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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学以致用”观是非论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8-8-13] 浏览:
张绪山 [《光明日报》]

  在我国思想传统上,“学 用”观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明末清初顾炎武辈的“经世致用”,清末张之洞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 用”思维模式于我民族可谓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影响巨大且深远。

  中国传统社会因血缘氏族习俗的大量遗存而保留了顽强的祖先崇拜,受此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的“学”主要是指效仿先人,掌握其积累的实际经验、道德修养和行为礼仪等。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其理想和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传统上一切为学之人从事“学问”的目的。“学以致用”观的一切成败是非皆源于此。

  从积极的方面说,“修齐治平”使命下的“学以致用”观较早地培养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家国意识,积极向上的参与观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几乎溶入中国士子血液、成为其生命意识基本因素的观念,都受到家国意识支配下以学为用的参与观念的影响。宋朝大学者张载提出士子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全是“修齐治平”参与意识的翻版。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从制度上保障了士子以其学识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使许多家境贫寒的士子通过科举而进身官员阶层,成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扩大了统治基础。16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利玛窦到达中国后,很快注意到中国不同于泰西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在这个国家中,“整个帝国由博学的、通常被视为哲学家的阶层来管理,有条不紊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由他们来承担。”中国封建文明之所以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很大程度上得因于此。

  “学以致用”观念使传统士子较多务实精神,较少浮泛、不切实际的玄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未知生,焉知死”为由,拒绝对来世生活作形上之论,树立了以尘世生活为学问目标的榜样。在中国历史上,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一度流行,每每反过来刺激了“致用”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明末以后黄宗羲、顾炎武辈倡导“经世致用”,修正了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漠视世用的空疏学风,改变了士子“天崩地解,茫然无与吾事”的做派。可以说,从屈原蒙冤投江,到陈天华难酬蹈海,以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为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中国士子上下求索的爱国之举无不与“治国平天下”的务实“致用”观念息息相关。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致用”思维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相对宽容的心态,凡于我族类有用者,均不拒绝。胡服骑射可学而用之,胡声胡乐亦可纳而享之。外来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入华后均被接纳,与土生土长的儒教、道教等和平相处。由宗教引发或主导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在我民族历史上是没有的。官方对外来宗教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迫害。这种现实主义的“致用”态度有利于吸收和接纳外来事物。

  但“学以致用”观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功利性的“致用”目的使为学不以求真探理为鹄的,脱离了为学的应有轨道,以至“学以致用”变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同义词,使士子视仕途为致用的终南捷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成为士子们下意识的为学动机。

  而且,功利的“学以致用”观念削弱了士子追求形上真理的激情,造成形上真理信仰的缺失。战国时代,士子们游走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才学发挥之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但却缺乏真正的对“正义”和“善”的持久信仰。汉代以后,士子们往往入世致仕则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失意消沉则奉老庄为圭臬。儒家虽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古训,但为形而上的“道”或信仰而殉难者却绝少。

  再次,以“致用”为学问的终极目标,往往使一切智力活动止步于以实用为特征的技术发明,而少进入形上的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的众多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非实用的理论层面的成就。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是,有机械的发明而未创造抽象的动力学原理;有对磁石的注意和应用而没有形成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有对凹凸镜的观察而没有形成物理光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学,等等。即使有个别的形上之论,也是特例,而非通例。

  传统“学以致用”观造成的弊端,在近代国人与西方的交往中表现得也很明显。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国人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见识。可是,以“形下”的实用技术为追求目标终究是短视的。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戊戌变法的破产,以及辛亥革命后新建共和体制的运转不灵,使国人的探索终于更前进一步:“科学”和“民主”遂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精神层面的改造成为追求的目标。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有着悠久“致用”传统的国人也还是难以遽然改变凡事为用的心态。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正在柏林留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陈寅恪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行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页)在当时民族危机正盛,同样为爱国情怀所激荡的情势下,陈寅恪能洞察“行而上学”于救国经世之根本性“大用”,足见其远见卓识。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坚定的信仰必依赖于真正非功利的、独立不依的艰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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