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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銮斋: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下)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9/2/1] 浏览:

 

四、识见


在学术上,识见是指在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背景下针对研究对象所提出的问题、形成的见解和取得的认识。可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识见就有什么样的学问,识见的高下决定成就的大小。马克垚关于封建经济史研究的识见,可通过两类案例进行认识。


一类是基于常见问题的探讨而形成的识见。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长期延续问题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由于问题的另一面是指欧洲封建社会具有怎样的特点,为什么短期延续,很多世界史学者也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涉及了很多问题,如封建化、传统文化、农村公社、小农经济、封建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等,以致于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难计其数。正是在这场讨论中,有的学者将欧洲的封建化进行了概括,将之表述为农民的农奴化,土地的庄园化和政治的多元化。前已论及,苏联学者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以西欧为模板并受了西方日耳曼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以农村公社为起点建构了封建化的理论。中国学者的概括正是接受苏联学者的理论并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做出的。著述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学界的竞相引用,欧洲封建化的概念遂呈定论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垚提出了应如何理解西欧“封建化”的问题。


马克垚以很长的篇幅梳理了欧美和苏联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史,认为,所谓封建化完成时的土地庄园化和农民农奴化都是有限的,指出9世纪西欧各地仍然存在大量自由地,这些土地并未纳入领主庄园和封建阶梯。查理曼的很多诏令都提到了独立农民。10世纪下半叶,克吕尼附近的瓦兰吉小村,仍有很多小农保持独立地位,有些甚至还积极购买土地以扩大自己的面积。文献之所以少见独立农民的资料,是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关于庄园的记录,并不记载与之无关的农民。而且事实上,很多庄园都只是村庄的一部分,有的庄园土地则分散在几个村子中,那些非庄园的地区并不受庄园的制约,因此不见于庄园记录。研究表明,法兰克王国的面积约有150万平方公里,而教俗贵族地产约不过几百万公顷,面积非常有限。所谓法兰克封建化完成时绝大部分农民变成了农奴,所谓农奴都缴纳人头税、结婚税和遗产继承税,主要是布洛赫的结论,这些结论已为二战后的研究所否定。中国学者关于封建化的概括正是受了二战之前的苏联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影响,并没有反映新的研究。马克垚的论文与其他学者的著述在视野上没有多大不同,在外延上,都涉及了庄园化和农奴化,但在深度上则显然不同,表现在识见上自然要显得新颖独到。这就修正了中国学术对西欧封建化的认识。

需要说明,那时的中国开放不久,学术界刚刚呼吸到新鲜空气,学者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满腔热情地接纳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以用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应如何理解西欧封建化的问题”之后,马克垚针对小农经济、封建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等国内外学术界的学术热点,又提出了很多问题,并相应推出了多篇富有影响的论文。美国著名学者詹姆士·马尔登(James Muldoon)认为,他的研究将会促进人们重新思考他们对中世纪欧洲农业的理解,促进人们反思城市和市民在近代史发展中的作用。


关于西欧封建城市的性质和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存在差别,如有的认为这些城市是非封建的,有的认为是外于封建的,有的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但无不认为它们是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由于这一观点在当时获得了很大影响,学术界便以此认识西欧封建城市,并用以解释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也以此认识中国的封建城市,认为它的性质与西欧相反,是封建的,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自然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社会。这看上去似乎顺理成章,符合逻辑,具有说服力,但马克垚持有不同看法。他的《西欧封建城市初论》一文从城市的定义入手,依次分析了城市的兴起、自治、市民的概念等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西欧封建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的集体封土,与封建领地具有相同的性质。而无论西欧还是中国,城市都是封建社会的固有产物,其性质都是封建的。客观地讲,经过多代人的研究,城市问题已经不是新的研究领域,更谈不上学术前沿,但论文使用的材料,论证的观点却新颖别致,从而展现了马克垚的另一种识见。这种识见既不同于中国学者,也不同于皮朗、波斯坦等西方史学家,见解独到。


