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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 佳篇共赏 - 李化成: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李化成: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20/3/26] 浏览:

1348-1350年, 黑死病传播到英国并大规模爆发, 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 这场瘟疫遍布全国, 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 黑死病的肆虐也存在着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那么, 黑死病为什么可以在英国肆虐, 其传播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又缘何而生?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史学界的重视。自19世纪中期始, 随着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发端与深入, 史学界始对黑死病多有关注。例如, 著名史学家西博姆、罗杰斯、杰索普和格林等人围绕农奴制、教会变迁等问题, 对黑死病的社会影响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直至今日, 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界, 对黑死病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然而, 这些研究多是在一种社会长期发展的视野中, 对黑死病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论述。问题在于, 倘若忽视对上述瘟疫肆虐问题的研究, 我们便难以还原瘟疫时期真实图景, 亦难以把黑死病与整个英国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医史学家们倒是对黑死病传播问题有所关注。例如, 1891年, 克莱顿在其名作《从664年到瘟疫消失的英国流行病史》中, 对英国黑死病的蔓延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但由于他不了解黑死病的病因和流行病学, 因此只能给出一些颇为牵强的推论。例如, 他认为人与人的接触并不能导致黑死病的大规模爆发, 这一瘟疫的传播主要是因为染病者的尸体腐蚀土壤环境引起的。但克莱顿却揭示了环境因素在瘟疫流传中的重要性, 没有适宜的环境, 任何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都无从实现。然而, 其后的医史学家们在黑死病的研究中, 尽管也对瘟疫传播的环境给予一定的重视, 但由于对病因的片面理解, 抑或对证据的片面掌握, 都存在着较多的不足, 或关注因素不足, 或太过于笼统, 不能充分说明瘟疫爆发与14世纪英国环境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 在对黑死病的流行进行环境史研究时, 必须首先紧密结合其流行病学对相关环境因素加以仔细分类和界定, 方可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近年来, 通过医学考古和分子生物学的检测, 黑死病的罪魁祸首几乎可以肯定为鼠疫。本文对该瘟疫的考察, 也是基于黑死病即鼠疫这一结论展开的。鼠疫的传播主要有三种途径, 即"鼠→蚤→人"、"人→蚤→人"、"人→人"三种。无论是蚤类, 还是其主要宿主黑鼠, 都不是喜好迁徙的动物, 活动范围有限。故而, 不管对哪一种传播途径来说, 只有鼠、蚤与人以及人与人密切接触, 黑死病的传播才有可能, 而这种密切接触需要适宜的区域环境。对于中世纪英国来说, 这种区域环境主要体现为一种聚落环境。聚落, 是指按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居民集聚定居的地点", 一般分为城市、集镇、村庄等。而聚落环境, 则指经由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形成的聚落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本文拟对14世纪英国的聚落的空间、社会环境与黑死病传播的关系问题加以考察, 探究瘟疫流传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原因, 并以此揭示社会发展中人类在与病原体博弈中争取主动性的努力。

