。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作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在世界上有其普遍性,这不能否认。秦晖说关中“无地主”,也有人说中国地主越来越少,占有土地越来越分散,但还是有地主。关中只是一个特例。

第三点:
讨论中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封建的理解。我们应该历史地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关于封建主义,马克思讲了不少话,这些话是在不同场合讲的,我们对它的意义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现在应该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对封建主义主要是从西方历史来了解的,因为他对东方历史确实了解不多。我们还要注意到,在马克思的时代(19世纪中期),即使西方封建的定义也在形成过程中。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没有提出封建制度,而是说封建法律,根据的资料也有限。后来兰克的一些学生,搞经济史的,才对封建主义作初步的总结。那时封建概念仍在变动中。现在被认为是的经典性封建主义著作——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和冈绍夫的封建主义尚未出来。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讲“封建”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封土封臣,这是西方人的习惯思维。但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学说,把“封建”视为一种社会形态,这也是没有疑问的。马克思评论科瓦列夫斯基的笔记,指出印度没有欧洲式的封建制度,指的就是封土封臣制,后来又说印度没有农奴制,这就涉及基础。因此,需要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国际上有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大规模计划,要出114卷,要作详细的注释。我非常欣喜地注意这个信息。我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也有在这方面开展研究的计划。这些东西出来,可以帮助我们解读马恩的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了解马克思对“封建”的早期论断和晚期论断,他的根据是什么。这对我们讨论封建社会形态,讨论五种生产方式等问题是有好处的。当然,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例如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一样的,恩格斯修改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考证未必正确,因为它带有考证者的主观印象。但也可以提供我们研究的参考。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应该作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点
有的中国学者把封建和专制对立起来,说“中国无封建,中国有专制”,把中国称为“专制主义社会”。这也是从政治层面看问题,因为专制不专制是政治制度。这种意见不一定对。13世纪的西欧国家,中央的权力比较小,领主割据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从政治上看,西欧的封建和专制有距离。以此衡量中国,中国就没有封建了。但我要说,西欧的封建社会也是比较长的。我的这个老弟(指庞作恒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哈哈!现在有的西方学者确实把西欧封建越说越短,过去说15世纪,现在有说13世纪的。甚至说封建没有了。我们本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黄春高介绍过苏姗·雷诺兹这方面的意见。所以,外国也有无封建论。

但我觉得从经济形态,从经济方面看,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很长的。过去说,西欧圈地运动以后,一帆风顺,工业革命发展很快,实际上发展不太快。我在1997年主编出版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一书序言中,曾经提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该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该截止于17世纪,而是还要晚,应该截止于18世纪。所举出的理由是经济上,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政治上则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还引用了法国中古史家勒高夫的观点,他也早就提出中世纪应该延长到18世纪工业革命(9-10页)。现在再补充一点材料。

过去大都认为,西欧从15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就一帆风顺,快速成长。由于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可以计算出当时的许多生产数字。说明就是英国,这个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源头,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缓慢的。直到18世纪甚或更晚,传统的封建经济仍然十分强有力。我现在举一个比较精确、学界认可的计算例子。一般认为1760-1830是工业革命的年代,但根据麦克可洛斯基的计算,在1780-1860年间,传统经济(包括农业和其他手工业等)占不列颠的经济比重为79%,这就意味着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760年,它会占到90%。而在这一段时间内,传统经济还在发展,但现代经济发展更快。传统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而同一时间,现代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1.8%,三倍于传统经济。(Mokyr,J.,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1)农业的发展更为缓慢。里格利曾以英国乡村农业人口和全国人口之比来表示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则1700年为1.82,1750年为2.19,1801年为2.76。就是说,19世纪初,一个农业人口只能养活两个人多一点。农业的现代化,要使用拖拉机耕地和化学肥料才可以实现,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事。)最近彭慕兰等人主张的中国在18世纪不落后于西欧的观点,也证明西欧的封建社会应该长一些。

如果把欧洲的封建社会看的长一点,则它的政治体制到后来也发展出专制主义的统治也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表现形式与中国不一样。


“封建”概念讨论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四

张岂之、刘文瑞

(清华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以“封建”对译feudalism,是当时能够找到的对应这一社会形态的恰当翻译。运用“封建制度”这一范畴来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与西方中世纪或西周“封建”的混同,反而能够更好彰显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广泛运用,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几代学者推进史学理论建设的成果,是不可以任意加以否定的。

