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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起手来, 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京津地区第三届世界中世纪史中青年工作者研讨会综述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0-10-5] 浏览:

1998 10 18 , 京津地区第三届世界中世纪史中青年工作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举办的第一届和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会议之后,京津地区世界中世纪史中青年工作者的又一次盛会。

十月的北大燕园, 阳光和煦, 风物静美。来自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务印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40 多位同志( 包括部分世界古代史研究者) , 齐聚北大历史系108 会议室, 共同研讨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科研和教学发展的诸多问题。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朱孝远教授主持, 会期一天。会上大家各抒己见, 气氛热烈而愉快。主要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

一、如何与西方对话

马克垚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 首先发言, 他认为中国人搞世界历史, 必须有自己的体系,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只有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才能跟外国人对话。马克垚举苏联学者科斯敏斯基和波兰学者库拉为例, 前者研究13 世纪的英国农村成绩斐然, 后者研究19 世纪波兰封建经济而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 二人的研究都得到西方的承认。马克垚希望青年一代的学者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对老一代学者有所超越。刘新成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谈起15 年前马克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自己的期望,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自己似乎并没有达到马先生的要求。他进而认为象他这一年龄层次的中年学者在研究世界古代中古史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 要想突破很难。拱玉书副教授(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 以自己从事亚述研究的亲身经历证明我们与国外对话是可能的, 他以德文发表了2 篇文章和2 本专著。赵文洪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编辑部) 认为世界历史的研究天地是很宽阔的, 前景令人振奋。但是我们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度, 很多文章是感想式的, 世界近现代史这方面问题尤其严重。彭小瑜副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 谈了他在国外十几年学习的体会。他认为国外在方法上其实也没有多少发展。拿教会史来说, 仍然注重的是制度。只有将制度问题、概念问题搞清楚了, 才不会做无用功。所以, 他对国内的文化热感到迷惑。孟广林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则就对话问题的文化背景差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由于民族心态、心理思维定式的不同, 中国人研究西方必然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征。从不利的一面来看, 这些就是限制我们研究的学术环境, 也就是我们与人家的差距。而我们的所谓研究更多地只是将西方研究成果中国化, 所以能否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接轨不敢乐观。朱孝远教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对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关注和建议。他说国外学者其实对我们的研究很关心, 也愿意帮助我们, 甚至与我们合作和对话。美国学者布雷迪认为中国人不能跟西方人一样搞中世纪史, 必须以中国人的眼光去看世界才能对话, 必须以原创性的东西, 即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体系来研究。在西方的研究开始从分析走向综合的今天, 我们事实上也很难步步紧跟, 所以除了原创性别无他法。刘城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则认为中国人搞研究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比较; 一是不比较,即用我们的眼光来评判西方的历史。

关于对话, 与会学者尽管存在观点上的差异, 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身就说明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必须走向世界, 必须有所突破。

二、对史学现状的反思

正是从发展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这一强烈的使命感出发, 学者们对今天的研究和教学状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里既有一针见血的批评, 也有热情的鼓励。

廖学盛研究员( 世界历史所所长) 对世界历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们的研究者外语水平太低, 而外语上不下功夫, 则很难走向世界。我们要有创造性, 但必须打好基础。今天这一尴尬局面的出现完全是教育的失误所导致的。首先我们的教育部门限制和削弱世界历史的研究, 这是极其短视的。其次是少数教师不尽职, 教不严, 师之惰。当然, 我们的一些学生也相当的浮躁, 坐不住。这就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世界历史的研究缺门太多, 成绩甚少。总之, 世界史的现状令人担忧。马克教授认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一直没有从原始材料出发, 颇有些盲人摸象的味道。因为我们没有基本建设, 也没有基本工具, 所以我们只能为别人的话语所控制。要摆脱这些话语的控制, 就必须在基本建设上花大力气。刘城教授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没有理论, 或者说只有一个理论。我们的历史教学存在许多问题, 如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的重复、只有知识的灌输而没有方法和能力的培养等。因此, 培养能够与西方对话的学生应从现在开始。刘新成教授认为对研究生的培养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朱孝远教授认为我们的教育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如我们的教师教得不好, 教科书写得不好, 我们对学生管理太松。

在回答研究生提出的就业问题时, 与会者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陈志强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系) 认为社会需求最终必定落脚于“个案”, 即一个人学习的好坏。只要是最优秀者就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廖学盛认为学生不能过于急功近利, 应该安静地学习和生活。彭小瑜认为学习应该达到单纯的境界, 不宜有太多的杂念。

面对史学人才的流失, 史学后备人才的短缺, 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应该从教学这一根本环节入手, 进行全面的改革, 以吸引大量有志青年。

三、展望

与会者对历史的实用性、科学性等哲学层面上的问题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 王乃耀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认为历史应该研究有用的东西, 只有对国家有用了历史学才会兴盛。赵文洪认为在历史学的思想源泉功能逐渐弱化之后, 历史学的审美功能将加强。孟广林认为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社会效应, 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点, 就没有生命力。他们带有实用主义的观点遭到马克垚、廖学盛等人的反对, 马克垚认为历史本身就是有用的, 不需要讨论。廖学盛认为历史学不能成为显学, 那对历史没有好处。侯建新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认为历史本身自有其价值, 我们能够建立起真实的历史。讨论本身不影响学者们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前景展望, 大家充满信心和乐观的态度。侯建新认为我们的研究仍然有许多空白, 值得我们去努力。马克垚鼓励中青年学者不要妄自菲薄, 认为大家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 也能够慢慢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 最终走向世界。廖学盛认为现在环境比较宽松, 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青年人大有希望。大家要鼓劲, 要鼓实劲, 切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不要过于急功近利, 而要静心研究, 推动中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

第三届会议结束了。大家在握手道别之时, 分明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希望。在史学界一片危机的叫喊声中,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中青年工作者们所思考和追求的是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走向世界, 如何培养史学后备人才, 如何搞好我们的世界史学科的基础建设。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 本文作者黄春高,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

( 责任编辑: 赵文洪)

 《世界历史》 1999 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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