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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新: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一)
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10期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9/9/26] 浏览:

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

侯建新  

摘要: 16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动,是把具有共同体性质 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为排他性的明晰产权,从而激励经济效率,颠覆中世纪的基础。经过数个世纪的物质 积累、权利积累和观念积累,社会深层结构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其中土地市场化和农民的社会化是基础 性的变量参数,圈地即是这种变化的历史性总结。"大农一乡绅阶层"作为农业资本主义载体,是圈地运动最 能动、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领主圈地的通常方式是契约圈地、法庭圈地以及协议圈地,以合法圈地为主。领 主非法暴力圈地确实存在,是赤裸裸的掠夺,暴露了早期资本的失范与贪婪;领主暴力非法圈地受到佃农土 地权利的抵抗,佃农的抵抗具有一定合法性和有效性;但这种"暴力圈地所占比例很小/ 16世纪中叶以后协 议圈地越来越多,土地确权从来没有抛弃法律而是越来越规范,18世纪发展为"议会圈地"则属水到渠成。从 基本层面上讲,圈地不是践踏土地权利,恰恰是明晰和确定土地权利,圈地规模有限,圈地中心地区的圈地比例 大概在20-25%左右。总之,圈地运动的影响至为深远,是个老话题也是基础性话题,有必要给予新的关注。

关键词:圈地运动;大农一乡绅阶层;契约圈地;法庭圈地;协议圈地;暴力非法圈地

16世纪前后是西欧资本主义确立的时代,传统史学更关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或英国革命、尼 德兰革命等,并将其视为欧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开篇,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但同时我们还须看到大 事件背后更深厚的背景。土地财产权的变化,是长时段的,甚至是静悄悄的,然而与显赫的大革命却 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伴随16世纪这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的启动,在欧洲的核心区域, 最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事件,莫过于英格兰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不是王国政府的设计,相反,一度甚至遭到政府的阻止,然而它却是欧洲历史上也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场指向的土地改革运动。圈地运动实质上是把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混合土地所 有制界定为具有排他性的私人产权,从而激励经济效率,最终颠覆中世纪的基础。诺斯指出:"所有权 的演进,从历史上看包括了两个步骤,先是把局外人排除在利用资源的强度以外,而后发明规章,限制 局内人利用资源的强度。"①也就是说,先是庄园一村庄共同体内外有别,即排斥村社以外的人使用资 源的强度②;继而是限制本村镇内部使用资源的强度,也就是以个体为单位,在庄园一村庄共同体内 明确个人土地产权的边界。西欧中世纪乡村共同体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与互助因素,同时意味着服从、 隔绝与狭隘,圈地运动正是所有权历史演进的第二个步骤,即在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条件下,庄园共同 体内甚至在家庭内明确私人土地产权。

一 导言:圈地究竟是怎样的运动

欲知圈地是什么,先须明了圈地不是什么,它相对何物而言。 

"圈地"是相对于"敞田"而言。敞田(open fields)意指传统庄园的田制,耕地由分散的数百乃至 更多狭长状的条田所构成,条田之间仅用草垄分割,没有永久的围垣,收割后更无明显界限,休耕时则 成为所有村民皆可使用的公共牧场。关于敞田制的基本特征,瑟斯克(Joan Thirsk)归纳为四个主要 方面:一是佃农的耕地不是集中在一起的而是分散为不同地块上的条田,二是轮耕制,三是共同放牧 制,四是上述敞田制的基本规则由庄园法庭负责实施①。不难看出,敞田具有明显的村社共同体背 景,村民有相当程度的协作:每个人占有土地面积是固定的,但土地的位置是变动的,因为耕地年年轮 换,所以人们指着一块地说,今年它是我的,明年就是别人的了。而现在是别人的那块明年则是我 的②。狭长的条田(strip)是轮耕的基本单位,每个佃户的持有地分布在各处,并与其他佃户的条田相 交错。在英格兰,一条田相当于1英亩,大约就是一个牛队一天的耕地面积,所谓"圈地",在形式上就 是将自己分散的条田集中起来,宣示圈地者对这块土地的权利,并提升生产效率。此外,敞田还包括 庄园周围大片的荒地、水塘、沼泽和森林,每一位村民都有使用它们的权利,所以被称为共用地,又称 公地(common fields),按照古老的惯例,农民世世代代地利用它们,放柴、伐木、放牲畜、拾橡子、采 蘑菇以及渔猎等,是农民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源。公地的使用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标志着使用者的公共 权利,村庄共同体之外的人不可以使用公地。共用地名义上领主管辖,实际上远不是那么简单。大约 1070年,西班牙巴塞罗那海关记载:"流动的水和山泉、草场、牧场、森林、灌木丛和岩石,属于男爵们, 但他们不能以完全所有权(enalleu)的形式持有。"即,在共用地上,男爵们只拥有属于他们的那份权 利,"作为领地的一部分,还要让其村民们随时都可享用这些资源"。如果将公用地视作地产,我们 发现公地上的不同权利的叠加和纠结达到了极其复杂的程度,以至于布洛赫说:"要想找出谁是中世 纪公地的真正主人是徒劳的。"④共用地的产权最为模糊,所以圈地中引起的争端最多。不论佃农个 人持有地,还是共用地,传统的土地混合所有权正在演化为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权。

