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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4] 浏览:
孟广林 余永和 [《史学月刊》]

[关键词]改革开放;西欧中世纪史;经济史;政治史;文艺复兴;历史比较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我们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正本清源,引进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注重史料的搜集和翻译。同时,也对封建西欧的经济、政治、宗教、文艺复兴等方面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并运用本土的学术资源进行中西比较,还就某些问题展开争论。所有这些,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成就。不过,我们的研究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与欧美同行的差距甚大。要使我们的研究水平显著提升,首先,必须努力克服语言关,培养能够运用原始资料来进行研究的学术群体;其次,必须全面梳理西方的相关学术史,为研究提供全面的参照;再次,还必须克服对西方史学的路径依赖,构建中国式的学术理路。唯有如此,我们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才能跻身予国际史坛。

[中圈分类号]K09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9—0005—13



Researches on Mediev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MENG Guang-lin YU Yong-he

(School of History, Renrn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_up ; Mediev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economy history; political history; Renaissance;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_up academic researches on Mediev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has constantly experienced an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process in China. In this process, we traced back sources to justify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rew o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and method, and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ollecting and translat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we studied economy, politics, religion, Renaissance and other historical phenomena of feudal Western Europe from multi-levels and multi-angles. We also mad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y using domestic academic resources, and debated some issues. Achievements we have made in these fields are unprecedented.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our re- search which is still in an initial stage. There is a wide gap between our researches a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erparts. In order to improve greatly our studying level, we must break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cultivate the academic groups that can use firsthand materials. In addition, we also should check up overall the related academic trends of the West, so as to refer to them comprehensitively. Finally, we also must abandon our Path-Dependence on West historiography and build Chinese scholatic logic. Only by this, can we stand up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走过了一个借鉴、开拓与发展的学术历程。在批判地借鉴西方史学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西欧中世纪史的诸多历史现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不足甚至是严重的缺陷。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我国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作一粗略的回顾与总结,并对其今后应有的学术前景谈一些粗浅的看法。由于西欧中世纪史内容的庞杂与繁多,本文的资料采集难免有“遗珠”之憾,且未必都能切中要领,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发展态势



西欧中世纪史的研究可谓既古又“洋”,即便对于西方史学界来说,也是一个晦黯复杂、头绪纷繁的学术领域,中国人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其难度不言而喻。

在1949年前,我国学者也曾编撰过西洋史的教材,介绍过中古西欧的历史,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几如凤毛麟角。1949年后,虽然有一些前辈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促使这一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本土植根,但由于时代限制,包括西欧中世纪史在内的整个世界史研究,处境维艰,难以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当时,由于我们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世界开放而与欧美隔绝,不可能很好地了解西方史学界的动态与信息,也无多少西文资料可参考。而且,受苏联史学界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思路比较僵化,惯于以论带史,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当做标签来使用。另一方面,在当时左的思想路线的钳制下,对“厚古薄今”、“崇洋媚外”的批判盛行于史学界,至“文革”达到极端。在这样的氛围中,整个历史学学科绝无拓展的生机,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的幼苗也就枯萎殆尽。即便有少数学者在特定时段孜孜求索,也难改“秋风萧杀”的景况。

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为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带来大好机遇,我国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也因此绝处逢生。改革开放让封闭的中国国门洞开,中国社会的停滞与落后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新态势,促使整个史学界纷纷探寻建国以来左的路线及其“文革”大灾难的历史根源,由此而引发诸多学人对中西封建社会发展路向之异同的深层学术反思: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而西欧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为什么封建的西欧能够率先冲破中世纪的历史关口,步人近代化的发展轨道,而中国的这一社会转型却鸭行鹅步,甚至停滞不前,最终未能成功?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不少学人开始将研究的视野和重心逐渐转移到西欧中世纪史的领域。从那时起,西欧中世纪史就一直是我国世界史学界最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

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学术交流日益扩大。在新一轮“西学东渐”浪潮的涌动中,欧美史学界有关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文献、成果与动态,纷纷传播进来,为封闭已久的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新理路、新史料和新信息,使其逐渐告别了思想僵化、史料匮乏和方法陈旧的“昨天”,开始了对西欧中世纪史诸多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正是在新的学术氛围中,我国学者开启了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的新时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调对唯物史观理论指南的科学运用。吴于廑、戚国淦、马克垚、朱寰、庞卓恒、刘明翰、戚佑烈、孙秉莹、于可、孔祥民等从一开始就强调“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克服原先的那种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与场合而将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与相关的历史现象机械搭配的做法,反对将之“语录化”和“标签化”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倡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相关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还注意从对经典作家原著的研读和体悟中,探寻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的新理路。马克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古代东方社会的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专制主义等问题的论断,是随着他们研究的深入而变化的,“对它们是否是东方社会的特点,后来或则产生怀疑,或则予以否定”。他们对中古西欧的认识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与西方的“西欧中心”论者一样,以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说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1]由此,他在探讨中古西欧封建经济形态时,始终将之置放在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认知上加以诠释。庞卓恒则指出,西方学者在探讨西欧封建制度解体时片面强调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只有唯物史观才能够对之予以正确的揭示。他主张“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现实的人本身的自主活动及其相应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来探讨这一现象的终极原因之所在。[2]

