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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实问题研讨会发言汇编(五)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8-8-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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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与半封建理解的表达误区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四

郭世佑

(政法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至少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把“封建”、“封建社会”泛化的倾向。应该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欧和日本的独特道路。说“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是否准确?中国近代作为过渡形态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没有成功的社会形态。



我是学近代史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期待着我们古代史、世界史的同仁关注一下在中国近代史性质理解和表达方面的问题。一个杂志约我写点东西,我敲了一个提纲,因此没有提供文本给会议,很抱歉。

很多先生提到冯天瑜先生的论著,他是我的长辈,出于对后学的关爱,也送了我一本书。李根蟠先生今天的发言提到,有7—8位学者对他的书有评论,有“吹捧”。可能李先生说的不包括我。因为我对冯先生的著作没有多大的吹捧。我只是写了个评论。我就出于对前辈的敬重和感谢,就写了些文字。文章篇幅比较短。我自己也不完全同意冯先生的看法。文中,我说及尽管不一定要赞成他得出的这些结论,但是我们不能回避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他对学术史的梳理,还有他研究的视角,包括他对东西方文本都有参照。他不是一个很浮躁的,哗众取宠的学者,可能不是。我听了庞卓恒先生对冯先生的两点纠正,对我很有启发,而且我还记下来了。诸如《资本论》第3卷第47章。

当时我向会议报题目时很匆忙,没有深思熟虑。这里做点补充和纠正。我报的题目是《封建与半封建理解的表达误区》,我的“封建”、“半封建”只是对我国近代史学界对这两词的理解和运用来说的。我绝对不怀疑前辈学者关于封建社会讨论所已取得的成果。我要表达的第一点是许多前辈经过努力,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出了不少专著,恐怕他们不都是受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或者不仅仅是受了它的影响。他们也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问题,而且他们都是大家。无论是他们的理论素养还是史料基础,乃至社会阅历都不是我们这一代后学所能企及的。这些话是发自我内心的。但我还有另层意思。前人教导过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他们除了具有的优点外,他们有没有的弱点?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战争也好,革命也好,他们确实与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时代确实这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后来学人在清理他们的精神财产的时候,能否作一点区分?包括20—30年代社会史论战对他们后来的研究到底影响有多大。尽管我们不一定要赞成冯天瑜先生提出的把秦汉以后社会形态“泛封建化”的认识。我所想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前使用“封建社会”、“封建”一词的时候,我们在理解和表达的时候,有没有泛封建的倾向。我想可能有。至少在近代史学界就有。把“封建”、“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好像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向里面塞。袁世凯也好,蒋介石也罢,只要不喜欢的全都归为“封建残余”、“反动”、“落后”、“保守”的,历史的实际可能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在做表述时往往不很方便,学界马上反应的是你在给袁世凯翻案。再者,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两个层面需要请教。一个是从文本本身来讲,我们确实是需要对其进行清理,知道马克思什么时候是怎么讲的,什么场合又怎么讲,什么时候又变了,早年和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有什么异同等。另外,我们讲社会形态还得从历史的实际来讲,我们的前辈,包括现在的学者都做了很多工作。前面已有学者谈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们一般都不会反对或否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存在,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区别在于,到底是强调普遍性重一点还是特殊性重一点,哪个分量多一点。我们是否应当重视对马、列文本本身的清理和我们对中国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别?两者间肯定有联系,后者需要以前者为指导,但应该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而不是所有论点、所有论据、所有文本。历史研究主要应当从历史资料中去归纳,去检验,去呼应,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日本东京学派的代表者沟口雄三先生的研究中提到的一个中心思想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中国的近代(他讲的近代是从16、7世纪开始的)既不超越欧洲,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一开始就历史性的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不同的独特道路。他认为到现在为止学界对世界的认识是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但问题是存在着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中国就是如此。他具体讲到16—17世纪这一段历史,他认为此后,中国发生了大的历史变化,而且在这些变化后又发生辛亥革命。他说我所讲的变化不是候外庐先生所说的早期启蒙思想等那些西洋化的运动,我所说的是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乡里公论,即地方的公事地方办,这种所谓民间主导的乡治空间的成立与成长过程所展示的东西。他还指出,这个过程一再被“地方自治”等词所说明,我是不用这个词汇的。我是用“乡治”这个词的。因为“地方自治”这样的词汇充满着西洋的风味,我想避开。在西方,如果说到地方自治,它会有很多的预示和概念支配。所谓地方自治包括民间的通信自由等城市市民的政治权利等,而乡治空间则是生民交错的空间,它的来由不是权利获得者,是来自于互相扶助为主轴的道德性的公共活动,这种活动产生于16—17世纪,即明末,最初是作为救济饥民,抚养老人病人等个人的行善开始的。到了清代,拓展到修路、架桥、修浚运河等公共的事业,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由此,我联想到庞卓恒先生对冯天瑜先生的批评,中国也有互动的契约,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应当说是与沟口先生相通的。沟口的观点比较新,但不浅薄任何一方。沟口也讲到白莲教起义客观上促成了地方团练力量的增强。这些用西方的理论是不好解释的。辛亥革命为什么成功,他认为与地方势力的崛起有关。沟口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有三个特点:第一,终止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他也在用“封建”这个词);第二,各省各自发扬省的力量,形成独立状态;第三,中央集权制崩坏,国内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他下面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完全相反,他认为辛亥革命走的是分权化的道路,这与当时的欧洲所走的由分权到集权是不同的。他又追问欧洲和日本的历史学界把由分权到集权的历史道路普遍视为近代化的道路,由此审视中国的辛亥革命是落后的,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沟口先生的不少观点能够给我们的近代史研究者提供有益思考。由于时间关系,其它一些内容就不再介绍了。

