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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实问题研讨会发言汇编(七)
来源:国学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8-8-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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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封建”考论》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论点和方法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二十一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12日上午


作为一种体制的“封邦建国”的“封建”和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不应混淆。冯天瑜先生对侯外庐先生“语乱天下”的引用,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中国秦汉以后社会符合马恩指出的封建社会特点。

冯先生书(指《“封建”考论》)的“后记”提到了我,说我看了他的书稿,在患眼疾期间给他写了建议。大概是05年初夏,我收到此书的清样,希望我写点意见。当时,我因眼疾才做完手术,我大致翻了一下书,觉得有很多问题。我没有对此书做正面评论,写了三张纸的信。大意是:第一,冯先生所讨论的封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第二,中国有一段历史是不是叫封建社会?我说,很明显的是,候外庐先生当初是不赞成(用“封建”这个词)的,后来因为大家用得久了,侯先生也就同意了,而且他自己也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问题。第三,这本书中涉及的问题太多,所以,有可能的话,是不是做些修改。但实际上他寄给我的是清样,不可能修改,而且也不可能不出了。所以他在“后记”里所讲的意思还没有曲解我。以上谈的是背景。

以下,我讲三点认识、两点方法的问题。

先谈三点认识。作者反对(秦以后的)中国叫封建社会提出三个论点:第一,认为这样就会和西周的“封建”(封邦建国)混在一起了,所以不应当叫做“封建社会”。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辨析“封”、“建”、“封建”等概念。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常识,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第二作者认为中国叫“封建社会”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他举了一些例子。诸如不是领主制的社会和封建社会无涉、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无涉,等等。作者第三论点,讲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不一样,日本的情形更接近欧洲。我觉得这三个问题都不能成立。第一,关于封建社会的名称不符合西周封建的古义,也就是封土建国。对于此点,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需做太多的引证和例证。我们知道西周的“封建”是一种体制,在秦朝建立后还讨论过“封建”和郡县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封建”,其内涵不是“封土建国”,而是封建社会。研究西周历史的人,也并不都用“封建”给这个社会定性。即便是西周封建说,也不是在“封邦建国”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封建社会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里有概念的混淆。我们讲“封邦建国”是讲体制,我们讲封建社会的“封建”是讲社会形态。我们的这位作者,概念是混乱的。因此,他提出此点是不能成立的。要特别指出来的是,作者引用了候外庐先生在1956年的一个讲话,一方面批评了候外庐先生是“泛封建观”,但又引用外庐先生一句很锐利的话——“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冯先生引来作为佐证。但是作者忘记了在1956年后外庐先生写了好几篇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卢钟锋插话:从1954年开始),而且1972年即要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到1979年才出版。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为什么不强调呢?为什么这样一个认为“语乱天下”的人还要继续用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呢?(栾成显插话:冯先生引用的只是侯外老一完整论述中的一部分,侯外老前后还有话,他认为我们讲的封建社会应该是建立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生产方式。冯先生断章取义,对他有用,对他没用,他就不要。庞作恒插话:这是学术道德问题。卢钟锋插话:侯外老这个话是针对有人把西周的“封邦建国”和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混淆起来,认为如果不从自然经济和生产方式谈封建社会,就是“语乱天下”。冯先生把它倒过来引用,但这恰好证明侯外庐先生这个话对他们并没有帮助。侯外庐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就提出关于封建所有制问题,这是最早的。这个观点40年代就形成了。所以我看了冯先生的著作后觉得很奇怪,怎么有这样的引用法?侯外庐先生56年的文章意思也很清清楚,就是不要(如瞿林东先生所讲的)把政治体制的“封建”和生产方式的“封建”混淆起来。有人不那么讲,至少是一种误解,讲严重一点就是断章取义,为己所需。)外庐先生讲“封建”一词已经约定俗成了,就不要再纠缠了。关于这个问题,冯先生又引了另外一位研究者的话来批评侯先生“约定俗成”的见解:“约定俗成”,今天或许是可以的,在未来,我们怎么对学人交代呢?这是敝校一位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意思是说还是要纠正,否则将来还是会“语乱天下”。这个问题,我说不必担忧。在学术史上,所谓约定俗成的例子太多了。或者名词还是那个名词,但含义已不是那个含义。比如说《易经》里就有“革命”——汤武革命,后来章太炎、孙中山也讲革命,毛泽东也讲革命,这个“革命”不同于《易经》的“革命”,它能“语乱天下”吗?谁都知道它们含义不一样。再如,二十四史里讲“夷狄”,这和1840年后不少学者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还是指少数民族吗?这是指洋人。这会“语乱天下”吗?不会的。不必担心,未来的学者自然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对这位教授的观点说得不客气一点是不值一驳的。作者的第二个论点讲中国封建社会的看法缺乏理论根据,因为和马克思的封建观相悖。我觉得此点也不能成立。我仓促之间查阅了一些马、恩经典。首先,我们应当从所有制形式来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的工业。