"圈地"相对于束缚在敞田上的佃农及其保有地产权而言,在中世纪,庄园法描述依附佃农与土地关系的法律语言是这样的,称他们是"束缚于土地上的人"(gebaeabscriptae),这意味着,他不能随意离开土地;也意味着,除非根据某些条件,不能将佃农驱逐,在习惯法的保护下,佃农土地占有权稳定,世代承袭,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同时也须承认它仍然局限在封建庄园制的框架下:人是束缚于土地上的人,最终是依附于领主的人,而保有地明显承载着身份和权力的强制因素。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佃农自由程度和经济状况的普遍改善,市场经济逐渐培育起来,佃农及其保有地的内涵经历了重新定义,中世纪晚期尤其明显,16世纪佃农主体已是公簿持有农,其前身是依附性的佃户维兰(villein), 公簿农可自由迁徙,到他喜欢去的任何地方就业;他的土地权利不仅受到庄园法庭而且受到王国普通法保护,土地可合法出售、转租和抵押。另一方面,尽管公簿农仍统称为习惯佃农,保留着封建关系的外壳,实质上与领主已经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主要是商业性的租佃关系,因此其土地权利获得了一种市场范畴内的法律时效性,世袭封建保有地也就走到了尽头。所谓"公簿"就是佃农持有的土地权利证书,根据法庭确认的不同的租约条件,公簿上记载着不同的土地权利。一部分土地具有世代继承权(copyhold of inheritance),大部分则是有期限的权利,其中较长期的可达数代(copyhold for lives), 通常三代持有;短期者限于终身或若干年持有(for a term of life or years)。承租者在租约有效期内受法律保护,一旦租约期满须离开土地或重新商谈条件以续约。当然佃农也可以买断土地,自己成为地产主。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自由地支配自己劳动力,是所有权发展史的重要节点,这种对自己劳动力的第一个"所有"是现代财产权的真正鼻祖。受法律保护的人身自由距离财产自由仅一步之遥,英国农民在西方世界中掀起第一波人身解放浪潮,也是第一个确立私人产权制度的国家,不是偶然的。在个体农民普遍发展的基础上,英国首先出现依靠雇佣劳动的富裕农民经济,他们与一部分乡绅携手形成乡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后来"第三等级"的主体。他们积极参与圈地,成为圈地运动中不可替代的力量,其中一些人成为新型地产主。显然,"圈地"即在属于自己土地的周围筑起篱笆或挖下沟壑,表示该地是私有财产。"圈地"在形式上从敞田中切割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产权上也与敞田不同。 

"圈地"也相对于中世纪的习惯地租而言。习惯地租实为封建地租,意味着在习惯法约束下佃农按照封建条件持有土地、交纳地租,也意味着地租基本不变。"圈地"终结了世袭习惯保有地,势必也会终结世代不变的习惯地租,使之纳入市场价格体系,成为商业地租。习惯地租的稳定对农村经济繁荣做出的贡献,一向为史学界公认。习惯地租遏制了领主的贪欲,有助于土地增值部分流进农民口袋,促进小农经济发展。有证据显示,小农的经济繁荣是从中世纪末叶开始的,他们持有土地的规模和农业耕作中的自主性都有所增长,以至亨利七世在位的15世纪被视为小农的黄金时期。从历史长时段来看,通货膨胀趋势总是难免,假如没有一定力度的限定,习惯地租二三百年保持稳定状态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强制的限定作用包含传统的法律因素,也包含农民共同体的顽强抵抗。不过,也须清醒地看到习惯地租的两面性,即对领主的贪婪和地租市场走向的双向强制,后者到16世纪愈加凸显。也就是说,长期稳定的地租无疑有利于佃户财产的普遍积累,另一方面则是地租与市场价格的背离,表现在习惯地租和佃农纯收益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般都达到4倍或5倍,甚至18倍。地租因习惯法限定而不变,然而佃农来自土地的收益却不断增长并通过市场获得。其时,与习惯地租并存的还有日益发展的商业地租,由于习惯地租与商业地租的差距如此明显,一些佃户索性将其习惯保有地二次出租一一当然按照市场价格出租,从中获取二者之间的差价。1549年出版的《英格兰本土公共福利对话集》一书,反复提到习惯地租滞后于市面流行的价格,致使社会经济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习惯地租本是保护农民经济的"防波堤",谁想此时却成为阻断土地与市场经济联系的最后一道障碍。习惯地租与习惯保有地一样,毕竟是一种中世纪超经济因素地租,迟早要淘汰。

受习惯法保护的习惯土地和习惯地租,源于欧洲封建制的契约因素,然而却有利于中世纪农民经济繁荣和市场经济发育,而发展起来的市场反过来对习惯土地及地租提出挑战,迫使其逐渐纳入市场经济的节奏,预示着为庄园经济划上休止符。总之,随着社会和经济各方力量的博弈,产生了初步具备现代观念、现代诉求和力量的新兴人群以及相应的社会环境,当新旧力量消长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出现一个历史性转捩点,这就是圈地运动。不难看出,西方资本主义私人土地产权的形成是相当复杂的,它脱胎于封建社会母体最终又否定了那个母体,它是经济和社会长期蕴化的结果。

同样,人们对圈地运动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长期以来英国都铎时代的圈地运动被描绘 成"羊吃人"的运动,这与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等人当年对圈地的控诉有很大关系。他 们认为,圈占佃农土地中普遍使用暴力,由于耕地变为牧场,大量农民被驱逐出土地,"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非离开家园不可"。至于谁在圈地,传统的看法当然是领主,他们驱逐佃农进而圈地。这些看法似乎已经是圈地运动的不刊之论,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圈地运动就是领主剥夺农民土地的血腥运动。   

然而,这些看似天经地义的观点,随着更为实证的史料被逐渐发现和研讨,国际学界看法早已改变,在圈地运动发生三百年后即20世纪初叶,就有研究成果认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夸大了圈地的规模和圈地造成的损害,其中美国学者G•盖伊(Edwin F. Gay)的研究最具有冲击力。领主圈地是不错的,不过这仅仅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事实上佃农也在圈地,富裕农民更是举足轻重。其实早在16世纪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农民圈地的历史史实,可惜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例如农业史学家菲茨赫伯特 (Fitzherbert)和海尔斯(Hales),以及17世纪的诺登(Norden)和李(Lee)都已经指出:除了庄园领主的圈地,还有佃农的圈地运动。佃农圈地的目标是把分散的条田变为紧凑型的土地(compact field),用篱笆将自己的土地围圈起来,并逐渐消除公共牧场和荒地,从而增加小麦产量,提高土地价值。19世纪末叶利达姆(L. S. Leadam)出版《圈地末日审判》,根据都铎政府圈地调查报告写成,他明确指出圈地运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领主圈地和佃农圈地,并认为两种类型圈地各占一定的比例。20世纪初叶的盖伊,其后的沃勒斯坦和摩尔皆持相同的观点。巴林顿•摩尔尤其重视大农的开拓作用,他认为推动农业变革的"真正先驱"恰恰是这些大土地承租人和富裕的个人资产拥有者,而不是"那些被追捧的少数有进取心的领主"。关于都铎圈地运动的研究,从R•托尼到J•惠特尔,不断有精品力作推出,不断深化这一持久不衰的话题。可惜,这些颇有见地的学术意见以及逐渐披露的早期法庭档案等,在国内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分享和交流,人们往往囿于早期的"圈地印象",以至有将极其 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 

