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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实问题研讨会发言汇编(四)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8-8-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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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史看“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二

李洪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讨论“封建”名实问题的价值指向是社会形态和历史规律问题。对“封建”问题的讨论应做学术史的疏理,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才能避免走弯路。



我今天发言主要介绍一下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关于封建社会讨论的一些情况。此处,我不一一罗列某某人怎么说,仅仅谈一点自己的基本看法,向各位学者专家求教。上午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感觉自己的看法可能是比较接近栾成显先生的。我们现在讨论封建这个问题,实际指向的是讨论社会形态的问题。讨论社会形态的问题,实际指向的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也就是上午庞先生讲的历史规律问题,最终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指向在这个地方。对此,我们应当有个理论自觉。以往历史学研究中,讲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学说)时,强调它的普遍性、规律性、一元性比较多。但是,这些年感觉又有一个新的趋向,就是要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阐述,解释为历史特殊论。以往的趋向固然有它的偏颇,现在向历史特殊论倾向倾斜是不是也有问题。我们不应该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昨天我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庞先生也在场,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给马克思下了一个断语,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历史特殊论者”,这是他的原话。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觉得马克思确实非常关注各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这一段点,我们不必讳言,而且,这正是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马克思精细的考证各个国家历史的特殊之处,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的书中,一个鲜明印象就是收马克思的语录比较少,这也反映出马克思是多么的谨慎。这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以及对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中都体现出来。但是,无论马克思怎样关注历史的特殊性,无论怎样关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同,他最终是要构建一个历史普遍性的规律,他最终的价值指向在这里。昨天(上海讨论会上)冯天瑜先生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还是指向历史普遍性的,但是他认为这个历史普遍性所依据的材料前提是不完备的,我们现在讨论封建问题正是要进一步完备这些材料。因为时间关系,我未来得及回应他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世界历史上的材料全都研究净尽了,然后归纳出一个普遍的规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从逻辑上来讲,也不可能。如众所知,归纳法局限性是比较大的,演绎法更加周圆。马克思所用的方法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不能够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很多材料而就否定他的学说当中具有的普遍意义和普世的价值。从“西欧”这个概念本身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它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刚才廖(学盛)先生也讲了,五种社会形态不是斯大林发明的。应该说,它是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但是在这五种社会形态当中,原始社会主要的是来自美洲,奴隶社会主要的是来自希腊、罗马,封建这一段主要的是来自法国,资本主义这一段又主要的是来自英国。这样来讲,你说它是来自西欧的哪里?当马克思讲奴隶制的时候,法国在哪里?德国在哪里?当他将(考察)资本主义的视野置于英国的时候,德国在干什么?所以西欧也不是一个整体,马克思明明知道他所看到的西欧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整体,为什么他还要用一个完整的“西欧”这一概念?这里就有一个内在价值指向。希腊、罗马,实际是就在南欧了,而芬兰、挪威这些属于北欧的国家实际上也是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他为什么还要用西欧这个概念。使用了很多的诸如“西欧怎么样”的表述。这里就蕴含着他的概念最终是要走向一个普世的价值,一个普遍的价值。这样一个道理似乎也不是很复杂的。