小农经济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老话题,围绕这一话题,学术界提出了很多见解,形成了很多成说,也似乎形成了很多“定论”。马克垚从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着眼,针对这些成说和“定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主要见他的《从小农经济说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一文。由于文章涉及问题太多,这里难以面面俱到,而仅就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以及小农经济本身等问题谈一下笔者的认识。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实行地主制经济,西欧封建社会实行领主制经济;地主制经济剥削佃农,领主制经济剥削农奴;地主制经济盛行土地买卖,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领主制经济则不存在土地买卖,也不存在土地兼并问题。土地买卖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重要特征,土地买卖必然引起土地兼并,进而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交替和长期延续。而西欧封建社会土地不能买卖,所以没有形成这样的现象。针对这些“定论”,马克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讨论土地关系,必须区分经济事实和法律形式。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而土地买卖是一种经济行为,不会因为法律规定不能买卖就不出现买卖现象。关于西欧封建社会不存在土地买卖的问题,传统观点只注意了封建法的规定,却忽略了经济事实,且将法律规定误作经济事实而推演出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事实上,中国存在土地买卖,西欧也存在土地买卖,只是在封建社会初期土地买卖现象相对少见或遗存记录较少,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日趋频繁,逐渐成为封建经济的常态。所以,土地买卖、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无论中国、东方,还是西欧、西方都是如此。但在西欧封建社会,土地买卖并没有导致土地集中,也没有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所以,用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来推演中国封建社会盛衰交替的运行规律可能存在问题。就小农经济本身而言,传统学术一向肯定小农经济具有落后性、脆弱性、易分化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盛衰交替、周期性动荡,其根源正在于小农经济的这些特点。对此,马克垚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是符合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经济形式,笼统地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是不恰当的;小农的经济力量虽然弱小单薄,但并非学者们所说的那样脆弱;而所谓小农易于分化,也是一种缺乏证明、脱离实际的推测。地主剥削、土地兼并、商品经济、天灾人祸以及人口压力等因素当然会促使小农经济发生变化甚至产生恶劣影响,但在这些因素发生作用促使小农破产的同时,也有一些因素在产生积极影响,帮助小农重建、巩固和发展,如生产力提高、开垦生荒、政府扶持、流入城市、转变行业等。这些因素可以抑制、削弱甚至抵消导致小农破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相对稳固的。正因为相对稳固,才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而且造成小农破产的残暴统治、天灾人祸等并不具有规律性特征。而中国封建经济是如何发展的,现在也许只能看到一些表象,真正的发展过程很可能还没有被描述出来。以马克垚的分析和结论审视这些成说和定论,会发现它们虽也以比较方法进行研究,但视野不够开阔,资料来源有限,且深受教科书影响,因而对西欧封建社会的了解还比较肤浅,结论或观点不够准确。但正是这些观点长期统治中国学术界,直至马克垚的文章发表,局面才有所改变。由于观点新颖,识见独到,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并很快被译为韩文,收入梁必承编《革命前中国的农业和农民运动》一书。

一类是基于学术视野的拓展而形成的识见。


马克垚研究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封建主义学术史。他特别肯定19世纪的欧洲史研究,认为在启蒙史学的基础上,19世纪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今天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基本知识即主要来自19世纪的史学家。但是,19世纪的欧洲史学在继承启蒙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仍然从法学上研究封建制度,认为封建制度是一种法律制度、一种政治制度。而此时,西方学术界关于封建制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以至于20世纪的史学家仍主要将欧洲封建制度视为一种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布洛赫的欧洲封建社会的概念虽已触及经济内容,但仍然主要持这样的认识,冈绍夫更据此将封建制度界定于10—12世纪的罗亚尔河和莱茵河之间。马克垚发现,欧洲史学家和他们的著述大多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忽略了,而这,正是封建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


在考察西方学术史的同时,马克垚也考察了苏联学者关于欧洲封建制度研究的学术史。苏联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当然不能认同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对西方学者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将封建社会视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视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认为封建社会的形成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马克垚发现,苏联学者在对西方学者批判改造的同时,也吸收了他们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苏联学者即基本上持日耳曼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虽因各自的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具特点,封建制度起源的具体内容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农村公社的解体、自由农民的农奴化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在马克垚看来,这一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它忽略了奴隶制的基础和罗马帝国晚期封建因素的萌芽,而将农村公社视为封建化的起点。可是,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解体的产物,在奴隶社会仅以残余的形式存在(个别国家和地区除外),绝不会构成封建社会形成的主要因素。苏联学者一方面承认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相承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封建制度产生于农村公社是世界各地封建制度起源的共同规律,这就陷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更有甚者,他们以西欧为范本建立封建化始于农村公社的理论,然后再用以比附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削足适履,其结果是按着他们的尺度肢解了历史。

我国中古史学正是在照搬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照搬在我国中古史学几乎处在空白的情况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我们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许多错误认识,追根溯源,都与此密切相关。直到今天,我们的理论方法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影响。马克垚的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突破了苏联中古史学意识形态的壁垒,把视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扩大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领域,力求直接认识封建社会的原貌。在他看来,西方学者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由于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所提出的概念和形成的结论缺乏科学性,缺乏普遍意义,难以描述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苏联学者虽然实现了方法论的革命,但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以及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在西欧中古史研究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形成了错误的结论。而中国学者,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背景或比照下研究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可以提出他们不能提出的问题,建立他们难以建立的理论,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在他看来,西方学术界对本土封建社会史的研究虽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但即使以迄今发掘的资料衡量,他们的认识水平也不能令人满意。西欧封建社会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是目前所认识的面貌。正是基于这样的识见,马克垚发出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显然,这一呼声不只是面对70、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而且也面对帮助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封建史学)并确有深入研究的苏联老大哥,特别是面对封建社会史研究已有悠久历史的欧美学术界。可以想象,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学术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这需要多么宽阔的视野,多么果敢的胆识。