圈地运动究竟是怎样一个历史进程?一个观点的提出是重要的,然而系统而周详的论证更重要;何况观点须经受史料的检验,是否能够确立最终取决于史料和数据的支撑程度。也就是说,结论不该是研究的先导,而应当在充分的、实证性的史料研读之后。

下面的庄园平面图,可以使我们对庄园格局和敞田制有个直观印象。 

二 农民整合条田:圈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农民持有地的整合

到中世纪晚期,佃农普遍的愿望是,把敞田上分散的条田变为紧凑型的地块,同时分割村民共同使用的草地、荒地和林地,将属于自己的土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掌控下。在中世纪农业版图上,个人的持有地散落在敞田上,彼此之间相距很远。佃户的条田总是与其他村民的条田参差交错,而且在强制轮耕制下,土地的空间位置也不固定。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不满意这样的村庄共同体耕作制度。为了摆脱共同体习惯规则的束缚,为了在独自占有并独自耕作的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增加小麦产量,提高土地的价值,将分散的条田集中在一起成为佃农们的普遍愿望。或通过协商调换条田,或通过土地买卖和转租,佃农分散的条田逐渐走向集中。比如,以前相邻的条田分别属于不同的佃农A、B、C、D,眼下只属于佃户A。佃户A持有的土地面积也许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土地组合方式不一样了,地理位置固定,佃农对自己土地的亲近程度也不一样了。对于公地的使用也是一样,佃农放弃了他们在荒地和共用牧场所享有的权利,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草地和牧场。也就是说,把大片土地上的共同行使的权利转变为小块土地的个人行使的权利。地块整合的流行趋势不可遏止,岁月在静消消地流逝,然而千百万农民参与下的日积月累的积淀,却留下了不可逆转的痕迹,到15世纪末叶,与两百年前相比不论佃农土地的产权状况还是乡村田间的耕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庄园法庭案卷中保留了大量的佃农之间互换条田的案例。例如,在肯特郡的哈瑞斯海姆庄园(Harriesham),某人拥有3英亩耕地,其中一条田在另一个佃农的土地的中间,后者耕地时犁过了地界,实际上将这块土地划归己有,为此发生诉讼。结果双方达成协议,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情况的再次发生,受害一方将分散的3英亩条田全部交给对方,同时接收对方在另一地段提供的3英亩的整块土地,实际上通过交换整合了土地。又例如,1548年,沃顿庄园(Whaddon)法庭档案记载:经协商,农场主亨利•朗和该庄园的若干佃农达成协议,亨利圈占了若干佃农所持有的条田,共14英亩,作为交换,上述若干佃农圈占了亨利分别位于两处共14英亩的土地。领主同意了这桩土地互换,并记录在法庭卷宗。佃农互换条田,通常要获得领主的首肯,并履行相应的法庭手续。当时佃农几乎都是自由身份,然而他们的持有地性质依然有相当大的差异,假如互换条田的价值有所不同,就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一方是限期公簿地,一方是世代承袭的自由持有地,前者持有人在互换条田时要给自由地持有人补足两块土地之间的市场差额,并将补偿条件记录在法庭案卷备查。可见农民的条田交换是自愿的,也是经过法律程序认定的,而且总是考虑到土地的产权因素和市场价格因素;当土地性质的差异可以用货币调节的时候,表明中世纪土地产权中的超经济因素几近消失。交换条田是农民整合地块的通常方式,跨越庄园和地区交换条田的情况也不少见。 

土地买卖是农民整合条田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一部分佃农很早就开始买卖土地,通过土地市场扩大自己持有地规模,富裕的大农就是这样形成的,后来佃农们发现土地买卖、租进租出等,还可以达到土地整合的目的。佃农把条田合并成田块的过程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往往根据自己已持有土地的情况来安排土地买卖,逐渐用一整块土地来代替分散的条田。例如,在萨福克郡的格勒斯顿庄园(Gorleston),一个习惯佃农将自己持有地12英亩的一半分租给8个人,同时从另外8块持有地中购进相应的土地。又例如,在科隆达尔庄园(Crondal),理查德通过不断蚕食的方式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半维尔盖特田块,同时却把自己的2. 5英亩土地转租给了另一个佃农。亨利承租了佃农理查德的土地,同时把自己持有地中的8英亩卖给了另一个佃农。显然这些活动的目的不完全在于扩大土地面积,而是通过土地交易调整自己条田的地理位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位佃农出让部分土地,同时取得对方或他方的另外土地,交易完成后该佃农持有土地面积变化不大,只是地块更紧凑、更易管理,更直接地处于自己掌控之下。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6世纪的持有地比13世纪更加紧凑,这样的基本事实使得较大规模的围圈敞田成为可能。

 个人持有地散落在敞田上,是庄园农业经济的典型画面。进入16世纪,许多庄园还保留着或部分保留着这种状态,同时出现一种新趋势与之并行:经过合并条田的紧凑化运动,佃农个人保有地不再相隔很远,而是彼此相连,形成一定规模的地块或若干地块。那些土地调查册(surveys)留下来的地图显示,制图人用大括弧将相邻的条田包含在内,表示新的变化即这部分条田已属某个人所有。土地调查员之前描述佃农持有地的用词是"位于土地A和土地B之间",现在的新词汇则是"已经连在一起("lying together")。时常,地图上大括弧里的12个或20个条田属于同一个人;有时土地调查员则指出16英亩或20英亩位于一处。又如莫顿文献(Mertondocuments)记载:"托马斯•斯科特的9英亩土地已经连在一起,位于......""约翰持有16英亩土地已经连在一起,位于......";等等。据估算,10英亩土地规模足以负担筑篱和掘沟的费用,下一步将连成一片的土地围圈起来的可能性极大。不过,在分散条田和较 紧凑地块并行的情况下,局部圈地会产生不少麻烦,两种不同的耕作制度同时运行肯定产生不可避免的混乱和冲突,比如按照轮耕制和公共放牧的原则,敞田上佃户的牲畜时常会进入庄稼收获后的圈地里,后者则认为邻居的牲畜不可进入圈地。可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个体佃农不再感觉圈地是不可能的",他可以不断与邻居们协商,事实上,敞田上不难发现一块块被围圈的土地。

下面的 1590 年的索尔福德庄园部分地图(Map of Part of the Manor of Salford in Bedfordshire 1590),可以印证农民整合条田的情景。王室土地调查员记载了这一过程并绘制成庄园地图,该地图 对于我们理解普通农民在圈地中的地位,颇富价值。

