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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真正起源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4] 浏览:
朱学渊

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

朱学渊

一、引言 作为一个现代欧洲民族,Magyar人(即匈牙利人)和他们所使用的Magyar语的起源,始终是历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难题。尽管Magyar人已经在印欧人种环伺的中欧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们仍然使用着一种在语辞、语法和韵律上,都与亚洲北方诸族相似的语言,他们的姓氏和称谓仍以亚洲式的姓氏-名字-身分为顺序,如:Arany Janos ur(爱新 亚诺什先生), 而与欧洲各民族的习惯相反。 可以肯定,Magyar人是从东方迁移来的许多民族集团中的一个。然而他们的祖源,他们迁徙的动因和年代,以及他们的种族内涵,则始终都是一些难解的谜。西方关于Magyar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康斯坦丁凡 陈薷嵬妓?( 905-959 ) 的一部拜占庭地理-历史著作中[1]。它提到过在九世纪末,进据今匈牙利地区的"突厥"部落中 ,就有一个名叫Megeris的部落。1896年,布达佩斯曾经举行过一次Magyar人穿越喀尔巴阡山而"征服家园"(匈牙利语 honfoglalas ) 的一千周年纪念活动。此前,当时的匈牙利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个由历史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来确定这一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然而,学者们虽然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但都肯定这一重大事件是发生在公元 888到900年之间,而895年又是一个较可接受的年分。根据这一假设,这一纪念活动,因技术上的原因,于1896年举行[2]。很遗憾的是,早于这一事件的漫长岁月,都成了Magyar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传说,或极具争议的推测。较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和匈牙利的学术观点,大概可归纳为: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卡玛-奥卡河流域的森林地带;他们与西西伯利亚鄂毕河流域的Vogul 人和Ostiak人,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由于某种不见诸记载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方的草原地带。在九世纪时,Magyar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结成了一个名为On-Ogur (突厥语"十箭") 的部落联盟,这个名字被邻近的斯拉夫人讹读为Vengr,而其谐音即是今世尽人皆知的Hungary。[3] 以后的史实则是,889年左右,受到另一支后续西来的亚洲游牧部落Pechenges[4] 人的攻击,Magyar人西迁到欧亚草原的西端-喀尔巴阡山脉的边缘。892年,东法兰克王国的皇帝阿诺夫 (Arnulf) 邀请Magyar人参与针对新兴的斯拉夫人的莫拉维亚( Moravia )公国的征战。895年,拜占庭皇帝列奥六世 ( Leo VI ) 又曾利用Magyar人,来反对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最后在保加尔人和Pechenges人的联合进攻下,Magyar人由其酋长Arpad率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据欧洲的历史记载,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Magyar人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袭击能力骚扰西欧各国,并曾引起西欧地区的一片恐怖。但是在953年,他们在巴伐利亚地区被日耳曼人决定性地击败,此后他们便明智地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 从而在文化和意识上开始转化为欧州居民的一部分。由于东西方史籍中的均无九世纪以前Magyar人的活动记载,兼之于欧亚草原上游牧部族高速和频繁的流动,又没有为考古学留下充分的遗迹。因此,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几乎是研究Magyar人起源的不多的几种有效手段之一。在各种关于Magyar语的属类和祖源的现有理论中,"鸟拉尔语系"是一种较为流行却又颇多争议的假说。这个假说将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以及分布在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总共拥有2,500万使用者的,近20种非印欧系、非突厥系的大小的语言纳入了这一语言集团中。其中匈牙利语的使用者即达1,500万,构成了"乌拉尔语系"中的人口主体。与现今接近湮灭的Vogul语和Ostiak语 (两者合称"鄂毕-乌戈尔语", Ob-Ugrians) 一起,Magyar语被划归为"芬-乌戈尔"(Finno-Ugric) 语族属下的"乌戈尔"(Ugric) 语支。据说"乌拉尔语系"的各组成语言的共同祖先,是一种在7,000到10,000年前便已存在于乌拉尔山脉北部地区的一种"原始乌拉尔语"( Proto-Uralic Language [5]) 。