其二,对域外学术的借鉴。为了深化西欧中世纪史的研究,史学界还着力倡导借鉴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吴于廑在梳理了19世纪以来国外治史路径和主旨后指出,兰克等人的“批判史学”,地区史、国别史、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世界全局的历史观”,以及苏联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对国内的研究“都有借鉴意义”,应当批判地吸收。尤其是要注重西方“形态学派”的理路,来研究世界“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成为彼此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3]马克垚对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欧中古史学诸家流派观点的梳理与借鉴,及其对当代西方法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关注,庞卓恒对西方历史比较理论的介绍与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析,朱寰对西方历史比较方法的介绍等,都堪可为证。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学者都反对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的学理模式,主张对之批判地借鉴。马克垚素来认为,国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概念、定义等大都来自西方,是总结西欧的历史实际而得出的,其中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但也有不少属于西欧的特殊性东西,甚至不乏对历史的误解和曲解。[4]因此,在学习的时候应当仔细区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能依样画葫芦。“即使是西欧人对自己的历史所建立的模式,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可以怀疑的,可以修正的,可以推翻的。”[5](序言)这样的认识对于校正我们的学术方向颇具启示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史学界在追踪西方相关研究动态时,也把注重“从底层往上看”的新史学诸流派介绍过来,由此开启了社会史研究的新理路。在这一过程中,庞卓恒强调,要反对“食洋不化”,以唯物史观“促进对西方新史学的消化鉴别工作”,由此而弃其糟粕,吸收其“有益养分”。[6](前言)随着研究的推进,有的学者提倡“经济一社会史”的研究,探讨“人文的、整体的和大众的历史”[7]。有的则指出,在提倡“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向时,也要看到其“忽视理论、违背科学、放弃宏观”的缺陷,以及那种满足于叙述生活“条件”而忽略具体之个人的体验与感受的缺陷。[8](p3~27)由此,史学界不仅扩大了研究领域,而且运用不少新方法来研究,如历史比较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态史学方法、新叙事史方法、整体史方法等。

其三,研究课题的不断扩大和细化。在不断引进、借鉴西方史学成果的过程中,我国学者所涉猎的研究课题逐步拓展,几乎覆盖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史领域,其中重要的有西欧封建化、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西欧封建王权和议会君主制、城市与商品经济、农民战争、西欧从中世纪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中西历史比较等,涉及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思想文化史等诸多的范畴。同时,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这些课题的研究空间日益延展。例如,政治史研究已不再局限在政治制度史、王朝史的层面,开始注重对相关的政治信仰、政治心态、政治仪式、政治群体的探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史,如家庭史、婚姻史、人口史、妇女史、医疗史、环境史等,也渐次进入探讨的视野。

其四,注重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早在1984年夏季“世界中世纪史哈尔滨助教研讨班”上,戚国淦就对英国都铎史研究的史料的特点、分类和整理作了深度讲解。[9](pl70~202)马克垚也曾强调,历史研究是对史料的实证研究,“要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独立地得出自己的结论”[10](序言)。

应当说,西方的研究著作中的二手材料,仍然是国内相关研究的史料来源之一。一些学者搜求、转引这类材料,主要是因条件不济而以此来弥补资料严重匮乏的窘境。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经费和对外交流的增加,不少学者开始注重使用当代西方出版的史料。如治英国史者较多地使用相关的历史文献集、议会资料集、国王政府的档案、编年史、中古作家作品、教会档案等。随着“新史学”理路的展开,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史料,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书信、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传单等也相继进入学者的视野。随着研究的逐步拓展,一些学者更是克服了语言上的难关,重视对原始资料的运用,在教会史、德国史、文艺复兴史等领域的研究中进展显著。与此同时,一些单位的史料建设取得突出成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都铎史领域、四川大学在文艺复兴史领域即是如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则更为突出,不仅拥有希腊文、拉丁文的《教会文献大全》、《德国文献集成》、《基督教作者文集(希腊编)》和《基督教作者文集(拉丁编)》,英国的大型文献如《维多利亚郡志》等一批原始史料,并且比较成规模地购买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作品的英文翻译版本,其中有些文献还购买了或准备购买带有搜索引擎的光盘版或电子数据库,并准备购买《英国中古编年史全集》和《英国财政署档案》等。[11](p1~7)



二 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欧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是围绕封建经济形态的产生(即封建化)、发展(封建经济形态以及演进)与衰亡(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或转型时期研究)的历史线索而展开的。

受社会形态理论影响,国内学者对西欧封建化关注甚多,涉及封建化的历史渊源、推动力量与具体表征等问题。胡玉堂以其独特的解释引起不少学术争论,他提出罗马社会没有形成先进的生产方式和阶级,“日耳曼因素”是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决定力量。[12]程纯与沈敏华则认为,罗马帝国晚期出现了隶农制等封建因素,内部的隶农起义有力促进了这种过渡,因此“罗马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日耳曼因素”只起次要作用。[13]也有学者强调两者的综合。马克垚力图把问题引向深入,认为罗马帝国晚期已是封建经济成分占主导,但日耳曼人的到来有助于消灭西罗马国家机器,史学界对这两种因素之作用展开长期争论,主要是讨论西欧封建社会中一些具体组织是怎么来的,应该和社会形态的转变问题区别看待。[14]他还指出,西方学者大都认为封建化的内容主要是9世纪以后封土制和封君封臣制的形成,而苏联学者常把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的形成看做是封建化的结果,但西欧封建化的实际内容要比理论上复杂得多,对封建化的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应“先从个别国家、个别地区做起,然后再设法进行综合”,“不宜先入为主,拘泥旧说”。[15]