2.农民零碎圈地(piecemeal enclosure) 

瑟斯克指出,在都铎时代的庄园里,一两英亩荒地的圈围,或者敞田中的地块圈围,都是时常发生的。在人口稀疏,存在大量荒地而且实行分散耕作方式的地区,也能发现很多佃农圈地的实例。例如在北部的奔宁(Pennine)地区%圈地往往是个体佃农自主推动的,也没有遇到什么反对的阻力"。佃户的零碎圈地是什罗普郡圈地的一个特点,根据圈地调查委员会记载,1504年,有7处圈地总共18 英亩,可见是零星圈地。在帕斯洛(Purslow)百户区,农民圈地面积稍大些,55处圈地中的33处都是 20英亩左右。该郡最大的佃农圈地80英亩,1513年出现在肯利庄园(Kenley)。这些圈地没有造成 骚乱和人口减少。在克雷文庄园(Craven), 一些佃农小规模地圈占了部分荒地。奥斯维斯庄园 (Oswestry)则不然,1602年圈地调查报告显示,共有669.25英亩荒地被圈占,其中大部分是由习惯佃农和自由持有农零星圈占的"。在拉特兰郡,农民零碎圈地同样普遍,在奥克姆(Oakham)百户区,一个名字叫亨利-杰维斯的农民,是白金汉公爵的佃户,他在过去的4年里把11. 5英亩耕地围圈成牧场;还是这个佃户,在艾格里顿(Egleton)教区又圈占了 2英亩林地。在贝尔顿(Belton)教区,佃农理查德.泰勒圈占了被称作"露恩特"的土地,大约8英亩,还围圈了另外14英亩土地。在伊宾赫姆(Empingham)教区,乔治.麦克沃思将6英亩草地变为牧场,盖伊•埃德蒙兹将23英亩耕地变为牧场,这些圈地者全部是一般佃农。

其实,佃农零碎圈地早在垦荒运动时期即已启动,可谓圈地运动的先行者。米勒和哈彻尔认 为,垦荒运动是"小人物的事业"(a small man' enterprise),充分肯定了一般佃农在早期圈地中的开拓作用。佃农侵占荒地通常是蚕食性的,因为有违庄园习惯法,开始悄悄地避开领主的管家。随着圈占荒地越来越多,垦荒逐渐被承认并纳入庄园习惯法,新垦荒地被视作领主的契约租地,这一过程清晰地显示在庄园租金卷宗和法庭卷宗里面。例如1422年,在阿什顿安德莱恩庄园(Ashton-under一 Lyne),自由地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圈占了大量林地和荒地,并为其中的部分土地支付13先令4便士和10先令的货币租金。另根据1564年一份特许状记载,佃农主导了翰布勒顿(Humbleton)和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两个庄园的圈地,通过协议圈围了一处荒地。小规模圈占公地一直在持续, 即使茅舍农亦可能圈占一两英亩荒地,且时常可见。1608年,兰开郡利瑟姆庄园的32个佃农,经领主同意,每个佃农按照保有地的大小在公地上获得了同等面积的土地,同时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些佃户还获得并分割了另外100多英亩荒地。与此同时,领主圈占了剩余的荒地,后来也是租给了佃户。也有庄园佃农与领主协商后,每人无偿圈占3英亩公地,可供牧养2头母牛,无须支付地租或费用。这大 概与那里的土地宽裕有关。这种公地上的零碎圈地,一般都比较分散,很少引起较大的争议。

然而,在敞田中围圈条田就不那么简单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敞田制下,村民生产活动有着强烈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土地是个人保有的,然而其土地的位置是定期轮换的(强制轮耕制);佃农耕作与放牧时间也是由村社统一安排的。一旦某人将敞田中一块耕地周围竖起篱笆或挖下沟壑,不论大小,他会立刻引发骚乱和不安,陷入与邻居们的冲突中,因为他侵害了传统的公共放牧权以至影响整 个田制的运行。由于公共放牧权涉及佃户群体的共同利益,村民很容易被煽动,甚至对圈地佃农暴力相向。在诺福克郡的布雷斯特德庄园,佃农罗格斯用树篱来标识他围圈地的北部边界,结果该庄园领 主叫来了堂区教士并聚集二十多个佃农,夜半时分拆除围篱,痛殴圈地者罗格斯。罗格斯吓得不敢回家,抱怨领主要驱逐他并剥夺其土地继承权,与之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卡布鲁克庄园,在实行轮耕制的敞田上,佃农佩恩突然用树篱和沟渠圈围3英亩公簿地,此事成了他与其他村民争执的焦点。出于对 自身安全的担心,他从国王那里取得一张和平令状,并通过治安官转交给领主,领主的回答是:"上帝 为证......我才是这片土地的领主!"庄园法庭作出了终止圈地的判决,该佃农拒绝出庭,结果领主呼来七八人强行拆除了圈地栅栏。

尽管单方面圈地常常引起纠纷甚至诉讼,可是佃农零星圈地还是逐渐多了起来。庄园法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圈地的处罚案例,可以证明个体佃农进行的小规模圈地多么普遍。1405年,福赛特(Forncett)庄园的一些习惯佃农被罚款2先令2便士,因为"他们违反庄园惯例,将自己在敞田中的土地圈围起来,致使其他佃农无法在收割庄稼后进入放牧"。另一个案例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围圈耕地后阻止其他佃农进入,本应开放为牧场,他们却播种耕作。1418年,卡斯尔库姆(Castle Combe)庄园法庭指控三个佃农,未经领主允许在公共牧场上播种,按照轮耕制规定应该向全体村民 开放为牧场的时候他们却独占了这块土地。