具体到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当前有些学者在讨论封建时,认为“封建就不专制,专制就不封建”,说封建主义不是专制,而是对专制权力的分散和控制。此种概括实际上是布洛赫根据9—13世纪欧洲社会的历史做出的。根据此种概括,他们要制定出一个关于封建标准的概念,符合这个标准的就叫封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不叫封建。冯(天瑜)先生以及侯建新先生他们都是这样一个看法。我因为是做史学史的,这样一个看法实际上在解放前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彭述之,他在1946年的两篇文章中专门阐述了相关问题。他是我国托派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在第四国际中的地位也非常高。他的观点与侯先生等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这种观点?他的文章,其中一篇就叫做《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可见,他的观点完全是为了批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而来的。所以李根蟠先生在论文中讲到封建的问题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如何如何”,这不是要给什么人扣帽子。我们在史学史上确实能找到类似的例证。我们现在的学者是不是像彭述之这样的,暂时不能下这个结论。我只是说在史学史上,像彭述之确实是用此类观点写了实实在在的文章来针对毛泽东的文章。关于“封建不专制,专制不封建”的观点,实际上王亚南先生也曾经有过类似看法。他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有提到这件事,但是最后王先生是放弃了这种看法。王亚南先生是非常深刻的经济学家,他为什么放弃了这种看法。他的理由在于,由秦统一所产生的变化至多表现为:在政治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把分田制禄的封建地主经济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封建地主经济形态。他又说,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已经解体的观点,单纯从形式上和政治观念上考察,虽然不无道理,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历史的本质就难以成立了。所以,王亚南原本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已经解体了,但后来对封建制做深一层的论究时,始觉得错了。所以,我们现在一些学者的看法是王亚南已经放弃了的,有没有必要把一些前辈学者已经放弃的看法重新拣起做再检讨,我觉得还值得讨论。另外,像王亚南先生这样深刻的学者为什么要放弃他以前的认识,我想他一定是有自己的道理。这值得我们深思。总的来讲,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反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歧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是这种不一致主要是表现在它的上限不一致,下限则是一致的。他们在下限上取得的一致,其价值和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在对封建划线时在上限上的不一致。以往我们在总结前辈学者的看法时,更多的关注他们上限的不一致,也就是强调“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等。相对来讲,比较忽略了他们在下限上的一致。我想,前辈学者他们在下限上为什么取得一致,也许值得更加深入地关注。还有李根蟠教授在他的以前的一篇文章中也点出来过,30年代关于封建的讨论跟奴隶制的讨论不一样,当时有人就否定中国奴隶制的提法,包括王明等,后来陈伯达也曾经否定过。但是对封建的讨论不一样。大家都认为中国经历过封建制,没有谁说中国没有封建制。只不过是在时限上有区别。这也是一个特点。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做深入地挖掘与探讨。总而言之,现在我们讨论封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以往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有所梳理,有所总结,这方面李根蟠教授做了很多的工作,下了很大的工夫。冯天瑜教授他也做了相当的工作,在他的书中也引用了李根蟠先生非常详细的表。我们对前辈学者应当有所借鉴,对他们已经说过的话,我想我们就不必再说。如果他们放弃的一些观点,修正的一些观点,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反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走一些弯路,避免把前辈学者已经放弃的一些观点重新捡起来,而后再做简单重复,这不是前进。我发言的基本用意就在这里。

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封建主义”的反思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三

黄春高

(北京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界一直对“封建主义”进行反思,从反对无限扩展广义的封建概念到否定以“封土封臣”为核心的狭义封建主义概念。中国学者不可不加分析地用来作为反对在中国使用“封建主义”概念的支撑。



我是研究世界史的,不做中国史,因为写了一篇介绍西方史学界讨论封建的文章所以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今天的发言也主要介绍西方学界对封建主义的讨论。

“封建”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讨论,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讨论,主张狭义封建论的也在讨论。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不断讨论,讨论结果,以至有些人说“封建”是一个“专制”的术语,我们要抛弃它,不再使用,我们看到二十一世纪出来的一些关于中世纪史的书说,在英语世界已经不用“封建”这个概念了。但实际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

西方学界对“封建”反思的结果,表明他们原来使用的封建主义概念(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狭义和广义的封建主义)是存在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界,无论是广义的封建主义,或是狭义的封建主义,其核心都是封土和封臣。但封土和封臣是原来说的那样吗?9、10世纪以前是什么状态,13世纪以后是什么状态?史实的考证结果,不是原来说的那么一回事,真正实行封土封臣式封建的时间就缩短了。另外,发现封臣和封土之外还有家族关系、宗法关系、国家关系等等,矛盾出来了。这就是封建主义“悖论”。这是从史实角度考证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从史学史的角度进行疏理。指出“封建主义”是“发现”的封建主义,在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封建主义。12、13世纪就有人在讨论,但讨论的只是封建的法律,然后15、16世纪有一班搞法律的人,找到这样一部法典,然后说,你看,在伦巴弟是这样的,在法国北部卢瓦尔河、莱茵因河之间也是这样的,后来又发现在英格兰也是这样。于是封建主义在19世纪就被他们普遍化了。黄敏兰老师说,西欧中世纪也有非封建;但把封建主义普遍化的不是马克思,而是他们自己。在马克思以前已经完成这个工作。结果是“封建”由法律、政治的东西走向经济、走向社会。到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西方广义的封建主义,现在公认的代表是布洛克,其实在孟德斯鸠等人那里已经有广义的因素。他们这样研究的结果,认为封建主义是个架构、是个建构。他们反对这个。英国的苏姗·雷诺兹1994年出了一本书,就叫《封土和封臣》,她认为“封建”这个概念化是后中古时代的一个创造,有点像我们说的后人把这个东西强加于前人的意思。所以,认为狭义的“封建”概念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抛弃它。这就是他们说的悖论。他们又把这个“悖论”推衍到国家的层面上,指出中世纪国家不光有封土和封臣,封建与专制并非对立,国家也有加强中央集权的行为,国家的权力并不是都在衰落。所以西方一些学者反对“封建主义”是从反对广义封建主义,即无限扩大“封建”的含义开始,最后发展为反对狭义的封建主义。