最后一点,想向各位汇报的是我对近代社会性质表述上存在的困惑,诚恳地向大家请教。近代社会性质究竟应当怎么看?我们经常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我们经常说“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等,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概念是否准确?我看,它比用“封建”一词概括中国自秦至清的历史留下的歧义可能更大。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表达以外,还能不能有别的思考?我并不是说要取消这个词,实际上这不可能。因为有关近代史的表述又确实和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等知识话语的普及都是通过行政权利所贯通下来的。你取代它自然不可能,但能不能做点思考?这便于我们在具体的细部问题上,在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上有点思考?“半殖民地”到底指什么?“半封建”又指什么?这些问题不是我提出来,是我的前辈学者李时岳教授在1981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洋务运动》一文中提出的。他把“半殖民地、半封建”分为四个“半”,说“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我不知前面学者是否也做过如此区分?似乎没有。因此李先生就惹了麻烦。很多人就对其进行围剿。如果从经济形态追问的话,“半殖民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的东西。“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经常叹息中国近代很糟糕,但从数量看,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从无到有,而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哪怕是在残酷的战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还在往上升。而且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数量,更应该看到质量。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强调机器的作用。近代中国的特殊性恐怕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战争也好,包括国家力量的干预,战争动员等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从社会形态来理解的话,近代社会是一个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以后,国家搞社会主义,这有它的特殊性。张海鹏先生邀请我参加一个笔谈,评他主编的那套十卷本《通史》,笔谈邀请了龚书铎、李文海、茅家琦、马敏、罗志田、桑兵等先生,我对《通史》提出了不同看法。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是两边不搭岸。陈旭麓先生则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对梁启超先生的“过渡时代论”有个诠释,指出,过渡倒也道出了110年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征,它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由传统社会跨向另一个新式社会的大过渡,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由此,我提出这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没有成功的社会形态。虽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比重始终不足10%,但重要的是看它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而且这不足10%的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呈增长趋势,只是残酷的战争环境才遏制了它的整体发展,虽然过渡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管是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乃至是共产党的态度来看,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无论是毛泽东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还是在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看他的原始文本的话,就会发现原始文本和现在的毛选很不一样。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千万要注意,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现在的哪个版本。毛主席和马克思不太一样的地方,他的著作是可以随便更改的,他的文集不仅自己可以更改,连胡乔木都可以帮他更改。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文本强调中国的资本主义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不是短时期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他说要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由封建经济直接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那只是民粹派的观点。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是落后的、反动的、倒退的(这也符合列宁的说法),必须批判这种违反历史规律的事。这是他当年的原始的文本,他所描绘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为什么后来变了?我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尽管我们强调事情的必然性,实际上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偶然性也并不比必然性弱。因为1948年的6月苏联操纵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迫于苏联的压力才临时改变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和苏联保持一致。我的结论是,一个偶发的国际事件就这样迅速地改变了即将引领国家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走向。(林甘泉插话: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过中国资本主义应该在一个大的发展,但认为前途还是向着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思想后来确实有变化,那是在1953年,山西省委在一个推进合作化的决议,刘少奇反对,毛泽东表示赞成。)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可能还有不少可供讨论的空间,最近10多年来可能在宏观领域讨论还不够。这既与一大批诸如黎澍、陈旭麓等史学功底很深厚的学者相继去世有关,也与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宏观的,包括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问题自由度,或者说空间,还不够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封建”名实讨论的若干问题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五