一、 聚落空间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在鼠疫的传播中, 黑鼠的作用明显。黑鼠是一种家栖性动物, 广泛存在于黑死病时期的英国。施鲁斯伯里发现, "有决定性的证据证明, 家鼠在英格兰的适时存在, 使得在14世纪肆虐全国的腺鼠疫这种大流行病得以维持"。不过, 如果人类的居所以石头为原材料, 内有坚顶, 外有高墙或城壕, 黑鼠恐难轻松侵入;如果是砖砌房屋, 辅以石顶或瓦片, 也可以起到防鼠的效果。施鲁斯伯里甚至认为, 这种砖砌住所的推广, 是黑鼠从英国大部分地区最终消失的重要因素。然而黑死病爆发前, 这两种建筑都不多见。在城镇, 主要的建材为木料, 即使到了1500年左右, 也是以茅草或木瓦盖住屋顶, 窗户也是木质的。乡村亦是如此。在绝大多数小房子和茅屋的结构中, 屋顶主梁都由弯曲的大橡木组成, 起于地面, 顺着边墙, 与横梁之处交会;屋架搭成之后, 则用"草泥、泥土和泥浆"筑墙;屋顶更为简单, 主要材料为茅草、麦秸、莎草、芦苇等。这种居住环境, 显然难以阻挡老鼠与人的"亲密接触"。亲历过黑死病的乔叟曾提到有人买毒药, 借口便是灭鼠。以上环境同样是蚤类生存的乐园。英国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区, 终年湿润多雨, 湿度高, 从整体气候环境来说就利于蚤类的生长。加之, 中世纪室内多有适于蚤类巢居的谷物堆放, 且人、畜、禽混杂, 卫生条件甚为糟糕, 使得蚤类极其活跃。在15世纪, 英国医生库特松就曾猜测, 害虫在瘟疫发生时可能起到了作用。在英国的近邻法国, 则有医生提到了杀虫药和驱虱剂的运用。与此同时, 中世纪人在单栋建筑内聚集度很高, 如在伦敦, 很多人蜗居在15英尺见方的小房子里;小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使得病菌一旦传入, 亦可经由"人→人"的途径迅速流传。由上可见, 在中世纪英国的聚落空间环境中, 鼠、蚤、人的紧密共存, 便于鼠疫的发作和流传。在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下, 不同聚落之间的空间也有不同, 从而导致瘟疫肆虐的差异。一般认为, 城市居民的死亡率要高于乡村。例如, 坎特伯雷的税册显示, 瘟疫后2/3的纳税人消失了, 莱斯特的人口也减少了一半。这种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使得牛津等地市民向乡村逃离。城市情况的严重, 盖因其空间环境更有利于黑死病的传播。因为人口密度大, 城市的卫生条件更为恶劣。不管是大城市, 还是小城市, 牲畜和人都住得很近;人们还习惯于往路上、河道和沟渠中抛洒各种垃圾。垃圾, 尤其是有机垃圾, 是老鼠等食腐动物重要的能量来源之一。研究表明, 在中世纪, 有机垃圾足以使食腐种群保持高密度, 而老鼠正是主要的食腐动物之一。另外, 城市建筑密集, 研究表明, "城市是曲折狭隘的街道、死胡同和庭院组成的迷宫;广场很小, 远离街道, 几乎没有宽阔的街景或建筑物"。这就更为鼠、蚤、人的密切接触和鼠疫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伦敦等城市即可为例。14世纪的伦敦已是英国手工业和商业中心, 房屋密集, 空间狭小, 却居住着大约8万甚至10万人。众多的人口栖息在狭小的街区中, 卫生条件极其糟糕。正如霍莱斯特所说, "用今天的标准衡量, 那时的伦敦城狭小、肮脏, 是一个臭气熏天的、易于发生火灾的废物堆"。这种环境无疑易于老鼠和跳蚤的生存, 从而使得瘟疫到来的时候宾至如归。"瘟疫大概在万圣节 (1348年11月1日--译者注) 传到了伦敦, 此后每天都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在1346-1348年, 伦敦地方法庭平均每年认证的遗嘱大概有22件。但是1349年1月所认证的遗嘱数量就达到了19件, 几乎相当于之前一年审理的总量, 4月更是狂增到82件。据阿维斯伯里的罗伯特记载, "从1349年的圣烛节 (2月2日--译者注) 到复活节 (4月12日--译者注) , 瘟疫变得愈加猖狂, 每天都有超过200具尸体被埋葬"。按照这个比例, 在整个瘟疫期间伦敦总的死亡人数应该不低于51, 000人, 占伦敦总人口的一半还要多。在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里奇, 瘟疫也夺去了至少一半的人口。较小的城市也不能幸免, 在贝里圣埃德蒙兹, 黑死病前约有7000人, 到了1377年进行人头税统计的时候, 仅有4200人, 估计在黑死病期间下降了40%。即使在同一聚落内, 不同的人群因为居住环境不同, 也会体现出死亡率的差异。如以教俗大贵族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主要居住在城堡之中, 建筑牢固, 且相对独立。"城堡的外墙成了强有力的防御线, 城堡的主楼 (起居室) 被一间巨大而又坚固的门房取而代之, 地处城堡前方险要地位。外墙永远都设有峭壁和险沟防护, 而且城堡四周经常有一圈矮矮的马刺墙, 可以把进攻者远远地阻拦在城堡地基之外。"这种建筑较容易阻止老鼠和患病者的进入。另外, 权贵阶层大多还有其私人的礼拜堂或祈祷室。故而有编年史中写道, 黑死病"到处攻击庄园居民和普通人, 却很少袭击权贵"。事实上, 社会上层在黑死病期间的死亡率也是最低的。哈彻尔对总佃户死后财产调查 (Inquisitions Post Mortem) 的统计表明, 1348年在505个拥有遗产的总佃户中, 138人死于瘟疫, 死亡率仅约为27%。