我六月份接到历史所开会的通知,当时我正在住院,但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高校系统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训词,某某教学大纲有关社会形态一律不提,这使我很吃惊。如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都不提,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何说起?当然,现在还没有看到明文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慢慢来嘛!中国的奴隶社会否掉了,封建社会也不能用,是不科学的名词,也否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逐渐挖空了,唯物史观都不存在了。应该承认,在历史学学术讨论领域里,有些问题需要严肃对待。

我和刘文瑞同志写了《封建社会概念辨析》这篇文章,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赞成继续沿用“封建”概念,不改。前人已经作出很大成绩。

文章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封建”争论的由来,不多讲了。
把feudalism翻译成“封建”,开始于日本学者;把“封建”这个词汇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首推梁启超和严复。我们看了很多的材料。正式把feudalism翻译成“封建”制的是严复。“封建”一词,无疑是当时能够找到的对应这一社会形态的恰当翻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把封建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给这一词汇注入新的内涵。经过长期的讨论,现在我们学者也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封建制。所说的封建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的西周的“封建”制度。现在没有人会把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误以为是西周的封建或西欧的封建,没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误会。从梁启超、严复就有这个苗头,起端是比较好的。

我看了冯天瑜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的论文,好像考察不大全面,把封建社会概念的广泛使用完全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这是不大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

我们要理解封建社会,就要把二十世纪、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析取得的成果,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具有的特点进行一些归纳。我们前辈学人,不管是实证主义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秦汉以来到清中叶这一段历史的分析,有一些共同点,不完全是相悖的。我们把它概括一下:

第一,皇权专制和等级制度:我觉得专制这个词是可以用的。马克思在分析东方,如俄国、印度、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时候,用了两个词:一个叫中央集权的政府,还有一个叫东方专制制度。但中国秦汉以后专制体现在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实证主义史学家都承认,是皇权专制。故宫里面的太和殿,就是皇权的象征。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而这种等级制度的糟粕一直遗留到二十一世纪。

第二点,社会的阶级与阶层结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家对此做出很大贡献,虽然有一段时间强调阶级斗争过分了一些,但对封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对立的揭示是有贡献的,很多成果值得今天参考。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史学家之间有些分歧,但也有若干共同点。

第三,政教分离和思想变化。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有进展。在这里简单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来说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中世纪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因而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以探究现实问题为主,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倾向。从汉代起,儒家的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皇权统治以经学作为武器,民间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正版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经学自身也通过不同的注释和解读获得不断的发展。中国封建文化中既有维护皇权的正宗思想,也有制约皇权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特点,在于其继承传统的同时通过不断予以新的阐释而加以发展,同时又善于融合不同学派和异域的思想文化,由此形成思想文化上延绵不断的繁荣局面。在这方面,二十世纪有点偏差,否定过多。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回顾发现,如果对传统文化否定过多,弘扬民族精神容易落空。

第四点,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这在世界上贡献很大,在这里不详细论述了。

依据以上简要的说明,可以看出,在20世纪,当史学家(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封建制度”这一范畴来思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时,并没有和西方中世纪混同,我们,包括冯天瑜教授,找不出把中国封建社会混同于西周封建或西欧封建的例子,相反,能够更好彰显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我们应该感谢二十世纪前辈史学家的贡献。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想着重谈的——封建制讨论中相关问题的探讨。

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词汇中的“言不尽意”问题。语言文字是用来表达现实的,但是现实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东西,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不可能得到充分完满的表达。《道德经》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对言不尽意的最早表述。庄子对此有进一步发挥。到了魏晋,言与意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玄学命题。在现代哲学中,言与意的关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有人把这一命题概括为“所指”和“能指”的关系问题。在关于封建制的讨论中,我们应当看到,循名责实、追求语言的逻辑一致性是必要的,但过分苛求就有可能背离讨论宗旨。在关于封建制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反复推敲“封建”的古义和西义,对西周封建制和西欧封建制都有较多的论证,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封建”这一词汇经过学者的抽象后所具有的超越了具体封建形式的社会形态意义。这是不足取的,也不利于理论思维的提高。要言之,西欧的领主封建制是产权制度安排,中国的西周封建制是政治制度安排,而“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则是对相应社会形态的科学抽象。