由于农民围圈条田普遍化,一些庄园法庭逐渐默许了圈地,但是要经过一定程序并收缴一笔费用,据记载,1448年,该案例发生在布莱廷顿(Bletchingdon)教区大修道院领地,科克拉夫特庄园(Calcroft )佃户圈地,不过圈地佃户自愿支付一笔费用给教堂和领主法庭,金额根据圈地大小核计。当时该庄园总共有12块圈地,每块圈地支付的费用从16便士到6先令8便士不等,总计达34先令。一个世纪后,仍有农民小规模圈地的记载:在莱斯特郡的布鲁姆金斯索普庄园(Bromkinsthos pe),两个约曼农,鲁丁和达内特一致行动,在1561年7月的一天圈占了28英亩敞田。可见农民的零 碎圈地是持续进行的,这类圈地规模虽属一般,却影响很大。莱斯特郡郡史作者指出:圈地统计数字 证明,这类零碎圈占的数量和后果不可小觑。庄园领主们事实上已经默许佃户的零碎圈地行为,只 有那些未经领主许可的圈地行为才会被诉诸庄园法庭,所以我们看到的圈地案例不足以反映农民圈 地的全貌。按照规定,佃农圈地要经领主和其他佃户的同意,单方面圈地会常常遭致严重后果,1579 年,在舍瑞弗哈尔斯(Sheriff hales)庄园法庭,那些未经许可圈地的所有佃户都被起诉,判决结果是, 除非获得领主的许可,否则已经围圈的土地须重新开放。牛津郡郡史载及的一个案例,对于违规圈 地者不可谓不严厉:一个叫巴斯的佃农,被描述为"佃户中的破坏者",除了科以罚款,还被逐出房舍与 土地,因为他的"圈地造成了对邻居的危害"。

零碎圈地通常是个人行为,后来往往是若干佃户的联合行动。在贝德福德郡的索尔福德庄园 (Salford),大部分土地仍然处于条田制之下,不过8个佃农还是圈围了大约51英亩土地,每人圈围2英亩到17英亩不等。在北安普敦郡的威登韦斯顿庄园(WeedenWeston),除了直领地的承租者围圈了大片土地以外,3个较大的佃农围圈了28英亩,分散在几处,被记载为"在几处地块上圈围/此外,庄园中部的一些土地,其性质不甚明了,14个佃农将其分割并围圈,每块围圈地少则两三英亩,多则15或20英亩。佃农圈地取得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地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埃奇韦尔(Edgeware)和金斯伯里(Kingsbury)两个庄园。从1597年绘制的地图上,没有人能猜出那里曾经存在过敞田耕作方式,每个佃农的小块土地都是集中在一起的,用篱笆彼此分隔,不再是旧式的"蛛网"布局,而是不规则的棋盘式的现代农业。这样的田制景观绝非朝夕形成,其中相当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广大的佃农。一系列案例表明,圈地逐渐被人们所接受,零碎式圈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庄园共同体耕作的惯例。  

3.农民自发"协议圈地"(enclosure by agreement) 

农民圈地还有一种重要形式,既不是交换条田,也不是零碎围圈,而是由村民共同体协商决定,可称为"协议圈地/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佃农的利益都得到了考虑,并且有机会充分协商,其合理性明显高于个人零碎圈地的方式。1589年,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庄园(Bradford)的村民拟圈围附近的荒地,村民大会在荒野上举行,所有佃农都参加了 ,基本达成分割公地并围圈之的一致意见。在诺森伯兰郡,圈地运动开始后,比较快地终结了相当一部分敞田,协议圈地是其重要方式。该郡的莱斯伯雷庄园(Lesbury),1597年12月6日所有佃农在庄园法庭集合,经协商决定:"从今天起到翌年3月1日期间......每个佃农要把自己的土地围圈起来。"1567年,该郡的塔盖尔庄园(Tuggal),布莱福德家族的土地几乎全部围圈,该家族掌握了该村的大部分土地,不再与其他佃农继续沿用古老的共同耕作方式。他们也是采用了协议的方式,经领主同意,该村佃农共同协商,切割公地并分别围圈,至此该 村大部分土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敞田制。英国学者格雷称,这是伊丽莎白时代典型的圈地方式。

在牛津郡布莱廷顿教区,1539-1596年间,通过佃农间的合作与协商,碎片化的条田土地状况被系统改造,其中大约有780英亩土地得到围圈,占据该教区可耕地的40%以上。1610年,牛津郡的李弗隆庄园(Lea Furlong),经佃农协商围圈了大约360英亩的共用牧场。围圈后的公地分属于不同的佃农,这些获得了荒地的佃农宣称,从此他们可"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薪柴了。协商方式也用于比邻村庄的公地分割,1576-1594年间,兰开斯特郡,沃勒教区(Whalley)一块公地曾被三个村庄村民共享,现在经由三个村庄协议后分割,三村庄分别是克莱顿一勒一莫尔斯、阿尔汉、阿克林顿。