决定着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也是很少的。这像不像时讲中国的情况?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此点。其次,从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来看,也就是说从生产过程的特点看,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的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照例也属于生产者自己的。这是不是也符合中国的自然经济的特点。我认为中国古代也是这样的。再次,我们看剥削方式。恩格斯对封建剥削做了这样的概括: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因为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的是由于他们占用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作为农奴或者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给地主服役和交纳产品。《汉书·食货志》讲“地著”,就是讲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中国是不是这个特点?我想是这个特点。再有,作者讲“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概念。我想说的是,关于“宗法”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明确讲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君主制对立。书的作者把秦以后还残存的宗法现象和西周的宗法制度混为一谈。西周是宗法制,讲五服等。那是很严格的,典型的。秦以后,宗法不可能没有,但是和西周比,那有很大的变化。自商鞅变法以来,宗法就逐渐破坏了。所以有研究者指出秦以后是地缘政治,西周是血缘政治。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也是大家长。秦以后不是如此。当然,秦以后也有分封。西汉有,一直到明朝还有。但这已经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官僚。所谓“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从宗法方面来讲,也不能成立。我认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观点来看,他们所概括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可以用来说明中国自秦至清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因此,不能讲中国学者把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定名为封建社会是有悖于马克思封建原义的。作者可能指出这样那样的论点来说明,但是所有制的形式、劳动的方式以及剥削的方式是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性质最基本的标志。第三,作者又讲中国自秦至清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他引了很多论据来证明。因此,中国也不应称这段历史为封建社会。我认为,历史是多样的,历史的多样性并不影响到社会形态学说的动摇,这是两回事。社会形态是要解决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在这过程中发展变化的,所以要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在某一阶段上出现了不同的现象和特征,这是历史多样性的表现。如果认为中国和欧洲在某一个世纪中完全是相同的,历史便研究错了。这就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如果)从历史出发,肯定是有差别的。但是多样性却不能改变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的我们称之为“某某社会”的性质。历史是多样的,也是统一的。就拿“中世纪”这个词来讲,中国的中世纪是统一的,欧洲不是;中国的中世纪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则是以很强的宗教色彩为特征。这些当然不一样。所以(有学者)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它有些特征和欧洲不一致,因此它不能叫封建社会,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这个论点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历史发展在某些阶段在细节上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历史常识的。

最后,就方法上,我谈两点意见。一个是作者提出了历史分期的四条标准:“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这是说明一个词、一个字要与另外一个词、一个字的意义相吻合。我认为,用这样的标准来讨论分期大概讨论不出来。如果我们讨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才能讨论社会分期。不用说讨论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分期,即便是讨论诸如自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的分期也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它也是很复杂的。譬如说,漆侠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二黄分期”法,即以黄巾起义,黄巢起义为依据,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外老是“安史之乱”分期。他们都没提什么这个词和那个字意义的吻合。以冯先生这种方式来讨论社会分期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是(冯先生)这样来讨论封建社会分期是不行的。再一个是作者讲郭沫若、翦伯赞、候外庐等学者都把封建泛化了,这一点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冯先生认为他们是泛封建观者,(在我看来)这是强加给他们的。什么叫“泛封建”呢?“封建”还是西周那个封建,郭老、翦老、外老,他们不至于无知到这种地步,把西周的封邦建国的“封建”拿来到处乱用。他们还不至于犯这种小学生的错误。所谓“泛封建”说是不能成立的。你如果说他们是把马克思的封建泛化了,那在逻辑上还能够言之成理。所以在方法论上,作者这种提法也是不妥当的。(卢钟锋插话:这三老其实也没有把马克思的封建观泛化,正好是根据他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进行论述)作者又认为魏晋封建论者是古义与今义的结合。这种看法我也不赞成。别人我不知道,何兹全先生我知道,我经常和他在一起探讨问题,他的魏晋封建论绝不是说和西周的以及后来的“封建”看古义与今义的结合。我看丝毫没有这种含义。因此,冯先生这种论断也是推测的。在方法上也是有问题。