必须指出,这是一种缺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坚实依据的假说;但由于过早地被奉为成熟的理论,它实际上已成为不利于科学地追溯所谓的"乌拉尔语系"诸族真实祖源的障碍。 "乌拉尔语系"中的两大主要语言,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相似程度,有人说接近但略低于英语和俄语之间的关联[6],也有人说仅相当于英语和波斯语之间的那种极为疏远的联系[7]。与之相反的是,许多研究匈牙利语的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在Magyar语中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蒙古语辞集合,它不仅包括了大量的基本物质、动植物、人体器官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初等辞汇,而且还包含了很多社会组织、军事、体育和娱乐方面的高等辞汇。这不仅揭示了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Magyar人的内部必定融含了相当数量的蒙古语族的成分,而且还表明了古Magyar人一定是在脱离了蒙昧状态之后才离开亚洲东部地区的,乌拉尔山地区只不过是他们到达欧洲之前的一个暂居的营地,而决不是他们的祖宗的发祥之地。但是,有一些学者并没有得到上述的结论,而是将这些匈牙利语中蒙古语辞的来源归结为突厥语族的中介作用。这个"突厥中介"的假说,实际上是假设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后,蒙古语言对突厥语世界的巨大冲击,并由此而引发了对欧洲地区语言的次级影响。可是,蒙古语言的力量远不如蒙古骑兵来得强大,除去蒙古高原的突厥原住民被彻底蒙语化之外,进入中亚和南俄地区的蒙古人都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突厥语族同化[8]。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语言不仅在东欧,甚至在中亚都没有造成过有形的影响。Magyar语中的蒙语成分不大可能是转手于这个时代的突厥语族,更可能是Magyar人自已从远东地区带到欧洲去的。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而以事实来证明Magyar人的远东起源,我们进而将中国满族的祖先所使用的女真语,与现代匈牙利语进行了语辞比较,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前所未知的惊人的关联现象。紧接着,我们又将金朝女真姓氏系统与现代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统进行对比,则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一致现象。 由此我们猜测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满族的唐代祖先""或"勿吉"的源音,古Magyar民族是一个由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奚等),以及相当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在进入欧洲之前,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一种以女真语和古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女真-满族,源于唐代 (618-907) 的族,北魏 (386-534) 时称勿吉(读作"莫吉"[9]),古称肃慎。1115年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1125年灭契丹族的辽朝政权,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恃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十七世纪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再度兴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 (Manchu),次年改"后金"为"清",1644年入主北京,渐次统一中国,直至1911年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女真-满族的语言属通古斯-满语族,与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北魏年间 (勿吉) 族从其祖居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扩张推进到嫩江、扶馀和辽东地区,与当地的属蒙古语族的室韦、契丹和奚以及扶馀诸族混居和融合,并开始与中原地区直接地接触。唐帝国兴盛后,持续地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十年,北部族与高句丽结盟,在辽东和扶馀地区顽强抵抗并曾重创唐军。666年高句丽王朝宫廷内争,部分王族降唐内应,668年唐先自辽东地区攻入族后方扶馀地区,然后移兵朝鲜半岛,九月间攻陷平壤,高句丽-联盟遂战败瓦解。关于古Magyar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在中国史籍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可循。据《新唐书 黑水传》: 白山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汩(泊)咄,安居(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迸入勃海。 而《金史 世纪》则称: 金之先,出氏。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粟末,其五部无闻。 所谓"其五部无闻",应该是唐朝对辽东和高丽的连年用兵的结果。高丽-联盟的败灭和平壤的陷落 (668年),是导致社会分化、重组和迁徙的重要原因。