来自16世纪圈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一些地区圈地的推动者不是领主,也不是佃农个人,而是村庄共同体的协议运作。庄园文献向我们提供了村庄共同体推动公地圈占的许多细节,通常的程序是先以共同体名义占有牧场和草地,然后经协商后在佃农之间分割,每人分得的公地面积明显参照了其持有地田亩,一如当年佃农在公地上放牧牲畜的数量与其持有地面积成一定比例一样,可见习惯法的原则仍然在发生作用。共同体协议方式也运用于条田的整合和围圈,在多塞特郡的尤尔尼庄园 (Ewerne),经佃农协商并得到领主的许可,人们将分散的条田合并成紧凑的持有地。林肯郡的北凯尔西教区(North Kelsey)为了克服土地分散的状况,尽管有一些地产主反对,自由持有农与领主协商后自1591年启动圈地进程,并且关注到贫困小农的利益,在圈地中对茅舍农做出了一定的补偿。在一些情况下,佃农与领主的双方意愿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村庄共同体总是组织佃户与领主讨价还价,往往经过反复交涉,双方多次妥协才能达成协议。据布莱姆希尔庄园(Bremhill)法庭案卷记载, 1578年,领主爱德华.贝顿同意佃农圈占公地,佃农之间也可以互换条田,不过圈地佃农每年要向领还有一种情况是,经过长年累月,公地已经被佃农们逐渐蚕食,有的种庄稼,有的过度放牧,而且东一块西一块的相当零散,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原有公地,满足放牧需要,村民们决定重新分割公地,莱斯特郡斯克曲利庄园(Sketchley)即属此类情况。这是个仅有6户人家、400英亩耕地的小村庄,他们是不居乡的肯特伯爵的佃户。在没有庄园领主参与的情况下,佃户们达成一致意见并拟定了书面协议书:佃农之间通过相互交换已占有的土地,使自己在公地上的土地集中起来。由于交换后自己的土地可能变成别人的,为了保护地力,交换前须限制牧场过度使用,每户放牧牲畜的数量至少减少三分之一,事情虽小却反映了农民共同体考量问题的理性和周全。可是其中一个叫怀特曼的佃农,无视已达成的协议,拒绝与别人交换土地,妨碍了实施进程,村民们于1604年将其起诉到衡平法庭(High Court of Chancery),寻求法律手段迫使其就范。虽然法庭记录残缺不全,但还是可以看出,起诉怀特曼之前公地的围圈已经开始。根据协议村民们一方面进行土地交换,另一方面让种上庄稼的土地退耕还牧,如杰克退耕2英亩,泰勒和里德退耕2英亩,一位不具名的佃户退耕13英亩,另有两位不具名的佃户退耕4英亩。被告怀特曼承认曾参与讨论圈地计划,但否认同意圈地,他以坚持传统的公地权利为名,一拖再拖。而其他村民态度一致,也很坚决,他们认为"公地制度已经变得让人难以接受"。毫无疑义,村民圈地完全是自发组织的,并依照法律程序处理问题,令人感兴趣的是,村民圈地起诉的对象不是领主,也不是大农,而是与他们一样的普通佃农,因为他没有遵守大家议定的圈地协议。敞田制是一种村民协作的种田制度,通过协作方式使之解体显然是最经济合理的方式。协议圈地只是把一大片土地上共同行使的权利转变为一小块土地个人行使的权利。佃农放弃了他们在公地、草地和牧场上所享有的份额,得到了更小的但属于自己的土地、草地和牧场。后者的价值比前者要高得多。 主交纳大豆,每雅德土地交纳一蒲式耳。另一方面,领主贝顿及其继承人不得在庄园公地上放牧。 这一类型的圈地协商中,可明显看出双方妥协的痕迹,村社共同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和领主,谁主导的圈地的比例更高?各庄园情况不一,牛津郡的一则史料明确显示了农民圈地的作用更大。在牛津郡布莱廷顿教区,1543-1544年间的一份调查显示,领主和佃农都有土地围圈,领主珀尔将直领地围圈,而佃农围圈了 42处耕地和草地。文献资料没有提供领主和佃户圈地的面积,不过列出了二者的租金数额,当时人们更看重土地价值而不是土地面积。"以土地价值来看,围圈的领主直领地中的耕地和草地,每年租金4英镑4先令10便士;而其他农民围圈草地和耕地,每年租金高达34英镑9先令。"显然调查者意在强调,散见在庄园各处的佃户圈地的面积更大,价值更高,而领主圈地不过是佃农圈地的1/9〜1/8。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绝非个案,可是难以估计有多大的代表性。

农民圈地的意义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表明农民大众的经济社会要求与圈地运动的方向并行不悖,它是圈地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广泛加入了条田调整的地块整合活动,没有这样普遍的基础性的田制改造,圈地运动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缓慢的累进式的圈地,主要目的是改善耕地,提高效率,开创了土地的单独耕作制(arable severalties),从而冲击和破坏了共同体耕作制度,后者是中世纪的社会基础。普通农民这样的圈地方式一直延续下来,不论零碎圈地还是协议圈地,尽管遭遇各种争议,对于圈地运动的作用决不可低估。16世纪英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民,一半以上的土地控制在他们手里,倘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厌倦了旧田制,乐于接受新的耕牧方式,实际注定了条田制瓦解只是个时间问题。

三 大农一乡绅阶层是圈地主力  

严格说来,圈地运动自中世纪晚期即已启动,普通农民自发地整合分散条田,对旧田制具有基础性的颠覆作用。农民的目标是把敞田上分散的条田变为紧凑型的地块,同时分割公共放牧权,试图直接掌控自己的土地。随着富裕农民群体的出现,富裕农民即大农在圈地中的中坚作用不可忽视,16 世纪中叶后这种作用愈发凸显出来。《维多利亚郡史•莱斯特郡》作者指出,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社会上层已经不能垄断获得利润的机会,"农民逐渐成为圈地的主要参与者",这里的农民主要指大农,当然还有乡绅。正如作者接下来要指出的,他们通过圈地获得利润,不断扩大农业经营。农业资本家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他们如鱼得水,正在拥抱自己的时代。

1."大农一乡绅阶层"概念  

大农是圈地的中坚力量,这与富裕农民经济的自身性质有关。众所周知,在中世纪农民自由和经济状况普遍改善的基础上,经过若干世纪积累,出现了一批有着较大土地面积和羊群的大农,他们的土地经营不再仅仅满足自家消费,而主要为市场提供农牧产品,与市场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随着土地规模扩大,大农经济的劳动力也来自市场,实际上富裕农民经济已经具备了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大农在与领主直领地经济的博弈中初露锋芒。劳役折算,实行货币地租后领主一度也雇工经营直领地,也离不开市场要素,因此与大农经济形成竞争对手。大农不是靠资金和经济规模,更不是靠身份地位,而是靠勤奋的经营,锱铢必较的计算,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如指掌。凭靠自己摸索出来的生产与交易一体化模式,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搏杀中游刃有余,充满活力。大农经济与封建领主争市场、争劳 工,最终竞争生产效率,使领主经济遭遇到极大的压力,总是入不敷出,常年亏损,大多面临破产的威胁。庄园查账官年终报账时总是说:"今年又亏了!"并建议领主"应当像其他庄园那样把直领地租出去"。鲁特兰公爵的庄园管家在账本里写道:"土地在领主手中,故无利益。"领主直领地经济的最后结局,几乎都是被迫出租,而且大多出租给大农,直领地出租意味着封建领主退出生产领域。

就新型农业经济而言,土地不再仅仅为了糊口,也不像封建采邑那样是政治身份的凭据,而主要是攫取市场利润的平台。圈地可以提高土地效益,远远高于分散的条田,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人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庄稼里手、又最先从市场经济杀出的大农,更热衷于扩张土地、围圈土地,更急于摆脱共同体田制束缚。他们是圈地的直接动力,没有富裕农民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持续几百年的圈地运动是不可能的。