二、 聚落社会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如布里特纳尔所说, 在中世纪的英国, 聚落不仅是人类因地理、遗传等因素自然聚集的生存单位, 而且是一个与十户联保制、庄园法庭等联合在一起的政治单位, 以及有小规模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单位。瘟疫的流传不仅与聚落空间环境有关, 而且与这种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有关。通过各种社会交往活动, 人们不断将瘟疫彼此传播, 这就构成了瘟疫传播的聚落社会环境。这些社会交往种类很多。人们因谋生展开各种劳动、商贸交往。例如, 在乡村, 农民需要参加许多公共性、协作性的劳动, 特别是抵充劳役地租的劳动。此外, 他们还会随机做苦力、帮工或工匠等工作, 从而与他人交往接触;而一些村民如小佃农、修补匠等, 本身的工作就具有流动性。而农民还要每周一次赶往当地的市场出卖农产品以得到现金用于支付租金、罚款和各种税项。除此之外, 邻里之间, 地主和佃农之间, 村民和商贩之间, 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常规贸易。人们在十户联保制等纽带的连接下, 成为一个聚落性政治交往的单位, 所以他们还会为各种公共性事务进行公务交往。例如, 村民往往参加频繁召开庄园法庭, 维持日常治安, 履行集体义务;而城乡居民则频频参加各种集体性的宗教活动, 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 中世纪的英格兰被称为"快乐的英格兰" (Merrie England) , 可见, 当时的英国人并非终日操劳, 而是多有休闲, 并且这些休闲活动一般是集体参与的。据统计, 中世纪英国可供休闲的非工作日 (或宗教节日) 一年加起来竟然达到了115天。这种聚落社会环境甚至在瘟疫发生之后都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例如, 根据罗博对温彻斯特主教区的卷档 (the Pipe Rolls) 的分析可知, 无论在领地之上还是城堡之中, 包括收割、建筑等在内的各类工作在黑死病期间一如既往, 只是工资提高了。市场亦未歇业, 一位名叫罗尼维的领主依然在市场上卖了2头奶牛、23头犊牛、7只阉羊和15只绵羊。法勒姆的百户区法庭也照常召开, 还颇有收益。此外, 节日晚宴等传统的活动在很多地方仍然继续。更重要的是, 尽管此时人们或许再无平日那么多休闲的心态, 但恐慌和绝望却让很多人过上了更加疯狂的生活。"很多人逃离了瘟疫的深渊, 却在相互的屠杀中丧命。"全方位、多渠道的交往模式, 为瘟疫在聚落之中近距离、多途径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不同人群在面对瘟疫时又往往有不同的反应, 从而使得各自的聚落社会环境呈现出特殊性, 这在教士阶层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教会认为, 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下的惩罚, 所以, 要摆脱瘟疫的威胁, 只有乞求上帝的原谅。故而教士"身先士卒", 积极组织各种集体性宗教活动。例如, 在坎特伯雷教省, "各主教和其他属于司祭品级的人都要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弥撒和组织布道, 同时还要在每个周三和周五组织游行, 另外还要做其他虔诚赎罪的、谦恭而顺从的公务"。在埃克塞特主教区, 举行仪式的时候, "一定要召集本市和郊区所有的僧侣参加"。教士还必须积极参与临终关怀和开辟墓地等行为。在上述活动中, 教职人员总体而言是尽心尽力的, 甚至连约克教省的代理大主教这样的教会高层人士, 也在黑死病最猖狂的几个月中到处巡视, 探望病人, 鼓励健康人, 为新的墓地祝圣。这也使得他们始终是与死神接触最密切的人。据贝内迪克托对10个主教区的受俸教士死亡率统计, 教士的死亡率在46.5%左右, 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30%-40%的死亡率。教士积极参与聚落社会活动, 因之大量死亡。而那些逃离当时聚落社会环境的人, 受瘟疫的影响就较小。例如, 牛津大学的学者和学生们在听闻瘟疫传来的消息后迅速逃离, 因为他们并非当地的固定居民。