以安车骨和泊咄为首的诸部抗唐失败而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而在二百年后出现于欧洲Magyar人,可能就是西迁的人的后裔。在高句丽王朝覆灭和强部出走以后,满洲地区出现过一段和平的时期,粟末和黑水两部均有附唐的倾向,而粟末部则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技巧和模仿力,它不仅对唐朝采取不对抗的态度,而且与唐朝和新罗合作瓜分了高句丽的领土。在族的内部,它也不失时机地吞并了其他各部。在武则天的时代,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粟末部以中原皇朝的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国。《新唐书 渤海传》对这个兴盛了二百余年的北方王朝有如下的记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十五府,大部分又以原和高丽各部领地为域界,如: 颉府领、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率宾故地为率宾府……。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 挹娄,率宾,拂涅,铁利,越喜均为部落名,其中"颉"无疑是""或"勿吉"或Magyar的异译。有理由认为渤海国的这一颉府,就是西迁的或Magyar人的馀众居地。《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渤海国最盛时 (820年左右) 的颉府界定在嫩江、松花江和粟末水之间地区,而、高二州分别为今黑龙江省阿城 (旧名阿什河) 和宾县[10],这一带恰是隋末唐初安车骨部的曾居地。位于府界内粟末水入注嫩江和松花江地区的,今吉林省扶余市,古名"伯都讷",有人认为这就是当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11]。 "奔散"的安车骨和泊咄两部之馀部被同族类特指为"颉",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曾以"勿吉"或""自许,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勿吉"或""的核心部落。北魏年间,他们是驱逐豆莫娄和扶馀两族,进据松嫩平原的先锋。隋唐两代,他们又是对抗中原帝国的中坚力量。因此,在肃慎族的内部,他们大概是继挹娄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其余各部亦都以""自冠,"肃慎"之名黯然失色。只是在他们战败溃散以后,肃慎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正名。 更重要的是,经渤海国和辽朝先后各二百年的统治以后,于十一、十二世纪之交兴起的完颜女真部,又是源发于这一地区的按出虎水, 即今哈尔滨-阿城地区之阿什河。1115年阿骨打兴立金朝,建都上京,即当初的州故地。《金史返乩碇尽匪 ? 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 韩儒林先生,早于1942年便考定"安车骨"与"按出虎"本乃一词[12]。唐代的"安车骨部"应出自于"按出虎水"。从地望上来看,金代的完颜部及其邻近的女真诸部,很可能就是安车骨和泊咄等部后裔,因而也与西迁的人或Magyar人同源。故尔,将现代Magyar语,与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语进行比较,是极具史学价值的。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的,它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对应关系,应该是Magyar人来自远东地区的一种可靠的证据。 二、语辞比较《金史》是一部成书于蒙元末年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因得力于金元相交之际的中原儒仕领袖元好问及王鹗等人的累积考撰,其学术价值颇为后世史家重视。《金史》全书135卷,后附一卷《金国语解》,亦即金代女真统治部落的语辞解译。如前所述,从地望和族名来看,这些部落应与七世纪奔散的安车骨部同脉,而与十七世纪始兴满清的建州女真部相去稍远。倘若"安车骨"就是"按出虎",而安车骨部又是西迁的Magyar和"金源"诸部的共同先世之一。那么,在匈牙利语和《金国语解》所录载的西部女真语之间,有非同寻常的关联现象,则应是意料中事。《金国语解》收录了金代官称,姓氏,和女真语辞共125条,其中"人事"、"物类"和"物象"各类辞汇共77条,它是十二世纪西部女真语的一个极为粗略的记载,但也是历史语言学的极为重要的遗产。这些女真语辞意义散乱,显然是从各类汉文资料中罗致来的只字片语。然而, 这些无关的各类辞汇却构成了一组随机抽样的语辞集合,对于语言比较而言,反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史籍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源于古代蒙古语族各部的匈牙利姓氏。例如《魏书 勿吉传》所记载的勿吉的邻国(部)名中的:覆钟、库娄、素和、郁羽陵、库伏真等,以及《新唐书 室韦传》所载的二十多个室韦部落中的:如者、婆莴、骆丹、那礼、落坦等,多可以在现代匈牙利和古代女真族的姓氏序列中找到它们的对应者:

覆钟 (Fejes, 吾塞 ),
库娄 (Korosi, - ),
素和 (Juhos, 术虎 ),
郁羽陵 (Olah, 斡雷 ),
库伏真 (Kovacs, - ),
如者 (Jozsa, Rozsa, 术甲 ),
婆莴 (Bokor, 蒲古里 ),
那礼 (Nyul, 纳剌,那拉 ),
骆丹,落坦 (Rodas, - )。

其中,Kovacs还是匈牙利的一个重要姓氏,我们猜测与它对应的"库伏真"就是"库莫奚",即奚族的全称。匈牙利的Gyongyosi和Palfy两姓与蒙古部落名"光吉剌"和"巴尔虎"之间的对音关系,也揭示了Magyar人中的蒙古语族成分。从上述的对比中,我们也会注意到后来的女真-满族中的一些重要氏族,如"那拉","术虎"等,是从原属蒙古语族的邻部转化而来的。



