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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实问题研讨会发言汇编(六)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8-8-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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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历史普遍性的基础上更多注意历史特殊性的研究[1]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五

张国刚

(清华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讨论各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是合适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承认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性。但各种不同的历史分期方法可以共存。在肯定历史普遍性的前提下,应该更多注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的研究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讨论各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还是比较合适的。一般生产力发展总是先从旧石器、新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农业经济出现地主经济或领主经济,生产到近代大机器出现后,社会发生新的变化。为什么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与西方的机器传入有关。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次来讲,封建社会在东西方历史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各国都要经过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阶段,但这不一定都是同时性的。不能说西方是几世纪到几世纪,东方也是从几世纪到几世纪。过去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有时就迷失在这个时代上。因为蛮族入侵和“五胡乱华”等事件,与西方中世纪的开始在时间上相契合,加上某种形式上的倒退,一些学者就从形似上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西周封建论”也是从形似上去找,所谓“封邦建国”,认为其中的采邑也和西欧的领主经济形似。实际上,我们不应当仅仅从形似中去找,还应当从生产关系、生产力基础上矗立的这么一个经济关系去看。中国和西欧社会发展两者有共同性。地主也好,领主也罢,无所谓,反正是大土地所有者跟小农的矛盾,我仍旧坚持这一认识。尽管大地产之外还有小地产等等,这些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影响对基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性质的认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封建社会,既然是大家都约定俗成了,也可以用,或者你找个别的词也可以。反正“宗法地主专制”的提法肯定是不行。

就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划分而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你可以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去做。但更多的,放在全世界来讲,六十亿人口中可能有五十亿是可以用另外的划分标准,比如说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来表述。现在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既有“社会主义”这个定义,又有现代化的内涵,所以用“现代化”这个角度也可以划分,每个不同的社会都有自己的“上古”、“中古”、“近古”,尽管时间先后不一样,有差别。从近代化的角度划分,它也有不一样的标准。当然,从政治权力的形式来讲,也不一样。“封建”一词,如果用于讲秦以前,实际上应该是指行政建制,或者是一个政权形式的问题。当然,这里包括经济上的关系。中国,你讲专制也好,讲皇权也罢,其实也主要是从权力关系上来看的。所以,从不同角度都可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的任务实际上应该更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工作者的任务都应是研究各个国家民族历史的特殊性。做历史哲学的人更多的研究通性,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为他们提供基础。像马克思,他应该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而不是一个微观历史研究者。他是在各种学派多位学者提供的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搞历史的,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清楚“特色”从哪来?从历史来。这不仅仅是从鸦片战争以后较短的历史中来,而应当从秦以前、以后这几千年的历史来。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肯定在近代以前,在以铁器为基础的生产力关系上,存在大地主与小农的关系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更多地研究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什么自己的特点。譬如,中国传统社会关系,诸如文化结构等是构成我们的中国特色的内容。所以讨论封建,不要为这个概念所纠缠,不要用特殊性和普遍性去打架。两者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有这么一段相同的历史,也就是在前近代之前存在着。近代各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德国、英国、法国及中国都是如此,当然在道路上有所区别,诸如和平的、革命的等。我们在认同这些普遍性的前提下,更多地应当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特色还很多,比如说,商业资本主义等。20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史诸问题的讨论尽管其中有不少问题,但实际上不少学者是试图找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确实很早就产生了,而且很发达。但是我们说,这不是在现代的经济生产力、现代法律关系基础上存在的,它是在那个时代存在着的,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因此,世界各国所走的近代的道路就会不一样。总之,我们不必为一个概念的讨论所纠缠,进而引着我们去做那种关公战秦琼的事,也就是用具体性和普遍性来打架。我们更多应该在普遍性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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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录音设备暂时断电,部分内容未能录制。

“去社会形态化”思潮与“封建”名实问题讨论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二十

卢钟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史学界存在“去社会形态化”思潮,有些学者借着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来去除封建社会形态,要在中国抹去封建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观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前后一贯、内涵明确的。



我是做中国思想史的,对中国社会史没有专门研究。讲一点感想性的东西。在听了各位先生的发言后有些感触的。

我讲两点。第一点,最近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评析》的文章,一个主要的观点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内史学界存在一股“去社会形态化”思潮,它的主要特点是就是不把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与唯物史观是直接对抗的,更是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相违背的。