到中世纪晚期,一部分富裕农民与乡绅已然相当接近。16世纪起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约曼与乡绅之间相互渗透和交叉,他们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许多所谓的乡绅,不久前还是约曼。例如,1551年莱斯特郡一个叫作赫福德的约曼,从乡绅阿什手里买下一个500英亩的庄园,1577年该约曼去世后其孙子继承家产,并于1597年开始圈地,在10年后的一份圈地报告中该约曼继承人的身份已经是乡绅。这种情况并非个案。罗斯说,,约曼有时比他们的乡绅邻居还要富有"。约曼和乡绅的经济社会地位如此接近,以致出现了"宁为约曼头,不做绅士尾"那样的英格兰谚语。二者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改革耕作,约曼与乡绅一样是农业改革家,也一心追逐土地利润。"基于这种交融,英国在贵族与普通农夫之间出现了强有力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开创者,从而有别于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16世纪末叶英国牧师兼历史学家富勒(Fuller)曾自豪地赞赏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与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做了比较。他说,在英格兰,"一位杰出的约曼,就是一位款步而至的乡绅,而且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法国和意大利,好像是这样的骰子,在5点与1点间没有别的点位,如同他们那里除了贵族就是农民。德国有一类农民(boors)似乎与我们的约曼相似,但受到古老的家族贵族的专横侵吞,使他们的社会等级不可能有什么变化。"在英格兰,荣誉的圣殿不对任何人关闭,只要你能迈过它的门槛。"富勒的比喻相当形象,他说其他国家的社会结构如同这样的骰子,只有5点与1点,即只有贵族与农民;然而英格兰非同凡响,在二者之间产生了中间阶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素很多,笔者以为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英格兰,以雇佣经济大农为基础形成了中间阶层,而且如此强大,以至于上层社会的大门无法关闭,即王权和贵族无法形成垄断性力量,因而无法垄断整个社会。显然,这也是为什么圈地运动首先发生在英格兰的重要原因。

现代历史学家沃勒斯坦也肯定了该时期英格兰社会结构的变化。他指出:"16世纪,特别1540- 1640年之间,是一个阶级,一个农业资本家阶级已经形成的时期--这个阶级的上层是'乡绅',下层则是‘约曼',约曼即大农,他们和乡绅一起组成乡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以后还有投资土地的商人等加入,可称他们为"大农一乡绅阶层",其实就是农业资本家阶级,也是第三等级的主体。他们有着新理念、新品质和新诉求,正在打造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中大农在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开拓性和基础性作用,尤其应当给予充分重视。该阶层是圈地运动的中坚力量,事实上,圈地运动前大农一乡绅阶层的土地占有优势已经相当明显。

2.为攫取土地经营的市场利润而圈地  

为了获得土地利润,首先要将土地集中起来,值得注意的是,15、16世纪英格兰的土地不是集中 在封建领主手里,也不是集中在土地投机商手里,而是集中在一部分生产者手里,即热衷于土地经营的大农手里。托尼告诉我们,在1500年左右,如果你有机会作为陪审员问询乡村长者一些土地问题,你很容易得到下面的回答:这里一直存在着大量土地买卖,主要是习惯佃户所为,总的趋势是条田地的合并以及持有地的集中。长者会说,"祖父时期的若干维尔盖特耕地","它们曾分别属于A、B、 C、D,现在则单独属于A。过去每人占有一块持有地,现在则占有两三块/维尔盖特(virgates)或半维尔盖特,即30英亩或15英亩,过去曾是佃农的标准份地单位,眼下这些词汇已然没有什么意义了。"过去每个人都有一块持有地,而且是分散的......现在,尽管原来持有者古老的名字还存在,但是这些家族名字与当下实际拥有那份财产的家庭已是两回事了。例如富兰克林购买了达兰特、甘特和布莱克的土地,维特斯购买了帕里的土地,与此同时,另一个佃农布莱克威尔则收购了更多的土地,包括佃农裴诺、普伯和霍金斯的耕地和草地,以及前述布莱克剩余的持有地。"牛津万灵学院档案室文献所 作的上述描述,生动显现了一般佃户的土地正在流向大农。借助空前活跃的农民土地市场,土地资源 在这部分农民手中不断地调整,成为乡村土地整合的重要环节。 

C•戴尔采用抽样方式,将15世纪农民保有土地的情况与13世纪末做了比较,表明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们看到,与13世纪末相比,15世纪大份地持有者明显增多,大份持有地在全部佃农土地中的比例也在增加,如在哈特伯雷庄园,大份持有地所占比例竟然达到67%,增长17%。令人感兴趣的是,小土地并没有随之增加,反而减少了 11个百分点,中份持有土地也随之减少。克里夫庄园、翰伯雷庄园和亨伯雷庄园的发展趋势与之相近,只是程度不同。很明显,大农新增土地很多来自农业转移人口,后者由于在其他生产领域或城镇找到更适宜的生计而放弃土地,也就是说,市场行为的土地集中是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同步的,大农的土地集中不一定以挤压一般佃农为代价,所以数据显示小农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土地集中未必总是哀鸿遍野。总体来看,圈地运动前大份地持有者数量增加了,而随着劳动力转移佃户总数却远少于二百年前。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地集中的脚步在加快,势必伴随着大农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一一该时期大农的表现不同凡响。  

土地市场无疑是土地流通和土地集中的重要渠道,进入16世纪后大农没有停下聚集土地的脚步。154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提供了大农从修道院土地拍卖中获益的事实。例如,一个名叫戈德斯通的佃农,除已经围圈的土地外,还购置地产21;英亩;一个农夫名字是奥斯内,也拥有圈地,同时购置77英亩;另有一位佃农姓名不详,进账约48英亩自由持有地等。理查德森可成为另一个典型案例,他是大农,还是佩尔姆斯教区执事,数十年中不断购买和承租土地,大小不拒,有时一两英亩,有时则一次购进50英亩以上,到1528年理查德森去世时已坐拥297.5英亩土地,相当于2000市亩。不止这些,他还承租领主托马斯•怀斯特等一部分土地,为此支付30先令5便士租金。显然,此时大 农的胃口比15世纪时更大。有证据显示,16世纪土地合并的趋势持续发展,"出现了持有大片土地的富裕农民阶层,最富裕的和最不富裕的农民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许多习惯佃户占有土地规模 达到80、90或100英亩,其中不少土地原本属于不同的佃户。有的习惯佃户甚至成为其他佃户的领主(landlord),在亚特雷庄园(Yateleigh),-个公簿持有农拥有20个次级佃户(sub -tenants),可见 集中的土地之多,这在16世纪并不少见。还不要说更大手笔的土地交易,交易者就是一个农民,例 如伊丽莎白一世时,约曼农巴利斯顿出资2050英镑买下一个田庄;一个叫作奥斯丁的约曼则以5000 英镑买下一个400英亩的庄园。 