这个结论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拿过来。不过,西方的有关讨论主要是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进行的,它针对的一是封土,二是封臣。认为封土和封臣不存在,或者封土和封臣虽然存在,但之外还有其他东西。我们有些学者拿过来,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在中国使用“封建”概念的支撑,这有点相对牵强。如苏姗反对狭义封建主义,但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概念比狭义“封建”概念好得多。

通过上述介绍,我想说明西方的有关讨论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内容,我们不应该不加分析地用来作为反对在中国使用“封建主义”概念的支撑。


从四种封建概念的演变看三种封建社会的形成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四

黄敏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学术研究要去政治化,否则会阻碍学术讨论。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要从史实出发,不是经济学理论概念所能解决的。西欧封建制存在两层关系:封君、封臣关系和领主、农奴关系。马克思主义学派只抽取领主、农奴关系,扩展为抽象的普遍性概念,弃封君、封臣关系于不顾,可称为后期的狭义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是大地产与小农的结合的理论不能成立。



封建问题很重要,牵涉很多理论问题。现在看来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激烈交锋。在我看来,这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各人根据不同材料、使用不同方法得出的不同结论。问题在于我们把它当作什么问题来研究: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有些人把这个问题往政治挂勾比较紧,一说秦以后无封建似乎就是否定革命。这样会对讨论造成障碍。我觉得封建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政治问题,老一辈革命家为了革命需要,要为社会定性,这在当时是有它的合理性,但也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牺牲了学术独立的原则。现在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在改革开放时代,应该从政治向学术转化,去政治化。不要把学术研究和现实挂那么紧。现在的政治是构建和谐社会,与以前不一样。我想起以前的一个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黎澍请蔡美彪先生写关于农民战争的问题,题目是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历史研究61年第4期,文章批判了农战史研究的现代化倾向。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有些人反对,南京军区一位领导看了以后特别生气,说,我们是靠农民战争胜利的,我们对农民很有感情,谁否定农民战争就是反革命。丁守和先生当时是编辑部的,他说:对农民有感情是一回事,研究农民战争又是一回事。感情不能代替学术研究,如果将古代农民战争说成和现代农民战争差不多,那就不科学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丁先生还说:现在农民战争的实际地位跟他们高大形象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建国以后农民实际上是最苦的。说明历史研究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目的出发。反帝反封建这个口号当然出了一定作用,但当时革命毕竟是革命实践的结果,党领导人民实践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封建论的功劳。而且当时革命有许多具体的任务,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解放全中国,这些更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夸大反帝反封建口号的作用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关键在于这个结论是否运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来的,是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李根蟠先生认定鸦片战争前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正确研究的结果,实际上郭沬若并没有研究,而是根据逻辑推理得出来的。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无论是红蓝黑白,大体相同,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一样。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他客观上也没有时间研究。后来他也进行了反省,承认自己是公式主义。我差不多是死死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中国古代套,而我依据的资料又是那样的有问题。郭老自己都自我批评了,我们还需要坚持他们过去的那种错误做法吗?我觉得过于强调政治因素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

在讨论中不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看法,各人对马克思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马克思多线,有的说马克思单线,有的认为马克思是普遍论,有的认为马克思是特殊论,这些不同看法,谁也不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可是李根蟠先生就说冯天瑜先生违背马列主义,根本不懂马列,说人家是错了,冯天瑜的意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指责、挑战,这种说法不大合适。不同的理解,谁能说自己唯一正确的呢?这种说法比较武断。

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有很重要意义,对认识历史规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特点,对历史学科的建设,都有重大意义。以前历史学主要是为了证明某些领导人的话。现在要从事实出发,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研究历史,认识社会。如何把历史的真实告诉读者,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今天上午龚书铎先生说是牵扯到他的饭碗问题,我不明白,究竟是您老人家的饭碗重要,还是历史学看真实重要。

对现在的研究状况,我有一个分析。的学者是从经济的角度,如马克垚先生,有的是从社会形态出发,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如李根蟠先生从社会形态看,他说:当封建用于指称某种社会的时候,它就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品格,可以用它来研究世界上类似的社会的历史,而不局限于西欧一地,于是就有东欧的封建社会、亚洲的封建社会、非洲的封建社会等等。就是说,只要你认为用封建来指一个社会,它就是封建社会。我觉得这是否太简单化,没有历史学的论证。为什么用它指称,就怎么怎么?前提就是唯物史观天然合理。就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完全。马克垚先生提出的大地产和小农的论点,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作为历史学的借鉴,但不能代替历史学分析。他的概括过于简单。对于大地产和小农,它在各个社会是怎么表现的,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种种的东西,没有历史学的分析,是一种欠缺。