有关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的研究,当以马克垚最全面。他系统分析了西方和苏联史学界各个史学流派的观点,通过对各地区史实的考察与综合,论述了封建主义、封建土地所有制、庄园、农奴与农民、农村公社、城市、手工业等问题,对国内的相关探讨广有影响。[10]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马克毒还集中研究了英国中世纪史的这些相关问题,兼及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组织等,深化了学术界对英国乃至西欧封建社会的认识。[16]

中古城市颇受中国学者关注。在城市兴起和发展的问题上,学者的研究路数不一致。刘景华摈除了单一因素的考察,把城市的兴起发展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城市的兴起、发展和转型,认为城市须依靠农村经济的支持才能生存、发展;但城市又必须力求摆脱封建农村的束缚,才能达到繁荣、独立。[17]徐浩根据现代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标准,认为中世纪英国不是城市化的“低水平状态”,很可能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起进入了城市化的“一般发展状态”,为工业革命后攀登“中等发展状态”奠定了重要基础。[18]在评估城市的实际地位时,史学界常常将它看做封建制的对立物,马克垚对此见解独到,认为许多封建城市虽然拥有自由特权或自治权,但这与西欧封君封臣制并不矛盾,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对立物。[19]。

近年来,有关“封建主义(Feudalism)”的争议尤其激烈。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或社会模式,“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不时引起质疑。马克垚立足于对历史发展之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理解,认为不能借此将西欧作为正统,将东方看做是“化外”。在他看来,“在工业社会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亚欧大陆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其社会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他还列出了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共性,同时也强调“我们承认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可是决不否认历史的独特性”。[20]侯建新认为,西欧“封建主义”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先秦是封建制,且唯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21]冯天瑜则从中国史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作了梳理,认为中国从秦至清是一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不存在西欧的那种领主封建制。[22]对这样的观点史学界既有认同,但却多有质疑。黄春高就指出,当下主张弃用封建主义概念者,往往照搬西方的某些论点,但对西方封建主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了解,所以往往显得似是而非;中古西欧封建国家有其特殊性,但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国家理论仍然具有历史的普遍性。[23]

对西欧封建制的瓦解及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有关的探讨路径多样,且也不乏争论。

吴于廑注重从宏观上揭示西欧社会历史转型的必然性。他不仅探寻了近代工业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阐述了农产品剩余和乡村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在农耕世界孕育工业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他还澄清了所谓“中国自古抑商、西方自古重商”的模糊认识,指出近代以前文明世界的经济都以农为本,亚欧大陆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重农抑商,都是耕织结合的自足经济;但与毛纺织业密切相关的畜牧业在西方农本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促进农本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起到了突出作用。[24]

不过,学者们主要是从中古后期的西欧内部寻找这一历史转型的缘由。庞卓恒提出,西欧封建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和产品净余率比其他地区高,因而引起西欧封建社会的重大变迁。[25]马克垚认为,庞文的估算“过分乐观了一些”,在列举西方和苏联学者的估算数字后,他提出,当时英国仅能谋生和不足维持生活的农户占多数。[26]这一争论激发了学术界的兴趣。侯建新分析了西方有关“过渡”问题的诸种观点,通过对中古后期英国的农业生产力、地租、农民的人身解放、社会生活与交往、农村社会结构的创新等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提出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是决定英国向现代化过渡的根本因素。[27]毕道村则认为,农民个人力量发展“决不是西欧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始因,而是这种转化的结果”,工商业发展才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因。[28]一些论著也偏重于从工商业发展来对此解释。如王乃耀运用定量分析,探讨了都铎时期的英国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将新兴城镇看做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摇篮。[29]张卫良则对此时英国的交通网络、土地市场、农业经济、乡村工业、新型城市和商人资本积累等一一分析,来说明英国从商业化走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30]赵文洪独辟蹊径,探讨了西欧特有的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认为这促使了农奴制和行会制度的衰落、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勃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起源。[31]马克垚在检视西方诸多学派的观点后指出,把单一因素作为过渡动因难以令人满意,应该分析多种因素,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也并非一帆风顺。[32]