前已述及,契丹的两大姓氏"耶律"和"萧",即金代的"移剌"和石抹,都有其在匈牙利的族裔:Illyes和Szima。我们还想指出Boros和Bartha两匈牙利姓也可能是来自奚族。《辽史 太祖纪》载:"天显元年(926),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金史 伯德特离补传》载:"伯德特离补,奚五王族也,辽御院通进"。勃鲁恩是鲜卑魏姓拨略、步六孤、步六根和破六韩的异译,且多有以"n"结尾的蒙语称谓特征,其辞根为"拨略"即Boro,该部融入或Magyar族后,随通古斯语习惯以"s"结尾,意为"来自Boro部落 的人"。
《魏书 官氏志》有载的那些突厥语族姓氏,在匈牙利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除后文将述及的Kocsis (高车)、Kun (浑)、Orvas (阿伏于)、Torok (同罗) 等以外,我们仅将一些较明显的突厥语族姓氏及与他们相关的匈牙利姓氏,作一简明的对照:

契 Csibi,
副吕,贺楼 Fulop,
贺拔 Horvath,
乙弗,羽弗 Iffiu,
须卜 Sipos,
庾氏 Soos,
树六于 Szollos,
独孤 Takacs, Tokaji。

讨论匈牙利民族中的突厥语族成分的难度,同样也在于:它们究竟是在什么时代,如何成为Magyar人的一员的?
"Kocsi"一字在匈牙利语中作"车"解,该字显然是来自于突厥语中的"hoca"一字,匈牙利学者认为欧洲语言中的"coach"一字乃是出自匈牙利语。作为姓氏Kocsis意为"驾车的人",他们大概就是一度强盛于大漠南北的"高车族"的后裔。《魏书 高车传》曾有高车族使用的车轮高大,因此得名"高车"的说法。这是以汉意附会胡音,其实不足信也,"高车族"只是"驾车族"而已。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中多次出现的,高车族著名姓氏"贺拔",也有一个匈牙利大姓Horvath与之对应。象"高车"、"贺拔"这样的漠北铁勒大族,都是匈牙利大姓的事实,表明突厥语族也是Magyar人的重要组成成分。
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发现,许多匈牙利民歌在旋律、音阶甚至在歌词内容上,都与中国甘肃地区的西部裕固族民歌相当一致[21],这一研究结果为追溯匈牙利人的祖源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兴趣。裕固族是九世纪中叶迁离蒙古高原的回鹘人的直系后裔,回鹘 (或称"回纥") 则是突厥语族的先民匈奴或铁勒、高车的遗族。中国历史有许多关于匈奴民族善歌的记载,长期独处于祈连山区的裕固族的民歌旋律,可能就是匈奴-高车-回鹘音乐的遗风。在汉朝以后,便遍布于欧亚草原的匈奴人的子孙们,很可能是在七、八、九世纪间,于蒙古高原、中亚地区或南俄草原,不仅以其血缘和姓氏的传承,乃至语言和感情的旋律,与西迁的人一起,融合成了古Magyar人。
"Kun"一字在匈牙利语中,是指在十一世纪出现于东欧地区的另一支著名而不知其源的突厥部落库蛮人( Cuman ) [22]。这提醒了我们,库蛮人应该就是中国史籍中的浑族。由于辽朝的酷烈的民族政策,导致浑族西逃和内迁,欧洲史载库蛮人两度进入匈牙利地区,第一次被击败而退出,第二次则是在蒙古铁骑的追迫下,破釜沉舟,永远地融合于Magyar人中了。
Bako、Szekeres、Bokor和Torok匈牙利四姓,很可能就是七世纪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地区的拔野古、思结、仆骨和同罗等突厥语族部落的后裔。《新唐书 高宗本纪》有载,公元660年拔野古部曾联合思结部、仆骨部和同罗部反唐,而遭唐军镇压。此时也正是高句丽灭国的前夜,这些战争既防阻了异族入侵中原,但也对北方诸族造成极大的伤害,或许是在Magyar人于668年战败后西迁时,中途融纳了这些创伤未愈的部落成员;二百年后这些姓氏一起出现于欧洲,也不失为这种可能性的一个证据。
匈牙利姓Orvas,显然就是魏姓中的"阿伏于", 马长寿先生求证了阿伏于是柔然姓氏[23],其依据是《魏书 长孙肥传》中关于长孙肥之子长孙翰的事迹:"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于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此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508年被高车重创于蒲类海地区(今哈密以北),公元552年被新兴的兰突厥部所灭,就此失闻于蒙古高原。据欧洲史载,有一支叫Avars 的亚洲部落于568年进入东欧,曾在现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达二百年之久,865年为查理帝国所灭。欧洲史家沙畹等认为,Avars就是柔然[24], 确有道理。Avars应该就是Orvas或"阿伏于"的别字。故而,阿伏于一姓有载于《魏书》,而失载于辽金二史,最后又于九世纪末,与后到的Magyar人相识恨晚于欧洲腹地,而成为匈牙利姓氏之一,这都是与中外史序相吻合的。
在附表IV中,我们将匈牙利姓氏,金朝女真姓氏,和北魏北方诸族姓氏(简称魏姓)的可比部分,作一表列。我们相信,这一比较极具说服力地表明:现代Magyar人的东方祖先确实是以族为主体的中国北方诸族。

四、历史的遗迹和语言的化石
中国史书关于-女真族先祖的最早的记载之一是《国语 鲁语下》中的一则有趣的故事: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 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矢,石……

(音hu)木就是桦木,这是一种生长在寒带的树种,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十分繁盛,在中原地区却很罕见,蒙语称桦树为hus,可能""字就是汉语中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语汇。桦木轻而直且硬,肃慎人早在数千年前便善用桦木制箭杆,还以一种轻质石料磨制箭头,并以此上贡中原,这就是博学广闻的孔子告诉陈惠公的"矢石"。肃慎之后勿吉亦以此物进贡,《魏书 勿吉传》有载:"太和十二年,勿吉复遣使贡矢方物于京师"。直到清代,桦木箭杆仍是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每年献给朝庭的例贡。可见从古肃慎族贡矢,到清代东北地区满族贡桦木箭杆,是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传统[25]。