我觉得“封建”不是概念问题,不是经济学所能简单说明的,应该用历史学的论证、历史学的方法、史料来证明。我同意王学典的观点:至于一个地区的人类社会历史有没有经历过哪几个时代,比如说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是只能通过实证研究,经验材料来解决的。不是历史观和方法上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就是说某一地区有无经过某一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适用不适用于这个地区的历史,是两个彼此不相干的问题。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我们是研究历史呢,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今天栾成显先生说了好多地租形态的问题,什么货币地租等等,这些作为基础知识是应该掌握的,但对于说明历史现象有多少意义?我看不出来。我在这里介绍侯建新教授“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里面说到西欧的农奴如何劳动,如何受剥削,由于某些法律的保障,他能成功的抵制领主过分的剥夺。这样才能解释西欧率先现代化的原因。你要光从抽象的经济学的地租呀什么的,那就看不出西欧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

现在我来说正文,题目是《从四种封建概念的演变看三种封建社会的形成》。

关于封建概念,大多数学者论述的有三种:西周的、西欧的、五方式理论的。我发现还有第四种,就是中国的。因为不能把中国的和五方式的混为一谈。中国封建概念是根据五方式创造的,包含的完全是中国自身的内容,都是什么落后的、保守的等等的东西。西欧封建概念中没有,其实五方式理论中也没有。什么封建迷信了,封建会道门了,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西周封建大家清楚,不用多说。西欧的feudalism,是以封土为核心建立的具有广泛意义的制度。关于封建社会有几种,好像没人论述,可能大家都认为只有一种,肯定论者认为西欧和中国都属于这种封建社会。否定论认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只有西欧有。我觉得有三种不同的封建社会:西欧的,是原生态的,真实的,具体的;一个是五方式论的,是抽象的,观念性的,在人类历史中找不到实际例证;中国封建社会是根据五方式论的抽象公式,取得了封建性以后产生的。尽管是具体的真实的存在,但社会结构与西欧不同,是名不符实的封建社会。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问题,取决于西欧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没有普遍性。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概括西欧封建制度。西欧封建制是以封土为基础形成的制度。由于自然经济的制约,君主和一些贵族要下级为他承担义务,把土地分封给下级,而受封贵族出于同样原因,又把土地进一步分封,只留下一小部分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地。领主把领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由地,一部分给农奴作份地,以换取他们的劳役。这样,就在封土基础上形成两种时基本制度和社会关系:一种是封君封臣的关系,又称附庸制;一种是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形成庄园制。汤普逊说庄园制是封建制度的下层,反映出贵族对中世纪非贵族阶级的关系,封君封臣制是封建制的上层,反映贵族内部的关系。对西欧封建制的不同理解,形成三种学说:一些西方学者只认定封君封臣关系,不认为西欧封建制有普遍性。法国学者布洛赫肯定上述两种关系,被称为广义封建主义。至于他是否认为西欧封建制度具有普遍性,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据我看好像没有,而且布洛赫认为不能把人类社会过于抽象化。马克思主义学者比较赞赏布洛赫的广义封建主义,但并没有按他的思想干。西欧封建是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只适用西欧地区,但经五方式论的抽象,成为经济学意义上概念,由于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而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就像马克垚先生说的,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都有封建时代。

这个封建制中有两层关系,五方式论只抽出其中一种,就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把有决定意义的封君封臣关系弃之不顾,丝毫不考虑第二种关系实际上是由第一种关系发展而来的。这样,第二种关系庄园制岂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什么要把第一层关系排除在封建制之外?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学者将封君封臣关系理解为政治法律制度,这跟马克思的经济经济决定论相违背。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不自觉地因袭了西方学者的这种片面认识,不是去完善它,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只关心封君封臣关系,是狭义封建主义,岂不知他们也是狭义封建主义,我把他们说成是后期狭义封建主义,这也是片面的。因为他们把封建理解为地主剥削农民或大地产与小农的经济关系,忽视了封建社会中重要的法律关系,把复杂的社会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从史实看,封君封臣首先是经济制度,正如马克波罗赫说的,各种保护关系,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方面,附庸关系和其他关系都是如此。具体来看,封地形成庄园地产,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农奴和地主都赖以谋生。其次,作为军事制度的封建制也有经济意义。战争的经济收入是西欧中世纪贵族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马克波罗赫论述了贵族作为武士职业的重要意义,因为战争是武士获利的重要手段,贵族打仗,除了为上级尽义务以外,也许是一种利润来源。事实上,战争是贵族的一种产业。贵族如何从战争中获利呢?一个是得到上级奖赏,再一个是掠夺平民财产,分配战利品,从俘虏获取赎金,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合法行业,所以法律对分配战利品和收取赎金都有规定。所以,布洛赫说它是贵族的主要产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封建制两层关系的密切联系。封建贵族有两种身份:武士和领主。有两种职业,战争和经营地产。这两方面反映在两种封建制中。而西欧封建的两种法律:封建法调整贵族内部关系,庄园法调整领主和农奴的关系,也是这两种制度的具体体现。

