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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3] 浏览:
冯天瑜 [学术批评网]

《文汇报》2005年1月29日刊发沈国威君的《学术“抢滩”不可取》一文,对拙作《新语探源》发表评论。本来,严肃的学术批评是值得欢迎的,揭示作品的成败得失,于作者、于读者都大有裨益,即使批评中有某些与实情不尽相符的处所,也可以本着“无则加免”的精神对待。然而,沈君之文似乎不属此类,其总的立论,如标题所示,是不许“抢滩”,也即外人不得进入他的“学术圈地”。沈君是语言学者,长期做日中语汇交流史研究,他所说的不许“抢滩”,显然是指,做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人,不应涉足语言学领域,尤其不应涉足“中日西语文互动”这样的“热闹”课题。如果贸然迈入,竟然还出了书,这就是“抢滩”,是“赶热闹”。此说于实情不符,尤其有违“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的故训,故不能不略作辩议。

第一,近代汉字新语的生成,当然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语言学家(如王力、高名凯等)对此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广义学术问题,需要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作观念史的、文化史的、社会史的考析。王国维1905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肯定新语入华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即是从文化史的大视野展开论列的,极富创识,百年后读来,仍启人神志。可见,专业语言学圈外的论者关于新语生成问题所发表的叙说,往往别有洞见。总之,汉字新语的研究,理当由语言学者与其他各相关学科学者分工协作,互相取长补短,联合攻关,方可获得真解。这种多学科交叉互动式的研究,正是今日学术发展的一大走势。就新语生成及其意蕴的研究而言,语言学界与史学界的关系,可谓“合则双美,分则两伤”。以笔者接触的语言学者而论,多持此种看法,而沈君不然,他将参与协作的非语言学界的人士呼之为到语言学界来“抢滩”,必欲逐之而后快,这显然不是在促成“双美”,而是在制造“两伤”,实在太过偏狭。这是笔者不能苟同沈君之文的基本原因。

第二,笔者非语言学界中人,但愿意虚心向语言学界学习,以语言学界的已有成果作为营养,作为自己前进基地的重要部分,《新语探源》一再介绍语言学界(包括沈国威)的贡献,除其他章节多有论及外,第五章第二节以约60页篇幅对此作出综述,如果是来“抢滩”,为何如此尊崇“滩主”呢!自04年9月以来,笔者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聘,赴日本京都继续作“东亚汉字术语生成”研究,并与中、日、韩三国共十余名学者组成研讨班,除有思想文化史学者外,还有柳父章、飞田良文等日本语言学界的耆宿,史有为等老辈中国语言学家,荒川清秀、陈力卫、李汉燮等日、中、韩中年语言学者等,他们都以颇高热情躬亲研讨会,柳父章先生会后还惠赠近著,彼此砥砺。我虽未曾与沈君谋面,但出于对他作为在日本的中国语言学者的尊重,早在一年前便建议邀请他参加研讨班(他尚未到会)。前来“抢滩”的人大概不会有如此诚意。

第三、笔者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语言学圈内,而是在研习语学界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发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势能,开掘新语生成所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细心的读者如果将拙著与沈君所著《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作比较,当可发现:纯语言学论著与从思想文化史视角切入语言领域的论著,颇有差别,二者的着力点、举例重点都大异其趣。《新语探源》用心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坚术语(如哲学、科学等)作较详细的考察,并在某些有争议的关键词(如封建、经济、自由、形而上学)的概念厘清上下工夫,在今后一个时段,笔者将继续对这四个术语的概念变迁史作深度研究。(从这一意义言之,《新语探源》只是前期性作品)而沈君则另有关注,他从语言学角度,可以在“铅笔”这样的普通词语的考证上化长达十余页的篇幅,这是沈著所举词例中材料最丰富的一条。故《新语探源》与沈君《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一类语言学论著各有千秋,谈不上谁对谁的“重复”。读者正可以从两类不同著作中获得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信息、理念及方法论的参考。此外,拙著较完整地概述了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互动间的语汇变迁,重点又放在16世纪以降,更详细展开于19、20世纪之交。以笔者阅览所及,这样的论著似不多见,或许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新语生成史这一论题。诚如沈文所说,相关各段都有专论在先。然而,综汇式的把握也是必需的,这正如有了专门史、断代史还需要有通史一样。而且,拙著并非新语生成问题的平铺式“通史”,而是在面的介绍的基础上,作点的深入,这显然是一种非重复性的劳作。当然,拙著无论是关于面的铺陈,还是关于点的深入,都需要进一步努力,包括需要进一步向语言学界诸先进学习。