非社会形态化,既是一股思潮,就不是个别人的看法,而是蔓延开来了。它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到90年代乃至本世纪初愈演愈烈。如果说在80年代后期,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主张的话,那么从90年代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不断出版一些历史著作,该思潮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实践。就是说,它是有体系的,是欲重构中国历史体系。它是按照非社会形态这样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来重构中国历史体系。我初步梳理了一下,非社会形态化历史体系大概至少有这么四个特点:

第一点,不再把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当前的不少历史著作中多讲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或者是只讲具体的经济制度,不谈所有制。对生产关系也避而不谈。因为这些内容在该思潮中都是被视作意识形态化的内容。有些学者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中立,表明自己的研究是更有科学性、客观性的,就不用这些“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第二点,它们不再把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性作为历史研究的主线,而是更侧重于对政治制度的演变、国家形态的变化,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转型等方面内容的考察。

第三点,它们不再用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进而提出了很多新的标准。

第四点,它们在研究方法上是重个体轻整体,重微观轻宏观,对宏大的叙事方法加以讥讽。说这些是空疏,所以要强调细化的研究。实际上,这是后现代史学所提倡的历史碎片化,把历史变成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事件的堆积,它们之间没有内在联系。非社会形态化的特征至少是包括以上几点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股思潮呢?我想这与建国以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他的社会形态学说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当中,还不是很成熟,还存在一些弊端有关,比如说通常所讲的“教条化”、“公式化”等。这点,我们不否认。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更主要的是国内的这股思潮直接受到了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觉得马克思主义是老生常谈,他们为了标新立异,但往往自己又缺乏新的东西,就只好把西方现代史学思潮中的一些东西搬过来。譬如说,后现代史学就被他们搬过来。当然,我们对后现代史学要做客观地评价。它有其值得肯定的真理的东西,但是其基本历史观点,我觉得是不能肯定的。因为,它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没有联系的、是稍纵即逝的孤立事件的堆积;它否定历史的理论化、模式化。因此,非社会形态思潮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封建’名实与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观” 与此问题有一定联系。我想这是一个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怎么认识,抱着什么态度去认识直接有关系的问题。能不能这么说?或许我把这个问题看的严重点了。我觉得现在讨论封建名实这个问题上,不管提倡这种讨论的学者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但是在客观上借着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来去除封建社会形态,也就是要在中国抹去封建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存在。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

上午有些先生谈的观点,我不太同意。说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实际上,马克思的封建观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请大家看看《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讲到三种所有制的时候,提到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应该说,这是对社会形态的最初表述。此处就已经讲到了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而且讲得很清楚。其中,我觉得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古代的起点是城市,中世纪的起点是乡村。马克思在论述封建社会形态时,是以这为切入点的,并由此出发而派生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所以并不是马克思老会变,似乎有什么开头怎么提,后来才有个标准。我觉得不是这样,马克思的贡献不在于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关于封建的一些说法,这并不排除,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封建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他把生产方式理论注入封建社会里面,使之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体系。如果我们不把这点强调出来,而片面说他是否继承了封臣封君等内容,并由此抹煞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我觉得这就不是合乎实际的作法。

第二,有同志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能像刚才有些同志所说的用特殊性来排斥共同性。实际上,无论是欧洲也好,东方中国也罢,封建社会形态作为一种历史发展阶段是有共同性的。上午方行先生讲的三点,我很同意。我就怕现在有的人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后,把共性忘了。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共性主要包括:一是生产力。关于封建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讲的很清楚,是指以小农和独立手工业者为基础的生产力,它是很狭小的。这无论是在西欧还是中国都是这样。生产力水平是低的,经营规模也是小的。二是剥削形态都是以地租为剥削形态。你不能说中国没有地租。地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是剩余劳动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存在的。三是依附性。包括超经济强制。这一点东西方也是存在的。所以,共性是谁都变不了的。譬如说,自耕农他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是如果没有超经济强制、国家法律这样一些手段,他就不可能主动向国家交税。所以超经济强制这样的问题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我们)在谈封建社会形态的时候,要强调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特点,但是别忘记了它有共性。也就是说,要肯定东西方封建社会形态有共性,而不要拿个性否定共性。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要恰如其分地将两者讲清楚。