领主土地也流向大农。在市场打拼中逐渐崭露头角的富裕农民,很久以来就在整合和聚集小农地块,后来承租领主大面积的直领地,他们手里的土地急剧增加。苏塞克斯郡一则文献显示,大农在许多地区成为领主直领地承租人的主体。1570-1649年间,67个庄园直领地承租者如下:约曼30 人,其次是绅士 18人;再其次是商人12人、农夫3人。约曼和乡绅占直领地承租人的90%以上,其中约曼最多。大农承租直领地的事例不胜枚举,此不赘述。有时,大农还可能一次性买断领主的土地。1586年,领主出售的土地和草场,位于两个地区,结果全部落在一个大农手里。总之,不论来自小农还是来自领主,土地在大农一乡绅阶层手里逐渐集中起来。他们可能再次出租这些土地,更多的情况是,他们直接经营这些土地。当土地入账时,他们第一个愿望就是将地块整合起来,继而围圈起来,实行有效管理,提高土地价值。扩张土地、围圈土地的愿望,大农比任何人都更强烈。

大农承租领主直领地后就积极推动直领地的围圈,承租土地为了赢利,而他们最基本的赢利手段 就是新型农场式经营,使土地有别于敞田,圈地势在必行。同时,他们手里本来就聚集了一定面积的土地,为规模性圈地做了准备。例如,莱斯特郡的塞丁沃斯庄园(Theddingworth),大农布罗卡斯通过各种方式聚集土地,有的从领主和其他佃户手里购买,有的通过婚姻和继承方式获得,到16世纪晚期其控制的土地达40. 5维尔盖特,占整个村庄土地的80%以上。1586年后,布罗卡斯征得了其他自由土地持有农的同意,基本完成了该村庄全部土地的围圈。据牛津郡史记载,1496年,大农库珀承租了哈德维奇庄园(Hardwick)的领主直领地,随即开始圈地,将其变成了一个整合的围圈起来的农场。他又购买了村庄其他的小块自由持有地,两种类型土地混杂一起,当他1513年离世时,已购自由持有地与承租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牛津郡的另一则史料,也表明大农的经济活动相当活跃。在卡索普庄园(Calthorpe),1617年,四个自由持有农围圈了他们共同拥有的36雅德草场,显然属零散圈地,由于他们在维克汉姆庄园(Wickham)还持有土地,故此要求享有该庄园的公共放牧权,引起该庄园领主不满,发生诉讼。教区法庭决定约束他们一下,一方面禁止这些自由地持有人继续圈地;另一方面,限制他们在维克汉姆庄园的公共放牧权,每人每雅德土地仅允许放牧20只羊,低于一般佃农放牧牲畜的数量。显然,富裕农民农牧兼做,胃口越来越大,在不同的庄园拥有耕地或牧场,并且渴望更多的土地,圈地随时可能发生。

大农之所以热衷于圈地,是因为圈地后利润明显。17世纪的作家诺登曾指出:"1英亩圈地价值等同于1. 5英亩敞田土地。"另据17世纪一位土地调查员提供的数据,二者之间的价值比是1:2,即提升100%,具体例证是:1636年在沃里克郡有一块30雅格的土地,其中22雅格被围圈,其余8雅格仍在敞田中。圈地前,两部分土地的单位价格相同;围圈的土地每雅格上升为20镑,而敞田上的土地价格仍为10英镑。莱斯特郡的一项记载支持了土地调查员1:2的估计。莱斯特郡南端考特斯巴赫庄园(Cotesbach),土地的结构在16世纪的一百年里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1603年至1612年间因土地被圈围而产值明显提升,领主的收入翻了一倍。根据白金汉郡、北安普顿郡、牛津郡和沃里克郡九个教区的圈地资料,利达姆统计出圈地后的牧场相比敞田制下的耕地其价值提高了123%。也有一些估计更乐观些,16世纪一位农业专家图瑟尔(Tusser)认为,圈地是条田地生产能力的3倍。亨利•贝特是埃姆斯维尔(Elmswell)的农场主,也是著名的1642年农书的作者,他对圈地的益处说得更具体:这块牧场(在我父亲刚获得时)出租给自己的佃户,每块土地租金2先令,之后是2先令6 便士;再之后是3先令;但现在被圈围之后,土地租金相当于之前的3倍。18世纪作者对圈地后的生产效率评估则更高。

这些估计的准确性难以评判,不过圈地后价值增高,经营者获利丰厚是没有异议的。大农因追求利润而圈地,又因圈地而更加发达起来,格斯特洛是其中一例。理查德•格斯特洛是富裕约曼的第三个儿子,居于牛津郡皮斯康特庄园(Prescote)。1592年,他从达沃尔斯家族手中获得了直领地的第一份租约,随之圈地,明显提高了土地的质量和价值。以后不断续约并不断扩张土地,依靠经营围圈的土地,这个约曼佃户成为牛津郡的一户旺族,持续二百年,其农场被人们描述为"以前圈围的、罕见的、 肥沃并养活了相当多人口的土地/牛津郡郡史作者认为,,早期的土地圈围为格斯特洛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又如,佃农出身的斯宾塞家族圈地和经营土地的过程,也是一部大农发家史,最后竟晋身贵族!斯宾塞在15世纪晚期还身份低微,家族财富奠基人约翰•斯宾塞,其名字最早出现在1497年11月26日的一份契据中,身份是牧场主。大约1500年他开始零碎圈地,将购进或租进的土地围圈,并转型为资本主义牧场。1512年,他围圈了沃里克郡两个庄园,继而围圈了北安普敦郡一块土地。与此同时,他还获得了沃里克郡和北安普敦郡若干鱼塘的自由饲养权。同年2月20日,他将上述沃里克郡两庄园的另外40英亩耕地撂荒,主动拆毁自己拥有的一处宅院;12月,他又围圈了撂荒的这40英亩耕地和另外40英亩林地及其附属物,并使其与自己的另外一个牧场相连,成为一个颇有规模的牧场。几年后,斯宾塞又购买了上述两个庄园的一块围圈地,大约半犁地,原属一位已故侯爵,斯宾塞将其变为牧场,致使4人离开土地。斯宾塞家族逐渐发达起来,后来为了购买国王的一块领地,一掷千金,不惜投入2000英镑。17世纪初罗伯特•斯宾塞晋升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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