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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实问题研讨会发言汇编(三)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8-8-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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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 坚守阵地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九

廖学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研究,这是当前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课题。氏族部落血缘关系作用的降低和私人大地产的产生,是封建制度形成的两个前提,不可能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苏联史学对人类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应予正确评价。



我觉得现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成立不了。现在迫切需要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研究,这是当前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课题。假如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推翻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所以这个问题绝不能含糊,要坚守阵地。有意见可以讨论,但原则立场一寸也不能退。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据我观察,四人帮倒台以后,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能不能成立,已经讨论了多次。第一个大回合是八十年代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专制主义。当时出现了“河殇”这些玩意,无非是说东方特殊。现在从译名上做文章。关键词是“泛封建”,一“泛”就歪了。实际上还是社会形态学说灵不灵。我们不是教条主义,对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许多问题还要深入研究,并非已经研究得尽善尽美,搬教条就行了。说实在,现在还没有多少教条可搬。现在不是教条的问题,而是要坚守阵地。我坚信类似问题的讨论绝不是最后一次,大概要到社会主义真正取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了,这种争论才会少一点。在这以前几百年,我看还会反复讨论。维护这种学说要说出道理来,反对的也要说出道理来。要培养接班人,准备一代一代讨论下去。这个事情至关重大。

第三:奴隶社会也要坚守阵地。有人说,奴隶社会早已否定掉了,我不那么认为,事实摆在那里,你否定不掉。你不承认,但是人家都承认的。奴隶制外国有,中国也有,封建社会之前一定是奴隶制,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奴隶占有制社会经济形态和封建制社会经济形态是前后相承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是旧大陆不同地区普遍存在过的,中国也不例外。

仅从两个方面看这两种先后相承但又有质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

1、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不同作用。根据我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性作用。

作者于1994年发表的《奴隶占有制与国家》一文中,曾经指出:“在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占有重要地位的奴隶占有制国家早期发展阶段,是不可能产生‘农奴制’的”(《廖学盛文集》,第185页)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的这样一个论断值得高度重视,他写道:“虽然从血缘关系产生出来的各种义务在封建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封建社会并不只依赖血缘关系。”(中译本,第700页)这一点很重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2、私人大地产的产生。私人大地产的所有者剥削小土地占有者,封建制度的本质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原始社会瓦解是是不可能产生的。私人大地产是在奴隶制瓦解以后才能产生。

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提到的“土地公有制”和“归全民族的代表者国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的异同值得深究。就希腊罗马的情况而论,当公民权、占有土地的权利和服兵役的义务(也是权利)三者合一的时候,私人大地产不可能存在。只有通过漫长的奴隶占有制关系的发展,城邦的土地占有制日渐瓦解之后,才可能出现私人大地产。

这几年,苏联史学被攻击差不多了,不是教条就是胡说八道。我在苏联读了五年书,这些年来都在读俄国人的书,对这种说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学说的基础上,用具体事实加以论证,在这方面,贡献非常之太,这应该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予以轻视,是对历史不负责任。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好好研究苏联的史学。从苏联史学史看,有些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比如有人说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强加的,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你好好读读马恩的著作,马恩五种生产方式的思想非常明确。1918年列宁论国家,也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斯大林那个东西是1938年才出来的。实际上苏联讨论奴隶社会发生发展规律是1933年,最关键的时司特鲁威的文章。是根据对埃及的研究。现在西德出的书还印了这篇文章的译文。在这以前,俄国就有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最有名的是 ,他的书二十年代就出来了。怎么能说是斯大林搞的呢?这是胡说嘛!应该加以澄清。关于五种生产方式,苏联的十卷本世界通史,里面还有很多好东西。例如关于封建社会,一开头讲法兰克社会跟原来社会不一样,就是破血缘。因此,对苏联史学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要好好研究。

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历史阶段不容否定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

刘丹忱(代表刘明翰)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决不是受“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单线、多线的矛盾或不一致。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和规律应是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抛开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来判断社会历史阶段的共性标准,而以布洛赫对于西欧封建制的个性特征的归纳作为标准否认中国封建制存在的观点缺乏说服力。从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历史阶段不容否定。



作为一个晚辈,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我这样一个机会,向各位专家、前辈请教,也包括向侯建新先生请教。我的文章的副标题就是与侯建新等先生商榷。