第二,概念表达中的优化问题。由于抽象词汇的“言不尽意”,所以,就有了改进和发展相应词汇概念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更好的词汇来准确地表达相应概念,这当然是学术上的进步。然而,直至目前,我们必须承认,在各种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我们不是总能找到这一途径的。即便是一个已经有着缺陷的语句,当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语句时,则只能使用它。何况封建制这一词汇在现阶段并未表现出重大缺陷。所谓语言的重大缺陷,是指它在使用中有可能产生或促成明显的误解。而在中国,人们很少对封建制这一词汇产生重大误解。稍有常识者,都不会把中国封建社会等同于西欧的领主封建制,或者等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因此,贸然改变它反而有可引起学术上的混乱。一个社会,没有惯性就不能保持稳定。一个学科,没有习以为常的关键词汇就无法形成规范的知识体系。封建制已经是现有历史学科的一个关键词汇,在没有重大误解的前提下,除非学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可能被轻易抛弃。

即使这一词汇存在明显不足,如果加以改变,还要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替代词汇。从目前的学术讨论来看,在相关论文和著作中,那些不赞同封建社会一词的学者,所提出的替代性词汇,尚无取代这一词汇的优势。归纳起来,这些取代封建社会的提法,有中国“传统社会”、“中世纪社会”、“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等等。但是仔细思考,这些词汇,反而有可能引起学术界的混乱。例如,“传统社会”的提法,显然过于笼统,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不足以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而“中世纪”的概念,本身就是研究西方尤其是研究欧洲的一个专用词汇,是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作为参照体系的,移植到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参照系,会使其形成歧义。稍有不慎,还有可能产生把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简单比附的现象。冯天瑜提出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似乎考虑较为全面,但其核心在“地主”一词,而且他提出可以把“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简称为“地主社会”,这也未必妥当。近代以来长期使用的“地主”一词是与农民相对的,人们在使用习惯上,“地主”不包含普通农民。而要作出这样的解释和界定,又有可能带来新的争论。比如,为何不能称为“农民社会”?即使大家都接受了“地主社会”的概念,能否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传统中的“士农工商”,只强调“农”能否反映社会全貌?显然,在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前提下,改变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能推动史学学科的发展。

第三,学术发展中的继往开来问题。学术研究中,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死守传统,就会失去活力;而如果只强调创新,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是相联系的,“推陈”和“出新”是相统一的。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就会失去辩证法的本意。那种割裂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所谓两分法,恰恰违反了辩证法。如果“封建制”不能用,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失去了依据。封建制这一词汇,从它的自身演变来看,也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的。承认这种变化,在研究中不断赋予其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意,这正是学者的任务之一。

“封建”这一词汇,在社会发展中和学术研究中已经发生了语义变化,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广泛运用,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几代学者推进史学理论建设的成果,这其中既包含了老一代的实证史学的贡献,更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这些,是不可以任意加以否定的。这种贡献,究其本质是学术性的,是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尝试,探究它的演变,发掘出这种演变中包含的学术成就,这才是我们应当做,而且要努力做好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推进历史学的创新。

我总的观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坚持使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词汇。

封建社会本质特征的共同性及其具体形态的多样性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五

庞卓恒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关于“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关键是承认不承认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规律。认为马恩讲的封建社会只限于西欧说法站不住脚。小生产、自然经济,加人身依附,是广义封建社会的共性,西方东方都要经历这一发展阶段,但它在各地区各民族的表现形态则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古代限制君权的思想比西方强得多。对西方某些人利用所谓“专制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有所警觉。

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封建社会的思潮,这几年来,正如李根蟠先生说的,越来越咄咄逼人。马克垚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的文章,开头就说:讨论有没有封建社会的问题,前提是承不承认社会发展有规律。要是没有规律,那就没法讨论。要有规律,我们就可以讨论有没有封建社会。这一观点提得非常尖锐、非常直截了当。问题的实质确实是这样。

