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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记忆并不能为历史真相把关
来源:光明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1-12-20] 浏览: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

  《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

  《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

  《我的抗战》,崔永元团队。

  自2011年9月开始,九州出版社将陆续出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九州社总编辑王杰表示,“丛书出版原则是,保持其原貌,将其定位于历史材料,而非流行读物;不以市场为取向,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把这套书出完整,以便最大化地为相关研究者所用。”

  该套丛书现已出版有四种,分别为顾应昌的《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建设的建言》(顾应昌,经济学家,曾前后参与两岸经济改革)、徐启明的《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徐启明,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张知本的《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张知本,民国时湖北省主席、司法行政部长)以及《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另有近三十种已进入正常出版流程,其余部分也将陆续面世。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系列作品,能被系统完整地引入出版,实为幸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两岸学术交流开始深化,大陆历史学家如杨天石,就对“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历史系列作品钦羡不已。史料为史学之公器,有时一则新史料的引入,足以释一位甚至一代学者穷经皓首而未解之惑。

  历史 发凡起例,一番艰辛

  治学者居于书房探巡书海,可有“功到学成”的自信与清净,甘苦自得;而主事者则需周旋人事、均衡众势、调度格局,多烦劳艰辛之苦。正是郭廷以的协调,这一项目得以展开。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工作始于1959年,主持者郭廷以(1904-1975),为唐德刚(1920-2009)的老师。当年19岁的唐德刚穿着草鞋短裤,千里跋涉,在日军狂炸声中来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他的入学面试考官即为郭廷以。多年后,唐德刚回忆郭廷以,“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寡言鲜笑”。治学为人皆严谨,是郭廷以留给后人的印象。

  彼时,“中研院近史所”的创建甚为艰辛。1936年,“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1893-1963)提出增设“近史所”,遭到当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反对,后者囿于学问视野,并不重视近代史研究,恰是中国传统史家的偏见,即百年以内不修史,是以时间切近,无以客观分析定论故。傅斯年的继任者董作宾,也以相同的理由,反对成立“近史所”。

  至1955年,值胡适任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坚执设立“近史所”之议,才得以落实。但因一些德高望重者,对近代史研究仍持观望之态,“近史所”筹备竟有十年之久,到1965年才正式设所。去年,潘光旦《何妨是书生》一书,带着对先贤前辈之风的崇尚心情,叙写中研院的逸事典故,他笔下中研院乃清醇学术天地,超凡脱俗,令人向往。而其实这个高等学术机构中,因派别、观念、利益等因素,内部的斗争排挤,也是暗流涌动,矛盾激化时,勾心斗角之事并不少。

  治学者居于书房探巡书海,可有“功到学成”的自信与清净,甘苦自得;而主事者则需周旋人事、均衡众势、调度格局,多烦劳艰辛之苦。郭廷以先是任“近史所”筹备处处长,后任所长,因近代史研究的价值以及“近史所”存在的意义,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发凡起例,处处受制,他一度强撑苦熬,风雨飘摇,常陷于误解与偏见,在寂寞孤苦中勉力前行。

  《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口述者张知本,沈云龙访问。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访问整理黄俊杰。

  《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建设的建言》,口述顾应昌,访问刘素芬等。

  《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口述徐启明,访问陈恭存。

  郭廷以接受采访。资料图片

  郭廷以(左二)与友人合影。资料图片

  阅读 口述历史,追寻真相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而言,“近史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既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也训练了一批史学工作者。

  “近史所”在筹备之初,主要工作一为收集史料,二为专题研究,三为编纂完整之近代中国史,除商请外交部将旧藏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及民国初年外交部档案移交作为主要研究材料外,预算微薄,可谓白手起家。又因军阀割据、北伐、抗战以及政权易帜,史料散失甚多,口述历史,有助史料的补充。当时,与民国军政、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直接有关之重要人物,很多尚健在,他们便成为“近史所”口述历史对象。

