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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欧洲中世纪黑暗吗?——从三个方面澄清中世纪
来源:中世纪史实资料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8/3/11] 浏览:

 

引言

Foreword

对“黑暗中世纪”的误解和扭曲一直影响着人们的常识观念,直至18世纪历史主义的兴起以来,西方学界才对此重新做出辨析。但在新教的教会历史观中“黑暗”仍是主流观点,对教会历史观的误解就会导致对中世纪上帝护理教会的误解,甚至出现基督徒因为被世俗作家写的中世纪历史而洗脑而羞于启齿这段历史,不会主动了解中世纪教会的模式,更不会效法中世纪西方教会的优秀遗产。本文旨在澄清黑暗的中世纪,为中世纪教会正名,重新认识中世纪历史和中世纪的西方教会。

学术界对“黑暗”中世纪的几点辨析和澄清


 

1.1 对“黑暗”中世纪的概念的澄清


田薇教授探究了“中世纪”一词的出处,学术界公认的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首次使用了该词,来指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比昂多自己生活的时代。中世纪后,随着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的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比特拉克首先使用了“黑暗时代”这个曾经极为流行,并至今仍为一些人所使用的术语。比特拉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部分: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的时代称为古代,此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为“近代”。只有古代、特别是罗马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值得大力赞扬,而“近代”则是野蛮的、黑暗的,不值得一提。


此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面对东方的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特别是面对重新发现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对公元6世纪以来中世纪古典文化的衰落极为不满,把占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它的粗陋的语言风格和僵化的逻辑形式斥为“野蛮的”,使他们把中世纪视为一片黑暗,因此就十分崇尚典雅富丽的古典文风,把古人奉为权威,崇拜得五体投地。然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尚缺乏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正如罗素所说,他们只不过是“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


不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过分抬高古人,贬斥中世纪的思想倾向,在后来却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和发展。伴随着启蒙主义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对科学和民主的提倡,信仰主义的中世纪更加被斥为“野蛮的”、“专制的”、“未开化的”、“愚昧的”、“黑暗时代”,而文艺复兴则被看作是将人类从一个罪恶痛苦的深渊解放出来,带进一个科学自由的光明世界的伟大时代,从此开始了现代文明。[1]20世纪以前,这种观点一直是学者们所奉行的主导观念。特别是在瑞士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一权威著作的影响下,这种观点更加成为广泛流传的成见。在18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蒙兹在自己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史》、20世纪美国学者弗里曼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信仰的时代》都认为文艺复兴前的时代,西欧的蛮族陷于愚昧无知的黑暗深渊中、人类的理智出于昏睡状态、“宗教信仰时代”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期”等论调和言辞。


在我国,由于对欧洲中世纪文明更加缺乏研究,近代以来,打开国门后直接继承了文艺复兴影响后的历史观,因此,把中世纪看作是一个“黑暗时代”,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和中世纪决裂的“光明时代”的观点。但文艺复兴这种断裂式的历史观认为“光明时代”好像是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然而史学家们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约在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据决定性优势。[2]


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和历史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者对中世纪的论调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真正的中世纪历史的面纱终于被揭开。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和连续性,反对割裂历史,认为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必然性。在莫塞尔等人的“正名”过程中,欧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在漫长的中世纪里,蛮族后来融入基督教群体,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承担起管理国家和教会的重任,教会像园丁一样小心地呵护着新生的文化嫩芽,终于使它成长为参天大树。当然,园丁也不可避免地要求这棵树苗按照他心目中的形象生长,于是,免不了经常用暴力剪去一些不符合他要求的枝杈。但也正是这样,才成就了中世纪乃至如今独具特色的西方文化。[1]


徐滨博士在《中世纪真的黑暗吗》[3]一文中,通过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及其历史影响,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世纪的信仰、文化和法律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黑暗”中世纪命题的不成立性。人们提到“封建制度”,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落后、专制、保守等太过熟知的特征,封建主义简直就成了万恶之源的代名词。然后解释到,西欧分封庄园式的封建制度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式的封建制度,西欧的封建制度“不是简单的君臣效忠关系,而是一种有着权利与义务对等特点的人际关系。”而这就产生了中世纪欧洲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观念,也是英国《大宪章》的基础。


在关于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方面,农业生产是中世纪最主要的经济活动,80%—90%的人都生活在农村。然而这加洛林王朝进入农业时代不是偶然的,从墨洛温王朝以地中海中心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突然转到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加洛林王朝,在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默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给出了原因,并提出了“皮朗命题”。王晋新教授把该命题总结为“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作为罗马世界的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的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的垮台和加洛林国家的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诞生。”[4]


比尔华纳博士在其“我们因何而恐惧: 一个一千四百年的秘密”[5]的视频讲座中,以数据和图示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古典文明的消失不是北方蛮族入侵导致的,蛮族入侵后融入了古罗马社会,而是穆斯林的毁灭性的入侵导致了古代罗马文明的消失。于是十分合理地解释了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经济、政治上的巨变。