三 政治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欧中世纪政治史的研究,涵盖了中世纪西欧各个时期的封建君主制,涉及政治制度、政治群体、政治冲突、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长期以来,学者大多认为,西欧封建制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层层分割与下移,封建大贵族成为其领地的统治者,国王缺乏完备的官僚政府机构,财政收入来源于王室领地,征战靠贵族提供的有条件和时间限制的骑士服役,由此而形成王权孱弱、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一观点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而越来越受到质疑。孟广林在梳理有关西方诸学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史实考察指出,在“诺曼征服”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英国君主不断克服封建的离心倾向而加强集权。贵族、教会与国王虽有矛盾冲突,但它们都不是王权的天然对立物,主要是基于共同利益而进行政治合作。以君主为轴心的集权体制使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政府有效运作。[5]蔺志强考察了13世纪中期的英国贵族改革运动,认为该运动系王权触动了部分贵族的利益而引发,并未使王权脱离向上发展的轨道,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的过分扩张。[33]余永和探讨了英王爱德华二世被废黜的政治背景,指出这并非像西方史家所说的那样是一次“宪政革命”,而是一次传统意义的宫廷政变。[34]施诚考察了英国的税收理论与税收结构、国王的财政特权与财政活动,指出“国王靠自己过活”这一原则事实上并不能真正限制王权。[35]不过,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陶松云等认为,中世纪英国实行的是国王同大贵族、地方封建主相对立的“二元政体”,王权在中央和地方都未能获得绝对权力。这一政体有利于民主与法治传统的保留,构成中古宪政思想的基础,并率先孕育出近代民主政体。[36]

有关法国封建王权的探究,黄春高在封建、王权与国家的三维空间里审视了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扩张,认为这不仅改变了法国王权孱弱的局面,并且使王权内容得到充实,外延得以扩展。[37]他还通过1124年“兰斯事件”这一历史个案的研究指出,路易六世扩张王权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发动的战争;而战争既加固了贵族对国王的封建依附关系,也强化了国王对其臣民的国家统治关系。[38]陈文海则从政治文化的视角,阐发了法国王室徽章与守护神等象征物的政治意涵,认为王室百合花徽章的曲折变动反映了王权和神权之间的相互利用,同时也反映了法兰西王权由弱到强的历史行程;[39]米迦勒由一名天使转变为法国王室守护神,反映宗教信仰成为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础,并且会根据政治形势需要做出相应变革。[40]

中古德意志王权的孱弱也受关注。学者们常常从皇帝的扩张、王权未与城市结盟、与教会的冲突来予以解释。侯树栋通过较深入的分析指出,德意志王权的演化与英、法王权的历史走向相反,当英、法王权日益强大时,它却逐渐转衰而让位于诸侯政治。其根源在于德意志封建化较为滞后且不充分,部落传统深厚和教廷对其教会的操纵,王权缺乏封君封臣之依附关系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支撑,也没有与城市结盟。因此,虽然奥托一世时王权较强,但最终在诸侯和教会的挑战下而日益式微。[41]

中古后期的“新君主制”较早引起重视,不过相关的研究却集中在对英国议会君主制的解读上。刘新成对都铎王朝时期议会的构成、权力限度和职能、议会和国王的关系都做了分析,辩证地论述了议会与国王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同时,对西方学者历来主张的“君主专制”说提出疑义。[42]夏继果把伊丽莎白一世的外交方略视为英国外交政策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标志,并且把英国成功解决苏格兰问题与战胜西班牙归功于这一政策。[43]对法国“新君主制”的探讨也时有显现。如陈文海仍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法国的“笃信王”概念进行剖析,指出法国王权获得了凌驾于法国教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走上政教合一的“绝对主义”道路。[44]

学者们的另一些研究也涉及到政治史。在教权、俗权关系上,王亚平考察了中古教权与德国皇权的关系,指出两者之争是发展变化的。王权需要借助教会的神圣权威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教会也需要王权的实力对之保护,但两者又都想控制对方使其臣服于自己,这就形成了教权和王权既合作又斗争的格局。[45]倪世光考察了中世纪骑士制度的流变,指出骑士在军事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适应,影响到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等许多方面。[46]朱孝远依据原始资料的细致释读,揭示了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要求和境界,即建立以地方公社联盟为基础的自治合作政府、基督教公社联盟和中央集权制的人民政府。[47]

政治思想的探讨也开始起步。孟广林解读了12世纪英国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王权神授”学说,认为其思想主旨是支持王权,并对其“诛暴君”说的真实意涵作了诠释。[48]他还探讨了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说,指出这位英国议会君主制背景下的法学家的本意并不在于限制君主,而在于消除内战状态与重建君主制的统治秩序。[49]蔺志强对13世纪英国限制王权的观念进行梳理,指出其远远不是主流,也不等于今天的法治观念。当时流行的还是君权神授、王权至上的观念。[50]向荣对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做了辩证的阐释,认为它既为君权扩张及其控制社会提供了合法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暴君和暴政的出现,成为英国率先完成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51]陈文海梳理了法兰西王统理论的形成与内涵,认为法国王统所具有的延续性、纯洁性与神圣性对此时君主专制形成有力的支撑。[52]孟广林探讨了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指明因时代变迁,塞氏的学说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君权理论,而包纳着适应于社会过渡要求的新内涵。[53]



四 宗教史研究



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西欧社会的各个方面,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取向,宗教史成为研究热点是理之所然。

不少学者论述了中世纪罗马教会的神权权威及其社会影响,而刘城则从国别的角度,考察了英国中世纪教会的宗教机构与典章制度的变迁,涉及教区、教阶、司法和征税等制度,并对罗马教皇与英王的关系予以解析。[54]