据萨特尔 (H.E.Salter) 等人的研究, 牛津大学的死亡率仅为5%。教士的高死亡率与牛津大学的低死亡率表明, 在聚落社会环境中, 职业特点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人群的死亡率差异还体现在不同性别、年龄、体质之中。黑死病期间的不少编年史家认为, 女性的抵抗力较差。拉齐则通过对伍斯特郡希尔斯欧文法院卷宗的梳理, 发现黑死病中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有学者通过尸体骨骼损伤检测等手段, 认为黑死病对那些体弱多病者有偏向性。但从现代病理学上来说, 人类对鼠疫菌普遍具有易感性, 不存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贝内迪克托指出, 这大概是因为儿童的玩耍习性使得其容易受到传染, 而在无人照料时, 他们又往往变得虚弱;女性特别是孕妇则更多的居留在房中, 易受跳蚤的攻击;营养不良本身并不会加重黑死病的病情, 相关人群死亡率较高, 更多的是因为瘟疫导致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混乱, 体弱者尤其是其中的穷人很可能遭受饥饿之苦因之丧命。这同样体现了聚落社会环境对瘟疫传播的重要影响。

三、 黑死病传播的聚落性与地区性

在黑死病的传播中, 聚落空间环境与聚落社会环境的影响并非彼此分离, 而是相互联系的。城市聚落空间环境在瘟疫传播中作手工业和商业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并居住于此。据1332年的世俗赞助金档案可知, 伦敦当时有上百种不同的职业。据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的自由民准入登记来看, 温彻斯特和诺维奇都有20-70种职业, 约克也达百种。即使是达拉姆这样的中等城市, 尽管只是一个宗教中心, 也有50种以上的行业。在具有浓郁农业特征的小城镇, 分工也不少。例如, 半农业小城林顿, 1279年时就有至少15种工匠;其他如海威科姆、泰姆和海沃斯等, 也有20多种。这些人操持不同职业, 彼此之间频繁进行商业与公共交往。小城镇一般一周开市一次, 大城市甚至每天都开市。瘟疫在这种商贸交往密切的环境中显然如鱼得水。聚落社会环境在瘟疫传播中作用的发挥, 亦与相关的聚落空间环境不可分。如上文所说,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教士死亡率很高, 而这种聚落社会环境的发挥, 也离不开聚落空间环境的配合。修道院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修道院因其宗教活动和经济、政治活动的特殊性, 往往成为一个聚居的中心, 更因其对病人的救护而在瘟疫爆发时具有特殊的参考意义。修道院中设有救济所, 身染疾病者抑或陷入困境的鳏寡孤独, 甚至过往行人, 皆可在此间获得救护;当黑死病流行时, 更是不可数计的人蜂拥而至。但修道院救济所中的空间环境不仅不能抵御、甚至还会助长瘟疫的传播。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救济所为例, 病员大多安置在一个大厅之内, 在过道两旁, 床铺逐次排放, 并无明显间隔;更严重的是, 不管是病者还是其他寄宿者, 往往共处此厅。如此一来, 瘟疫不仅会在这些人中迅速流传开来, 那些负责照料他们的教士也不可幸免。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之内50%-60%的成员, 包括一些位高权重者, 都居住在一个集体宿舍之中, 即便有所谓的隔间, 也仅仅是在两床之间拉一块布帘而已, 这对于瘟疫的传播来说, 阻碍作用几近于无。聚落空间、社会环境在黑死病传播过程中的"相互配合", 使得黑死病的传播呈现明显的聚落性。一方面, 黑死病的传播一般是以聚落为单位逐次完成的。由于交往频繁, 瘟疫在某一聚落内部传播的速度极快, 并可迅速流传至下一聚落。时人写道:"没有哪一座城市、乡镇、小村庄甚至偏远之地的一些房屋可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 瘟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传播到英国全境。另一方面, 尽管瘟疫迅速向下一聚落流传,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聚落可逃离厄运。例如, 在法纳姆百户区, 瘟疫在1348年底爆发, 1349年初即传向萨里等郡, 但此地瘟疫的高峰一直延续到了1349年9月。贝内迪克托认为, "在每一所房子中, 黑死病通常都会引起一场老鼠流行病, 随后找不到老鼠宿主的鼠蚤就会转向与它们紧邻的人类;与交叉感染机制相比, 这显然是一个颇为耗时的过程, 并且房子越多, 吞噬该地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受这种聚落性传播的影响, 黑死病死亡率还呈现地区性的差异。