研读马克垚的著述可见,他的识见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四方面的条件,即史学史的深度考察、史料的掌握、视野的拓展和方法的选择。这些条件的具备有助于了解西方学者思想理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历史的真相,发现并弥补它们的缺陷,证伪和匡正它们的舛误,提出问题,提升研究效益和质量。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他才发出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对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五、理论


上题的“识见”与本题的“理论”是一种从属关系。识见类似文章的观点,具有小巧、单一、分散的特点,是构成理论的元素;理论则是一种体系,具有筹划、集合、建构的功用,由识见和观点组合而成。在上文所论“识见”的基础上,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构建了自己的理论。这里以突破欧洲中心论、构建封建经济学和探索封建社会发展规律为案例作些分析。


欧洲中心论是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认识世界历史的理论。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形成,一套以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认识概括而创造的话语随之传播开来,久之,便形成了欧洲人的话语霸权。由于没有其他理论可供选择,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非欧学者,只要编写世界史,都只能借用这一话语。东方诸国必须通过“东方主义”来认识世界和自身;而要书写自己的世界历史,就必须接受西方中心论的控制。汉学主义也一样,很多中国人接受了这种中国观,同样用以观察自己的历史,由此形成了文化上的无意识。即使是西方人,也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制约和纠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术界对世界史的认识水平和编写思想都有所提高,部分学者认识到,以欧洲中心论来撰写的世界史绝不是真正的世界史,由此便开始了突破或避免欧洲中心论的漫长历程。但直到今天,即使是以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己任的“全球史”,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如此,巴勒克拉夫、沃勒斯坦也如此。

同世界史学科其他断代或方向一样,研究封建经济史也必然遇到欧洲中心论问题。马克垚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思考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发出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我们应该强调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对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意义。因为对欧洲中心论的一般批评,主要是指向它以欧洲为中心编纂世界史,以偏概全,忽略了亚非拉等应有的历史地位。马克垚的研究则是在批评这种编纂理念的同时,直接揭示欧洲本土历史书写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欧洲中心论来说显然具有更强的解构意义。由此可见,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突破欧洲中心论。而基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对欧洲中心论的长期思考,马克垚集中探讨了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书写世界史的问题。新世纪初年,中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掀起了热烈的讨论,马克垚遂以自己的思考参与讨论,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人在漫长的世界史书写过程中形成的。马克垚考察了世界史的多个方面:环境、生态、家庭、人口、社会、政治、过渡、转型……,发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如同人的骨骼,镶嵌在世界历史的肌体之中。以至于我们研究封建化问题,封建社会的城市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都不得不以欧洲为模板。前论苏联10卷本《世界通史》以农村公社作为封建化的起点,即是欧洲中心论在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典型表现。面对这一局面,马克垚深入考察了17、18世纪以来的西方封建学术史,以图厘清欧洲中心论的经络,找出问题的症结,突破它的束缚和控制。他之所以将南亚、中亚以及远东地区纳入研究范围,即是为了给予这些地区和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从而削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至上述封建化等具体问题,大至封建经济学的建立和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他所做的大量研究,都是为了突破或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桎梏。李增洪教授研究了历史重构中的话语霸权和辩证思维问题,对我们认识“西方中心论”,认识马克垚的理论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但在马克垚看来,上述问题还都相对容易解决,难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理论的创建。因为历史研究只能从既定的史实出发,而这个史实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实现或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研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缺乏依据,只能用完成了工业化的欧洲模式与未完成工业化的非欧洲国家进行比较。这就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且仍然以欧洲的经验评说亚洲的事实。我们现在只有欧洲中心论这一种历史理论,这种理论大到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观、现代化理论,小至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概念都是西方历史的产物。我们既缺乏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建立的理论,也缺乏从自身看世界的理论和模式。这样,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就无法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我们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所以,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论。另外,非欧洲国家虽然历史悠久,但对各自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目前还很难建立自己的历史理论。