第四、关于沈文提到的“原创性”问题,笔者以为,这个问题提得好,增强原创性确乎是当下学术的努力方向。不过,“原创”固然是学人追求的高妙境界,但在一部书中随处“原创”,也不大可能。以沈著为例,所举诸词的诠释,除“铅笔”外,因袭前说甚多,主要是复述一批日本语言学者(山田孝雄、佐藤喜代治、森冈健二、广田荣太郎、柳父章、飞田良文、佐藤亨等)的旧说。然而,我们并不因此断论:沈著无原创性。因为,综汇前说,引出新的理路或结论,也是一种创造。沈著在这方面有贡献,《新语探源》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努力,当然都还远远不够。在具体词例诠释方面,拙著多有参考前辈及时贤处,但也有所创获,如“科学”,历来被认作“日制汉字词”,而笔者在研究经世实学史过程发现,宋人早有“科学”用例,《新语探源》追溯其出典为南宋思想家陈亮、叶适的政论,他们曾多次使用的“科学”一词,是“科举之学”、“分科举人之学”的省文,而西周等近代日本学者接受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关于近代知识的特点为“一科一学”的观点,于是便以“科学”(分科之学)对译science。故“科学”当为近代日本人借用中国古典词对译西洋术语(与“伦理、政治、范畴”同类),而并非如“哲学、美学、体育”那样,是日本人运用汉字构词法自行新创的词。此外,拙著关于“革命”、“共和”等中坚术语的诠释,也自有心得,并对某些流行说有所纠正。如历来都把孙中山自称“革命党”的起始时间定在1895年,流行说为:1895年11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与陈少白等赴日本,在神户登岸时,见日本报刊有“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孙读罢报,援引《周易》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告诫陈少白等,今后不要再说“造反”,而应以“革命”自称。此一情节,因出自当事人陈少白的回忆,人们自然信从,故各种史籍都如是说,包括流行海内外的几种权威的辛亥革命史著亦如是说。早些年,已有日本学者查阅当时日本神户、大坂诸报刊,均未发现陈少白回忆录提及的“中国革命党孙逸仙”字样,但学界不大重视这一考证。而笔者认为此点至关紧要,遂于2001年2月与爱知大学同事刘柏林副教授赴神户的孙中山纪念馆考查,阅读当年报刊(刘精于日文,所读自然无误),果然没有发现上述字样。我又将此一情节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孙中山其时尚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孙的成名,是伦敦蒙难,欧洲报刊一再报道以后),广州起义失败逃亡到神户,如何可能报上立即报道“中国革命党孙逸仙抵日”云云。事实上,当时日本报纸关于广州起义的消息,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之词,这才是当年的历史真实。孙以“革命”自认,我的判断是后来与宫崎等日本友人交谈时形成的,这正显示了中日两国先进人士对汉字古典词予以新解的共同努力,故解决此一问题,不仅是一个史学收获,也是一个语学收获。《新语探源》反映了我对“革命”一词的一系列考证和思索,其论“革命”一目,约20个页码,与沈君论“铅笔”的篇幅相当。我肯定沈君的“铅笔”说有“原创性”,那么,请问沈君,我的“革命”说有没有一些“原创性”呢?上面举例,决非说拙著高明,而是要表述这样一层意思:做思想文化史的人进入新语探究行列,固然有不及语学者的地方,但毕竟可以带来某些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哲思,这对于此一课题的研究,应当说是好事而决非坏事。