向来为人所忽视的教廷财政开始被审视。龙秀清考察了教会的各项收入,力求证明宗教改革前教皇70%以上财政收入来自教皇国,驳斥了宗教改革主要源于教皇经济搜括的观点。[55]

修道院是教会组织系统中的重要一环。王亚平系统探讨了修道院的起源、发展与沉沦的历史轨迹,并描述了修道院的院规与权势、修士的学习与生活等状态。[56]刘新成对修道院改革运动作了辩证分析,认为修道院改革以追求出世始,以更深地人世终,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57]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修道院的作用。

对神学文化的认识,学者们不再满足于斥之为“蒙昧”、“禁欲”的简单做法。龙秀清注意到教会经济伦理从反对资本主义到不同程度认可乃至支持资本主义的变化,认为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宗教本身为获得生存所必须做出的妥协。[58]薄洁萍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指出,基督教文化对中古西欧婚姻制度和婚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而固定下来的一夫一妻制模式,体现了文明的进步。[59]李化成在分析黑死病所造成的英国社会危机时,对教会采取的克服心理恐慌和救治等措施也给予了应有评价。[60]

值得注意的是,彭小瑜在教会法上的学术成果,进一步开拓了教会文化研究的空间。他在掌握原始文献和国外研究动态的基础上,解读了教会法的经典理论文献,并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来梳理教会法的脉络,分析教会法的性质和特点,阐发教会法的精神,给予中世纪教会史乃至政治史以独到的诠释。[61]

后期宗教史的考察集中在宗教改革运动上。在对马丁·路德的评价上,论者存在着较大分歧。李平晔认为,路德的学说始终充满要求摆脱精神奴役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其矛头始终指向以罗马教皇为首的中世纪教会制度,体现“人的解放”这一新时代精神。[62]袁庆和则坚持认为,路德由人民的一分子到背叛人民,成为诸侯的奴仆,不宜给予过高评价。[63]

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是探讨的热点。于可诠释了加尔文教思想的核心“预定论”的启蒙内涵,揭示了其对早期资产阶级发展的积极影响。[64]刘林海认为,加尔文的学说充满矛盾,是“全能的上帝”而非“预定论”才是其神学思想的中心,他也没有在日内瓦建立神权政治。[65]王加丰则论述了加尔文与法国宗教改革的关系,指出加尔文的理论适应了法国宗教改革的现实,但胡格诺战争冲破了加尔文束缚,并大大发展了他的理论。[66]



五 文艺复兴研究



14~16世纪的西欧文艺复兴是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交互促进、激发而成,但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或论证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或强调古典文化资源的酝酿效应,或把世俗统治者的扶持看做是一关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被忽略了的罗马教廷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程显煜的研究表明,在文艺复兴浪潮的冲击下,罗马教皇及整个教廷的世俗化加深,因此而争相奖掖文学艺术,附庸风雅,搜集人文主义者的艺术作品。同时教皇也注意利用人文主义者的学识与才华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招徕他们充任教廷的秘书、顾问、外交使节等。这些举措促成了罗马文艺复兴。不过,教廷自身的封建性质与没落趋势也给文艺复兴发展造成不利影响。[67]

文艺复兴常被看做是教会神学的截然对立物,这一不符合思想文化演化逻辑的观点也受到质疑和修正,对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神学传统之关系的探讨也就渐次浮现。张绪山认为,经院哲学把信仰对象变成思维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促进了文艺复兴的酝酿。[68]孟广林则从人文主义“借神颂人”的“个体本位”人本观和“圣经人文主义”学派的活动,解读了文艺复兴对神学传统的选择与吸收。[69]赵立行指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与宗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努力寻求宗教与世俗的平衡,但最终陷入了双重矛盾。[70]

人文主义思潮也受到不少关注。张椿年系统研究了意大利人文主义,不仅诠释了这一思潮的兴衰过程与倡导反对教会蒙昧主义的个性尊严的精神主旨,而且论述了人文主义的时间观、财富观与伦理观等,指出了它的启蒙价值与历史局限性。[71]朱孝远解读了人文主义的丰富内涵,认为其彰显的“个人主义”是对压抑人的个性的中世纪传统的反抗,正是它所包蕴的这一“人文理性”,酝酿出文艺复兴这一新文化运动。[72]

人文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结出了丰富成果,包括政治思想、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不过相关研究偏重于政治思想的课题。如周春生在辨析西方学术动态的基础上,对马基雅维里社会历史观乃至政治观进行解剖,力图厘定马氏的新政治学理论。[73]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还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将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王挺之通过对佛罗伦萨公众节日庆典和仪式的细致描述,认为正是佛罗伦萨社会生活中开放性、竞争性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为文艺复兴酝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74]此外,宗教生活、妇女、民族语言、雇工工资、婚姻、书籍传播等社会现象也有学者开始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由刘明翰主编的有关丛书不久前陆续付梓,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各方面的成就。①在一个大课题上出多卷本丛书,这在国内西欧中世纪史领域还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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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明翰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现已出版了6卷:“哲学卷”(盂广林著),“宗教卷”(刘新利、陈志强著),“艺术卷”(朱龙华、王素色、赵立行著),“教育卷”(刘明翰、陈明莉著),“科学技术卷”(刘景华、张功耀著),“城市与社会生活卷”(王挺之、刘耀春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六 中西中世纪史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整个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反思中西封建社会进程之差异的“比较热”。不过,具体而实证的中西比较系西欧中世纪史领域的学者所为。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中西比较不仅是一种新方法,更是一种新理路。因此,诸多的“个案”研究暗含着对中国史的参照,中西比较也渐成风气,成就可观。