由于女真族的祖先肃慎人在冷兵器时代的早期便解决了射击武器的材质问题。因此,和蒙古人的马术一样,人的箭术也就成了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当然也是他们恃勇好斗的本钱。唐朝辽东战争期间,多名唐军主将被其毒箭中伤,甚有致死者,以致唐军恼羞成怒,残杀俘虏,你来我往,愈演愈烈,辽东战局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制箭术也就成了肃慎--女真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的满语和锡伯语中,称箭为niru (牛录),匈牙利语则为nyil,两音相同,桦树在匈牙利被称为nyir-fa,意为"箭树",这也证明了现代匈牙利人的部分东方祖先,就是那个用桦树制箭的民族。
作为蒙古军队的一种布阵或组织形式,"古列延"一字在波斯史学名著《史集》中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解释[26]:

所谓古列延 (kuriyan) 是圈子的意思,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了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象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做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近时,他们 (蒙古人) 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已无法冲进来。

尽管现代蒙古语已经没有了这个辞,但是匈牙利语中的gyuru (园圈)和kor (园环),都还是与古代蒙古辞"古列延"同根。
匈牙利语辞中的汉语成分也是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有力佐证。例如,匈牙利语中的gyongy (珍珠)、szal (丝)、csengo (钟)、szuro (筛箩)和malom-ko (磨石)等字,都是以汉音来记载这些当初 来自中原的水产、纺织、铸造和工具类产品的。《魏书 失韦传》在描写五、六世纪时室韦地区的民俗时记:"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珍珠这种盛产生于江南地区的装饰物,为各国人民珍惜历千年不衰,当初也曾为中国北方诸族妇女所偏爱,故尔汉字"珍珠"也就铭刻在Magyar人祖先的语言中了。
流行于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也在匈牙利语言中流下了蛛丝马迹,"萨满"一字出自通古斯-满语中的"巫师"一字。至今在匈牙利语中,"萨满"(saman)仍作为"巫师"保留着他的席位。满族及其先祖崇拜植物神--柳树,其实与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有关。柳叶是女阴的象征,柳枝则成了生育女神的图腾。现代满族还保持着柳枝家祭的习俗 [27],亦即所谓"佛多妈妈"祭,"佛多"意即柳枝。落户欧洲的Magyar人早于公元十世纪末已皈依基督教。在此后整整一千年中,原始宗教的世俗荒诞,早已被高级宗教的伦理涤荡一净。然而匈牙利语中的柳树和柳枝(fuzfa, vesszo)两字,仍与满语中的同义辞(佛多活, 佛多)在声韵上相对应。当然,它们早已失去了既秽俗又神圣的图腾意义了。
在尚未穿越喀尔巴阡山之前,Magyar人的七个部落选出了Levedi为他们的第一个联盟酋长,拉丁文资料记载他的称号是dux [28]。在尔后的匈牙利王朝早期历史中,dux又是"王子"或"公爵"的头衔[29]。斯蒂文一世 ( Stephen I ) 在位时 ( 997-1038 ),将匈牙利全国划分成四十五个相当于县的行政地区 ( Megyek ),并任命了负责管理和税收的地方官员,其称号是fo ispan,其中fo的意思是"头头"( head )[30]。然而,中西史料竟能精确地互相印证,"咄"和"弗"作为北魏隋唐时期满蒙地区的酋长名,也曾被详细地记载在各代历史中。
《北史》卷九十四,说勿吉诸部:"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说奚族:"其后种类渐多,分为五部……二曰莫贺弗……四曰木昆……"。说契丹:"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太和三年……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内附,止于白狼水东"。"隋开皇四年,率莫贺弗来谒"。说"南室韦……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馀莫弗瞒咄,犹酋长也。……北室韦,分为九部……,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说乌洛候部:"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
"莫","莫贺"和"莫何"等本为一字,我猜测是"氏族"的意思,现代满语和锡伯语等作"莫昆",至今锡伯族仍称氏族长为"莫昆达"。"达"即"咄",就是满语中的da或蒙语中的darga和tolgoi,都是头目,酋长的意思,而"弗"与"咄"含意相似,某些部族"弗"是"咄"的副手,有些部族有"弗"而无"咄"。Magyar人循远东先祖之惯例,仍以dux (咄)为酋长之称号;初抵中欧,立国建政,又以fo (弗)为地方行政长官之称谓。