第五,与“原创性”相关的是“新意”问题,沈文说《新语探源》是“名家的了无新意之作”,“名家”实不敢当,然说拙著全无新意也与事实不符。除上述关于“科学”、“革命”等关键词的文化史诠说略有创识外,关于利玛窦的译词“上帝”、“几何”、“地球”的考释也都稍有新见;关于利玛窦以“脑囊”为记识器官,对中国认“心”为思维器官习见的救正,笔者从语汇学和文化学的结合上所作的评析,也是一种学习心得。笔者以数千字篇幅对“共和”概念演化的梳理,亦自有会意处。此类例子,还可继续列举。当然,笔者自知创识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努力,故感谢沈君的鞭策。

第六,沈君对笔者大不满意的一点是:贸然闯入,赶热闹。这只能说是沈君太不了解情况。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研习中国文化史以来,一直注意于概念的厘清问题,拙作《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年成集,其中的论文撰写、发表还要早于此)、《中国古文化的奥秘》(1986)、《中华文化史》(1990)、《中华元典精神》(1994)、《月华集》(2000)中多有对于核心词(如文化、文明、中华、中国、民主、民族等)的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考释,展阅上述诸书,不难发现这一踪迹。笔者所撰《中华文化史》上篇(下篇为何、周二君撰),列一专目《“封建”辨析》,是新时期国内探讨此一史学核心术语古今演绎、中外对接间的得失的较早文字,一些重要学者在讨论此一问题时,都重视我的这一辨析。笔者还写过《厘清概念----以“封建”、“形而上学”为例》、《“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等探讨术语生成、演化问题的专文。后文在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大会的学术综述专门提及拙文与日本狭间直树教授论“民主、共和”的文章,开辟了从关键词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路数。记得在会议休息时,许多中外学人(其中不少是台湾学人),围着我讨论近代各种关键词的生成问题,足见史学界同仁对此有浓厚兴趣,发现这是洞悉近代史内奥的又一扇门户。总之,在长达二十年间,笔者一直注目于关键词考析这类课题,将其视作文化史(尤其是近代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笔者在从事这类思考,并撰述这方面的习作的很长一段时间,此一课题在国内还很“冷”,并不引人注意,决非如沈文所言,笔者作关键词研究,是在“赶热闹”、抢热点滩头。需要补充一句:近年此一研究在国内渐渐“热”起来,但热度不高,应当欢迎有志于此的学人从不同角度来做这类题目。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要发动许多人前来“大轰大嗡”。

最后说明一点情况。笔者形成《新语探源》论题构想,是1998--2001年任教于(日本)爱知大学之际,2001年4月返回武汉大学后,正式着笔撰写,2004年3月结稿。从运思、做资料长编到撰写完毕,前后约4、5年(并非如沈君所说“仓卒成篇”),而此间我既未在日本的爱知大学,也未在中国的武汉大学就此一课题申请过项目、争取过经费。(申请列项、争取经费也没错,不过当时我一心扑在此课题上,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笔耕不辍,未能顾及申请,须知,国内申请列项是很麻烦的,而我又向来害怕事务繁剧),因此,那种”借热闹课题、搞大项目、争取大笔资金”的“高校不良风气”,与《新语探源》的构思和写作的全过程毫不相干。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新语探源》本来全无项目归属,我也打算就此做到底。2004年初,文稿交中华书局,不久即得到可以出版的答复。而我此时巳获得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多人参加的集体项目),而《新语探源》所论述的主要历史时段,以及全书题旨,大体与该项目吻合,故有朋友建议,可将其列入该项目之中(这已是《新语探源》交稿之后),于是拙著扉页便有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之一)”的字样。

我们许多人对于时下的学风问题深怀殷忧,沈君也是行列中人,我毫不怀疑沈君救正学风的良好愿望,但我们也不能在整顿学风的旗号下,胡乱挥棒打人。沈君长期身处国外,如果要就国内学界问题发表意见,应当先将情况了解清楚,办法之一,是与人(包括论争对象)做平等、理性的切磋与沟通。

2005.2.4.草于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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