侯建新先生的《“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认为,在我国将西欧的feudalism社会视为具有适用于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封建制度”或“封建社会”,最初源自严复受西方“古典进化论”影响而作的误译;继而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人们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包括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在内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概念,特别是斯大林的 “封建制”概念视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期。“从此西欧和中国有了相同的‘封建社会’”。然后,侯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论说 “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而且存在着“单线”和“多线”的差异;而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更是“教条化”的产物。由此造成了混乱。侯先生遵循马克·布洛赫的观点,强调西欧的feudalism社会有四大特征:其一,非血缘、非集权的封君封臣制度。其二,庄园制。其三,尚武的武士等级是统治阶级。其四,领主附庸关系中具有“原始契约因素”。他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秦至清代的社会却具有相反的特征,是实行“皇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不能与西欧的feudalism社会混为一谈。侯先生主张,秦至清代不应再称“封建社会”,有的学者已提出“专制官僚社会”和“王权主义”等称呼,可以讨论那种称呼更合适。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第一,侯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概念是受到西方“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这一论断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达尔文首次发表《物种起源》是在1859年11月,把达尔文首创的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学而形成人类学中的“古典进化论”(以主张“单线进化”著称)的代表人物泰勒、摩尔根等人的著作都是在1860年以后才问世。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到“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在1845至1846年间写成的,比《物种起源》早14年;马克思在其中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在1859年1月写成的,也比达尔文的书早十个月。可见,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那些发展阶段“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侯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理论存在着“单线”和“多线”的差异。事实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本是马克思同一时期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是同一部著作中的不同部分,因为前者是从后者抽出一部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来出版的。怎样理解马克思所作的以上三种“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的论说的差异呢?庞卓恒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的依次演进的发展阶段都是只就西欧而言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大形态”或“三大阶段”的论说则是就全人类而言的,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中包括了“家长制的关系”,从《资本论》等著作来看,马克思所说的“家长制的关系”主要就是指“亚细亚形态”或“东方社会”。可见,马克思所做的那三种演进阶段的论说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人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分工和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演进规律来划分不同的演进阶段或社会形态的。他注意到东西方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肯定发展规律是相同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演进阶段或社会形态论说里并不存在“单线”和“多线”的差异或矛盾。

第三,侯先生说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是“教条化”产物,我们认为,从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去揭示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根本属性,这个方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斯大林关于封建生产方式和整个“五种生产方式”的论说,后来被一些著作当作普遍适用的公式,是不对的。但是,把它视为对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发展规律的一种概略性的表述,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把它贬为“教条化”产物而根本予以否定,绝非科学的态度。

第四,马克思主义学者划分社会形态或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来判断某种社会形态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历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历史发展规律。而这条演进的主线应该是生产力的解放以及人自身的解放。在这方面,马恩有许多论说。具体到封建社会,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是在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自然经济占优势地位,封建主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劳动者本身,以榨取地租(不管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是货币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马克思虽然不止一次提到具有农奴制、庄园制和领主附庸制的封建制度是西欧独有的,但并不否认其他国家存在过与西欧封建制度本质相同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的论说中。文章中这段论述比较长,我们认为有不少西方学者也赞同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判断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在这里不详细谈了。

第五,中国秦汉以降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及其体系构成,不仅构成我国这一历史阶段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各主要特点的重要根源,而且也涉及到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标准判断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性质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辩析。