作为古Magyar人来自远东地区的语言遗产的一部分,现代匈牙利语中的许多动植物名辞和有关辞汇,仍与满语、蒙语、锡伯语或古代的契丹语一致。有些匈牙利语辞,也为我们考证满语和蒙语的古代语辞提供了对照。下面我们表列了一部分这类相关辞汇: 汉语 满语(锡伯语) 蒙语(契丹语) 匈牙利语树,木 moo mo fa 花 ilga tsetseg virag 动物 mal allat 家畜 mal marha 马 morin morin lo 骑马 moringga/yaluga lovagol 牛 ihan tehen 羊 khon juh 骆驼 teme teve 兔 tuulai nyul 鸡 coko(超库) csirke 鱼 zagas hal 鱼骨 szalka 狗 kuri nohoi kutya 狗叫 khutsah 猴 monio (monj) samzh majom 田鼠 (拍) pacok 跳蚤 bers bolha 喜鹊 (沙沙哈) shaazgai szarka 苹果 alim alma 豌豆 bori buurtsag borso 上表中似乎只有"鱼"、"狗"和"马"三字有一些对应上的麻烦。但稍加甄别便一切释清。原来,蒙语中的"鱼"(zagas)就是匈牙利语中的"鱼骨"(szalka),匈牙利语中的"狗"(kutya),就是蒙语中的"狗叫"(khutsah)。两种隔离了一千多年的同源语言间,会有这些微妙的变化是不足为怪的。关于"马"字的讨论却有一些难度。阿尔泰语系各种语言中,"骑马"一辞的字序应为"马骑"。满语中它有两种说法:moringga 和yaluga;匈牙利语中则为:lovagol。满语的"骑"是ga;匈牙利语的"骑"字是gol。满语"马"的现代形式是morin,其古代形式可能是yalu。匈牙利语中的lo是"马"字的主格,lova(t) 是宾格。或许lo是yalu的省略形式,它可能是通古斯语"马"字的原型,也很可能是借自于其他北亚古代语言,如室韦语。历时二百五十余年的满清统治,也以许多满语词汇充实和丰富了现代中国语言,特别是北京方言。在不胜枚举的词例中,"沙其马"原本是满语中"面糕"的意思,现在已经是十亿中国人民无人不知的一种甜点心。 从现代匈牙利语中的 "甜糕"一辞sutemeny(读:苏基马尼)的发音中,我们竟也不难品赏到其中"沙其马"的味道。 五、唐帝国的辽东战争和Magyar人的西迁西方的史学家往往把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归结为中华帝国的强盛和罗马帝国的虚弱。其实,古代的中国也只是时而强大,时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次次成功地入侵中原,统治中国,而且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万里长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倒的确是因为强盛的唐帝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一个后世极有作为,但当时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族的一部分部落,*上了西迁不归之路。本文在语言和姓氏诸方面论证了Magyar人和中国北方诸族的血缘关系以后,还将以史实证明,对唐战争的失败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隋朝(581-618), 和唐朝(618-907) 是两个姻亲家族先后统治中国的皇朝,隋朝的亡国之君杨广(569-618),就是唐代的开国帝王李渊(566-635) 的姨表兄弟。杨李这两个北方军人世家长期与异族的相处和通婚,使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有相当多的胡人血统。或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种族和血缘的认同感,隋唐两朝政权对异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现出很高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职业军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们在追求军事成就上表现出特殊的进取心。然而,隋唐两朝的诸多扩张领土的军事活动中,唯有"辽东战争"进行得极不顺利。就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一意孤行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是兴旺发达的隋皇朝的命脉。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之先鉴于不顾,开始了另一场缠斗不休的征东战争。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命牺牲,去换取极为有限和极不稳定的空间,是得不偿失的。这场漫长的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对高句丽-军事联盟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联盟中,已具备国家和政府组织形态的高句丽王朝,显然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处于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部落,在政治上被别人包办,然而却不知进退地从事着军事上的蛮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唐战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在唐初连续的征东战事中,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年,645)的期待最高,声势最隆。那时候,统一中国的唐太宗,又因解决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踌躇满志,威望如日中天。开国元勋们,如李 (594-669) 等正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后起之秀,若农家之子薛仁贵 (614-683) 虽初出茅庐,却已显露头角,正在军中任下级军官。归附的各族酋帅,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何力,族的突地稽等也都为唐太宗的挥宏气度所感召,心悦诚服,忠勇无比。