林甘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对“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封建”考论》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引证经典作家和前辈学者的有关论述。



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以及史学理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是有好处的。中国传统文献里的“封建”,其内涵原指“封邦建国”,并不存在疑义。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封建”看作一种社会形态、一种生产方式。两者并不等同。譬如“西周封建论”,吕振羽先生最早比较全面展开了阐述。他不仅仅是从“封邦建国”,也不仅仅是从政治制度来谈的,而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来论证的。冯天瑜先生的书里似乎未注意到吕先生的研究。他讲的西周“封建”基本上不谈经济形式、生产方式的内容。吕先生认为西周与西欧封建社会有相似之处,我自己并不同意西周封建论,但认为此种认识也不是毫无根据。为什么叫封建社会,主要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我原先觉得史学界对传统文献中“封建”的理解不成为问题,但冯先生的书出版后似乎很轰动,媒体也宣传了,仿佛是史学界近年来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至少说明一点,不仅社会公众,包括我们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应该再很好学习。冯先生认为要恢复“封建”的本义,这说明史学界对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解确实有问题。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包括封建社会,究竟马克思是怎么讲的、恩格斯是怎么讲的?当前史学工作者面临着再认真学习经典著作的问题,不能回避。再者,为什么有的媒体认为冯先生的著作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也说明许多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情况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史学工作者也说的不够。我们所讲的封建社会并不等同于西周“封建”,但在社会上存在这么一些模糊认识。这个书出来有个好处,可以把这些问题展开来讨论一下,促使我们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现在,许多年轻同志基本上不看马、列的著作,只有极少数人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这关系到史学工作者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的建立。历史观、价值观的选择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外人不能强制。但我们要宣传引导。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我看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充实我们自己的知识。

冯天瑜先生说用“封建”来命名中国自秦至清的社会发展阶段不恰当,如果作为一种学术见解提出来,完全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刚才郭世佑先生也提到近代史学界也讨论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措辞是否准确的问题。但是,冯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值得商榷,其中涉及到学风问题。比如说,你可以谈出不同的意见,但把古代的、近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学者的说法拉杂作为自己的论据,在论证过程中,以近代以来谁谁都没有讲中国有封建社会,得出封建社会是不被大家所认同的结论。这么一种推论的方法是不大可取的,也不是很严肃的。冯先生的书里提到侯外庐先生。众所周知,侯先生是比较早提到“封建”一词使用不准确,认为严复当年的翻译是个错译。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他又指出对“封建”一词的使用已经约定俗成,在没有更合适的词可以代替的情况下只好继续使用。冯先生片面地引用侯先生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一个支撑点,是不妥当的。再如,王亚南先生明明已经放弃了早年的认识,肯定了秦以后中国的封建制度,冯先生却以他早年的有关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这就不大合适了。冯先生讲“循名责实”。在我看来,他反对的实际上并不是“封建”这个名,反对的是“封建”的实,即反对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存在。因为如果反对的是“封建”这个名,很多学者并不认为秦以后中国社会与西周的“封建”或西欧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致,但他们肯定当时中国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冯先生却认为秦以后的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根本不是同类的社会形态。

冯先生把秦以后的社会称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我觉得他这个提法好像是三块马铃薯装在一起,而且也有自我矛盾的地方。他说封建没有专制,专制不是封建,这是其立论的重要基点之一。但是,他又做出秦以后的社会形态中有“专制”的表述。这跟他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是不完全一致的。冯先生讲的专制是什么,是地主的专制还是皇权的专制?他没有说明。他引了钱穆先生的研究,因为钱穆不同意称秦以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钱穆尽管不承认封建社会,他是承认并美化中国的专制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专制政治不是一笔抹杀,而是要做历史的分析,揭示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但是在我看来,专制政治是不应该美化的。另外,秦以后的“宗法”是从前面延续下来的。我们知道,商代有无宗法,学界还有分歧,西周有宗法制度没有问题。战国特别是秦以后,与西周的宗法制度相比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西周的宗法制度强调嫡庶之别,嫡长子继承制。秦以后还有宗法。但是与西周的宗法有很大的区别。冯先生引用李慎之的一段话作为封建非专制的证明。李慎之先生对封建社会是肯定的,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人性发扬的最好的时代,他讲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冯天瑜说李先生的结论他大体是同意的,没有封建制度就没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局面,秦以后则不是封建制度了。这个结论存在重大的内在矛盾。战国时代各个诸候国竞相变法,反对宗周以来的传统的制度,而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王权和中央集权。因此,“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恰恰是传统“封建”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原来西周“学在官府”的那一套制度瓦解了,原来的国野划分、士庶划分乃至社会关系也起了激烈的变化,西周的封建制度至此呈现分解之势,而后在此基础上才会出现秦的大统一。怎么能把王权正在加强的战国时期说成是有封建而无专制呢?