可是,欧洲人在创造这一切时,对非欧洲人和他们的历史并没有多少了解,以至于黑格尔认为非欧洲人没有历史。即使后来了解了非欧洲人也有历史时,仍然认为他们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实现不了现代化。我们遵从的谱系,正是这些西方人创造的话语,因此,都以西方为正统,以西方为标准衡量东方各国;而不是相反。像这样,即使看到了症结所在,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使用别人的理论却又想突破这种理论,这就决定了它的难度。那么怎样才能突破或摆脱欧洲中心论呢?答案是,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建立自己的理论,只有创建了自己的理论,才能够书写没有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而考虑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难点,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现在的有利条件是,部分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不合理,只要两方联手,就有可能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控制,写出没有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


马克垚的观点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国内,《光明日报》曾发表多篇论文予以说明和评论;在国外,主要论点则被德国学者译出,收入论文集出版。

再看构建封建经济学。概览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可见,他的基本目标是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突破和补正现有封建经济学理论,从欧亚大陆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构建自己的封建经济学。而现在的封建经济学,主要是西方封建经济学,主要由西方学者创建。马克垚认为,西方封建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以边际主义经济学为例,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学概念,主要以数学方法解释和说明经济现象的变量关系,对封建经济的很多问题并不适用。它是在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的假定前提下提出来的,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影响,对封建社会的竞争做了过分的夸大。重要的是,它创建的依据仅仅是欧洲封建社会,且即使在欧洲,也只涉及封建经济的部分内容,这造成了它的体系中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缺位。而由于对历史过程缺乏全面、细致的考察,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也缺乏客观的基础。正是在充分认识西方封建经济史的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马克垚将欧洲、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和综合,弥补和修正了边际主义的一些错误和缺陷,最终构建了自己的封建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二元经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并存)、管制与短缺、谋生与谋利、发展与进步。


马克垚建构封建经济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国内封建经济史研究的进程看,它建构了封建经济史研究的高端理论,为封建经济史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角度看,它揭示了西方封建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当然,这种理论还刚刚推出不久,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封建社会的实际,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实际上是关于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证和概括,它旨在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处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都必然出现类似现象。这就必然涉及封建制度的异同问题。有学者认为,封建社会来自西语feudalism的翻译,原意是指一种政治结构,由自上而下分封所致。中国在西周时实行过分封,与西欧封建有相似之处。但秦朝建立郡县制后,便不再有封建之制,为什么还要称封建社会?须知,马克垚并非不承认这种差异,但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是指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这一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封建依附关系盛行、大土地和小生产结合,主要表现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样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是普遍存在的,因而揭示了人类历史在封建时代的发展规律。

结语


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在开阔的视野中发现并提出问题,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识见和观点,构建了理论体系,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就,很值得探讨总结。但综览这一体系又似乎感到,由于目标宏伟远大,难以尽论,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欧封建经济史领域,而其他方面还较薄弱,例如,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南亚次大陆印度的研究即需要加强。当然,这方面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这里还存在一个求同、求异的关系问题。从论者的角度说,历史资料可分两类,一类为支撑观点或结论的资料,可称为正面资料;一类为证伪观点或结论的资料,可称为反面资料。就论者而言,虽然求同或求异并非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观察认识持轻视态度,却往往因执着于自己的目的和兴趣而在一定程度上或不自觉地忽略了对另一方的重视。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对同、异两方的检索、分析同时进行、同等用力,例如,在求同的同时也注意反面资料的检索、分析,并在量上进行比较,情况就可能有所不同,历史现象的显微和案例材料的多寡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景观,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在东方或中国,用以证明某一观点的正面资料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在西方就可能既见树木也见森林,或者说在中国资料稀少,在西方则可能普遍存在,反之亦然。这就存在一个概率问题。特性不会引致大的变化,但一经形成共性,就可能由量变引起质变,进而引起历史认识的变化。我们经常强调 “竭泽而渔”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依笔者理解,这主要是针对正面资料而言的,对反面资料的检索却重视不够。而一经进入研究过程,特别是在论题较大、材料众多的情况下,论者可能很难去同时、同等关注反面资料的状况,这应该是历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方面,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中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期待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自然科学成果一样,历史学以及各人文学科的成果也存在转化问题。可以认为,这个转化过程由史学家本人的理论观点起始,经学界共识而转化为学科知识,其中的一部分还可能转化为文化常识。马克垚的许多研究成果即已经历和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他当年的许多观点,如封建主义、封建化、小农经济、封建城市、农村公社、封建庄园等概念,特别是关于西欧封建经济形态、欧亚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认识,经过时间的检验,已经部分地转化为学界共识和学科常识,有些已经写入了大学世界史教材。有的成果如封建经济学理论,则因刚刚创建和面世还有待验证和转化。历史学家的成果转化不仅意味着自己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更意味着开始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系统,融入思想文化的长河。从这样的角度认识马克垚的研究,也许更能体现它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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