  为解经费之困厄,朱家骅与郭廷以商议后,决定寻求外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等人的帮助下,“近史所”先后得到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福特基金会的支助,历时十年(1962-1971),总额43万美元,用于“近史所”档案编辑和专题研究,充实图书设备,派遣研究人员至海外进修。

  在福特基金的支持的十年内,“近史所”的口述历史工作进展顺利,共访问七十余人,其中以军事将领居多,成稿五百万余言,另搜集回忆录、年谱、函札、日记等资料多份。但学术遇到资金,与学术遇到政治,有同效之乱象,当时知名学者如吴相湘,臆测郭廷以与美国的交往不符合爱国之道,又因“近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有交换口述记录的约定,有人指责郭廷以有卖国之嫌。郭廷以在重压下,于1969年放开自己苦心经营十四年的“近史所”,以撰写《中国史纲》为由,离开台湾去美国,六年后病逝他乡。

  现年77岁的吴章铨,曾为“近史所”研究员,师从郭廷以,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又师从唐德刚。他如此评价郭廷以:“郭先生是非常用功,扎实,立足于史料,有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的学者,也是对后学非常爱护、辛勤培养、提携的老师。”

  郭廷以一开始就把“近史所”当做一所学校,以培养近代史研究者,在福特基金申请中将“派遣研究人员至海外进修”列入其中,也是有此意向。而口述历史工作,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训练,参加者多为当时年轻的研究员,他们中走出了一群近代史优秀学者,如张玉法、张朋园、陈井三、黄克武等。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而言,“近史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既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也训练了一批史学工作者。1984年,“近史所”中断十多年的口述历史工作重新恢复,访谈对象扩展到文艺界、实业界,并注重台湾本土历史研究,设立专题人物口述访谈,重要的有台湾当代史上的“二二八事变”、日据时期台湾的职业妇女等。做口述历史工作的学术机构也愈益增多。

  最近几年,民国历史研究渐成热潮,国内追逐者众多。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2008年便借势出版民国重要人物的口述自传,如陶希圣、齐世英、万耀煌、杭立武、蒋经国等。对于读者而言,口述历史作品,带着当事人丰富的见闻与细腻的感想,以声音探入历史,追忆述往,别有洞天。而对于研究学者而言,口述历史作品,虽是一家之说,有时真伪难辨,但择取多人之言,参差互现,历史原貌可知一二。

  百年中国,因政治风云变幻,有很多灰色地带,当事人口述历史,点滴事实,就能照亮历史的一方暗角。当民国爱好者,不亦乐乎追寻那段历史时,其实中国当代史的口述历史,也以自己的速度拓张前进。

  现实 抢救记忆,有得有失

  口述史在国内出版,已经形成一定的潮流,并拥有不少的拥趸,但也并非全无问题。做的人多,表面很热,其实冷门。难以产生有重要影响的作品,这都是问题。

  2002年,因许福芦《舒芜口述历史》出版之后,口述史的出版成为热潮,之后既出版单行本的口述自传,也出版专题口述历史著作,还出版口述历史的理论书籍,并定期出版杂志型的《口述历史》。此后,《中国知青口述史》、《黄药眠口述自传》、《与历史对话》陆续出版,杂志型的《口述历史》也出了四辑。

  但与阅读热相比,口述历史的运作并不乐观。

  “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由唐德刚于1991年创立)副会长孔强生,在论及国内口述历史现状时说:“最近几年,口述历史,在大陆成为一个热点名词,但真正在做口述历史的人,却并不多。有时,参加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讨论会,我会诧异地发现,与会者百分之九十都没有亲身去做,讨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还是比较粗浅的理论层面。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口述历史’很泡沫化,说的人多,做的人少。表面很热,其实冷门。”

  孔强生以唐德刚对口述历史的定义来衡量,简而言之,要有访问大纲,有录音资料,有考证,以及最后以文字形式成型,故而他认为现在很多自称是口述历史的作品,其实未必。“就我所关注到的,凤凰卫视在做口述历史,一些新闻记者在做口述历史,但是,他们做的很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电视媒体太注重故事性,最后未形成文字,记者谈论过于宽泛,没有关注的重点。”