在这种挟开国之盛势,集各族之英豪,内政外交诸事顺遂的大好形势下,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唐军战前的准备相当充分,战略的算计亦极尽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载的战事进程揣度出来,即陆路大军以营州(今朝阳)为后方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部队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地区。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敌军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以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挫败了唐军的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新唐书 太宗本纪》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梗概: (贞观)十八年(644) 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马周为辽东 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兵官,以伐高丽。 (贞观)十九年(645) 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阳宫,以伐高丽。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癸亥,李(世)克盖牟城(今抚顺)。五月已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县)。丁丑,军马首山(今辽阳市郊)。甲申,克辽东城(今鞍山)。六月丁酉,克白崖城(今鞍山本溪间)已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今海城南)东南山,左武卫将军 王君愕死之。九月癸未,班师。 对于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史籍上也做了许多生动的记载。唐军将领负伤乃至牺牲者比比皆是,士卒填于沟壑者则更不可数计。唐太宗也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于贞观十七年(643)率部内附后,"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未几,卒于京师"[31] 。又如"帝征高丽,诏(契)何力为前军总管。次白崖城,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32] 。 决战是在安市城外进行,正当唐军兵临城下时,情况发出突变,"高丽北部辱萨高延寿,南部辱萨高惠真引兵及众十五万来援"[33] 。 而在双方的激战中"常以锐兵居前"[34] 。显然是军的高昂士气和优良箭术,使唐军饱受重创。最后"(高)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时,太宗对高丽部众宽大有馀,"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馀众三万纵还之"。而惟独对逞勇好斗的部众恨之入骨,竟"诛三千余人"[35] 。接着唐军又围城休整达三月之久,仍无力再战,遂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缕,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但情绪极为沮丧[36]。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在抑郁中死去。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部队的介入,而在战前唐朝对毫无防范。甚至于唐太宗向新罗使者阐明他解决朝鲜半岛三国之争的策略时,还曾说过[37]:"我以偏兵率契丹、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然而,内附和可资利用的、契丹部多居辽西营州和燕州地区,偏远的嫩江、扶馀、粟末、长白等地的契丹、诸部则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战争中,外交又未能与军事并进,"远交近攻"的古训被置诸脑后,乃至于发生了北部与高丽结盟抗唐的严重后果。《新唐书 黑水传》对此前后始末说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622),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628)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三千余,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族就成了唐军不共戴天的死敌,从以后唐朝的各次征东战事中,不断地用兵于"扶馀道"的史实,我们推测当时与唐军为敌最力者,乃是聚居于扶馀、嫩江地区的泊咄和安车骨两强部。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唐朝和高丽之间的战事无休无止,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除掉唐军将帅的指挥失误以外,游击战也困住了唐军。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亲来,实在乏善可陈,年号一个一个地换着,却也唤不出一个好运气来。若要逐次地叙述高宗时代的征东战事,简直是浪费篇幅,就连《高宗本纪》也将历次战事的将帅任命和事态发展记载得极为疏略,以致我们还得从史卷的字里行间去搜证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顺序。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丽和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为权臣所挟持的傀儡国王,还不得不与唐帝国私相授授[38]。 