侯建新先生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作过这样描述:“皇权俯视下的苍生,除辅佐他的王公大臣士大夫外,几乎全部都是国家编户制度下的小农,即“编户齐民”。齐民,无差别之意,这里主要指政治等级上的无差别。小农对土地拥有低度的或有限的所有权,而中央王朝拥有最高和最后的所有权,明显的标志就是朝廷向每一个编户民征收田租和赋役,“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在中国漫长的中古时代,皇权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对民众的广泛支配权,是西欧封建制从未拥有过的。”我们认为这种论断并未对中国秦汉以后各历史阶段的土地所有制作动态深入的考析,而从文中的字里行间简单地推论为在中国漫长的中古时代实行的是一种“土地国有制”甚至是“君主土地所有制”这与西欧的土地所有制不同,从而进一步论证中国皇权“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欧封建制的不同。其实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所有制必须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去把握,如果笼统地一概而论。商鞅变法“废井田,民得买卖”,标志着完整的土地国有制被打破;从商鞅变法至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之间的这段时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法律意义上讲国有制还曾占过支配地位,比如说魏晋时期的屯田、占田,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的均田。但到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为止,地主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土地私有制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空间维度上讲,有“公田”与“私田”的区别。中国历代王朝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国有土地,然而,“国有土地”和“土地国有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中对土地私有是有明文规定的。另一方面,国有土地与皇帝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是有区别的,从秦汉以来,在设官分职上历代都有不同的系统分别管理国家土地和皇帝私有土地,如“大司农”和“少府”之类,而且这种国有和私有的区别不是某一个朝代的偶然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因此,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如果简单地将国家权力与皇权划等号,恐也有失察之嫌。

还有几点需说明,一、田租与赋税的区别,国家从“公田”上收取的一般是国有土地的地租;而从“私田”上收取的是国家赋税,从历代的收取比率上看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决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我们的文章举出了历代租赋的不同比例。在侯先生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述中,似乎还只字未提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好像在中国除小农以外,只有中央王朝或者更直接说只有皇权具有土地所有权。如果将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的课税也笼统地说成是“田租和赋税”,而非“国税”的话,那么,除了封建国家(或君主)之外,在广大人群都应被视为受着它的剥削的同一阶级了。而这似乎与两千多年间,农民与地主阶级长期斗争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二、国家权力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土地所有权受到国家权力的干涉,并非中古时代的中国所特有。古希腊、罗马一般被认为是依法律保护土地私有制,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的雅典,庇西特拉图没收反对派贵族后裔的土地,在农民中分配。公元前八八——八二年的罗马,苏拉派取得胜利后,为镇压马略派的反抗,一批批公布“剥夺名单”,被列名者,可以任人杀死,其财产出一部作为杀人者的奖金外,其余由政府没收拍卖。即使是近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1862年美国会授权总统可以没收南部同盟各州文武官员的庄园财产。恐怕我们也不能据此说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吧。

三、土地国有制与中央集权没有必然联系。唐宋以后,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而中国正是在此后中央集权政治得到了大的发展。所以想当然地把土地国有同中央集权挂靠在一起,也难有说服力。

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入手,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地产的经营、地租形态、人身依附程度、超经济强制等,就会发现它们正是依赖于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封建历史阶段所共有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学者把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前的社会称为“地主封建制”社会,是有道理的。

第六,近代先贤们在翻译西方学术用语时,大都有意“挂靠”一些多少有点“牵连”的中国古词语,但其实际含义已有根本的区别,这本是大家都早已明白而且认可的事。日知先生很早就对“封建”一词的译法提出过异议,但他在结语中的态度是“‘拂特封建’译名问题,正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关系而发生的,译名是次要的了。”只要“研究西方中世和中国中世,各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也,这样,feudalism与我们的“封建”或“中世封建”的对译就可以有利而无害了。”其实对于名和实的关系,即概念与现实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现实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如果抛开“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不顾,却以译语不符合中国古词语原意而加以否定,如此说来,像“民主”、“共和”这类采用中国古词语的译名是不是都该否定了!那确实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次地震了。

第七,历史规律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问题。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科学是在一般层面上揭示因果必然性的规律,艺术是在个别层面上显示因果必然性的形态,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一个总体框架,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共性的东西。而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又呈现出具体的历史形态,应当是个性的东西。布洛赫的标准不能作为界定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标准。这就好像在动物学中,不探究本质属性,以鲸鱼和斑马的诸多不同点来否定它们同属于哺乳动物一样。

第八,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地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应当是一切历史科学特别是历史观的基本理论任务。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而这种更替与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一般规律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但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体现出的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常规性与变异性统一的辩证法,正是唯物史观的精髓所在。主张废弃“奴隶制”、“封建制”的称谓,而以“古代”、“中古”来代替,我们认为是一种倒退。

全面完整地把握马恩关于封建主义和社会形态的理论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一

刘秋根

(河北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和不同著作中,不存在社会发展“单线直进”与“多元异途演进”的对立;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及其方法论缺乏整体把握造成的。全面疏理马恩对封建社会的论述表明,它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学说体系,既有对西欧封建社会个性的揭示,也有对封建社会共性的概括,对各国历史有大体的适用性,中国秦以后社会具备马恩所揭示的封建社会的共同特点。

我的发言主要谈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封建主义学说和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否存在所谓“单线直进”与“多元异途演进”的对立?