(庞作恒插话:你一定要写出文章来,发言非常好。你真正纠正了“语乱天下”。)

唯物史观与学术讨论

“封建”名实问题研讨会自由发言之一

2007年10月12日上午

黄敏兰:研究和讨论要从具体事实出发,要进行中西比较,不能光谈概念、理论。

刘秋根:我把唯物史观看作一个可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系。劳动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结合,生产社会财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李根蟠:唯物史观并非片面的、单一的。学术研究和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靠拍脑瓜、想当然。



黄敏兰:

我还想说说如何把讨论深入下去的问题。因为现在争论虽然比较激烈,但很难看出有什么突破。大家多是两方面的研究,一是讨论名词概念,定性命名,这实际上还是上世纪的做法。我觉得有些简单化。重要的是研究这个社会是怎么表现的,这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再就是理论阐述比较多,实证研究比较少。引用一些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理解解释又不一样,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归根结底要从具体事实出发说明问题。我不大赞成用封建来表示中国社会,但我认为名称不大重要,我不反对别的学者把它叫封建社会,而且的确已经约定俗成,你要社会上改变也不可能,所以换名称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要认识中西社会有很大差异。根据我的研究,中国不是什么封建社会,西欧中古社会也并非皔封建的,而是封建和非封建并存,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讲,西欧的社会就很难说清楚。我们过去中封建社会理解为大地主剥削小农,但实际上西欧中古社会有许多具体的制度,马克垚先生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十三章,中西财政制度的比较,是顾銮斋先生写的,里面说,封建财政和国家财政是有严格区分的,封建财政就是指国王领地的收入和个人的其他收入,国税是君主向臣民征收的税。如果不这样区分,就无法解释西欧的议会制和大宪章等,因为国王按封建原则只能靠个人收入,向臣民征税得通过大家同意,才有大宪章,才有议会。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封建,皇帝可以向所有臣民征税。西方国王自己到自己的领地去吃,因为他没有能力让其他人运来。中国有庞大的漕运系统,让八个省的民户给他运漕粮,然后修运河、建仓等。必须靠强大的国家权力才能达到。这个事实好多外国学者都知道。马克垚先生也知道这个情况,可是他还强调中国的皇权也是受限制的。具体怎样受限制,你得按具体的表现。除了财政,还有许多,如法律。西方有许多法,如封建法、城市法、商法,封建法才是真正的封建法,如果把所有的法律都说成是封建法,就不对了。城市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法,所以你不从封建和非封建来看这个社会,那当然都是一样的了。还有军队,西方是封君封臣,封君给封臣分配土地,换取军役。这种军队很有限。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蔱区分了封建军队和非封建军队的区别。就是因为封建军队不能满足国王的需要,后来才发展了雇佣军常备军。中国就没有西方的这种封建军队,只有常备军,而且常备军数量之大超过了西欧的好几倍。如何笼统说都是封建的,就认识不了历史的事实。前一段讨论城市,一些学者说中西城市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封建的,西方是独立的,马先生就出来说,西欧的城市也是封建的,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因为他是权威呀。但他没有具体论证。据我了解,西欧城市的封建性表现在它与国王之间存在一种类似封君封臣的关系。因为,城市的用地是领主提供的,而且有的是封君建的,根据契约关系要给领主提供一定的义务,而且封建对城市的发展是有利的。汤普逊的中世纪史就说城市向国王要求封建特权……所以城市法就是资产阶级的了。如果不从封建和非封建的角度看,问题就说不清楚。所以,要认识历史,不光是定性就能解决的。关于君主专制,好像说,都是专制的,但是专制的程度和表现怎样,要用史实说明。像慈禧太后能动用那么多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西方有一句名言,要从伊利莎白女皇的口袋里多掏一便士,比要了她的脑袋还难。因为议会对财政是有严格限制的,国王不可能从国税中拿钱为个人服务,拿钱给国家做事也要议会同意。美西战争时议会每天都在算钱。战争结束马上解散军队,因为付不出这么大的代价。西方的制约是议会、,是国家权力之外的。中国也有制约,实际上是受国王本人控制的,制约者受控于被制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必须提出充分的事实,做充分的历史学的论证。我对“封建”问题感兴趣,更多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我正在写《千差万别的中西中古社会(“封建社会”)》。我觉得大地产和小生产相结合的说法看不到历史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这对于历史学不利,对社会上的历史教育也不利。我的女儿上世界史课时,老师说到国王借债,同学说,老师,你没有说错吧!其实西方国王借债很普遍,还有把王冠典当的。还有国王在街上走,债权人拉着他不让走。这在中国恐怕是没有的吧。这些情况不说清楚,为什么西方率先现代化的原因也无从探索。