还有一点是,上午栾成显先生讲到冯天瑜先生提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的三大社会形态说法,这三大社会形态在当前的史学界也是一个热门。有学者试图用三大社会形态来取代五种社会形态。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了。在冯天瑜先生的理解,三大社会形态是以人的精神自由度作为基准。实际上,他没有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看进去。马克思对这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中讲得很清楚。一是人的依赖关系是建立在一个生产个人能力很小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人的依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讲的是在个人生产能力很小的情况下出现的人的依附关系,谈的就是生产力问题。生产力越低下,人的依附关系就越强。这是生产力问题,并不是人的个性问题。二是物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是讲随着人的能力的扩大,联系的范围的扩大,加强交换的关系也就起来了,这也是谈的生产问题。最后一阶段,马克思讲得更清楚,即对个人能力的共同享有,这一阶段是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始终以生产方式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发展,这一点他是不变的。因此,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是一以贯之的,这从其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是如此,而不是所谓后来变过来了。如果,我们真正从马克思的文本上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讨论封建名实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

冯天瑜先生提出秦汉以后到清代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我觉得概括不了。这个阶段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如用封建社会形态来概括,因为其综合性很强,在我看来,自秦至清社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一是政权形式、国家形态是专制主义,这倒是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的内容。冯先生的提法尽管将(宗法、地主、专制)三者合在一块却糅合不起来。只有用封建社会形态,才可以将以上特征整合起来。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些马铃薯只能是在麻袋里面才能够提起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这个大麻袋把冯先生的这三点拢起来,才更好些。


“封建”问题讨论的三个层次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九

王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封建”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近期内也看不出能够获得统一的认识。关于封建的讨论区分一下不外乎三种:一个是名实之争,一个是内容之争,一个是牵挂到社会形态,名实之争我看相对说最好解决,我们起码可以有一些共识:“封建”是一个符号,它的内容是可以设定的,当我们讲到封建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等。名字本身真是一个符号。比如说,中国人把蒸汽机车叫火车,在日本叫汽车,讲的是一个东西,名字完全不一样,你说哪个更准确?可能各有道理。汽车讲蒸汽驱动,火车讲要点火才能有这个蒸汽。所以“火车”跟“汽车”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就是说符号的内容是可以设定的。第二点,符号的内容可以变化,但符号不一定变。我和商传、赵世瑜做中国大通史时,试图从不同方面归纳出几个不同的特征,对各个历史时代做出新的命名,也不是很成功。为什么说符号内容可以变,但符号不必变呢?仍以火车为例。前不久坐“动车”去济南,实际上已经不是使用蒸汽机,实际上是高速的长途的轨道电车,但只要我说买一张火车票,售票员就会毫无疑问的把“动车”票给我。我要说买一张高速轨道电车票,他准不知道是什么。我非常同意国刚兄的意见,“封建”名实之争折腾了那么多年,看起来分歧很大,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所指都是明确的。当然,每个人所指不一样,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内容。内容比较复杂,我们所说的这个高度成熟的长期延续的农业自然哪些经济用一个什么东西来概括,哪些是它的本质特征?这个问题要一致可能比较困难。这也不要紧,关键是第三个。更难,牵涉到社会形态,牵扯到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我最近写了更篇长文《再论历史发展规律》,有十万字。这个问题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有实事求是,用这几个原则来加以研究。今天这个讨论非常有意思。我们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说史学危机,讨论了一阵,觉得史学大空泛,除了阶级斗争,许多史学的内容都没有,大家沉下去搞基体研究。今天不同了,经过三十年的具体研究,可能到了重新进行理论概括的时候。大家感到,史学需要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不能太琐细。所以这个讨论很有意思。

“封建”名实问题和马恩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二十

周自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07年10月12日上午

“实”明然后“名”正。任何概念不可能完全符合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马恩谈西欧封建社会,已经提到“宗法”、“专制”、“地主”等概念。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具有普遍性。研究历史,逃不脱社会形态。



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实际上没那么简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那么几条,但要运用,联系历史实际,古今中外,就比较难。