在中世纪的信仰、文化和法律方面,徐滨博士向我们介绍了以“博爱”作为基督教的重要理念和道德影响下孤儿院的建立,“13世纪末,教会就在各地设有800多家孤儿院。教会和教徒们的做法为社会化的扶危济困工作开创了先例,积累了经验。16世纪时,英国的济贫工作开始由各地方政府负责。”[3]中世纪修院对人类文明保持和传递的重要作用,以及兴起的大学、法律制度、教会法、经院哲学都深深影响了近现代的欧洲各国。


1.2 对“宗教裁判所”误解的澄清


在另一个让人们联想起“黑暗中世纪”的方面就是“宗教裁判所”,尤其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托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 Madden)的“The Real Inquisition: Investigating the Popular Myth”一书中说到“人们总是把宗教裁判所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些对欧洲历史没什么兴趣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由狂热而残忍的教士主导的机构,这些教士拷打、残害并杀死敢于挑战教会权威的人。但是,近年来人们对宗教裁判所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 (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现代继任者)的档案。目前,学者们最终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之公诸于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逼供并不常见,即使以‘最黑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为例,300年间他们一共审讯了15万人,罪名成立移交政府的只有3000人,被政府执行死刑的不到1%。[6]”“宗教裁判所并不是产生于铲除异己或是压迫人民的欲望,我们不如说它是一种阻止不公正死刑的尝试。与中世纪其他世俗法庭相比,宗教裁判所无疑要开明得多[6]。”“大部分的教会法庭的人员是神学家,他们能十分熟悉教父时代所定的异端。他们也在遵循罗马法的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对异端进行审理。[6]”


彭小瑜博士在他的著作《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以宗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研究为例》中提到:“我们对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误解很深。宗教裁判所是国内学术界注意比较多的问题,不过我们以往是把宗教裁判所作为黑暗、愚昧、不宽容和思想禁锢的象征来批判的。审判异端分子的‘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准确地说,是西方学说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神话’,是一个被偏见、成见和无知扭曲的概念。


彼得斯在其《宗教裁判所》一书中已经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宗教改革以后,直到20世纪中叶,妖魔化宗教裁判所成为潮流。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们为了提倡自己的社会主张攻击宗教裁判所,在没有对其真实状况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提出,这是妨碍政治自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邪恶制度。他们对宗教裁判所的看法被19世纪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所接受,继而影响20世纪大众媒体对宗教裁判所的描写。对布鲁诺和伽利略的神化是妖魔化宗教裁判所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于宗教裁判所的思想史,是一部知识精英分子歪曲历史真相和对民众掩盖历史真相和真理的历史。当人们在听到和读到宗教裁判所简直就等同于愚昧和迫害时候,很少怀疑过,他们正在受到蒙蔽和被迫接受自己无从判断是非的谬误观点。这是很不公平的”。[7]

 

1.3 中世纪教会对科学残害之误解的澄清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世纪的教会是压制科学发现和创新的时代,关于科学被信仰残害最信手拈来的“事实”就是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三人的事件。但学术界对此误解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辨析。“在鼓吹自由探索科学真理的旗帜下,布鲁诺和伽利略受迫害的事件被夸大到忽略和修改历史事实的地步,比如说下列事实:布鲁诺所宣传的并非是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而是一种神学、星象学、巫术和哥白尼的观点的混合物;伽里略并没有受到拷打、带上镣铐和被刺瞎眼睛,也没有被长期关在监牢里,他在被监禁一年后就得到了软禁的待遇。”[7]


就像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长期被公众视为黑暗中世纪的象征,就像巴士底狱被视为黑暗君主制的象征一样。”然而,在大革命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场景中,中世纪却被不负责任的启蒙主义者妖魔化了。启蒙运动和文学家们联手把它打扮成一个最丑陋的巫婆。听起来显得荒诞。但人民和艺术家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事实,他们只要一个关于世界的象征。就算被人民攻占的巴士底狱,只关了7个犯人,其中一个精神病人,两个拖欠债务。但巴士底狱永远都是神话中的巴士底狱。”[8]在近代,据统计,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中有93.2%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9],信仰是一种愚昧、无知、黑暗的观念也逐渐被现代人所摈弃。


在以上三点的辨析和澄清中,我们从总体上得知,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世纪,是一个在基督教信仰指导下的“光明灿烂”的中世纪,并非我们常识中被抹黑的刻板印象。


参考文献:

[1] 田薇.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 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年。

[3] 徐滨.中世纪真的黑暗吗,历史教学(中学版)[J].2007年第2期。

[4] 王晋新.皮朗与“皮朗命题”——对西方文明形成时代的重新审视[J].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5] Bill Warner. 一千四百年的恐惧[EB/OL]. [2016-09-15].http://my.tv.sohu.com/us/189931927/61953672.shtml.

[6] Thomas F. Madden, The Real Inquisition: Investigating the Popular Myth[M], National Review Online, June 18, 2004.

[7] 彭小瑜.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以宗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研究为例[M].西学研究第1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

[8] 肖遥.宗教裁判所的妖魔化[EB/OL].[2015-07-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5862cc0102e9qi. html.

[9] 文 刀.诺贝尔奖得主与宗教信仰[J].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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