大致来说, 英国低地带的死亡率要超过高地带。据统计, 在受俸教士死亡率超过45%的11个郡中, 其中属于低地带的有9个。其重要原因是, 低地带的聚落密度较大, 而高地带的聚落密度相对较小。低地带是英国境内光、热、水、土配合最好的地区, 便于农业开发。受材料的限制, 我们难以给出一个乡村聚落分布具体数字的对比, 但无论是从领地还是公地, 耕地抑或牧场, 两圃区抑或三圃区的分布密度来看, 低地带都远高于高地带。与此相适应, 与聚落密切相关的一些数值, 如文献所体现出来的菜园、果园、葡萄园、小农场和宅地的价值, 核心耕地的分布、播种的密度, 税收的额度等, 以及更直接的庄园法庭、小村庄、十户联保区以及磨坊的分布密度来看, 低地带也要比高地带高得多。城市和修道院的分布也体现了这一点, 从1334年世俗补助金的征收看来, 不管是城市数量, 还是单个城市的税额, 低地带都要超过高地带。莫德亦认为, 修道院大量集中在英国的南部、中部和东南方。根据德国学者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理论, 不同的聚落还按照一定的经济关系, 以一个核心地为中心连为一片。这提示我们, 在考察瘟疫传播的地区性时, 不仅要关注单个的聚落环境, 还要对聚落间环境给予一定的重视。同样主要位于低地带, 东南沿海地区的死亡率要就超过了中西部地区。1377年人口税册显示, 东南沿海三郡大概有94, 531人, 仅约为1300年人口数字的31%;而中西部七郡, 这一比例约为61%。阿克曼认为, 东南沿海三郡属于实行闭田制 (closed-field system) 的林地带 (woodland) , 在这里, 田地狭小, 常常隔以沟渠和土墙。林地带的人们彼此分开居住, 不易沟通。中西部七郡属于实行敞田制 (openfield system) 的沃田带 (champion ground) , 其风貌恰与林地带相对, 土地开阔, 往往以条田状分布, 施行三圃制或二圃制, 人们的居住也较为集中。从表面来看, 沃田带人口密集, 聚居空间较为集中, 适合家鼠的繁衍, 但开阔的条田阻碍了家鼠在村庄间的流窜, 瘟疫的传播也会受到影响。林地带的聚落呈现出四散而居的格局, 村庄之间距离较近, 反而便于家鼠的流动, 瘟疫的肆虐也就更为严重了。这种聚落间环境的差异, 也提醒我们在考察瘟疫肆虐的问题时, 还需要对瘟疫的长距离传播机制, 以及人们的医疗救济反应加以重视, 对此, 我们将另文专论。

结 论

如上文所论, 聚落环境对于黑死病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其中, 聚落空间环境为鼠、蚤、人的紧密共存创造了条件, 聚落社会环境则使得黑死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 这两者还相互联系, 依据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 对黑死病的传播造成影响。聚落环境不同, 瘟疫造成的影响也就不同, 正因为如此, 黑死病的传播具有聚落性的特点, 并在全国表现出地区性的差异。但我们还要注意到, 黑死病以及其他瘟疫的肆虐, 亦会刺激人类改变聚落环境, 并最终对瘟疫的肆虐产生影响。14世纪的黑死病是鼠疫在欧洲肆虐的顶峰, 之后几百年内鼠疫反复发作, 但烈度均较14世纪为差。1665年的伦敦大疫之后, 鼠疫在欧洲渐趋消失。对于欧洲鼠疫减弱乃至消逝的原因, 我们当然要清楚这与病原体或宿主的变异, 抑或人类卫生水平的提高或许关系更大;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类围绕聚落环境所做出的努力。14世纪以后, 英国居民的居住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不同功能的建筑物特征越来越突出, 单、双层多房间住房出现, 私人空间受到了重视;各级权力机构也不断颁布法律, 对公共卫生环境加以治理。当然, 英国的聚落环境并未因此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正是伴随着这些努力, 整个社会的聚落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人们认识到了聚落环境在瘟疫传播中的作用, 并努力通过卫生检疫、人群隔离等方式规避瘟疫, 应对灾难, 从而在与鼠疫的斗争中渐渐占据了上风。如此看来, 在历史进程中, 瘟疫的肆虐并非完全的"随心所欲"。实际上, 无论是聚落空间环境, 还是聚落社会环境, 都是人类面对特定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创造的一种生存环境。瘟疫可以依托聚落环境而肆虐, 亦可随着这种聚落环境的改善而受到控制。在这背后, 则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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