经济史的比较以其理路分野和成果丰厚而引人瞩目。马克盎提出,要从世界范围内说明封建社会的问题,就应当通过包括中西对比的历史比较来建立“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探讨各国历史的特殊性时也要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75](序言)正是基于这一学术主旨,他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中西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共性,努力开拓中西比较于“异”中“求同”的路径。他致力于对中西“封建”概念的缘起流变和中西学者的有关认识的系统梳理,并进行了诸多的相关问题考察,获得独到的学术见解。在他看来,“无论在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做法律、政治制度,后当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一些西方学者仍然把封建制度看做是一种政治、法律制度即封君封臣制,并以此来说明西欧的独特性,否定封建社会的普遍性,这无疑是失当的。[76]他通过对经济结构的比较,从农业生产、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城市方面来说明,中西封建制度及其发展只有某些现象上和程度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差异。[77]例如,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与中国地主制经济在经营模式、运行机制上,都经历了一个从庄园制向租佃制过渡或发展的过程。庄园劳役地租制下的西欧农奴所受的剥削要轻于租佃一契约制下的中国农民,但实际上无论中外,“封建经济都是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的结合,领主与农奴,地主与佃户,都是相互依存的”;中西都出现过土地买卖和兼并等现象,农民经济也都有盛衰的周期。[78]

庞卓恒走的是另一条探求异同的理路。在他看来,历史比较既要寻找历史现象的差异性,也应探讨其共有的普遍规律性。[79]中西封建社会在外观形态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其中也存在着共有的“同”,那就是中西历史发展都是由共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来决定的,此即劳动者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能力最终决定了中西封建社会的面貌及其演进路向。不应当将“自由农民农奴化”或“封建地产庄园化”看做是封建社会的统一模式,罗列一些“典型形态”或“非典型形态”来说明两方的异同,而应当深入探讨决定这种异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亦即普遍的规律性。[80]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对中西封建社会延续时间不同的根本原因做了实证性的比较,力图从中西方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比较考察中寻求答案。他对中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净余率做了具体估算,认为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由上升转向停滞甚至下降;西欧封建社会从近乎粗野的原始状态起步,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在波动起伏中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变化曲线显示出来的这一相反态势,正是中国由先进变落后而西欧由后进变先进的根本缘由之所在。[81]

沿着上述不同的理路,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但多聚焦在中西封建社会向近代过渡之不同走向及其原因上。徐浩在综述西方观点的基础上,对清代华北地区与中古英国的农民经济进行比较,涉及环境、人口和耕地,粮食生产、农村工副业与城乡市场,农民非生产性支出与消费等,以及农民个人的物质生产、交往能力的差异,回答了是英国而非中国率先向近代过渡的问题。[82]王晋新将时段定在15~17世纪,对这一时期中英两国的地产占有、农业生产与经营、农村手工业等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英国的农村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的变革中不断调整和演进,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变革输送着动力,由此促进了英国率先向近代转型。[83]侯建新仍以“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程度为出发点,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雇佣经济与雇工以及农民生产生活的社会环境诸方面进行比较,来揭示西欧而非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动因。[84]毕道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通过比较认为,“求异”论者对中西农民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并不精确。此外,应重视农业剩余产品的流向,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供求机制,使农业剩余产品在西欧流向城市市民,而在中国则最终流向地主阶级本身,由此而影响到中西社会向近代的转化。[85]

围绕着中西封建经济的走向还出现了不少比较,而以城市为多。赵建民指出,与西欧不同,中国古代的城市只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军事中心,市民没有形成独立发展的反封建政治力量,城市工商业受到压制,无法推动社会形态的转变。[86]沈定平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西欧封建城市并非游离于封建制之外,且基本上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而中国的不少城市在唐宋后凸显了商业功能,虽没有出现自治运动,但必然要求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87]随着研究的拓展,这一比较显示出细化的态势。如王挺之就对元初的杭州和同时期的佛罗伦萨进行比较,认为两方商品经济都很繁荣,但元朝政治制度的压抑和周边落后的经济环境使杭州日后发展迟缓,而佛罗伦萨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其经济因受政府的扶持和参与欧洲商品经济竞争而发展迅速,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88]

