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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汤志钧先生治学经验谈
来源:《新史学》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8/11/18] 浏览:


今年95岁高龄的汤志钧先生,研究之精勤,成果之丰硕,不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即使在整个中国史学界也是少见的。几十年以来,他本着“授人以渔”的初衷,常常毫不保留地向他人、向晚辈传授自己的治学经验和路径。以下摘录几则,以供管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一个来自江苏靖江的普通文史求教者,他就曾坦诚相告:

研究历史有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占有资料,资料要广征博采,越丰富越好。靖江抗英斗争究竟有哪些资料,你要让它见底。当然,这样斗争距今已有120年,采集口碑资料是不可能的了,实物资料也不会很多,这就需要到各种书籍和档案中去查找文字资料,认认真真地下一番功夫。第二步是对资料进行考证,将资料进行类比、分析、去伪存真。资料是研究历史的根据,对它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尽信。第三步是在对资料考证以后,写出有观点有份量的文章。我说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就叫研究成果。到此,你的研究工作算是完成了。[①]

 

汤志钧先生是非常注重资料积累的,并强调这是通向科学结论的必由之路,他在总结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革”前四部史料书的编纂经验时这样指出:

历史研究要有正确的理论导向,也要有长期的资料积累。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强调资料在历史研究中能起作用的。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需要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只有充分占用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理,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从事中国近代史、上海史的研究,不能脱离资料的搜集和整理。[②]

而在探寻和处理资料时,“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要从实际史料情况入手。编写《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时,也曾想到‘人民抗英斗争’,以为广东有三元里平英团,长江中下游如有这样的史料,那该多好?可是愿与事违,所得不多。这是因为广东和外国人接触较早,和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以彼例此。”[③]

    汤先生曾在多个场合提出“科学研究应该注意两点:一曰持之以恒,一曰持之有故”[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又藉自己的学术经历予以过详细的诠释:

一曰持之以恒。不管你是历史系出身还是自学,一旦对历史感到有兴趣的话,似需先通后专,由博返约。没有通史的基础,是不易学好专史的;不知古代和世界的历史,是不易学好近代史的。当你有了一定的通史基础,决定专业方向后,最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我对中国经学史有兴趣,就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钻研,尽管工作有调动,任务有变迁,也没有稍敢放松,这是我的“老兴趣”。然而,遇有需要,从事别项教学或课题时,除尽心搞好本职工作外,业余仍注意自己的“老兴趣”。解放后,我学习中国近代史,选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多少和康有为、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老兴趣”有关。到了上海历史研究所,领导上叫我参加编辑近代上海资料,在编《五四运动在上海》、《辛亥革命在上海》时,我也全力以赴,又发生了“新兴趣”,但一旦编就,又返归“老兴趣”。因为中国史书浩繁,待发掘的材料太多,待探讨的问题也多,如果意志旁鹜、“全面开花”,象我这样愚拙的人,就不易左右逢源,还是在自己的“老兴趣”中回旋的好。科学是无止境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只能珍惜有限的时间,坚持自己进取的方向。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中,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总能发出应有的光彩的。 
    一曰持之有故。历史研究贵在实事求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就要详细占有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势不能脱离资料,而要见多识广,手勤笔勤。清朝人在书籍上每多眉批校注,这些眉批就是他们读书所得,批以备忘。有的还写成札记,日知其亡。吕思勉先生写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就是在大量札记的基础上写成专史的。不要只看他们著书之多,成书之“速”,而要想到他们蓄积之久,笔札之勤。不是长期积累,持之以恒,是不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同时,中国旧史书也自有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都有可取之处。我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也是先写成大事长编,再把人物抉出、事件论列的。当然,这些体裁,各有局限。但排比整理,也能持之有故。[⑤]




[]郭寿明:《靖江抗英斗争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3月第1版,第136137页。

[]汤志钧:《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文革”前历史所的四部史料书》,《史林》2006年第5期,20061020日。

[③]汤志钧:《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文革”前历史所的四部史料书》,《史林》2006年第5期,20061020日。

[④]汤志钧:《在历史所讲历史的历史》,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苑往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纪念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7月第1版,第9页。

[]汤志钧:《我的自传》,载《文献》杂志编辑部、《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9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2月第1版,第4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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