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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1-3-10] 浏览:

  一、关于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

  2005年5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就是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一提法中引伸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所谓“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力争用10年时间,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即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从而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史学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在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研究任务的同时,提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通过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理清学术界和非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旗帜鲜明地批驳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大力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抓紧基础研究的同时,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选择并设置一批现实意义较强的重大研究课题。例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研究、建国以来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和我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古代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新疆治理研究、云桂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使史学研究在发挥我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中,占有一定位置,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要努力加强史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建设,保持和创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建设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在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甲骨学、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学思想史、近代中国与世界、历代边乱与边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西欧史、外国史学理论、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等课题研究中,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使其在学术积累上更加丰富,在队伍结构上更加合理,在科研实力上更加雄厚,在科研手段上实现现代化,在学术创新上继续保持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对于其中部分优势学科,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先秦史、秦汉史、隋唐至明清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史和方志学研究等,要努力保持或逐步达到国际知名水平。应当看到,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同样是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主动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史学研究机构之间,社科院史学研究机构与国内外相关组织和团体之间的学术联系。应当进一步整合院内史学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我院史学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广泛的优势,为全国史学界坚持正确方向和严谨学风,起好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七个史学研究机构连续召开了五次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继续坚持下去,并形成制度;把由世界历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抓紧抓好;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切实办好,使它真正成为院内外史学理论工作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的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员国代表会议筹备好,为我国争取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使中国社会科学院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

  二、关于重视和加强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

  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就提出过,并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对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给予了进一步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曾为此组成了一个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我院科研局领导下担负起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进入21世纪后,我院于曲阜召开的史学研究机构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世界历史所牵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重大课题研究,组织学术会议,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收集有关信息,促进国际国内交流,给有志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体的史学理论研究做贡献。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不断加强,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外史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有影响的史学家无一不是对史学理论有独特贡献的人,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

  史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很广,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并和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和社会认识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今天,史学研究也遇到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同样的命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着手致力于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于是,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对于保证我国史学研究沿着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但是,历史学只是在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无论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前辈们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也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150余年,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史学理论自身发展、不断创新的需要。同时,我们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相反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其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自接触“西学”以来未曾有过的。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了解世界,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有益内容,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有些翻译者、介绍者、出版者在引进这类著作时,不加选择,不加分析,不加批判;更有甚者,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专门热衷于挑选那些集中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糟粕,并大肆褒扬,借以动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根基。受此影响,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把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新史学”,奉为圭臬,盲目接受。对此,我们也需要把分析和批判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鉴别工作,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和认识西方的史学理论,帮助他们澄清思想上的混乱。

  当前,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由中央组织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包括《史学概论》在内的各主要学科的教材正在加紧编写。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与此同时,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大力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把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使其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中,进而在整个史学领域中,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三、关于回应对唯物史观的挑战

  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前提。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比如,天命观,循环观,宗教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即使在同属于某种历史观的理论中,也有观点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中有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等。然而,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观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一种是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无论哪种历史观,都应当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当前摆在史学理论研究会和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诞生15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概念和理论范畴;也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才能适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优秀传统的需要,才能适应批判和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需要。更主要的原因是,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今天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严重的挑战,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这个挑战。

  对于唯物史观为什么会在今天遇到如此严重挑战的问题,也只有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毛泽东于1957年说过:“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毛泽东的这个分析,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但对建立在旧社会、旧制度土壤上的意识形态来说,这点时间还是太短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只是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了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把当前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放在了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江泽民同志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创新精神……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利用各种渠道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我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以上这些分析,运用的都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空前攻击,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伪造、歪曲、丑化、颠倒上。这当然是件坏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其史”从来是为了“灭人国”。前苏联少数当权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纵容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因为,真理从来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难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对近代革命史和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史的谩骂,反过来可以促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人认清真相、坚定起来,使原来就坚定的人更加坚定。毛泽东说得好:“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①他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令人受到启迪和鼓舞。

  不过,坏事变好事是需要一定转化条件的。要把对唯物史观攻击的坏事变成发展唯物史观的好事,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和攻击唯物史观的言论展开旗帜鲜明的斗争,对它们进行有科学分析的和有说服力的批判,绝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其次,要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时,注意发现和弥补唯物史观理论上的不足,并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胡锦涛同志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 这充分说明,唯物史观的原理是需要坚持也是一定能够得到坚持的,是需要发展也是一定可以得到发展的。

  十几年前,当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局突变时,一些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们曾断言马克思主义将从此寿终正寝。与他们的预言相反,在当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仍然牢固地居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相信她的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即便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的网上调查中,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而是马克思名列榜首。苏东剧变后,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事实验证了他的话。只要我们勇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回应唯物史观面临的种种挑战,并使唯物史观的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那么,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不仅不会伤害它的一毫一毛,相反,只会使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多,使它赢得更多的群众。

  西方一些自我标榜或被人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充其量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纯粹的学问来做,这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党中央一再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理论联系实际,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要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些要求,我认为同样适用于史学理论工作者,同样是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史学理论分会的同志要认清使命,在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在发挥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积极导向方面,在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方面,在树立史学界的良好学风方面,作出自己新的贡献。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题为《史学理论建设三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6年第3期转载;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2007)》时,改为现题,并对文章作了少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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