政治史的比较相对薄弱,但也不乏亮点。彭小瑜从政治社会学的新视角指出,中西都存在着极力肯定“大一统”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但这常常是有悖于现实的“神话”,所谓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说值得推敲。[89]孟广林对“王权神授”与“君权天授”之思想、涂油加冕与封禅之政治礼仪进行比较,解读了中西封建君权神化的表象类似与根本差异及其对封建政治史的不同影响。[90]马克垚时常提醒学界在比较时不要误人西方人预设的学术“陷阱”,在研究中西君主制时不要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而须将制度与其“实际的运转情况”结合起来考察。[91]因此,他在论证中英封建君权的运作时指出,英国君主虽然常受“法律”限制,但也常常利用其立法、行政上的大权实行独断。中国的君权比较强大,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限制君权的法律传统。中英“都存在着王在法下的情况”,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92]顾銮斋则从国家财政税收上说明中西君权确实存在明显差异。在他看来,中国皇帝随着其专制的强化而控制了税收权。而随着等级君主制的形成,这一权力在西欧由贵族组织控制转归具有比较广泛阶级基础的议会执掌。因此,在中国是强权征敛赋税,而在西方主要通过协商征收。[93]

相比之下,更多的政治史比较则集中在中世纪晚期,且多以“求异”而为之。论者大多认为,封建后期西欧君主专制的基础是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推行的是重商主义和奖掖人文主义文化的政策,推动了社会向近代的过渡。而这些都与中国明清时期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明显区别。庞卓恒从先秦时代和日尔曼人迁徙后双方劳动者的生活状态来说明中西封建君主制发展的必然趋向,并结合中古后期的经济因素与社会阶层的变动情况,来论证中西君主专制在政体形式、意识形态和历史作用上的殊异。[94]戚国淦的比较则甚为细致,以详尽的史实论证了明朝后期的君主专制与都铎王朝“新君主制”在君权、用人、施政及其历史影响上的不同。[95]

思想史的比较研究还未展开,但也不乏尝试。孟广林在宏观比较中西文化的核心要素时,论证了基督教与儒学的“神(天)”人关系的思想并未陷入单纯的“相分”或“合一”的理论模式,并说明了两者在“出世”与“入世”上的差异性及其对中西封建社会之思想、政治的不同影响。[96]李增洪考察了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形成与内涵上的异同,认为中国古代依据这一观念构建起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帝国,而西欧在中世纪却始终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97]李化成则从英国黑死病肆虐期间教会的说教出发,考察了西欧天主教的“神谴”观与中国儒家的“天谴”观的异同,尤其指出在谴责的承受者问题上的根本区别。[98]对中世纪晚期中西思想文化演进的思考,存在着大的分歧,盛行于中国史领域的明清之际“启蒙”说受到质疑。冯天瑜等依据以往侯外庐学派的理路,认为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社会批判思潮与西欧文艺复兴在社会基础、“复古”外观与思想内涵上的类似,说明中国和西欧都出现了一个冲破中世纪历史关口的“近代早期启蒙运动”。[99]孟广林则不以为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比较,他指出,不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决定了只有西欧才能酝酿文艺复兴那样的近代早期启蒙运动,明末清初的社会批判思潮虽然与西欧文艺复兴有某些类似,但其实只是儒学传统在明清王朝鼎革的剧烈社会动荡之中的自我修复与调整。[100~101]

七 反思与前瞻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的历程。在这30年中,我们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为指南,通过对西方有关理论、方法与成果的引进、借鉴,不断地把西欧中世纪史研究向前推进。在研究方法的更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探讨范围的扩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诸多鲜为人知或限于皮毛之见的历史现象,逐渐被叙述和揭示出来。而相关的研究既有从宏观的勾勒转向个案的研究、从学理争辩转向具体考察的新趋势,同时也初现基于个案研究来探讨规律、构建学术模式的端倪。

然而,客观地说,与发展了几百年、具有深厚学术积淀的西方史学相比,我国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其实还处在发轫之初的低层次阶段。无论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上,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还是在信息的获取与沟通以及成果的书写与传播上,我们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个主要的事实是,我们还缺乏能在世界史坛上发声、能与西方史家进行真正对话的国际一流学者,缺乏广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学者认同与征引的一流研究著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学科兴起时间很短,学术积淀薄弱。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较快地缩短与欧美同行的学术差距,而解决史料、学术信息、研究理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则是关键。

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上,这些年来我们虽大有改观,但原始资料欠缺的现象仍十分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语言不过关。众所周知,包括现代英语在内的西欧各国语言只是工作语言而非学术语言,而中古史料的解读,除了需要懂中古拉丁语之外,还需要懂中古的地方语言。以英国为例,盎格鲁—萨克森时期的文献是古英语,诺曼征服后则是中古拉丁语和古法语兼用,而14、15世纪后中古英语开始流行。如果不熟练掌握这些语言,必然对原始资料望而生畏,无从下手。再者,即便是现代语言,我们大多只懂英语,精通第二外语的人并不多,因此只能熟悉英语编译的史料。由是,参考二手材料甚至把研究著作当做史料征引,也就不足为奇。此外,这也导致我们研究领域的严重失衡,主要集中在英国,而法、德、西班牙、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历史领域尚存大面积空白。即便是英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也还有诸多现象几乎无人涉及。至于西欧各国历史的比较、微观现象的考证与探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缺陷固然为新兴学科发端之初难以避免,但它所带来的局限性却日益显现。这正如马克矗所指出,如果不费工夫去在原始资料中寻找史料,满足于便捷地从研究著作中索取,那必定会老是在别人的著作中兜圈子,“最多也只是重复别人的一些看法,介绍别人的一些观点,不可能有创新性的成绩”[1]](p1~7)。事实证明,要不断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使之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打破这一“瓶颈”的限制,培养一批能够释读原始史料、利用权威文献来做研究的学术群体,舍此而别无他途。