刘秋根

我认为封建主义的概念可以用于实证研究的指导。历史研究还会继续向前向前发展,实证研究这二十年有很大发展,比二十年前强得多。例如经济史,各方面的研究齐头并进,扎扎实实向前发展。假如有朝一日我们史学发展水平,我们掌握的实证材料大大超越了现在,我们需要换一套概念体系,这也有可能。或者过了一个时期以后,大家确实觉得封建主义的宏观叙事不行,换一套叙事体系,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科学不是宗教,不是崇拜。

我学马列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大学时读的课本,然后上研究生时老师要求我学十本马列著作才给学位,所以我把十本书读过完了。(庞作恒插话:哪十本)有《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等。(庞作恒插话:哪一位老师?李根蟠插话:他是漆侠先生的学生)。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我倒是自觉读了点马列,读了马恩全集。马列有两个东西感染了我。一是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他的合理性。尽管现在的历史学已经大大超过了那时的历史学。有些具体的结论也过时了,但其基本体系还是可以的。第二,九十年代学习马列也促使我学习了一些相应的理论著作。我是把马列当作一种比较科学的体系来看的。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不知道跟老一辈有没有区别。我同意黄敏兰今天和昨天发言的两个意思:第一是要重视实证研究,重视中西社会的比较研究。现在经济史界大家很重视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第二,我同意学术要为政治服务。科学不为政治服务,不为社会服务,你这个科学干嘛呀,尤其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没有问题。但科学为政治服务必须有独立性,必须有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独立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政治家接受不接受,那是他们的事。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包括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神圣问题,而是科学的问题。

关于政治法律的问题,我暑假参加了一次经济史会议,讨论中西经济的不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一位外国学者的发言很有意思。他说,中国商人也有法律,徽商、晋商这样大的一个体系,也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习惯法。在处理但是这些习惯法没有上升为正式法律。西方中世纪早期也有许多习惯法。这种习惯法后来在处理商人之间的纠纷时,就是正式的法律了。徽商、晋商在处理彼此关系时,习惯法还不是正式法律,而是双边的惩罚机制。你违约了,我就告诉整个集团的人,都不跟你做生意。经济史界进行中西比较,比来比去,好像中西都一个样。发现原来认为只有西方有的东西,其实中国也有。究竟区别何在?这位学者倒是提供了一个视角,中西实际上是有差别的,有些现象很相似,但发展模式还是有不同。

黄敏兰先生发言中谈到的官民矛盾问题,我觉得你说过头了。经济史界也讨论这个问题。社会财富首先要生产出来,才有“掠夺”,国家通过权力掠夺也好,地主通过经济手段掠夺也好,都得先有生产。中国确实像你所说的,与西方差别很大,我同意你的分析。但首先要生产,才能发生其他各种关系。为什么我们同意唯物史观?就是因为重视生产问题,劳动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结合,生产社会财富。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受漆先生影响,从这个角度接受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学说。