在关于“封建”名实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凡是否定封建社会形态的普遍性、否定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学说的学者,一般都在马、恩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之间,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之间,制造出所谓社会发展“单线直进”与“多元异途演进”的对立,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石之一。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及其方法论缺乏整体把握造成的。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暨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如果方法论把握不准,或未予以注意,便可能在马克思高度抽象的类型化分析面前迷失方向。

例如,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考察分工的角度,论述了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的依次变化,而到《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时,考察的却是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古代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及其各自的特征。这是因为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受到地质学及进化论的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思想和以此相应的独特的方法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像地球的地层结构一样,包含着不同历史时代的“沉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沉积”,“复原”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种方法论思想之下,一方面社会经济形态演化表现为可以划分为阶段的、“依次更迭”的、不可逆的历史演进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一种“沉积”的结构,一种叠加的、同心圆式的结构。前者是一种历时态的研究,而后者则是一种共时态的结构性的探讨,就前者而言,社会经济演变是单线的、依次演进的、不可逆的,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就后者而言,则社会经济形态演变是存在的多种发展可能的,是存在曲折逆转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也是存在错位的,有些滞后、有些先进,有些发展成熟典型、有些发展先天不足或只有萌芽状态,总之是绚丽多彩,绝不可能强求一致的。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经济形态时,还运用了历史环境(这里讲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自然环境)决定论分析方法。马克思强调:“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及其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1884)中,强调的都是诸种社会形态的依演进,而唯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8)中却未谈依次演进之意,而且所言三种所有制形式似乎都是同质的历史阶段,每一种所有制形式似乎都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是次生的形态了。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的是历史的互相影响、即历史环境的差别对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影响。前者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后者强调历史发展的选择性及多种可能性。分析了三种公社形态,既分析了它们的原生形态,又分析了它们的次生形态。为什么日耳曼后来走上封建的道路,这是由于它遇到了罗马帝国这样的历史环境。不同的历史环境,使公社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整体说来,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是一元的,是有整体性、共同性的;但对于每一个民族而言则又都有其特殊性、有选择性的、可以跨越性。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以及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形态学说,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这个角度。只有从这一角度,才有可能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及规律性。如果非要将斯大林的观点及苏联、中国乃至西方某些历史研究中对这一学说的运用所形成的历史观点称之为“单线发展观”甚至斥之为“历史宿命论”,认为它贬低了人类的创造性,而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表述称之为所谓“多线发展观”、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及其方法论认识不够全面而得出来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学说是不存在所谓“单线发展观”与 “多线发展观”的对立的。它是一个整体性质的学说体系。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封建主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的适用性问题。它具有普适意义,抑或只是适用于某一地区?

在关于“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是立足于对西欧中世纪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来论说feudalismus的。中国秦以后社会与封建主义不想不相兼容。不错,马克思的封建主义学说主要根据西欧各国情况作出,在他的有关论述中,确实未对中国、印度、俄罗斯乃至所谓整个东方的封建主义问题明确发表意见。但这样一种状况是否就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主义学说只是一种地方性,没有普适性,不适合于中国呢?。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诸多论述封建学说的文本,其论述角度也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年轻时代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开始,就不是从法律、政治、军事角度,而是从经济角度,从分工、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角度提出其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是其核心含义。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页891—892)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第二卷,页44)可见,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从其最本质的层面为人类社会发展划分出阶段,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科学方法之一。马克思的封建主义学说虽然是按照西方中世纪历史特征抽象概括而出,但其所抽象概括的正是西方社会与其他地区社会的共同性的一方面。因此马克思的封建主义学说暨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适应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论述有不同的层次与角度,其中有些是具体论述西欧各国封建主义的特点、有些则是从一般意义上论述封建主义的。对此我们必须做完整把握,才有可能认可其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适应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封建主义进行具体论述的有17篇,其论述的角度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为了探讨资本主义怎样从封建经济结构中萌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方法,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的角度,对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起点的封建经济结构作了研究。这种研究整体上是建立在确凿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但是又是逻辑性的。这可以《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为代表,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