封建名实问题讨论,主要不在名称,而是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是不是东方特殊,马克思讲的是否只是针对西方。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的名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而是沿用前人习用的名称,而赋予其科学的内涵。从来没有说原来的名称不对,而定一个新名。例如,有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用了这个名称,但赋予崭新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说到这些问题。陈伯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了“孔子的哲学”,毛主席先看了一下,没细看,后来张闻天要毛主席再看看,提些意见,作些评论。论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主席说:就哲学的整个纲领说,它是观念论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作为实践论来说,这是对的;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所以,“正名”之前要“明实”;“实不明”,“名”就不好“正”。现在问题是“实”正了,“名就”正了吗?李根蟠引了恩格斯的话,在所有社会,任何名称、任何概念、任何定义,不可能完全反映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社会形态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谈到,名称和概念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完全反映客观实际。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任何人,包括马克思在内,比如封建社会,想要搞出一个名词,比我们现在使用的“封建”更全面、更方便、更高明,我看是不可能的。冯先生写了40万字的书,最后提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批判了重名称、重概念。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如果从名称、概念入手,本身方法论就是不对的,也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冯先生说“宗法地主专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中世纪有很多提法:领主制(提得比较少)、农奴制、封建制,有时提封建地主制,有时提封建领主制。两者有区别,但归根结底社会统治者是地主。马恩多次提到地主、领主、农奴主。这些概念交互使用。有时同一篇文章中不同提法同时出现。《哲学的贫困》提到“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行会制度下……”,主要指中世纪,包括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光是印度,宗法制度包括西欧在内。宗法不但中国有,西方也有,马恩全集中讲西欧中世纪时,多次提到宗法、宗法封建。在《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里,谈到“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的“宗法封建”制度,还谈到“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和冯先生提出的命名相比,中间就缺了一个“地主”。所以冯先生的“宗法地主专制”,在马克思的书中讲西方的时候,这些概念都有了。宗法并非中国的特产。“地主”、“农奴主”、“领主”,在马克思那里是互用的。

(栾成显插话:马克思在提到劳役地租的时候,用的还是地主,当然有时候也用领主。但在《资本论》那一章中,用的全是“地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马恩全集》第13卷)(疑为《马恩全集》第16卷《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之误)谈到当时的德国,“还保存了早期的封建关系和后期封建关系中的许多因素”,“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的数量多一倍的工人”,“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经营方式”。《马恩全集》第12卷《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马克思虽然说印度没有私有制,但他在看了一些材料以后,讲到“这些封建土地占有者”如何如何,后面还讲到“扎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马克思还谈到“土著王公领地”如何如何。使用了“大领主”、“封建领主”、“世袭”等等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封建制度是中世纪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政治形式”。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恩格斯又说过:“和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贵族,是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贵族独霸局面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封建制度”。所以这里的封建制度是讲政治制度。虽然马恩所讲“封建”名称是从政治来说的,但他讲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他还是从生产方式说的。

社会形态问题复杂在哪里?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各个国家有其特殊情况,而且每个社会形态都有一个形成、发展和解体的过程,在其起步阶段,有许多前一社会形态的东西。例如,我们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包含了许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成熟形态(其各种特征都获得充分发展)是比较短暂的,它的两头(初级阶段和解体阶段)则比较长。研究一个社会要考虑总的内在联系,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如果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拼凑起来,是不行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一个注中说,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雇佣劳动制度起源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和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以后,这一萌芽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也是这样。一个社会有一个主导的东西,但绝不是纯粹的,有前面的残余,后面的萌芽。因此,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我读马恩著作从中学读《列宁主义基础》开始,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关于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谈得很经典,但只是说“大体说来”,他有很多研究是没有完成的。事实上,从他的精力和时间来说,也不可能完成。光研究“马尔克”研究了多久,给查苏里奇的信,就写了一稿二稿三稿。包括马克思写的笔记,不可能。即使马克思多活几十年,中国问题照样不可能题研究清楚。他当时研究中国能够参考的材料是很有限的。郭沬若说,《起源论》对中国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马克思讲“封建”包含了共性,虽然没有具体谈中国,但包括了中国。许多同志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确实说明了这个问题。

马恩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完全是其个人的成果,他吸收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恩原来比较乐观,似乎认为发达国家的社会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俄国普遍存在农村公社,马恩曾经预言,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命运,如何如何,但其前提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内部革命也不让它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可以越过这一阶段,成为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后来很快发现不行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工业化,农村公社很快就瓦解了。后来恩格斯多次声明,俄国现在避免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列宁……。五十年代刘少奇对资本家讲,你们放心吧,中国资本主义还要发展。老实说,我们现在还在补这个课。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东西。《资本论》中谈到的原始积累,我们现在也有类似情况。苏东解体,我们现在发生的问题,都没有逃脱马恩所讲的规律。各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说是必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过时了,而是我们研究和实践不够。马克思的具体论断不可能每一句都正确。研究历史,不管是经济、政治、文化,无论你自觉不自觉,不管你使用不使用有关的概念,你都逃不开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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