李根蟠

我非常同意研究要从事实出发,要用史料说话。其实这是马列主义史学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不知讲了多少次,我们的研究不能从原则出发,而要从事实出发。这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提倡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遵循这一要求,多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并没有光讲理论。但我们这次会议是讨论“封建”名实问题,主要涉及概念和理论,不能说讨论文章中没有对具体历史问题作微观分析,没有更多罗列实证材料,就说你们光讲理论。这样说是片面的。针对否认各国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的思潮,不少发言着重阐述了马恩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规律的理论,不能因此说这些同志不注意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能说承认中国有封建社会就是把中国和西欧看成是一个样。我刚才说了,这次讨论的实质,而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学说问题。有些学者并没有直接批评唯物史观,而是引用马恩的话来批评所谓“泛封建观”。那么,所谓“泛封建观”究竟符合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较多引证和分析马恩的有关论述。这也是论题所使然的。不能说这是不从史实出发。

比出那些迂回曲折地否定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论者,我倒是喜欢黄敏兰先生的直率,她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唯物史观有片面性、单一性。可惜你这个结论是拍脑瓜拍出来的,是想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讲过影响社会发展的只有经济这单一的因素,他们只是讲经济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他们讲了许多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不用我来举例,是大量的。如果有的学者研究中对政治、文化等因素有所忽视,那不是唯物史观的片面性,而是这些学者没有运用好唯物史观。(黄敏兰插话:我没有说唯物史观是片面的,我说的是五方式论。)你说的是唯物史观,白纸黑字。我们不必争论,如果你收回这个意见,那更好。

还有,你引用王亚南的论述证明你的观点,但王亚南本身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讲官僚社会,是放在封建地主经济体系这个基础上讲的。我相信你没有读过他的书,起码没有认真读过他的书。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按,指《官僚体制与地主封建制——王亚南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不容歪曲》),你可以看看。你有一篇文章里讲我误读了王亚南。我本来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深入研究过王亚南,所以没法跟你说。你这次参加讨论,我这篇文章涉及王亚南,希望你看看。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你批评。

你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我态度蛮横。我可以给你交交心,我服膺毛泽东的这句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我相信这句话。我也赞成王亚南的这些话:“在研究上,从反对者得到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正确的理解,是能折服一切反对意见的理论。惧怕反对意见,根本就是怀疑自身理论的正确。”我觉得我是这样做的。黄敏兰先生批评我的文章,并没有寄给我,但我在网上发现以后,马上在我管理的网站上转载了。叶文宪先生投稿,批评我,我马上全文刊载。我很希望听到不同意见,希望通过与不同意见的切磋完善或校正自己的认识。我只是旗帜鲜明、毫无隐瞒地把我的观点说出来。我无权无势,怎么能圧别人呢!而且别人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封建观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十篇了,我只不过发了这一篇嘛,怎么能对别人形成压力,怎么成了态度蛮横?你们可以批评,可以嘲讽;我怎么不可以批评?我不喜欢吞吞吐吐,有的话比较尖锐,但我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我觉得冯天瑜先生的论著无论观点、学风、引用的史实,都有很多错误,不值得那样宣扬、吹捧,我现在还是这个意见。我是通过对具体事实的具体分析得出这个认识的。如果我的意见不对,分析不对,我希望有人举出具体的例子,进行具体的分析,我哪些地方不对,怎样不对,这样的批评才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谈自己的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我希望反对我们观点的人也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拍脑瓜。拍脑瓜、想当然,没法讨论。比如你的文章说我光讲秦以后封建社会,不讲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这就把问题搞混了。我的文章是介绍社会史论战中对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的各种观点,不是谈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必要介绍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呢。其实我本人就是西周封建说论者。你这样提出问题,讨论就缺乏前提。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的发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如果你真正驳倒我的观点,我马上给你三鞠躬,接受你的观点。但是你得讲道理。不能说唯物史观有片面性,一句话完了。你引王亚南先生的东西,王亚南是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的坚定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官僚体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各国都有,但出现在一定历史阶段,西欧出现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秦以后官僚体制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讲得非常清楚。坚持唯物史观并不是不要研究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王亚南坚持唯物史观,但他并不忽视政治的因素。王亚南这个例子恰恰证明唯物史观不是片面的,不是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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