第二、运用历史实证研究的方法直接论述中世纪的历史、封建主义的历史。这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1884)、《论封建制度的瓦解与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1885)等著作为代表,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人类笔记,亦属此类。这里有时亦带有论战性质,但整体上说是历史的,是从历史事实层面作的概括。

三是对现实政治、军事、经济事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评论批判时,运用同时态方法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作的比较、抽象、概括。如恩格斯的《英国状况》(184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1867)、《“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0年版序言的补充》(1875年)、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革命的西班牙》(1854)、《法兰西内战》(1871)等著作及论文。这种论述亦常追述历史,但主要是建立在对现实制度、风俗的观察、比较基础之上,其论述概括性是非常强的。

四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或共产主义原理进行表述及与当时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著作家论战时,对封建主义学说的一种理论上的研究与表述。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7)、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1877)、《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等。这种论述常上升到理论层次,是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尤其是封建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规律的一般概括,有时还有相当强的论战性质。

以上四个角度,第一角度与第四角度属于更为一般的层次,第二角度与第三角度则是第更具西方地方特色的层次。我把以上17篇文章中对封建主义诸种含义的论述归纳为一个表,又将第一层次的封建含义抽出,并去其重复、稍加整合,得到如下简要的菜单:

1、人身依附的普遍存在。

2、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

3、要想榨取剩余劳动,必有超经济强制,即依附制度。

4、封建主及其特权,还有地方特权、等级特权。

5、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

6、直接生产者不是奴隶,而是小农奴。

7、土地占有的等级性质。

8、城市、乡村对立,城市中形成了与封建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因有帮工、学徒制度,城市形成了类似的封建等级制度。行会手工业者、商人本质上是共同体成员,存在某种依附关系。

9、粗陋的生产力及狭隘的生产关系。

10、封建宗法的社会。

11、贵族、师傅、手工工场主以及专制君主、僧侣、封建君主的统治。

12、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经济。

13、生产者是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普遍存在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或城市手工业。

14、商品生产,通常个体生产者是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生产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

15、在中世纪特别是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自己消费,即满足生产者自己及其家属的需要,在有依附关系的地方,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交换有限 ,市场狭小,生产方式稳定。

16、地方与外界隔绝,地方内部团结。

17、个人特权

18、生产秩序由封建土地所有者与行会师傅所代表。

这18项都是关系到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的特征。大体符合

将这些特征置诸中国战国秦汉直至清代前期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封建社会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如封建土地所有制、依附关系与超经济强制的普遍存在、农奴制、贵族特权、封建宗法社会、等级特权、地方特权、行会手工业、劳动者是土地或其他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个体小规模生产、资本以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存在等等。应该说这就是是中西封建经济形态的共同之处。或者如以上《“封建”论考》所言乃是中西封建的可以通约之处。

还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俄国印度等国的情况,对非西方地区多谈论其公社基础上的亚洲专制制度,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否定了柯瓦列夫斯基等人对印度封建的看法。但是,马克思在此只强调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印度公社为典型)之上政体与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之上政体的差别。强调亚细亚形式这下没有私人所有权、在小共同体之上有一个总合的所有者农业手工业结合等特点,而在这些特征之下,最容易形成最为专横的专制政体,这种专制政体又以俄国沙皇的统治为典型。故而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种亚细亚类型的公社注定要保存得最久。但是在脱离亚细亚公社的原生形态以后,建立起亚洲专制政体的亚细亚公社形态如何,马克思没有具体论证,依其论述之逻辑,这时应该是这种公社的次生形态而次生形态,依马克思之理论,它应包括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等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社会。也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否定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印度封建的一些观点时,并未从一般意义上否定印度社会的封建性质,大体上说是从一些具体特征否认柯瓦列夫斯基将印度封建与西欧封建简单类比的观点。

综上所述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中是不存在所谓“单线直进”与“多元异途演进”的对立的。而马恩的封建学说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学说体系,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对各国历史有大体的适应性,中国古代当然也不例外。运用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暨封建学说来指导历史研究,必须完整地学习和正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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