老迈而顽固的独裁者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乾封元年 (666),高句丽国大难临头,盖苏文一死,内哄即起。继任"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或总理大臣)的长子泉男生被两个弟弟男建和男产陷害,出走国内城(今集安对岸),并遗子泉献诚入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庞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营州都督)、薛仁贵和李谨行(燕州部酋长突地稽之子)等 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小胜高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泉男生率其契丹部众前来会合。唐军进次金山 (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汇处) [39], 威胁扶馀地区。十二月已酉,高龄八十的李被任命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乾封二年(667),九月辛末,李率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丽西陲重镇新城,由契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此次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馀嫩江地区,痛击强部为首期目标。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 (时年五十四,极精明) 率两千精兵攻克扶馀城(今四平),扶馀地区三、四十城纳款输诚[40]。唐军进入北部、契丹混居地区。在西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泉男建率大军倾巢而出,史载:"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兵数万据南苏城 (今开原东西丰境内)"[41] 。并袭击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区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五万[42], 消灭大批有生力量,进据东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丽败象已露,社会大受震动,史载:"……粟末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 (今敦化北山区)"[43]。又载:"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44]。失尽了辽东、扶馀,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外援更无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45],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丽国亡。而我们所关心的唐军的死敌,Magyar人的祖先,安车骨、泊咄两部人民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 高丽传》的记载是:"泉男建以兵五万袭扶馀,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对我们来说,究竟是谁指挥了这次战役,已是无从考据了。李和泉男建分别是双方的主帅,凡事都可以和他们扯在一起。然而那条"萨贺水"在何处,则十分重要。按其音,应该就是后来的宋瓦江[46],现代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车骨、泊咄两强部的聚居地区。当时的真相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馀地区以后,又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 域,以图一举肃清强敌之后方基地。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丽部队已无心恋战,急于回救平壤,扶馀、嫩江地区的部队已成孤军,最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本着唐朝一贯的 "以夷制夷"的治边政策,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如高侃所率的营州契丹-奚族,和李谨行所率的燕州族,似乎也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战胜后则纵兵虏掠,所谓"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似已不是来自农业地区的中原部队之所为。此时,与高丽方面结盟的、契丹-奚族部落的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史书所说的:"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作为后来欧洲的Magyar人,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不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自己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特别说明 以上的观点不代表本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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