学术史梳理对于我们研究的发展同样重要。要探讨西欧中世纪史的某一问题,必须先要了解西方史学界做了哪些研究,有哪些学术流派和学理模式及方法,出现过哪些争论,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学术成果,有着怎样的研究趋势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研究的价值和缺陷在何处,还有哪些学术“盲点”或弱点。做好了这项工作,我们就能站在研究的前沿,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史实、线索而提炼出需要思考的问题,并就此展开有效性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学术史梳理上费了不少工夫,在不少问题上已经告别了那种信息了解上知之不多、研究上“闭门造车”的“自拉自唱”的落后状态,使相关的研究大有起色。然而,无须讳言的是,在这方面同样也存在问题。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或因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我们的一些研究并未以了解相关的学术史为前提,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没有多少学术含量,常常流于对历史现象的单纯描述或普通史实的一般介绍。此外,由于研究旨趣的导引,或相关文献搜集的困难,我们的一些研究在学术史梳理上存在偏颇与缺失。常见的情况是,在某些领域中,我们注意到了某些传统学派的巨大影响,却忽略了新的“修正”学派的崛起对传统解释模式的冲击;注意到了某些主流观点的权威性,却漠视非主流观点的价值。再就是未作价值的掂量与研判就热衷于赶时髦,追新潮,步入“唯新是尊”、“唯新是从”的歧途。如此一来,我们的相关研究常常目光短浅,难以拓展,甚至会迷失方向。彭小瑜曾提醒说,在“进步”和“反封建”的框架中来解读宗教改革,基本上是近代西方持“启蒙主义”学者设定的范式。要对宗教改革进行具有独创性的研究,突破西方学者的话语霸权,就必须突破这一范式,对20世纪初以来的德国的“修正”学派的观点予以借鉴。[102]再如,对中世纪英国政治史的研究,以19世纪的“辉格派”史学家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惯于用所谓的“日尔曼传统”来演绎历史,构建了一幅贵族以法律和契约来扼制王权的图景。这一“宪政主义”的模式,在当代同样也受到西方史家的质疑和修正。[103]当然,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的取向上作优与劣的绝对之分,事实上每一个盛行于史坛的流派,都是互有短长的,都有值得鉴取和摈弃的东西。对学术史全面梳理,将给我们的研究以多向度的参照,引导相关的探讨思路趋于宽阔与平实。

急待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学术理路的建构。必须认识到,掌握原始资料和相关学术动态,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对历史现象的绝对话语权。真正的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去选择和释读史料,在对相关学理模式的参照中厘定出合理的切入点与研究路径,重构接近于真实的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科学的学术理路引导。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研究证明,一些学者注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始尝试着融通化合国内外的史学资源来建构自己的学术理路,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应当承认,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自觉不自觉地对西方学理模式的“路径依赖”,由此而弱化甚至是丧失了探索的自主性。马克垚曾经指出,由于西方历史的各种概念、定义、范畴、规则都来自西欧,研究西方的历史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如果被人家的话语霸权控制,就“只能鹦鹉学舌,说着人家的语言,重复人家的理论”[11](p1~7)。事实的确如此!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虽然也提倡唯物史观对研究的指导,但又往往“唯洋是真”,“唯洋是从”,机械“模仿”或“克隆”西方的学术理路,致使诸多研究常常深陷于西方人“预设”的“陷阱”中而难以自拔。例如,西方的那种将东西方两极截然划分与对立的学理模式,至今仍然对我们有着极大的牵引力,以至于我们的不少研究最终反倒不自觉地成了“西欧中心”论的历史注脚。彭小瑜曾基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著对史学界的影响,批评了西方启蒙主义理路所导致的国内学者对西欧中世纪诸多宗教史现象的误读,当属其中的一个典型。[102]再如,西方当代新史学日益数字化、枝节化、琐碎化的研究取向,也使我们的研究不仅忽略了对诸多传统课题的再认识,而且常常让我们舍弃了对规则、规律的探求。为了克服这一倾向,有学者开始倡导“经济—社会史”、“全球史”或“整体史”的研究。应当指出的是,这样的现象也为新学科之初所难免,研究基础薄弱,空白甚多,当然要引进和借鉴西方,也就难免对之模仿。然而,在研究有了一定积累并要求探寻新的起点和高点时,学术理路自我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就逐渐凸显出来。我们的研究要真正发展,并与欧美同行竞争,就不能总是在西方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刻意效法。而应以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批判地借鉴西方的理论、方法,过滤与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将之与我们本土的史学资源和这30年的研究实践经验相整合,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式诠释的学术理路,形成独特的中国学派,推动我国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的长足发展。

要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这除了需要我们自身的科学认知和不懈奋斗外,更涉及到治学环境、学科结构布局、人才培养机制、学术评价体系等不少需要认真改进和优化的问题。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欧中世纪史研究发展历程预示,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这一学术理想必定会一步步地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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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6—28

作者孟广林,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永和,南昌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7级在职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池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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