昨天在上海开哲学与史学对话的会议,很热闹。冯天瑜先生在会上说马克思讲的封建社会就是西欧封建社会,中国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西欧有契约关系,中国没有。我提出两个问题,如果马克思认为封建只是西欧的,那么马克思有两段话怎么解释。一是《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怎么理解?而且马克思把农奴制、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西方的、东方的、欧洲的、亚洲的,全放在同一系列,怎么理解。第二个是马克思在《1857—1958年经济学手稿》直接把西欧封建制和“家长制”放在一起,认为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家长制”是个什么词,我对了英文版,这个词有时被译成宗法制度。马克思把封建制和宗法制、家长制关系放在一起,应该如何理解?他没有回答。会后交谈,我又问他:你说西欧的有双向的契约关系,中国的三纲当然是单向的,五伦是不是双向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不是双向的?他承认是双向的。第二天会上,哲学家张奎良又说中国没有封建,马克思只承认西欧有封建。还说马克思的三形态是按人是否独立,是否有自由来划分的。我又提出这两个问题。还是没有回答。最后讨论历史有没有真实,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历史没有真实,一切都是建构。我建议把争论搬到一个网站上去。有争论才能求真理。

我这篇文章讲,必须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具体讲封建确实多指西欧封建,但往往明确指出这讲西欧意义封建,恩格斯也讲拉丁封建主义、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为什么要加一个前缀作限定词?还有我上面讲的这些,如何理解?这里有一个共性问题。所以列宁斯大林明确把封建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他们说是泛封建概念,实际上是广义封建概念。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小生产加自然经济,在这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其人身依附关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封建社会的共同的本质,共同的规律就在这里。只要存在小生产、自然经济、人身依附关系,就有封建社会,反过来说,它们解体了,封建社会就消亡。这就是共同性。

我很尊重我的师兄(指马克壵先生),但对西欧封建社会的长短问题有不同意见。你刚才引用的几个材料我确实没有看到,到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还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我一定好好看。但我提议不要光从农村人口看,还要看城市;无论乡村、城市,要看它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有多大,与市场的联系有多大。为什么马克思也说十六七世纪是资本主义开始的时代?如果我们确实有根据证明这个结论不确切,完全可以提出更正。

我说广义封建社会的共性就是小生产、自然经济,加人身依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都有表现。东方、西方,都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在这种共性下,有各种各样无穷无尽变异和表现形式,那是多样性。



多线和单线这个词完全是西方学者使用的词汇,我赞成师兄刚才介绍的,单线原来就是指西欧历史发展的线索,后来认识到西欧的发展不是普遍的,还有跟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提出多线,这有一点进步性。但是,提到本体论和方法论来说,我们把它拿过来就坏了。坏在哪?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学说是受单线进化论影响,后来才又提出多线。多线是对的,单线不对。冯天瑜先生那么看,我们学校的侯建新先生也那么看。进化论什么时候才有呀?达尔文进化论是1863年才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1845年,已经提出四阶段演进。《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比达尔文还早十几年。摩尔根的著作也是一八六几年。怎么是马克思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这些说法莫名其妙,太不讲道理了,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

所以,我感到现在的讨论涉及到是否存在规律,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研究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现在说到第二个问题:是否西方封建社会就是契约关系,东方就是皇权专制?我非常赞成岂之先生说的意见。我想补充的是,中国限制君权的思想比西方强得多。西欧找不到那么多民本主义、限制君权的思想。西方限制君权的思想,布洛赫引了《萨克森法鉴》中的一段话:国王如果逆法律而行事,那么,他的封臣有权起来反抗,甚至参加反对他的战争。这就是所谓“反抗权”。这已经是公元后多少年。可是孟子说“诛暴君”,比他早一千多年。限制君权、限制皇权,从思想体系说,中国比西方强得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中国没有专制,中国有专制。马克思也用过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词。我很赞成甘泉同志、学盛同志当年组织的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批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一种称呼,反映了西方人瞧不起东方人的根深蒂固的心态,魏特夫把它拿来直接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说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历史上专制主义的延伸。我可以说点最新动态。前些日子参考消息刊登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说现在又回归意识形态斗争,就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我找到英文的原文,它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吾士报》上,说得很带火药味。篇头语写了几句话:忘掉伊斯兰威胁,即将来临的战斗,将要在专制国家,像俄国、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同其余国家之间爆发。前天我和于沛通电话时说到,西方现在有股思潮,他们所谓鷹派认为现在正在形成以俄国、中国和伊朗组成的邪恶轴心。民主国家要联合起来对付这个新的邪恶轴心。他们似乎是“民主”的专利权的所有人,谁不接受他那种牌号的“自由民主”,他们就说谁是专制主义,就要打你。我不是说,使用专制这个词的学者都帮了他们的忙,但我们确实要有警觉。