  方式 去伪存真,如何可能

  口述历史,究竟是见证历史,还是臆造历史,始终是受多方激烈讨论的话题。忠于历史,是口述史的难点所在。

  2010年,抗战胜利65周年,崔永元历时8年所制作的纪录片《我的抗战》面世,该纪录片冠以“口述历史”之名,因崔永元的明星效应,2010年成为近年来“口述历史”的最大宣传年。也是同一年,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在国内招募大学生参加抗战口述史工程。此二者主题相近,但仍有本质上的差别。崔永元的纪录片是讲述个人历史,而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则注重存史,为即将消逝的时代留下第一手资料,以供后人研究之用。

  学者谢泳为不同史料之价值排序: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第一手档案。他认为,口述史属于传记范围,是一种特殊的传记,“好的口述历史作品,一定要和原始文献对读互证,这方面现在比较成功的作品,还是唐德刚早年完成的关于胡适和顾维钧的传记,因为不仅是口述,而且对读了相关原始文献。”

  将口述史置于传记范围内,未必准确。谢泳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年出现在图书市场上的,往往是个人的口述自传,比如何方、何兆武、刘绪贻、江平等,而非专题的口述历史。吴章铨则认为,口述历史,主要材料来自当事人的口述,而且有意要找出当事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主观态度和他个人的行为,同时又需要客观地对待这些口述材料,既对口述者要负责,秉笔直书,还需要忠于历史。一般口述史本来就是以专题对多数人访问,保留资料为主,不是专为访问某一个人。

  关于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一些个人的回忆,就与历史真相存在很大偏差,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比如老兵王楚英回忆自己曾在温盖特将军空难中死里逃生,但根据温盖特的权威传记,王楚英所提供的地方、时间、机型完全不同。口述历史,究竟是见证历史,还是臆造历史,成为一个质疑的焦点。

  思考 文献互证 重在实践

  个人原始经验与历史真相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口述历史必须与文献互证。在理论上,需要提倡口述历史规范化。

  “台湾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其开展之初,即是定位为严肃的学术活动,目的很明确,为历史研究者留下有价值的史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同样兴起,如《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贺黎、杨健)。阅读这些口述历史,在追寻真相的同时,也是对禁忌与秘史的一种消费。

  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由个人回忆所塑造的历史现场,总是难以保证不搀杂谬误与虚构。“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当年在从事二二八事件的访谈时,有一位受访者把他从二手报刊所看到的东西,说成像是自己一手的经验,也有许多人大谈在监狱耳闻的点点滴滴。个人原始经验与历史真相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口述历史必须与文献互证。

  在理论上,提倡口述历史必须规范化的学者,为数不少。但正如孔强生所言,口述历史,重要的还是实践。即将面世的“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系列,既有重大人物的个人口述历史,也有专题口述历史,可为国内口述历史工作者提供可参考的范本。

  《铭记:犹太人的历史与回忆》作者约瑟夫·哈伊姆·耶鲁沙尔米说:“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中国当下口述历史之热,始于对真相的追寻,但是,要追溯过去,依靠的仍是对事实的专业研究,而不是“回忆”本身。

  郭廷以(1904年-1975年),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1926年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毕生致力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九州出版社部分将出版书目】

  《胡适派学人和其它派系学人冲突详情——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

  《亲历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年兴衰、派系斗争——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

  《回忆陈诚、胡适、傅斯年、钱穆、梁实秋等师友——刘 真先生访问纪录》

  《丁文江叔父口述黄桥望族丁氏家族兴衰——丁廷楣先生访问纪录》

  《统一企业董事长口述人生经历和企业发展历程——吴修齐先生访问纪录》

  《国民党沈阳防区司令王铁汉口述历史》

  《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盛文口述历史:胡宗南兵败西北详情》

  《国民党灵甫舰舰长郑天杰口述历史:国民党海军抗战事略》

  《国民党经济部长刘航琛口述历史:川军与国民党政府博弈详情》

  《胡宗南秘书王微口述历史》

  采写/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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