在此还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中国近代有没有一个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无论从历史实际来讲,还是从其它方面来看,都是应该肯定的。不同意中国自秦至清是封建社会的学者,有的只是不同意这个名称,认为不确切;另外一些人实际上反对的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的本质特征。因为,如果你承认中国近代有反封建的任务,那么大概就不会像李慎之所讲的中国的封建是最美好的一个时代。如果那是最美好的时代,近代的反封建任务也就提不出来了。比如说,“耕者有其田”,近代有无这个历史任务?自秦至清封建的土地制度存在不存在?封建的政治制度存在不存在?实际上,我们今天争论的并不是一个名的问题。名的问题完全可以讨论。即使对“封建”这个译名不满意,最后将会出现无奈何的状态,因为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词来代替它。冯先生提出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就比封建社会的提法科学,且符合历史实际?我觉得很难说。

冯先生认为马克思只限于从西欧的历史来论封建制度,也值得商榷。在这里,我觉得应该把“普世性”与“规律性”区别开来,现在有些学者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我们不赞成用一个思想囊括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将其描述为完全一样的,但并不否认共同规律的存在。规律性是承认历史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封建地租的发展时曾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来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是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分,这个很重要。必要劳动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和再分配,与社会形态的性质关系十分密切。马克思又说:此外,这种方法也为以前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所固有。也就是说,封建生产方式也完全可以区分出它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使那些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包括在封建关系中。他举例道:例如,英国的自由农民的保有地跟骑士的保有地是相反的。其实这种自由农民保有地包含或者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封建的。所以说,马克思并非只从很狭窄的意义上来讲封建。有的论者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泛化。但是马克思以上的论述实际上是可以延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封建的剥削关系、封建的所有制的阐述不是像冯先生所讲的违背马克思的原义。

另外一点,冯先生讲君主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这也是其立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引了马克思的话作为主要论点。马克思说: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就是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封建”的产物。由此,冯先生认为马克思把君主专制和封建对立起来。但是,仔细分析的话,马克思说的是“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我们对于马、恩多次谈到的君主专制,应当看他的语境是什么。他主要谈的是封建瓦解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情况,他不是一般的来讲君主专制。能不能把这些结论套用到中国,说秦以后存在君主专制就不是封建社会?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总之,对马克思著作的本身,需要认真加以研读,不要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谈的内容转接到其他场合去。

冯先生论证我们今天讲的封建与马克思封建的本义不符合,认为中国的泛化封建社会是由陈独秀始其端,经过共产国际的影响至中共的“六大”做出了决议,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此后毛泽东把“封建”内涵又加以固定化了。秦以后封建社会说由此在史学界成为主流。我觉得这种推论方法也是不恰当的。过去我们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动不动就把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固然不当,现在倒过来也不合适。在某些学者看来,无论什么理论观点,只要跟一定的政治力量联系在一起,就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这种倾向不可取。比如,五种生产方式的思想明明是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但至今还有人在写文章说是斯大林炮制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过去苏联肃反的时候把一些讲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人当成托派,甚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成了苏联史学界的一个禁区。但在中国并非如此,二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史学界照样有人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六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与历史学界对秦至清的社会性质的研究要有适当的区分。讲中国是封建社会,在中共六大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怎么能说是由于六大决议并经毛泽东著作加以肯定,遂使其成为历史学界的主流?现在有这样一种风气,把中国共产党接受和采用的一些理论观点说成是政治压力的产物,我觉得这不符合实际,也不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态度。实际上是压制不同看法另一种手段。人家说什么,你就把他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政治,不是学术。所以,如果有关封建的讨论仅仅牵扯到对秦至清社会的定性的话,作为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如果像这样提出问题,把人家的观点往政治上靠,去做推论,也是不利于我们学术研究中的“百家争鸣”和学术发展的。现在有些问题是有的学者情绪化提出的,并不做具体的实证。冯先生的书表面上好像搜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人家已经放弃的观点,他全都作为自己的论据,然后,又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收纳进去。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很难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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