最后我要引用马克垚先生的一段精彩的话:

“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权被称为封建君主制。王权较弱,不能和中国中央集权的皇权相比。但西欧王权的强弱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西欧的君权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日耳曼传统,主张有限君权,君王的权力应受到法律限制;另一种是罗马传统,主张无限军权。即以英国而言,如亨利一世的加冕誓词,约翰所签署的大宪章等,都体现了王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但亨利二世等君王在位时,独断专行地处理国务,颁行法令,一些史学家也认为当时是专制主义统治。后来的理查二世更认为他在法律之上,可以随意制定或废除法律,国土使它的私产,臣民须服从他的统治。他宣称法律在我的口中,在我的胸中。但他对政事处置不当,中被贵族废黜。

中国的君权也有两种指导思想:儒家与法家。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传统,所以总有限制君权的主张。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很有批评精神。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说,而且明确指出贵族可以废黜国君,‘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董仲舒倡天人感应说,宣传君权神授,但同时他也把人君的行为是否符合天道作为对人君的一种限制。如果人君倒行逆施,那就要受到天的警告、谴责、以至报应,‘伤败乃至’。他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朱熹大力宣扬三纲五常,一向被贬斥为封建专制主义之极力鼓吹者,但朱熹仍有限制君权的言论,他反对皇帝独断,说‘上至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宰相),参之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使之孰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他议论汉高祖、唐太宗之争天下皆出于私心,‘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且说后来的帝王莫不如此。也还是有民主精神的。”(马克垚:《中国与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马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北大学报上,说得很好,富有启发性。王在法下,限制君权,在西欧真的没有找到这样的言论。



“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实质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六

龚书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关于“封建”名实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名词问题,而是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能否成立,封建社会形态以及其他社会形态是否能够成立问题。



对今天所要讨论的议题,我虽然没有研究,但很关心,因为和我的“饭碗”有关系。我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过去都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封建社会不存在,那么半封建从哪来呢?既然半封建不存在了,就像前面有些先生讲到的,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胡闹。那还反什么封建呀?那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什么推翻三座大山?闹了半天,闹什么呀?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了。那么社会主义前面的阶段与任务不能成立的话,后面还能成立吗?什么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主义,你整个都闹错了。所以我觉得有关封建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而是“封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到底存在不存在。我这不是随便上纲,因为连带我的专业呀,我很担忧,这么一来,中国近代历史就得重写,原来那个都不对了。我担心这一重写,我这“饭碗”就丢了,我的课就没法教了。

今天我们要“正名”。孔老夫子不是说要“正名”吗?现在也是要“正名”。当前有学者提出“封建”这个概念既不符合古义,也不符合西义,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都不符合。众所周知,老一辈的学者,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所思考和讨论。如王亚南先生弄来弄去,最后也还是认定了中国经历封建社会的说法。包括侯外老,他是我的老师。曾经不赞成用“封建”这个译名概括自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形态,认为不准确,不好。但是最后还是说“就这么着了”。所以,有关封建的讨论不是什么新东西、新发现、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最后还得叫“封建社会”,这有它的道理在里面,不能随便把它推翻。大家知道,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麻烦的事。一字多音、一字多义。譬如,“识”(shi)字,在“博闻强识(zhi)”中就与“博闻强记”是等同的。“标识(zhi)”不能读“标识”(shi),而读“标识”(zhi)。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再如,“经济”这个概念,本意是“经国济世”,后来,“经济学”所指的“经济”意思就不一样了。当前一些学者关于“封建”的(名实)的讨论有点概念游戏的味道,费了很大功夫、精力,搜集的资料相当多,但是弄来弄去,到底意义在哪呢?因为,诸如“封建”、“识”、“经济”等名词本义与现在的意思不同的例子多了。比如,“书记”。民国年间的“书记”是指抄写的人,也叫文书。再向前推,书记也还有另外的意思。这是个老词。那么,照当前某些学者的逻辑推理,诸如“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等用法便无从正确理解其内涵了。如果对当前使用的名词逐一去“正名”,正来正去,把大家全正乱套了,正糊涂了。历史就全乱套了,社会也全乱套了。冯天瑜先生的书我也看了,尽管未细看,但其开篇即铺陈“封建”一词,最后否定社会形态。其用意与结果主要在这里,不在正“封建”这两个字。因为过去有关它的讨论已经很多,观点也很多了,已不是什么新东西。其落脚点在讨论社会形态问题。在冯先生看来,“原始”是文化人类学的名词,“封建”是政治学的概念,“资本主义”是经济学的概念。似乎,把这些糅合在一块,本身就不能成立,就成大杂烩了。所以,我觉得以冯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封建的概念“考论”、“辨析”,弄来弄去,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问题,而是最后落到社会形态。这关乎封建社会形态(包括其它社会形态)能不能成立。恐怕关键问题在此。