大地产论出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只注意生产性经济,而忽视非生产性经济。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比如说,刚才说的战争收入。此外还有权力收入。中国古代皇帝官僚主要是依靠强权取得财富,并不是通过地产收取地租。像刘邦说的,他置的产业比他哥哥大,他置的产业是政治产业,不是土地经营。就领主和农民构成的庄园制也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而是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复合体。汤普逊说,庄园制的性质与范围,是理解中世纪时代经济社会史的关键。他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没有非经济制度,领主恐怕是很难获得地产收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安德森也指出,把封建社会只概括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通过超经济强制运行,有关政治法律将上层建筑,是其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因此不能不通过如主权分割、封君封臣关系等来理解封建社会。

现在具体分析大地产与小农结合的公式是否符合历史事实。首先,庄园地产是领主大地产和小农小地产的结合,不光是大地产。布洛赫说过,庄园土地分成两部分,区别十分明显,而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有领主亲自经营的自领地,另一方面,有众多的中小地块他们的持有者要向领主提供各种义务。历史学家称之为“采地”。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大产业和许多小地产的共存是领主制的基本特征。所以在庄园内部也是大地产和小地产共存的。如果把农奴仅仅看成是受剥削者,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看不到他们受剥削的经济前提是领主给他们的份地。这就无法说明他们受剥削的一些基本条件,而这正是西欧生产方式的一个特征,是中国所缺少的。更重要的是忽视农奴的财产关系,西欧封建制瓦解的原因也无从认识。因为农奴对份地的继承、买卖,取得对地产的私人财产权,正是封建制度解体的一大表现。即使在整个社会,大地产也不是地产的全部。这里有很多统计数字,因为比较繁琐,就不具体讲了。根据沈汉的《英国土地制度史》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还有马克垚主编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二章,都说明大地产只占很少一部分,有的占1/3,即使有的占比较多,也有缩小的趋势。在中国,也不是大地产占主要地位。以大地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是有所缺欠的。中国大地产与西方不一样,有官民之分。官就是国家的、官僚的,国家的大地产经常靠掠夺庶民百姓地产来扩充。如汉代的杨可告緍,明代朱元璋缉没官田等。官僚的大地产也是靠掠夺,如汉代箫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明代大学士梁楚的儿子为与庶民争地产杀死他全家二百人。这在西方很少见。所以光说大地产,不讲它的具体表率形态,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又如漕粮,生产漕粮有大地产,也有小地产,但都属于国家控制的经济。所以用大地产小地产也说明不了问题。再一点,地产经济不是古代经济的全部,商业经济也很重要。西方工商业是私人的民间的,所以有城市制定的城市法和商人自己制定的商法。中国不但由国家严密控制民间的工商业,而且国家本身就有庞大的工商业。使官僚贵族能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需要。清代雍正的御用作坊无所不能,制造的器物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还能制造大炮,三年制造了三百多门大炮,三千多辆战车。制造武器应该是工部和兵部的事,钱由户部拨,但他都跳过了这些机构,自己决定的。有人爱说中国皇权和西欧差不多,这一比就比出来了。西方国王绝对没有这样的权力。

传统大地产与小农结合论又有地主与农民对立的观点,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这在中国起码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中国社会主要是皇帝官僚集团与广大编户齐民的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次要和从属的。西方是多元社会,没有主要矛盾之说。教权、皇权、城市、贵族各方面都有很多矛盾,很难说什么是主要矛盾。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抽象的地主阶级,只有两个具体的阶层,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两者待遇和经营方式是不同的。中国和西方的小农在生产条件上也有极大差异,这些如不作具体分析,就看不出社会发展的不同进程,为什么中国长期那么落后,为什么西方率先现代化?

传统封建理论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封建国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来证明封建社会论的合理性。这个观点也不能成立。其实官僚阶级王亚南有个说法,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并不能代表地主,从他们掠夺地主的行为就能证明这一点。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里。总之,一切都要用史实说话,不能用理论来推论。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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