秦以后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七

吴承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封建”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我是来学习的。会议提供的材料很好,我大致看了一遍,收获不小,大开眼见。今天也主要是来听一听。从材料给我的印象是,封建主义是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所讲的封建主义,不一定是有明确标准的封建主义。诸如西周的封建,大家是比较清楚的。西欧的封建,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封建主要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学说,如同马克垚教授所指出的,前后也不是一样的,早期和晚期也有不同。到了列宁、斯大林手里也有不同,究竟是哪一个也很难说。我想,今天所讲的,秦汉以后到了明清都是封建社会,这指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不必去同西方(封建社会)作比,也没有方法同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是什么来比。原教旨主义,(我们)可以从马恩全集上找到一些,但是后来相关论述又有所变化。大概任何学说,我觉得原教旨主义都不可靠。像社会主义,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讲封建主义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我想它最大的特色,一个就是宗法,或者说血缘关系。一直到明清都没有断了血缘关系。马克思的封建主义好像就没有强调这个。再一个是专制。专制,马克思是提过了西方的情形,似乎不是像中国的那么明显,那么的强调。在西方,教会,无论是罗马教、天主教和新教,它们的力量很突出。中国更多强调的是社会、伦理、道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很注重这个东西的。你说这个人是“封建”、是“老封建”,特别是指男女关系上的,也体现在穿着上。中国历史上“贞妇”、“节烈”、“牌坊”等,这些在西方恐怕就不是很普遍。马克思有无提到过,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我们研究问题,比如经济,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必须要……。封建本来是一个社会形态,必须要从社会学方面,从民俗、伦理等各方面来看待。如此看来,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主义就跟标准的“封建主义”就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标准。这样,我觉得也并不错。因为我们写历史就是要根据本国的情况,详细地写中国社会的特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你叫它“封建主义”也可以,你叫它别的也可以。我倒是同意陈支平提出的,“约定成俗”罢了,大家认为从秦汉到明清是封建社会,那你就叫它封建社会,这个无所谓的。不过,我们的封建社会,是指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你不叫它也可以。我学秦汉史是跟钱穆先生学的,他讲秦汉史的时候,注重文化。他讲先秦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时代,根本就没提过“封建”两个字,也没提“封建主义”。我学清史,那老师更老了,是同孟森先生学的。他就根本没提过“封建”两个字。但是他讲董小宛,讲的头头是道。他讲的更多的是血缘、宗法关系,更多的是社会习俗的东西。孟老先生倒是社会学家,但是他没有讲过“封建”两个字。所以用什么名词,我看都是无所谓,大家都用了就用了。所以,有学者说我用的“封建”及“封建社会”概念一定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这也不必。这很难。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那你就是原教旨主义学派。像现在的伊斯兰教,毛病就出在这。

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的统一性大于特殊性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八



方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我就讲一个小问题。我认为西欧的封建领主制跟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之间,统一性要大于特殊性。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它们的出现要有相同的生产力。因为你要交了地租后,还要能养活你的全家。只有具备这个条件,才能产生领主制,才能产生地主制。两者产生的生产力条件是大体一致的,包括使用畜力、铁农具等。第二点,就其经济本质来说,都是地主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把土地拿来让农民耕种,换取地租。领主制也好,地主制也好,农民的剩余产品,剩余劳动都表现为地租,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等主要形态。这是个很重要的本质。第三点,殊途同归。这就是马克垚先生所讲的,到了后来西欧庄园制度解体,原来的农奴和中国一样,或者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或者变成了自由佃农,两者的发展是殊途同归。由此三点,我认为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它的特殊性小于它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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